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國有化”具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島引發了中國新一波反日民族主義浪潮。這是中國近代以來反應性民族主義的繼續，不難理解。不過，遊行示威的表達方式也仍舊延續著中國進入近代以來的主要特征，即暴力性。不管在什麽國家，在什麽樣的製度體係下，任何集體行為都不可避免導致非理性行為，即早期社會學家們所說的集體行為所產生的一種獨特的“集體”非理性心理。因此，在今天，人們可以在英國的遊行示威中看到這種行為，在阿拉伯世界的遊行示威中看到這種行為，也在中國的遊行示威中看到這種行為。
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表達方式在這種具有普遍性的心理之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和新的心理因素，那就是至高無上的道德因素。也就是說，製造暴力的人並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反社會的和錯誤的；恰恰相反，這些人認為自己是正義和道德的化身。這種正義感和道德感賦予他們無比的勇氣加害於他人或者他人的財產。在任何社會，任何主義，一旦被高度道德化，必然演變成極端行為。
“義和團”主義
這種現象與其說是民族主義，倒不如稱之為“義和團”主義。“義和團”主義是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一種極端表達方式，主要表現為打打殺殺，相信自己的道德感會使自己“刀槍不入”。尤其令人遺憾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狂熱的民族主義者還遠遠不如近代的“義和團”。“義和團”盡管顯得非理性，但其強調的是國民的團結，其對象是外國人和他們眼中的“異教徒”，隻是到後來隨著運動的擴展，失去控製才開始殺戮平民百姓。今天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大部分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毫無這種信念，一開始對本國人和其財產進行打、砸、搶。但很顯然，不管這種行為背後有多麽複雜的因素，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僅僅停留在“義和團”的水平，那麽中國永遠產生不了那種意在增進國家利益的近代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支撐著的國家的崛起也沒有任何希望。
世界範圍內，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既是現代化和國家建設的動力，也是戰爭和災難的根源。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在凝聚國民、對付外敵、國家獨立等方麵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但同時，民族主義也導致了（繼續在導致著）無窮的衝突和戰爭，大多數戰爭都和民族主義運動有關。
如果說民族主義已經成為現實，那麽，對各國來說，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民族主義，而在於需要什麽樣的民族主義。對各國來說，需要的是把民族主義的優勢最大化，而把其潛在的負麵效應最小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控製具有道德化情緒的民族主義，而弘揚有利於增進國家利益的理性民族主義。具有道德化情緒的民族主義最終必然會演變成為極端手段。有美國學者甚至把像“九一一恐怖主義”那樣的行為稱之為民族主義。的確，如果沒有（愚昧的）道德勇氣，很難有像恐怖主義者那樣的自殺行為。不過，很顯然，這種極端的行為隻能走向其本來目的的反麵。
法製和法治就成為現代國家管理民族主義情緒的有效製度。法律規定社會個人什麽可以做，什麽不可以做。一個行為一旦超越法律規定的界限，就要受到懲罰。這裏，法製和法律至少扮演了兩方麵的作用。第一就是“去道德化”。任何行為，一旦觸犯法律，不管多麽崇高的道德感都不能當成極端行為的護身符，都會受到法律的製裁。第二就是導向“理性化”。任何一個行為是包含有社會責任的，在作此行為之前，人們必須思考該行為的後果。
且不說1949年以前的革命和內戰，即使是建國以來的一場接一場的充滿道德感的社會運動，有多少人成為了受害者。近代以來，歐洲經濟意義上的“階級鬥爭”概念引入中國，並且轉型成為政治概念，再轉型成為道德概念。階級的道德化賦予了一個社會群體殺戮另外一個社會群體的理由。這種瘋狂的行為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到達頂峰。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忠誠便是至高無上的道德。從劉少奇、彭德懷那樣的國家領導人到張誌新那樣一般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都沒有逃得出那些狂熱分子的“道德殺戮”。
這種道德觀一旦轉移到民族主義運動，就以堂皇的“愛國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愛國主義”成了道德勇氣，去加害他人和他人的財產。
為什麽政府不幹預？
不過，人們必然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畢竟有政府，為什麽政府不出來盡責，懲罰那些超越法律的個體或者集體行為呢？的確，盡管反日浪潮是民眾對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島的反應，但民族主義的這種表現形式是參與者和政府有關部門互動的結果。政府可以告訴民眾“遊行示威可以，但打砸搶的暴力不許”呀！如果任何一個個體超越法律界限，危害到他人或者他人的財產，那麽政府就可以幹預呀！法治社會都是這樣的。任何行為，不管多麽道德，觸犯法律，必受到懲罰。
為什麽政府有關部門沒有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本身也被民族主義的道德觀念所困擾。在政府麵，至少有兩種情形。第一，一些決策者的民族主義心理和那些狂熱分子沒有多少區別。具有這樣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但作為政府官員，應當把自己的道德情緒和其作為官員的專業主義區分開來，這樣才能對形勢做一個正確的判斷。很顯然，有關官員並沒有能力做這樣一個區分。第二，鑒於民族主義情緒的強度，一些官員有意識地讓民族主義情緒釋放出來。出發點是要對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行管理。
不管什麽樣的心理因素發揮了作用，政府沒有出來阻止暴力行為或者阻止不力，都是政府的責任。實際上，這場民族主義運動的暴力性，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也應當承擔起責任來。中國的媒體，無論是中央媒體還是地方媒體，都是官方的。媒體為什麽從一開始就讓非理性的話語主導了整個運動。一旦非理性的話語主導了局麵，理性的聲音便沒有了任何的空間。媒體為什麽不一開始就在不同的聲音中間做到相對平衡呢？很顯然，媒體本身的利益替代了國家利益。更令人費解的是，一些現役軍人也在各種媒體上發表隻代表自己的毫無原則的言論。在一個製度化高的國家，這樣的行為難以理解。
不過，現實是很荒唐的。如果在“愛國主義”的道德壓力下，容忍了超越法律的行為；如果對被視為具有道德含義的行為，政府執法不力，那麽受害的不僅僅會是社會成員和其財產，而且也會是政府本身和其財產。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複雜性質決定的。
如果我們對這場民間民族主義運動做些具體分析，不難看到運動參與者的複雜性。其中，至少有三個群體。第一個群體是民族主義群體，其抗議的對象就是日本。當然，這裏有比較理性的民族主義者，也有上麵所說的非理性的民族主義。第二個群體是泄憤者，這個群體的人數可能要比前一個群體還多。很多人對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現狀不滿，他們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者發泄不滿情緒。這裏麵又可以分為一般民眾和知識分子兩個群體。一般民眾參與這個運動主要是為了發泄，他們的行為往往和憤怒的民族主義者沒有什麽兩樣，表現為非理性甚至暴力。而對知識分子來說，這場運動則有意無意地成為了他們表達政治見解的有效平台。從各個城市遊行示威的標語牌的內容來說，不難看到中國的“左派”（包括“毛派”）和“自由派”對運動的卷入之深。對以上這些社會群體來說，他們都可以把自己的行為賦予“愛國主義”的道德含義。無論是反日還是爭取社會公平正義（左派）或者民主自由（自由派），都是愛國主義的有機部分。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反日運動表達出一場豐富的政治內容來。在很大程度上，這場運動有效地折射出中國社會的總體形態來。
民族主義是“商業項目”？
這裏還需要指出第三個參與其中的社會群體，即運動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包括這個領域的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商業組織。這個群體可以稱之為商業民族主義，就是把民族主義運動視為是一種商業機會。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民族主義的崛起和發展，其商業性質也越來越顯現。一些媒體既是當代民族主義的構造者，也從這一民族主義情緒或者運動中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裏也包括一些網站和非政府組織。有人早就把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形容成為一個“商業項目”，這是有道理的。正因為利益相關者，他們有巨大的動力來推動民族主義。這也說明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和傳統民族主義的不同動力和特點。在改革開放前，民族主義是政府項目，是由政府來推動的，但現在的民族主義更多的是由這些利益相關者來推動的。同時，這也說明了民族主義和政府之間矛盾的一麵。（應當說明的是，任何主義都可以成為“商業項目”來開發，例如左派和自由派所信仰的各種主義在人口眾多的中國都具有商業價值。這一點在其他國家也如此。）
民族主義運動中這三個社會群體之間的高強烈互動很容易促成民族主義運動的轉化和變質。這些群體盡管目標不一樣，但他們都可以從運動的擴展和升級過程中獲取利益。一種高度道德化的民族主義既可以攻擊另外一個國家，也很容易轉變成為攻擊政府。對這些人來說，攻擊一輛日係車和日本工廠與攻擊政府官員和政府大樓是沒有大的區別的。實際上，自從產生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特點就是毫無邊界，可以擴大到任何社會群體，任何政治領域，任何存在的問題。
民族主義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的現實，不管人們喜歡與否，它必然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發展得好，管理得好，民族主義有可能成為國家提升的動力；但發展得不好，管理得不好，民族主義必然對國家的進步產生負麵的影響。對政府來說，從長遠看，必須積極參與民族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在預防其負麵效果的同時把其轉化成為國家建設的力量。但從短期來看，必須化大力氣把民族主義納入法製和法治的軌道，否則民族主義會釋放出破壞社會秩序的巨大能量。
鄭永年（漢語拚音：Zhèng, Yǒngnián；Cheng, Yung-nien，曾用筆名：Mong Xiong；1962年－
），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級研究員（Professorial
Fellows）。中國政治、國際關係與社會問題專家。
鄭永年於北京大學獲得國際關係學士（1985年）、政治科學碩士（1988年），並留校任教；後赴美國留學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科學碩士和博士
（1995年）。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國家轉型和社會正義；技術變革與政治轉型；社
會運動與民主化；比較中央地方關係；中國政治 。
鄭永年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經常在報刊及其它媒體發表自己的評論。他在1997年到2006年擔任過香港《信報》的專欄作家，2004年開始在
新加坡《聯合早報》撰寫專欄。此前還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大國崛起》的大型紀錄片中作為專家接受過采訪。他在該片中的一段評論，引起很多人的共鳴；引
述如下：
“所有的以前的國家，崛起中的大國，都是因為它內部的國家製度的健全。所謂的一個國家的外部的崛起，實際上是它內部力量的一個外延。”（第十二集
大道行思，原音）“
在一個內部，自己的國家製度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就很難成為一個大國。即使成為一個大國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