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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地產投資，信仰家園，時尚生活
曆史的變遷沒有減退過伊頓廣場的魅力，這個極品住宅區曆來是政客、貴族、名流和富豪的熱門棲身地。然而，變化在悄然發生著。
倫敦豪華地段的極品地產總是供不應求，某俄羅斯富豪曾乘坐自己的私人飛機專程趕到倫敦購買位於上流住宅區伊頓廣場（Eaton Square）的一棟豪宅。很不幸，他抵達時竟被告知：房產已售出。
高端地產代理公司Prime Purchase的總裁娜塔莉·赫斯特(Nathalie Hirst)說，這種情況在倫敦豪華地段競爭激烈的房市中並不少見。
她說：“伊頓廣場是舉世聞名的居住地，被認為是極品中的極品，其非凡的配套設施及毗鄰騎士橋的便利條件意味著即使在房市低潮期，它也能吸引各路買家，無論是英國貴族、俄羅斯壟斷集團、美國百萬富翁還是中國億萬富翁。”
格羅夫納（Grosvenor）房產投資公司的主管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說，盡管房市不甚景氣，伊頓廣場的房價在金融危機時期仍然保持強勁。格羅夫納在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授權下，負責管理廣場的地產。他指出，“市麵上供出售的房產數量很有限，因此供不應求。”
阿亞頓威利(Ayrton Wylie)地產代理公司的合夥人謝默斯·威利（Seamus Wylie）認為，伊頓廣場是“貝爾格萊夫皇冠上的明珠，在這裏住的都是行業老大和搞對衝基金的家夥”。
身著金屬灰製服的看門人守在房屋前的台階上。冬天清晨，街道一片寧謐，等待六十歲的屋主從墨綠色的賓利車裏款款出來；也常見到穿著蜜桃色夾克的老婦人，由管家陪著在廣場周圍散步養生。
廣場住宅區的主人總是非富即貴。《紐約時報》1937年5月26日的一篇文章這樣描述英國首相間的權力更替：“首相斯坦利·鮑德溫和將在本周五上任的準首相納維爾·張伯倫的家具車，很快將在唐寧街10號與時尚的伊頓廣場之間擦肩而過。”
嵌在廣場各處的藍色銘牌顯示了它的高貴身份。其中一塊是獻給愛德華·伍德(Edward Wood)的，他是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的伯爵，也是甘地暴力不合作運動時代的印度總督兼張伯倫政府的外交大臣；另一塊則授予曾在此居住的喬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美國銀行家與慈善家。約阿希姆·馮·裏賓特洛甫在授命希特勒成為納粹德國外交部長前是駐英國大使，也曾居住於此。當然，這塊寶地也不隻吸引政客與商人。名演員勞倫斯·奧利弗（Laurence Olivier）、費雯麗（Vivien Leigh）、羅傑·摩爾（Roger Moore）以及作曲家安德魯·勞埃德·韋伯曾經也都是這裏的主人。
廣場目前的屋主包括畫商查爾斯·薩奇（Charles Saatchi），他與美食寫手妻子妮歌拉·勞森（Nigella Lawson）在此擁有一整棟屋子。傑拉爾德·格羅夫納，第六代威斯敏斯特公爵兼廣場大部分不動產的所有者，在這裏也有一個家，盡管他絕大多數時間在柴郡的伊頓廳度過。中國地產開發商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的主席劉鑒雄也被報道以3300萬英鎊（5000萬美元）的價格購下這裏一棟帶泳池、影院與員工臥房的豪宅。
在花園委員會的年會上，並不是倫敦的每個廣場都有資本吹噓自己的業主與男爵夫人—譬如簡·道內（Jane Dawnay）夫人與比肖夫（Bischoff）夫人（勞埃德銀行主席溫·比肖夫爵士之妻）—過從甚密的。
伊頓廣場成為眾人追逐的對象，部分原因在於它在曆史上的戰略意義。當年英王喬治四世決定將白金漢宮用作皇宮之時，國王路(King's Road)穿越的地帶成為朝拜國王的絕佳所在。1824年，威斯敏斯特第二任伯爵、擁有這塊土地絕大部分（即如今貝爾格萊夫、皮姆利科及梅菲爾地帶）的理查德·格羅夫納(Richard Grosvenor)委托建築大師托馬斯·丘比特（Thomas Cubitt）將廣場改建成大型聯排別墅。
其吸引力是顯而易見的：偌大的房子，毗鄰斯隆廣場、國王路以及切爾西皇家醫院的便利條件。正如某要求匿名的住戶所言：“我愛死了伊頓廣場，原因在於它所處的位置、高品質的花園、照明安全以及門房服務。我很喜愛建築的整體品質、厚實的牆體、透進房間的光還有它的寧靜。我也喜愛門前寬闊的街道。”
這裏的戶主基本上都是些上了年紀的人，有一定的財富積累，渴望住在這樣的地方—當然也有例外。佩特拉·埃克萊斯頓（Petra Ecclestone）,一級方程式賽車創辦人伯尼·埃克萊斯頓（Bernie Ecclestone）21歲的女兒最近剛搬進一棟四室的豪宅，售價2500萬英鎊。她的新奢侈品牌Form的辦公地點就在伊頓附近。她說：“我喜歡住在伊頓廣場。附近各種室內設計商品店很棒，能不斷激發我的家裝靈感。”而真正的賣點是“對我的四條狗來講這裏棒極了，它們不太吵，這樣我就能寧靜地入睡”。
然而廣場的魅力遠不止在建築本身、網球場及其寧謐的環境。社會評論家、《上流社會青年指南》的作者彼得·約克（Peter York）說：“倫敦的廣場總是比街道受歡迎。它們麵朝綠地，向內的設計，它們看起來像個私人俱樂部。”在伊頓廣場附近長大的心理學家、《富貴病與自私的資本家》的作者奧利弗·詹姆士（Oliver James）則持反麵意見：“過去常有一些空負盛名的人住在那裏。這很悲哀。”
某位希望匿名的近30歲本地女企業家說：“感覺像在一個團體裏。如果你偶然遇到某人（恰巧是鄰居），你就會覺得他是我們中的一員。那是種安全感。你知道你們可以自由交談；對彼此的尊重自然流露。”
這種俱樂部式的親近感甚至延伸到家庭員工身上，她說:“這裏我們中的大多數都有司機。他們相互熟識，給彼此建議，（或是）相互打電話告知交通管製的動向。”
當然即使在社區之內，對於位置的微妙競爭還是存在。克拉克觀察說:“北邊（由丘比特設計）比南邊（由威廉·霍華德·塞斯-史密斯設計）受歡迎一些。北邊更開闊點，外牆打了更多持久性粉刷層，公寓也更大。”然而，若是說南北有明確分界線，則有些誇張了。
《地麵控製：21世紀城市的恐懼與歡樂》一書的作者安娜·敏頓（Anna Minton）認為，盡管伊頓廣場為超級富豪的聚居地，但它並不是一個“隔離區”。“過去十年，倫敦的區域劃分兩極化很分明：富人的熱門地帶與窮人的冷門地帶”，她說，“伊頓廣場一直維持著它黃金熱門帶的地位。但是那些開放性街道意味著它與那些門禁森嚴的富豪社區—譬如由Candy Brothers開發的第一海德公園（One Hyde Park），其公寓的窗戶具有防彈功能，內部使用淨化空氣—大為不同。”
敏頓說，它證明“富人（區域）也能擁有睦鄰友好的氛圍”。當然，這種友好關係是有其限度的。正如有位戶主評價的那樣：“沒有人會來敲門借勺糖。大多數人並不總是待在這裏。”
觀察家們認為，在新威斯敏斯特公爵的管理下，伊頓廣場有了變化；他把格羅夫納家族推到一個更為商業的角色上。格羅夫納文具公司就在伊頓廣場的拐角處，公司主管亨麗埃塔·瑪考斯蘭（Henrietta McCausland）已經為戶主設計晚宴邀請函二十多年了。她說，“格羅夫納在推廣廣場方麵比過去賣力得多。他們不能幹坐在那裏守株待兔。”
約克說，“過去它更富有魅力—著名演員與超級富豪比肩而鄰。老公爵情願降低租金把房子租給他喜歡的人，為的就是維持一個與眾不同的社群。它原來就是個味道醇厚的大布丁。現在形勢不同了，它更加商業化。”
格羅夫納幾乎擁有廣場380多套公寓的所有權（其中一些產權在獨立法人手上）。它的經營體係很獨特，60%的公寓其租期/產權期低於21年，也就意味著慣常的承租人權利在此沒有保障。
克拉克指出說：“這種租約到期後，理論上講他們必須離開，房產與他們毫無關係。”這樣的方式填補了出租與高價購買長期租約之間的缺口。這是個“中檔規模的產品，租期內租金固定且產權有保障。有些人租下這裏，可能是因為他們想在職業生涯期間在伊頓廣場有個20年的長期公寓。對有些人來講，可能因為這裏的租約稅符合預算，或者因為這樣有利於遺產與不動產的規劃。”風險是租戶很可能把資金都投到了這個房子上，租約到期時才發現無家可歸。
廣場的許多房產為國外超級富豪所擁有，作為他們在倫敦經商的基地；這些人常常在紐約與香港也擁有地產。有幾處房子則屬於銀行，租來給老員工用。而很多倫敦的業主往往在鄉下另有房產。奧利弗·詹姆士認為這對廣場的“個性”產生了不利影響，“現在它幾乎是個匿名區域了。”
海外財富在伊頓的曆史上也不是件新鮮事了。在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1904年的小說《金碗》中，伊頓廣場是美國大富豪亞當·福佛的居住地；他通過摩天大樓與電梯生意獲得數百萬資產。依據雅典大學英國研究專業的助理教授安娜·黛絲波托波羅（Anna Despotopoulou）的說法，“福佛通過向自己與家人提供很有社會地位的財產征服了英國。當他和亞曆山大大帝、征服了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荷南多·柯蒂斯聯係在一起，他的改變舊世界的欲望就被描述成帝國主義行為。”其地址的象征意義很重要。如黛絲波托波羅所言，“不可估量的財富在他所購下的那些昂貴地產裏得到彰顯，說明其在財政上所向無敵。”
在作者眼裏，如伊頓廣場這般聲望很高的地段，當時正受到新興海外資本的覬覦；那會兒主要是美國。然而彼得·約克說，今時已不同往日。“過去，外國人來此是因為他們渴望成為魅力倫敦的一部分。如今，這裏隻是海外富豪們眾多財產中的一部分。與把此處作為長期居所的人們不同，這些外來者並沒有同樣的公德心。”
（譯者：小英）
（本文選自《FT睿》雜誌2010年9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