正當多數人繼續為金融危機未雨綢繆之際，全球“無國籍富豪”中的精英異軍突起，跨國越界，爭相到全球各大城市置業。
這些精英與國家的關係並不緊密，而是過著“遊牧式”季節性生活。選擇在何處居住取決於該地的氣候、孩子的教育、稅收抑製以及在某個特殊的日子想與哪位朋友共進午餐等等。
“錢越多，就越可四海為家，因為有錢能通行無阻，” 房地產谘詢師傑羅米•戴維森(Jeremy Davidson)說，他專門代理倫敦黃金地段、售價超過1000萬歐元的豪宅。
“我就代理過這樣的客戶，他們一大早醒來後就給我打電話，‘今天咱們去威尼斯用午餐。’若有此雄厚財力，則世界就是隨意騰挪轉移的小地方。這些富豪的地域觀念與鄉土觀念越來越弱，”他說。
這些無國籍富豪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呈現全球化趨勢，希望為自己的財富找到安全的避風港，使得全球越來越多的豪宅被其購入名下。他們人均擁有4-5套豪宅：自己國家的黃金地段有2套豪宅，第三套房在倫敦、巴黎或紐約這樣的“全球性”大都市，第四套則是在熱帶地區或阿爾卑斯山(the Alps)，以備度假之用。
萊坊(Knight Frank)專為《金融時報》所做的研究表明，外國買家如今是全球大城市“高端豪宅”（通常界定為前5%的最貴房產）的主力軍。
“就買家來源而言，這些最高端市場呈現如此國際特色，本人並不感到詫異，現實情況是購置這些豪宅的超級富豪的生活方式愈發國際化，” 萊坊市場研究總監利亞姆•貝利(Liam Bailey)說。“若沒有全球買家，這些最高端市場也就無從談起——它的成型隻是15-20年前的事，當時來自俄羅斯的資金源源不斷湧入倫敦與摩納哥(Monaco)。”
這導致許多國家的高端房產逐漸被國際買家所壟斷，使得許多城市成為富豪們縱橫捭闔的舞台。國際富豪曆來對摩納哥青睞有加——有數據為證：其全部高端房產都被國際買家買走——但國際富豪如今買走了95%的巴黎豪宅與85%的倫敦豪宅。
近年來，在強勁需求的帶動下，全球高端房產市場一路狂飆，這些投資富豪為此掙了個盆滿缽滿，但也引發了國際大都市本地居民的強烈抵觸。
來自Global Cities公司的大衛•亞當斯(David Adam)坦承城市的全球化趨勢會對其原有資源造成巨大衝擊，Global Cities是一家致力於在國際市場大力推銷本國城市的谘詢公司。
“四海一家始於城市，但許多城市麵臨的挑戰是如何確保本國居民從這種國際化進程中獲益以及避免本地經濟被邊緣化。”他說。
對許多全球大城市來說，最明顯的衝擊是改變了這些城市、尤其是富人區與黃金地段的格局。
薩斯基婭•薩森(Saskia Sassen)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社會學家，是《世界經濟中的城市》（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由Sage出版公司出版）一書的作者，她說此舉通常引發家居外觀與大小的改變。“甚至有才華的設計師都想方設法設計那種住戶及局外人（不管他們是貧窮的城市曆史狂熱愛好者，舊貴還是反對改造老城區的活躍分子）都不太待見的風格，”薩森說。
另一社會衝擊（或許更難衡量）是“稀釋”了該區域原有的“城市”特質，薩森解釋道。“如今給人的感覺是社區與其說是社區，倒不如說是公司雲集的區域，沒有多少繁華的街坊生活，”她說。
如今的問題是：這些高端住宅區有很多是富豪們的二套房、三套房甚至四套房，它們的主人往來於各個居所，因此一年當中有很長時間處於閑置狀態。它們的主人可能在聖莫裏茲(St Moritz)住上幾個月，然後“移師”倫敦的居所，夏天再“移駕”撒丁島(Sardinia)的豪華別墅。
批評人士說這些買家惡化了普遍存在於這些大城市的房地產短缺情況，同時對於本地經濟的貢獻卻遜色於本國居民。薩森說更有甚者，貧窮的本地居民開始對自己的城市產生某種疏遠感。
“我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多個大都市，本地居民（通常高收入與本地的富裕老人）說到此舉對自己的社區與城市純粹是損失時，根本就不拐彎抹角，”薩森說。“尤為甚者是那些引發最大負麵反應的大規模城市再改造，如導致本地房價上漲、加重本地人負擔以及對所得收入（或社區與城市的房產）不支付稅收。”
老城區改造使得本地居民原先享有的公共服務逐漸遭排擠，分析房地產未來走向的研究公司Fast Future的CEO羅希特•塔爾瓦爾(Rohit Talwar)解釋說。“取消郵局與酒吧這樣的公共服務，委員會說得振振有辭、冠冕堂皇，說有此需求的住戶已把房子賣出並搬往別處居住。”
不斷湧入的無國籍富豪與所在社區之間也沒有真正的融合。“有些外國人移居倫敦或紐約的原因是看到其他外國富豪在此置業，他們對了解這些大都市城市的社區並沒興趣，甚至還隨身帶上自己的家政人員，”塔爾瓦爾說。
戴維森也同意這種看法。“超級富豪通常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他們不會到學校門口去接孩子，因為管理學校與己無關，自己的孩子由專職司機開著防彈路虎攬勝(Range Rover)負責接送。
綜上所述，再加之各國政府日趨轉向保護主義，意味著某些國際大都市出現了反對外國置業者的新動向。甚至那些自詡的“國際大都市”也漸漸對不斷湧入的超級富豪失去耐心。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主要是廣東人）對不斷湧入的大陸購房者越來越不滿。
“來自新興國家的新貴不斷湧入深陷經濟緊縮之痛的英國、美國與法國，”貝利說。“這些接納國在政治上出現了反彈——英國國內關於豪宅稅的爭議、瑞士最新頒布的二套房禁令以及美國關於對最有錢的1%提高稅率的激辯。”
有些國家則更為激進——對外國人有所控製。新加坡推出了對所有外國買家額外征收10%印花稅的政策，而今年三月，瑞士民眾支持就二套房購買對外國買家設定20%的上限舉行全民公投，此舉主要應對“空置房”現象——度假地的二套房在旅遊高峰期間人滿為患，但其它時間都是無人居住——以及為本地居民提供經濟適用房。
中國則推出了包括房產稅以及信用配額限製在內的一攬子措施。谘詢公司仲量聯行(Jones Lang LaSalle)東南亞研究負責人蔡炎亮(Chua Yang Liang)說新加坡推出強製收購措施的動因是擔心來自歐美富有買家的資金可能對社會造成不穩。
評論人士說：未來幾年，由國際富豪主導的高端地產有何後續影響，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很多人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房屋被在全球各地擁有多套房產的國際買家買走，某些城市曾經引以為榮的獨特“社區特色”與居民熱心公益已經蕩然無存。
塔尼亞•鮑維利是《金融時報》報道抵押與房地產的記者；露西•沃裏克是《金融時報》網絡版《理財》編輯。
譯者：常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