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約的可靠性：訪布魯斯．M．梅茨格(Bruce M．Metzger)博士

L.史特博

　　我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在布魯斯．梅茨格常去的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找到了這位八十四歲的教授。他笑著對我說，“我喜歡為圖書拂塵。”

　　實際上他寫過書架上不少優秀的著作，特別是討論新約文本的作品。他總共寫過或編過五十種書，包括《新約的背景，發展與內容》、《新約文本》、《新約的正經》、《希臘文聖經原稿》、《希臘文新約原文注釋》、《偽經引介》和《聖經牛津另編》等。有幾本已經譯成德文、中文、日文、韓文、馬拉加西文與其他文字。他還與人合編了《新牛津聖經注釋——附偽經》，並為新約研究叢書中二十五卷以上的總編輯。

　　梅茨格是普林斯頓神學院碩士，普林斯頓大學碩士與博士。他是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德國明斯特大學和南非波切夫斯特魯姆大學等五家大學的名譽博士。

　　他在1969年出任英國劍橋大學丁達爾學院住院學者，l974年在劍橋大學克萊霍爾學院及1979年在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任客座教授。目前他是普林斯頓神學院榮譽退休教授，他在該院教了四十六年新約後才退休。

　　梅茨格是新修訂標準版聖經委員會主席，不列顛學院通訊院士。他是聖經文學學社，國際新約研究學社、和北美早期教父學社的前任會長。

　　如果你肯查看關於新約原文任何權威著作的注腳，你會看到作者不斷引證梅茨格。他的著作是世界各國大學和神學院的必讀書，在神學界受到學者們極高的尊敬。

　　1914年出生的梅茨格，在許多方麵都像上一代的老派人物。他從一輛被他稱為‘我的汽油馬車’的灰色畢克牌汽車下來，身穿一套深灰色衣服，打了一條佩斯利花呢領帶，這是他上圖書館最隨便的裝束了，就是周末也一樣。他的白發梳得很整齊，明亮而機警的眼睛帶著無邊金絲眼鏡。他走得比從前慢些，但依然毫無困難、四平八穩地爬上二樓，在一間晦暗樸素的辦公室裏做他的研究工作。

　　他的幽默還沒有老去。他給我看了一個小錫罐，是前任《新修訂標準版聖經》委員會主席留給他的。他把蓋子揭開，露出1952年燒掉的一本標準版聖經的灰燼，那本聖經是給一位原教旨主義牧師在抗議中燒毀的。

　　“似乎他不喜歡委員會把《英王詹姆士欽定本》的《希伯來書》第l章9節裏的‘同伴’改為‘同誌’”，梅茨格笑著解釋，“他還控告他們是共產黨員呢！”

　　雖然梅茨格說話有時帶點猶豫，還傾向於使用‘正是如此’之類的罕用短語作為回答，但在新約研究上依然鋒芒畢露。我問他一些統計數字時，他並不依靠 1992年書中的數字，用的是他最近進行調查取得的最新資料。他心思敏捷，在回憶人物與地方細節上毫無問題，而且對目前學者之間關於新約的辯論也了如指掌。事實上這些學者仍在向他請教。

　　他的辦公室隻有囚室般大小，沒有窗戶，牆壁漆的是公共機關的灰色。室內有兩張木椅，他堅決要我坐比較舒服的那一把。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非常和氣，謙虛得讓人吃驚，不愛出風頭。他那謙和的態度，使我希望自己年老時也能有同樣的圓通和風度。

　　我們彼此寒暄了一陣之後，我提出首先想討論的問題：我們怎樣才能肯定耶穌的傳記安全可靠地傳承下來？


　　抄本的抄本的抄本

　　“我要跟你說句老實話，”我對梅茨格說，“當我發現新約沒有原稿流傳下來，我的確非常懷疑。我認為假如我們擁有的隻是抄本的抄本的抄本，我怎能相信我們今天看到的新約跟起初的原本沒有出入？你怎樣回應這個問題？”

　　“這不是聖經獨有的問題，你可以拿這個問題去問其他流傳至今的古代文件，”他回答，“但是新約占便宜的地方，特別是當你拿它與其他古代文件比較的時候，是它擁有流傳下來史無前例之多的抄本。”

　　“這有什麽重要？”我問。

　　“抄本之間相同的越多，尤其是如果它們出自不同的地區，你越能從多方麵反複核實，推斷出原來的文本是個什麽樣子。我們好像在追溯這些抄本的家譜，找出原稿是怎樣承傳下來的。”

　　“好吧，”我說，“我明白有許多不同抄本的好處。還有文件的年代呢，這也同樣重要，是不是？”

　　“正是如此，”他回答，“另外還有一件對新約有利的事。有的抄本始於原書出現後一兩個世代以內，可是其他古書可能在五個、八個或十個世紀以後才有抄本。

　　“除了希臘文原稿外，新約在相當早的年代還給譯成別的文字：拉丁文、敘利亞文、科普特文。除了這些，過後不久我們還有所謂的二手翻譯，如亞美尼亞文、哥德文。此外，還有大批別的文本：喬治亞文、埃塞埃比亞文，不一而足。”

　　“這有什麽好處？”

　　“因為就算我們今天沒有希臘文原稿，把較早期譯本的材料貫串起來，我們也能複製出新約內容。進一步說，即便我們失去了所有希臘文原稿和早期翻譯，我們仍能從早期教父的注釋、講道詞、書信等的大量引文中複製新約的內容。”

　　雖然這聽來使人動容，但是很難單獨判斷這些證據，我需要一些前前後後的背景資料，以便更好地欣賞新約的獨特性。我很想知道，如果拿聖經和別的著名古代著作比較，會有什麽發現？


　　高如山脈的原稿

　　“當你談到各種各樣的抄本，這比起為學者所接受、認為可靠的其他古書來，會有什麽不同？譬如說一些與耶穌大約同時代的作品？”

　　梅茨格預料會麵對這個問題，他查了查隨身帶來的一些手寫資料。

　　“先說塔西佗，那位大約在公元116年撰寫《羅馬帝國編年史》的羅馬史家，”他說道，“他寫的前六卷現在存有一個抄本，公元850年出現了另一個抄本，十一卷到十六卷存在於十一世紀的一個抄本，從七卷到十卷散佚。塔西佗搜集材料到寫書和僅存的抄本間有很長的一段間隔。

　　“又以一世紀史家約瑟夫為例，他的著作《猶太人的戰爭》現存九個希臘文抄本，這些抄本是十、十一、和十二世紀的產物。現在還存有一本四世紀的拉丁文翻譯和十一或十二世紀的中世紀俄文材料。”

　　數字這麽少，令人驚訝。這些古代作品能夠留傳到現在的真是少得可憐。“比較之下，”我問，“今天還存有多少新約希臘文抄本？”

　　梅茨格眼睛睜得很大。“登記在案的有五千多種。”他熱情洋溢地說，聲音提高了一倍。

　　和這些高如山脈的抄本比較，塔西佗和約瑟夫隻是蟻丘！“這在古代社會不是太不尋常了嗎？第二位是誰呢？”我問。

　　“和別的古代著作比起來，新約抄本數目之多，簡直多得叫人臉紅，”他說，“新約之下是荷馬的《伊利亞特》——古希臘人的聖經。現在存有希臘文抄本不到六百五十部，有些殘缺不全。它們從公元第二、第三世紀傳到我們手裏。荷馬史詩的創作早在公元前800年左右，間隔非常之長。”

　　“非常之長”是個極其保守的說法，那是一千年的間隔！把新約的抄本證據拿來和現代學者認為絕對真實的其他古代著作並列，新約占有壓倒性的優勢，事實上兩者根本無法比較。

　　我對新約抄本的好奇心油然而生，我請梅茨格為我介紹幾種。

　　“最早的是埃及草紙的殘片，草紙由生長在埃及尼羅河三角洲沼澤裏的紙草製成，”他說，“現在有九十九塊草紙殘片，上麵記有新約幾段文字和一些書卷。

　　“最重要的發現是1930年左右找到的切斯特比提草紙。這裏麵的比提聖經草紙一號，包括四福音和《使徒行傳》一些部分，始自三世紀。草紙二號包括保羅八封信的大部分，加上《希伯來書》的一些部分，始自大約公元200年。草紙三號含有《啟示錄》的大部分，始自三世紀。”

　　另外一組重要的草紙原稿為瑞士一位聖經愛好者馬丁．博德謨購得。其中最早的始於約公元200年，寫有《約翰福音》約三分之一。另一張草紙寫有《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某些部分，源於三世紀。

　　到了這裏，耶穌傳記的寫作與最早的抄本之間的間隔已經非常小。但是我們現有的最老的手抄本是什麽呢？我想知道在時間上跟專家們叫做“親筆稿”的原稿有多接近？


　　改變世界的紙片

　　“就整部新約而言，”我說，“我們擁有最早的部分是什麽？”

　　他回答時毫無躊躇。“那是《約翰福音》的殘片，寫的材料從第十八章開始，一共有五節——一麵有三節，另一麵有兩節，長約兩吋半，寬約三吋半，”他說。

　　“怎樣發現的？”

　　“早在l920年在埃及購得，因和其他草紙放在一起，無人過問。後來在1934年，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的C．H．羅伯茨在英國曼徹斯特約翰賴簡德圖書館整理那些草紙時，一眼看出那是《約翰福音》的部分。他是從字體辨認出來的。”

　　“他的結論是什麽？”我問，“可以追溯到什麽年代？”

　　“他得到的結論是它寫於主後100到l50年之間。許多著名古文學家如福裏德裏克．凱尼恩爵士、哈羅德．貝爾爵士、阿道爾夫．迪斯曼、W．H．P．哈奇、烏爾裏克．威爾肯等都同意他的判斷。迪斯曼堅信起碼可以推溯至羅馬皇帝哈德良王當政期間，那是117到138年，甚或到圖拉真皇帝當政期間，那是主後 98到117年。”

　　這是個驚人的發現。原因在於十九世紀德國的懷疑派神學家竭力主張《約翰福音》至少在160年還未寫成，離開耶穌生時的事跡太遠，因而沒有什麽曆史價值。好幾代學者受他們的影響，都置疑《約翰福音》是否可靠。

　　“這個發現一定把這一主張吹得煙消雲散，”我評論道。

　　“是的，確是如此，”他說，“我們在較早時期還找到一本《約翰福音》的片斷，在埃及尼羅河的地方，離開小亞細亞的以弗所很遠，那裏大概是《約翰福音》成書的地方。”

　　把《約翰福音》的寫作推前到十分接近耶穌在世的歲月，這一發現簡直改寫了曆史。我決定去請教一位考古學家，看看是否還有別的證據加強我們對《約翰福音》的信心。


　　豐富的證據

　　草紙抄本是《約翰福音》最早的抄本，還有寫在羊皮紙上的古老抄本。羊皮紙是用牛皮、羊皮、山羊皮和羚羊皮製成的。

　　“我們有被稱為安色爾字體的抄本，全部用希臘文大寫字母寫成，”梅茨格解釋。“今天我們有三百零六本這樣的抄本，有幾本可以推溯到三世紀。最重要的是 “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這是惟一一部用安色爾字體寫的完整的新約；以及“梵蒂岡抄本”(Codex Vaticanus)，這個抄本並不十分完全。兩個抄本都推溯到大約公元350年。

　　“一種在本質上比較接近草書的新字體在大約公元800年出現。這種字體叫小書寫體，我們有兩千八百五十六本這樣的抄本。此外還有聖言集，其中包含早期教會一年之中依次在適當時候誦讀的新約經文。我們共有兩千四百零三本這樣的抄本編入書目。這就把希臘文抄本的總數推高到五千六百六十四種。

　　“除了希臘文抄本”，他說，“還有數以千計的其他文字的古代新約抄本。我們有八千到一萬本拉丁文普通文本，再加上八千本埃塞俄比亞文，斯拉夫文和阿美尼亞文抄本，加起來現存抄本總共有兩萬四千種。”

　　“那麽，請問你對此有什麽看法？”我問他，想確定是否聽懂他所說的。“談到各種各樣的抄本和原作，或第一個抄本之間的時間間隔，新約和別的著名古代作品比較起來，有什麽結果？”

　　“結果令人非常滿意，”他說。“我們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說，留傳下來的這些資料是相當可靠的，尤其是拿它和別的古代著作比較的時候。”

　　全世界著名的學者也都同意梅茨格這個結論。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已故傑出教授、《新約文本之可靠性》著者F．F．布魯斯說，“世界上沒有別的古代文獻能像新約那樣，享有如此眾多的文本上的證明。”

　　梅茨格已經提到過大英博物院前院長、《希臘草紙的古文書學》，作者福裏德裏克．凱尼恩爵士。凱尼恩說過，“新約成書之後到最早的抄本出現，其間隔之短，沒有別的古代文獻比得上。”

　　他的結論是：“對流傳至今的聖經，基本上和原稿相同，已沒有任何可以懷疑的地方了。”

　　可是不同抄本之間的差異又該如何看待呢？在快速的影印機發明之前，抄本是由抄寫員一個字一個字、一行一行地辛苦抄寫出來的，這樣的程序很容易出錯。現在我要集中火力追究這些抄寫上的錯誤，是否會造成現代聖經滿篇都是無可救藥的錯誤。


　　檢查錯誤

　　“由於希臘文字母寫起來極其相似，更由於抄寫人原始、簡陋的工作環境，經文中出現錯誤似乎難以避免。”我說。

　　“確乎如此。”梅茨格承認。

　　“事實上，我們擁有的古抄本之間，是不是有成千上萬的不同之處？”

　　“確乎如此。”

　　“是不是因此我們就可以不相信它們？”我問，語氣裏的控訴已經多於詢問。

　　“不，先生，不是這樣，”梅茨格堅定地回答。“首先，讓我這樣說：眼鏡到了1373年才在威尼斯發明，而且我肯定古代抄寫人也會患上散光；再加上不論在什麽情況下閱讀字體褪了色的抄本總是一件難事，情況就更加複雜。此外還有別的因素，例如抄寫人不能聚精會神。因此，縱然大多數抄寫人都慎重其事，錯誤仍難以避免。

　　“然而，”他很快補充道，“也有對抗這些情況的因素。例如，有時抄寫人的記憶故意跟他搗亂。他先看經文中的字，然後把字寫下來，字與字的次序可能改變了。他沒有把字寫錯，可是次序錯了。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希臘文同英文不同，它是一種有曲折變化的文字。”

　　“意思是…”我催促他。

　　“意思是兩種文字有天淵之別。在英文裏你說‘狗咬人’或‘人咬狗’，次序非常重要，但在希臘文裏就無關緊要。一個字在句子裏若作為主詞使用，不管它在句子裏的什麽地方，都是主詞；因之即使一個字並不按我們認為正確的次序排列，句子的意義絲毫沒有彎曲。是的，抄本之間確實有差異存在，但是一般來說，這種變化並不重要。拚音上的差別是另外一個例子。”

　　話雖如此，“變化”也就是差別，數量之大仍然惱人，有人估計高達二十萬，但是梅茨格不以為意。

　　“數目看似很大，隻是由於計算的方法有點引人誤解，”他說。他解釋，如果一個字在兩千本抄本中拚錯了，那就算兩千個差別。

　　我專攻那個最重要的問題。“教會的教義有多少因為這種差別而受到影響？”

　　“我不知道有任何教義受到影響。”他信心十足地回應。

　　“一個也沒有，”他重述了一遍。“有個耶和華見證人來敲我的門說道，‘你們的《聖經詹姆士一世欽定本》《約翰一書》第5章7-8節錯了，那兩節書提到…聖靈、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他們會說，‘最早的抄本沒有這個’。

　　“這個再真不過。我想這幾句話隻在七、八個抄本裏出現過，都是十五或十六世紀的產物。我承認那不是《約翰一書》的作者在聖靈感動之下寫成的。

　　“但這並沒有影響聖經對三位一體教義所作的堅定不移的目擊見證。天父在耶穌受洗時說‘這是祂的愛子’隨後聖靈降在耶穌身上。在《哥林多後書》結語中保羅說，‘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新約在許多地方都見證三位一體。”

　　“故此，即使差異出現了，也是次要而非實質的？”

　　“是的，是的，正是這樣，學者們小心翼翼地照原來的意義消除了這些差異。比較重要的差異並沒有推翻教會任何教義。一本好的聖經會用注釋來提醒讀者注意哪些重要的差別。但是這種情況非常罕見。

　　“罕見到使學者諾曼．基斯勒和威廉．尼克斯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說來，新約不僅比任何別的古書有更多的抄本流傳下來，而且流傳下來的形式比任何名著更純淨——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五的純淨’。”

　　然而，即使說新約從古到今在傳承過程中其可靠性是空前的，我們怎能知道現在所擁有的完整無缺？

　　有人指責大公會議曾把同樣有條件成為正經的文獻排除，隻因他們不喜歡裏麵描繪的耶穌形像，這該怎樣解釋呢？我們如何得知新約中二十七卷書代表的是最好及最可靠的信息？為什麽我們的聖經隻包括《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福音》，而許多別的古代福音，例如“腓力福音”、“埃及人福音”、“真理福音”、“馬利亞頌主福音”都未被收入？

　　是時候研究“正經”的問題了。這個詞源於希臘字，意思是“原則”、“準則”或“標準”，也指為教會接受並包括在新約裏的書。梅茨格公認是這方麵最高的權威。


　　高度的一致性

　　“早期教會領袖怎樣決定哪些書具有權威性，哪些書應該拋棄？”我問，“他們使用什麽標準來衡量哪些文獻應該收入新約？”

　　“基本上，早期教會有三個標準，”他說。“第一，必須有使徒權威，那就是說那些書若不是由使徒本人執筆(他們曾親眼目睹所寫的事)，就得由使徒的弟子執筆。以馬可與路加而論，他們雖未側身十二使徒之列，但照傳統說法，馬可是彼得的助手，路加是保羅的同事。

　　“第二個標準是，文獻必須符合信仰原則。那就是說，文獻能和教會公認為規範的基本傳統達到一致。第三個標準是，文獻是否為一般教會繼續不斷接受和使用。”

　　“他們隻是使用這些標準，無視後果如何？”我問。

　　“那也不能說他們隻是機械地使用這些標準。”他回答，“關於最應該重視哪個標準的問題，的確有過不同的意見。

　　“不過令人注目的是，縱使‘正經’的次要部分有一陣子未能解決，以新約的較大部分而論，在頭兩個世紀內，事實上已有高度的一致性。分散在廣大地區、非常不同的教會都是這樣。”

　　“那就是說，”我說，“新約內現有的四福音書適合這些標準，別的福音書則未能符合。”

　　“是的，”他說。“如果我可以這樣說，這是‘適者生存’的一個例子。談到‘正經’的時候，阿瑟．達爾比諾克常對他的哈佛大學學生說，‘歐洲人用得最多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因為好，才多用。’這是個很好的比喻。英國聖經注釋學者包恪廉博士(一譯巴克萊)這樣說，‘道理很簡單，新約諸書能成為正經，因為沒人能阻止它們成為正經。’

　　“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談到對基督教曆史和教義的重要性，沒有別的古代書籍可以比得上新約。研究‘正經’的早期曆史，我們可以完全相信，新約包含了耶穌生平最好的來源。當日那些辨別是否‘正經’的人，對基督福音的認識，的確具有明晰而不偏不倚的眼光。

　　“你隻要自己看看這些文獻就行了。它們的寫作年代晚於四福音，在二、三、四、五，甚至六世紀，遠在耶穌的時代之後。一般說來，它們都很平庸；它們的具名完全和它們真正的著者無關，如《彼得福音》和《馬利亞福音》。另一方麵，新約中的四本福音書都為大家以欣然一致的態度接受、承認，是所敘述事件的權威著作。”

　　“但是我知道有些自由主義學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廣被報導的‘耶穌研究會’會員，認為《多馬福音》應該被提高到與傳統四福音同等的地位。是不是這部神秘的福音書是當日教會內部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最後由於它不受歡迎的教義而被排除？”

　　我決定最好在這一點上向梅茨格求教。


　　耶穌的‘奧秘談話’

　　“梅茨格博士，1945年在埃及發現的納格哈馬迪文件中的《多馬福音》，聲稱含有‘耶穌在世時說的密語，由底瑪．猶大．多馬寫下來’，它為什麽被教會排斥？”

　　梅茨格對這部書了如指掌。“《多馬福音》的一個科普替語文本足在十五世紀發現的，我把它譯成英文，”他說。“它包含了一百一十四條語錄，據說是耶穌說的，但是沒有任何耶穌的行傳，似乎於公元l40年在敘利亞以希臘文寫成。在某些例子裏，我認為這部福音書正確地記錄了耶穌的談話，隻有一些輕微的改變。”

　　這番話確實引人入勝。“請道其詳。”我說。

　　“例如在《多馬福音》裏，耶穌說，‘城造在高山上是不能隱藏的。’這裏加了一個形答詞‘高’字，但其餘與《馬太福音》(太 5:14)相似。還有，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我的物當歸給我。’(比較太22：21)，在這裏最後一句是加上去的。

　　“可是，《多馬福音》裏有些東西和正典的福音書是完全相左的。例如耶穌說，‘劈開木柴，我在那裏，抬起石頭，你將發現我．在那裏。’這是泛神論，是說耶穌與物質的世界為同一；也就是說，耶穌即萬物，萬物即耶穌。這和列入正典的福音的任何觀念都相反。

　　“《多馬福音》以這樣的格調結束：‘讓馬利亞離開我們，因為女人不配得到生命’，又引證耶穌的話，‘看，我要帶領她使她成為男性，好使她也成為活的靈魂，像你們男人一樣。凡將自己變成男性的女人可以進天國。’”

　　梅茨格的眉毛向上一聳，就像剛才所說的話令他大吃一驚似的。“你看，這可不是我們從列入正典的四福音書中見到的耶穌！”他加重語氣地說。

　　我問，“有人說《多馬福音》在一種查禁它的陰謀中給大公會議故意排斥。關於這種控訴，你有什麽意見？”

　　“那在曆史上絕對不正確，”梅茨格這樣回答，“大公會議和教會會議在五世紀和以後的歲月所能做的，隻是批準已經為高派、低派教會的基督徒所接受的東西。說《多馬福音》被教會用某項法令排斥是不對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多馬福音》排斥了它自己，它未能與早期基督徒認為翔實可靠，關於耶穌的見證諧和一致。”

　　“因而你會不讚成任何人把《多馬福音》提高到與四福音同等的地位？”我問。

　　“我會極不讚成。我認為早期教會排斥它是一種明智之舉。現在把它提出來，我認為那無異接受一種不及其他福音書那樣有根有據的東西，”他回答。“你可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認為《多馬福音》是一部有趣的文獻，但它和泛神論、反對女權言論攬在一起，那就真值得讓它吃蹩了，假如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

　　“你要明白，正典的規定並不牽涉教會政治的鬥爭。正典毋庸置疑是藉著基督信徒的直覺洞見而分別出來的經卷。他們能在《約翰福音》裏聽到好牧人的聲音；在《多馬福音》裏隻能聽到耶穌含糊不清，歪曲了的聲音，還加雜了許多別的東西。

　　“正典宣告時，隻是批準了教會早已普遍決定了的事情。你要知道，正典是一份權威著作的單子，而不是一份著作的權威單子。這些書卷成為權威並非因被教會選中，每卷書被集攏成新約以前已經是權威著作。初期教會隻是聽取並感覺到這些都是權威記載。

　　“如果現在有人說，正典是在大公會議和教會會議作了這樣的宣告以後才出現，那就等於說，‘讓我們請音樂界幾個學術權威宣布巴哈和貝多芬的音樂奇妙得很。’我會說‘算了吧，不麻煩你了！我們在宣告以前就已知道了。’我們知道是因感覺到什麽是好音樂，什麽不是。正典也是這樣。”

　　縱然如此，我指出有些新約書卷，顯著的有《雅各書》、《希伯來書》和《啟示錄》，此起別的書卷來，納入正典的程序較慢。“我們能因此而對它們產生懷疑嗎？”我問。

　　“在我看來，這隻能證明初期教會有多麽謹慎。”他回答。“他們並非那麽起興，一看見談論耶穌的文獻就把它納入正典。這足以顯示教會在仔細斟酌和詳細分析。

　　“當然，就是在今天，還有一些敘利亞教會拒絕接受《啟示錄》，而這些教會裏的人都是基督徒。從我的觀點來看，我接受《啟示錄)，承認它與聖經其他經卷同樣奇妙。”

　　他搖了搖頭。“我認為他們不接受，反而使自己淪入貧乏中。”


　　無與倫比的新約

　　梅茨格的話很有說服力。關於新約的本文經過這麽多世紀是否可靠地保存下來的問題，至此已沒有什麽流連不去的疑慮了。普林斯頓神學院有位很出色的本傑明．華菲爾德博士，此人擁有四個博士學位，教係統神學，於1921年逝世，他這樣說過：

　　如果我們把新約本文的目前情況和任何別的古代著作文本相比，我們必得…宣告它出奇地正確。新約給抄寫得那樣細心，那種細心必然源於對那聖潔語言的敬仰…新約就其實際上流傳至今還在使用中的正文而論，在古代著作之中是無與倫比的。

　　關於那些文獻納入新約的問題，一般而言，對新約二十七卷書中的二十卷，從《馬太福音》一直到《腓利門書》，再加上《彼得前書》、《約翰一書》，從來沒有什麽嚴重的爭論；其中自然包括耶穌傳記的四福音書。其餘七書雖然有一段時間為一些初期教會領袖所質疑，據基斯勒和尼克斯(Geisler＆Nix)說 “最後都給所有教會普遍全部承認了。”

　　至於“偽經”，耶穌身後最初幾個世紀內不斷出現的各種福音書，書信，與啟示一包括尼哥底母、巴拿巴、巴多羅買、安得烈等福音，保羅致老底家人書，司提反啟示錄等，它們“耽於空想，屬於異端邪說…整個說來，既不真實，也沒有價值…”；而且“沒有正統教父、正典、或教會會議”認為它們具有權威性，或者值得納入新約。

　　事實上我接受梅茨格的挑戰，讀了不少這類書籍。和《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福音的審慎、嚴肅、精確、目擊等性質比較起來，這些書正如早期教會史家優西比烏所描寫的，“完全荒謬褻瀆。”它們距離耶穌太遠了，遲至五、六世紀才寫成，以致不能對我的研究有所貢獻。它們的神秘性使它們沒有資格成為可信的曆史。

　　所有這些問題獲得解決後，我的重審工作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時候到了。我很想知道在四福音之外，對一世紀這個創造奇跡的木匠還有什麽別的證據？古代史家究竟是證實還是駁斥新約關於他的生平，教導和神跡的記載？我知道這需要去俄亥俄拜訪全國在這方麵最知名的一個學者。

　　我們站起來，我對梅茨格在我身上花了那麽多時間，並對他的博學多才表示感謝時，他溫暖地微笑著，還提議送我下樓。我不想再占用他星期六下午的時間，但好奇心又不讓我離開普林斯頓而不向他請教剩下的一個問題。

　　“幾十年的學術研究，著書立說，窮追新約經文的細枝末節——所有這些對你自己的信仰起了什麽作用？”我問。

　　“啊，”他說，聽起來他好像樂於談這個問題似的，“看見這些材料能夠百折不撓地完整傳到我們手裏，各種各樣的抄本，有些非常非常之古老，它擴大了我個人信仰的基礎。”

　　“因此，”我開始說，“學術研究並沒有衝淡你的信仰……”

　　我還沒有說完他就插嘴進來：“剛好相反，”他強調說，“它加強了我的信仰。我一輩子都在提問題，鑽研經文，徹底地研究這個。我今天滿懷信心地知道，我對主耶穌的信仰是堅定牢靠的。”

　　他停下來注視我的麵孔，然後為了加強語氣補充說，“非常之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