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意義

卓新平

一、基督教原罪觀對現代中國人自我審視的反省意義   二、基督教拯救觀對中國現代社會轉型的創造價值的意義   三、基督教超越觀對中國社會現代改革的啟迪意義   四、基督教終極觀對中國現代化曆史反思的借鑒意義   五、基督教普世觀對中國現代文化重建的定位意義

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基督教的意義逐漸得以彰顯。當然，出於不同的考慮和基於不同的認識，人們對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的關係亦有不同的理解，從而形成其價值判斷的多樣性和對基督教在華影響回升的迥異態度。隨著中國實行經濟改革和真正對外開放，在經濟理論界和重新崛起的社會學思潮中，曾興起了一股持續較久的“韋伯(Max Weber)熱”。人們尤其關注其涉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種種說法，以及他對東西宗教倫理與其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的比較。不少經濟學家在談及韋伯關於新教倫理等所起的“潛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時，既表達了對曆史進程的一種感觸，又體現為一種在現實中國社會的呼喚和渴望。這種現象是頗值得人們玩味和深思的。人們在打開國門看世界時，忽有一種驚訝和警醒，隨之便產生強烈的危機感和失落感。這種自知之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而導致的對外在思想文化體係的客觀研究和虛心學習，以及這種研習的坦誠和認真，亦是史無前例的。在借“他山之石”的此刻，中國人開始重新審視基督教及其對現代化的意義。不可否認，一些人因感到中國文化的曆史積澱太厚、傳統負擔太重而對之失去信心和耐心，簡單地認為“現代化”即“西化”，而“西化”即“基督教化”，試圖以這種絕對而極端的“拿來主義”來將一切推倒重來，由此圓其“現代化”的美夢。然而，靜觀基督教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認識其對現代發展某些弊端的批評和否定，以及弄清基督教的“普世”意義和價值取向，則使不少中國人深感不能將“現代化”或“西化”與基督教完全等同，二者之間是有著本質不同之處。對於基督教與西方社會現代化的關係，中外學者已有諸多研究和評述，故不必在此重提或詳談。但有關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意義，中國學者則議論不多，且有各種疑慮。而這一問題亦是我苦苦思索、刻意求解的關切所在，它涉及到基督教對現代中國的精神啟迪和其本身在中國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為促進這一研究的深化及其意義的彰顯，在此談談自己的管見淺識，與大家交流和討論。 　　基督教作為一種信仰體係、價值體係和思想文化體係，對世界文明的進程有著多層次、全方位的影響，其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意義自然也是多方麵的。從宗教和哲學的研究角度來看，我們側重於基督教對此的價值層麵和精神意義，而其在社會、政治、經濟各層次的作用和影響隻能附帶來談、不作為本題討論的重點。這裏關注的是在基督教精神、價值體係中比較獨特、突出和值得弘揚的基本因素，它們能給現代中國人帶來清新的感覺，和全然不同的啟示，從而構成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些獨有意義。大體而言，這些意義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 一、基督教原罪觀對現代中國人自我審視的反省意義 〗 　　中國人在其文化傳統上對人的本性或本質通常持樂觀主義的態度，強調人的“性善”、“良知”、“有為”和“人定勝天”，不認為人本性有罪，因此對基督教的原罪觀感到難以接受，尤其對亞當、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失樂園”的神話詮釋不以為然，形成對基督教罪之意識、罪感、認罪態度和懺悔心境的一種文化隔膜。然而，中國人這種曆史悠久的向善論、進步觀在其現代化進程中，在其社會發展步驟明顯加快的今天，卻受到嚴重的挑戰，出現了本質性動搖。自鴉片戰爭以來，外國列強的“船堅炮利”曾迫使中國人痛定思痛、奮發圖強，以引進西方科技、開展洋務來力圖迎頭趕上。但看到這種科技上之差距、實力上之劣勢的同時，中國人在整體上並沒有改變其反觀自身的傳統基調和對其國民性之樂觀、自豪乃至優越的肯定見解。其對外來文化的基本態度乃“中體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為中用”。回顧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社會現代化的曆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文化革命以及當前的改革開放舉措，都是從肯定、積極的意義上爭取或重新恢複中國人的“自強”、“求定”、“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伴隨著這種政治經濟運動和社會發展選擇的國民心理基礎，仍不離一種樂觀的自我審視、以及對人格不斷完善和人性正麵發展的堅信不移。不過，多次政治運動喚起的激情和人們對社會改革全身心地投入，在中國今天社會轉型時期卻已出現與傳統經曆意味深長的不同轉向。一些中國人已感到其激情耗盡的疲憊，更有人因機經拚搏後仍麵臨差距的加大而灰心失望。許多人在幾度興奮、真心參與各種具有自我奉獻精神的公共事業之後，卻看到當今社會中，個人主義泛濫、拜金主義流行、崇高境界消退、理想主義喪失，這一幅無情的圖景。在社會腐敗、人性墮落、道德淪喪、醜陋及醜惡現象和沉渣泛起、人們追求享樂和實利、沉溺於低俗之舉、價值觀念混亂和多元化這一嚴酷現實麵前，許多現代中國人對基督教古老而傳統的原罪觀有了深刻的醒悟和體認。在這種對基督教原罪觀的冷靜認識中，人性自我可自覺達到“道德完美”的觀念開始動搖，中國人開始對其傳統的人性論和人生觀加以反思和反省，尤其是對近代以來中國人“國強”、“維新”、渴望“富國富民”卻欲速不達的原因加以探究和分析。基督教“懺悔錄”意義上之“隨感”的問世，思想文化界“懺悔意識”的萌生，“懺悔文學”在中國文壇的出現，以及人們有關“負罪”、“懺悔”之話語的流行，都反映出原罪觀這種被視為“中國人最大的絆腳石”的基督教信仰要素，已奇跡般地被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中國人所體會乃至認同。他們對其傳統樂感精神的人性本善之論的反省或揚棄，代表著基督教人性論或人生觀在中國現代思想中的一種滲入。其給中國人在認識人性上帶來的震動和警醒，可能預示著中國人心靈曆程一種新走向。也就是說，自我並不能靠自力而達到“人性完美”、“成德成聖”。從存在論和實踐論意義上而言，人之罪性或人的致惡傾向乃客觀存在。人隻有體察到這種人性“幽暗”的存在、意識到由“人世”文化所依存之本質關係的失衡，或破裂而構成的“罪惡”狀況或缺乏“完美”，才可能從一種高度的自省精神來徹底否定自我，從而達到獲取真正自由和人性新生的起始。誠然，中國人不可能完全接受這種負罪、懺悔層麵上的基督教原罪觀，但它對現代化中國人的自我審視和社會審視所具有的反省意義、其為之擺脫紊亂、無序的生存和認知窘境所提供的新視野、新參照，則是不可否認的。 〖 二、基督教拯救觀對中國現代社會轉型的創造價值的意義〗 　　如前所述，中國現代社會內部在轉型時期出現的道德淪喪和人性敗壞等消極現象，以及在與其外界之比較中所形成的強烈反差與失衡，已使不少中國人體驗到在文化領域上受威脅、被拋棄的失落感，並由此產生出一種強烈的“邊緣焦慮”。由於幾經反複後，人們在精神和文化領域中否定得太多，因而在其感受到後現代主義批判、破壞之力的痛快之際，卻又出現了價值和精神追求上的真空。不少人對於如何實現價值重構和精神建樹已覺得茫然或力不從心。在傳統價值的破壞和毀滅過程中，人們正思考著如何實現社會轉型時期價值重建的問題，和找尋著通往精神家園和理想世界之路。而基督教的拯教觀正以其獨有的悲壯和深沉給人們以感染和激勵，為人們創造價值的努力提供動力和信心。 　　在基督教信仰中，人們特別強調基督以自我犧牲來救贖世人的拯救精神。這種精神既有其超然意義，又有強烈的現實使命感。拯救觀正視人世社會存在的罪惡和不義，又以基督自甘受難之態來催促人醒悟和悔改，幫助人滌除罪惡、達到超脫和升華。其感人極深的舍身、忘死之悲劇效果，和令人敬佩的高潔、超越之純化意境，給人以強大的心靈震憾和精神鼓舞。在神學意義上，拯救觀乃指耶穌基督降臨人寰、以其清白之身來替罪孽深重的世人代為受過，以自我犧牲來換取人之得救的希望與可能。耶穌基督降生於世界淪落之時、受任於世人危難之際，以其謙卑、忍讓和自我奉獻來與人溝通、為人楷模，主動承擔為人贖罪的若行和磨難。不過，這種觀念往往難以被具有樂觀氣質、過於自信的人所接受，因而在樂感文化為特征的中國社會氣圍中，未曾引起太多的共鳴或回應。但現代中國人對其文化優越曾擁有的自豪，一旦被其社會轉型時期所出現的不安全感和“邊緣焦慮”所取代，就有人開始認真思索和冷靜聆聽基督教拯救觀帶來的“福音”，和在中國傳統中所缺乏、或尚未得以彰顯的東西，並試圖藉此從其所麵臨的無價值、無意義之困境中解脫出來，創立或把握一種全新的價值和意義。這種價值即在世俗化和無序化的混亂中重覓一種純潔、重樹一種神聖、重達一種升華，以其超越塵寰的追求和體驗來潔身自好、並愛人濟世，從而為中國社會轉型尋找其價值支點、精神重心，使人們能在動蕩、多變中自立於一塊恒定、永固的盤石之上。由此而言，一些人已不同程度地體驗到基督教拯救觀“從來不掩蓋現實的惡濁，相反，它非常強調人們應該認清現實中的罪惡和無意義性；耶穌到苦難的人世中來，絕不是要給人類所受的苦難作自我催眠，而是帶來這個世界所沒有的東西”，以其全新的價值和意義使空虛的世界得以充實，令消沉的人們得以振奮。當然，這種體認並非認信得救，或宗教皈依意義上的體認，而是一種不與世風日下、人欲橫行之腐敗傾向同流合汙的靈性抗爭，是以這種精神借鑒，來在社會之變化和人的觀念之變化中確立一種真實、永恒的價值，以積極、主動的姿態來守住一方不染塵埃的心靈淨土。因此，基督教拯救觀在中國現代社會價值重構中可以彌補其原有“人治”精神、“逍遙”精神或“出世”精神之不足，使人對其生存意義有新的把握，在其此刻此在之處境中有新的作為。 〖 三、基督教超越觀對中國社會現代改革的啟迪意義 〗 　　對於改革，人們一般會從具體的社會意義、政治意義上來理解，由此體現為典型的現實關切。然而，若無一種超然的尺度來對之衡量、規範，那麽這些改革往往會囿於其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之圈，出現短視或迷惘。中國曆史上已經曆了無數種改革，其成功或夭折的經驗教訓，都作為一種傳統積澱和遺產而影響到今日的改革。用一種超越觀念來認識到社會政治改革的相對性和不徹底性，有助於克服改革者的自滿自足，而使其改革不斷深化、逐漸完善。回首過去，中國的知識精英比較強調以儒家所追求的“內在超越”來促成其“外王之道”。但這種“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內在超越，因以自我為中心而無彼岸的尺度或追求，結果使為其社會政治之時空境遇所限，從而無法真正對現代意義上的社會改革有所作為。所以說，基督教的超越觀對這種意義的社會改革帶來了一些不同凡俗的啟迪。與儒家不同，“基督教追求的主要是外在的超越與升華，以達到與絕對本體的合一。” 　　“內在超越”者本身往往擺脫不了對政治的依附或為權力所禦用，其“忠君”和被“禦用”乃是其“參政”、“有為”之前提，因此在其內在超越很難越出修身、養性之範圍。而強調“外在超越”的基督教則認為，對此岸任何有限之物的信仰均為迷信和偏見，隻有對彼岸無限絕對者的敬仰，才體現宗教本質和真理。這種超越觀要求在“人世”政治之外形成獨立的精神文化價值體係，其觀念本身並非純理想意義上的清談、空論，而是與現實革新和進步有密切相關。 　　回顧西方現代發展的曆史，基督教超越觀所具有的“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原則，其彼岸世界與超然價值之說，使之認定國家和社會各種權力機構隻有相對意義，它們不易擺脫其曆史局限性；而這些思想內容曾為近現代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鋪平過道路，給其普遍存有的民主意識、社會監視責任感和自然保護態度提供了思想前提，並且對現代西方世界人們認請社會、國家、政治思想觀念和文化現象的相對性與多元性起過關鍵作用。與其信仰的超越性神聖存在相對比較，人世間的一切都是相對的、有限的、變化的和不完美的。基督教超越觀在文化潛意識上促成了近現代西方社會關係的相對化、分權化和多元化局麵，並為其存在和運作製訂了規範、確立了秩序。隻有以這種超越觀為基準，才可能弄清西方政治、社會領域中自由、人權、容忍、公平、正義、民主、法治、世界主義以及自然保護和生態平衡等觀念的真實意義。 　　正如餘英時所言：在西方，基督教“外在超越的價值係統不僅沒有因現代化而崩潰，而且正是現代化的一個極重要的精神源泉” 。 　　對中國而言，基督教超越觀所體現的精神及原則，對其社會轉型的現代革新同樣有著啟迪意義和操作價值。現代化首先應是觀念的現代化和思想的解放，應展示出人之境界的提高和視域的擴大。所以，在汲取西方現代化過程的經驗教訓時，我們已不可忽略這種看似超乎其外的基督教超越觀所起到的潛在的、深層次的精神推動和思想指導作用，從而深化我們對中西文化比較的反思。從某種意義來看，基督教所推崇的超然性和神聖性能不斷調整人的文化定位及其曆史定位。應該承認，這種超越觀不一定能使現代社會中的多數中國人信奉基督教，卻無疑會有助於他們在一個有限、相對的世界中，在其存有缺陷、不足的社會人生中減少迷信和盲從。根據這一超越性審視，人們對其成就和失敗會有一種冷靜而客觀的評估，由此造成一種張力，使之在投身於社會變革和發展之際，始終保持頭腦清醒，既不為挫折而氣餒，也不因勝利而張狂；既不迷信社會權勢而忘掉自我，也不自比神明而目空一切。此外，在目前健全法治、完善製度、建立現代社會秩序的種種努力中，基督教超越觀還可提醒人們認識到，人在現實社會中互惠共存所需要的契約、法規、製度等行為規範和相關的社會尋建構之創立，不能以相對主義來搞權宜之計或以虛無主義來隨心所欲；也不可將之完全神化而求其一勞永逸，而應該以一種超俗、絕對的價值觀念來作對比、參照，使之得以不斷調整、修改和完善。人們在這種超越觀中看到了對人的自我行為充滿辯證意義的肯定和否定，而人的曆史意義就在這不斷肯定和否定之中。 〖 四、基督教終極觀對中國現代化曆史反思的借鑒意義 〗 　　被貧窮和落後所困擾的中國人，對“現代化”是一種美好的憧憬和期盼，認為實現“現代化”即代表著先進、進步和國家、民族的興旺、發達，這是中國未來希望所在。但當人們談論“現代化”時，則往往以今天西方物質文明所達到的程度作為其參照。而在研究西方時，人閃不僅發現基督教是一種與西方現代化模式有密切聯係的觀念形式，也看到基督教對這一現代化的不滿之處和種種批評。同樣，人們還察覺到現代化對基督教本身的影響或挑戰。由此可見，基督教與現代化有著極為複雜的關係。基督教終極觀，從一種超越曆史的審視來看待人類社會現代化的過程，指明現代化所帶來的新問題，出現的新矛盾和衝突，提醒人們認清其不足和曆史局限性。這種審視，是以洞觀曆史全部過程的眼光來明察曆史的階段性和局部性，認為隻有在曆史的終結才能揭示曆史的整體意義，而這種揭示乃超出困囿於曆史階段之中的人的能力，是一種神啟或世人不能悟透的奧秘。不過，人們若基於這種末世論和終極關切來觀察曆史的演進過程及其具體階段，則可防止其對相對曆史的滿足、陶醉或不切實際的幻想，從而具有更現實和認真的曆史態度和責任感。 　　所謂“現代化”，大體包括經濟的發展、市場的擴大、信息的快捷、對個人及其社會認識的進步、科技革命帶來的高速功效，以及為開拓未來世界提供的有利條件和準備等方麵。回首以往曆史，現代化無疑是一種進步和發展。但現代化進程本身所帶來的人之疏離、社會關係的異化、兩極分化的擴大、以及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又毀掉了過去曆史中曾有過的和諧、寧靜和平安。然而，不同於後現代主義思潮對現代化的消極否定、反對乃至絕望，基督教終極觀倡導有破有立，為現代化提供了積極意義上的重構、創價和規範化之可能性，並將現代化視為正在發展、和不斷走向完善的曆史過程。可以說，這一終極觀乃以整體永恒來對比局部時限，從而得以調整人們的曆史認識和作為。 　　當中國人在捕捉現代化的機構、對之極為推崇並全力追求之際，基督教終極觀以對曆史的獨有見解而為其提供了借鑒意義，從而使人們能夠比較冷靜地認識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並得以早做準備來迎接和解決可能出現的隱患和矛盾，使中國現代化發展走得更為穩妥、更加理想。 〖 五、基督教普世觀對中國現代文化重建的定位意義 〗 　　隨著現代化而來的交通、信息之發達，已使地球逐漸“變小”。“地球村”之稱也正成為現代社會人們常用的話語。在世界開放和現代發展的形勢下，人們對文化重建和文明比較，均頗為關注，而“文明衝突”與“文明融合”這兩種說法亦各有其支持者和反對者。在中國現代文化的重建中，中國人對華夏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與作用應如何估量或評價，也是一個熱門話題。鍾情於中國傳統文化體係的人們熱衷於“中體西用”、“中國文化拯救人類”、“21世紀是東方文明世紀”等說，強調其內涵式發展。至於不相信其複興和重振的人們則主張為中國現代文化“重尋價值源頭、重構價值本體”，提倡其外延式發展。這兩種截然對立的見解，無論在中國本土，還是在海外華人乃至關注或研究中國文化命運的人們中，都可找到其知音。其對立傾向和衝突正由潛在而走向公開，給未來發展蒙上了某種陰影。麵對如何重建中國現代文化，如何處理中華文化與世界文化的關係等問題，一些中國人開始在基督教的普世觀中得到啟發，覓見其為文化定位的重要意義。 　　20世紀興起的基督教普世運動，強調基督真理的普世性和其價值體係，可與各種文化有機共存的普遍性，這與現代發展的“全球觀念”或“世紀意識”不謀而合。目前，政治意義上的“英特納雄耐爾”(國際化：International)等口號正悄然地被文化意義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al)口號或“世界共存”理論所取代。這乃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世界總體論或全球大視野。它淡化了以往意識形態或政治層麵的衝突，卻並未解決文化層麵的矛盾。人們對“全球化”有“西化”、“東化”、“美國化”或“中國化”等詮釋，但是都沒有離開以局部代替或領導整體的傳統認識模式。而基督教的普世性及其強調的上帝拯救之普遍存在，則給人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選擇。在現代世界的多元發展中，無論是“西方中心論”還是“東方中心論”都既不現實也不可能，更談不上哪一個民族或其文化能真正領導世界潮流。因此，普世觀所揭示的人世存在的相對性和有限性，以及人們尋找、體悟真理之相似、相通和協調一致，乃為各種文化的定位提供了標準和基調。 　　普世性全球意識即指各種文化在現代世界中有其獨立性和開放性，民族文化一方麵不能自暴自棄、失去自我，另一方麵也不能唯我獨尊、絕對排外。按此理解，中國現代文化的定位是作為現代世界文化的有機構成，既要繼承、弘揚其自身之傳統文化，又要麵向世界，吸收外來文化的優秀成份。中國文化的重建不應是自我封閉，而必須與世界各種文化溝通、交流，達到互補共融。這就是說，文化的普世性亦決定其走向要與世界發展接軌，共構人類文明的道路。中國現代文化隻有達到與世界文化會通、作為其有機構成與各種文化交融、契合，才可能真正有效地顯示其特色和貢獻。 　　總之，基督教以其獨特的價值體係和文化話語，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揮與其入華傳教史本質不同的影響和作用。而且，其普世之愛的事工在中國現代文化、教育、醫療、福利、扶貧等事業中正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它給無情競爭的社會帶來了愛心，給弱者撫慰和鼓勵，給陷入隔膜的人們創造了一種重新理解與溝通的氣氛。這些實踐活動雖然影響麵還很有限，卻已為現代化進程中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互適應打開了局麵，為二者精神層麵的對話和交流提供了必要前提，創造了有利條件。我個人認為，在中國現代文化氛圍中，基督教所引起的不一定是傳教意義上的皈依和認信，而可能是中國人對之在思想文化深層次上的體認和領悟。這裏，文化重建之理性思考的需求，要大於個人得救之靈性牧養的渴慕。尤其在中國文化知識階層，這種感覺更為強烈。因此，我們對未來中國教會組織的發展及其信徒在增加不作樂觀的預測，但對這種價值、精神文化層麵上基督教為中國社會革新、文化重建可能提供的各種創意，以及對中國人在其現代社會發展中理解、詮釋基督教的各種新嚐試，則有某種預感和驚喜。     ------------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世界宗教所所長、研究員，1955年3月生。1987年畢業於德國慕尼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基督教、西方哲學等的研究，代表作有：《中西當代宗教理論比較研究》、《宗教與文化》、《宗教起源縱橫談》、《當代基督教新教》、《宗教理解》、《當代西方天主教神學》、《當代西方新教神學》、《聖經鑒賞》、《世界宗教與宗教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