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必須協力化解匯率戰爭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2010-09-30 (www.ftchinese.com)

“我們正處在一場國際匯率戰爭之中，全球貨幣正普遍走軟。這對我們構成了威脅，因為它削弱了我們的競爭力。”巴西財政部長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的這些抱怨完全可以理解。在需求匱乏的時代，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而非發行國則以幹預匯率作為回應。而那些既不屬於前者、也不願效仿後者的國家（比如巴西）則發現本幣大幅升值。其後果令它們擔憂。

發生這種匯率衝突並不是第一次。25年前，也就是1985年9月，法國、西德、日本、美國與英國政府在紐約的廣場飯店(Plaza Hotel)舉行會議，達成了共同誘導美元貶值的協議。更早一些時候，在1971年8月，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實施了“尼克鬆衝擊”措施，包括征收10%的進口附加稅，並結束美元與黃金的相互兌換。上述兩件事都反映出美國渴望美元貶值。今天，美國仍然懷有同樣的渴望。但這一次的情況有所不同：關注焦點已不再是日本這樣恭順的盟國，而是下一個全球超級大國——中國。兩強相爭，很容易傷及圍觀者。

有三大因素，與眼下的匯率戰爭相關。

首先，由於這場危機，發達國家正蒙受需求長期匱乏之苦。全球6大高收入經濟體——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與意大利——中，沒有一個國家今年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恢複到2008年第一季度的水平。與以往的趨勢水平相比，這些國家目前的經濟增速至多降低了10%。供應過量的一個信號，是美國與歐元區的核心通脹率已經降至1%左右：通貨緊縮正在向我們揮手致意。這些國家希望實現出口拉動型增長。貿易逆差國（例如美國）和順差國（例如日本、德國）都是如此。然而，整體來看，隻有新興經濟體轉向經常帳戶赤字，才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

其次，私人部門正在朝這個方向運轉。華盛頓國際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在4月份的預測中指出，今年淨流入新興國家的外來私人資金將達到7460億美元（見圖表）。這些新興國家淨流出的私人資金為5660億美元，能夠部分抵消上述流入。盡管如此，由於新興國家還有著3200億美元的經常賬戶盈餘以及適度的官方資金流入，在沒有政府幹涉的情況下，新興國家仍將實現5350億美元的外部收支盈餘。但若不加幹涉，這種情況也不可能發生：經常賬戶必須平衡資本淨流動。調整將通過提高匯率進行。最終，新興國家將出現經常賬戶赤字，來自高收入國家的私人資金淨流入，將為這種赤字買單。事實上，這正是我們所期待發生的。

最後，外匯儲備的不斷累積，仍然在阻礙這種自然的調整過程。這些數字代表著官方資金外流（見圖表）。1999年1月至2008年7月期間，全球官方外匯儲備從1.615萬億美元，增加到7.534萬億美元——增加了5.918萬億美元，令人震驚。或許有人會說，這種增長是經曆了早先危機後的一種自我保護。的確，在這場危機中，外匯儲備消耗不少：從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全球外匯儲備減少了4720億美元。無疑，這幫助那些沒有儲備貨幣的國家緩衝了危機影響。但所使用的儲備總額，僅占危機前水平的6%。除此之外，2009年2月到2010年5月間，外匯儲備又增長了1.324萬億美元，總額接近8.385萬億美元。重商主義未死！

中國絕對是最明顯的幹預者：自2009年2月以來，占到了這些外匯累積的40%。到2010年6月，中國外匯儲備達到了2.45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30%，在其國內生產總值(GDP)中所占比例，攀升到了50%的驚人水平。這種累積肯定會被視為一種巨額出口補貼。

在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超級大國的政府，會借給另一個超級大國這麽多錢。一些人辯稱，這種匯率管理方式不是操縱（與美國國會的觀點相左），因為調整可以通過“國內成本與價格的變動”進行。周二出版的英國《金融時報》上，就刊登了美國西部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of the West)科瑪爾•斯裏庫-馬爾(Komal Sri-Kumar)的類似觀點。如果不是因為中國下了力氣、並成功遏製了其幹預行為自然會導致的貨幣及通脹影響，那麽，這種論點會更具說服力。與此同時，新興國家向著經常賬戶赤字方向、不可避免的調整，正轉移至那些對資金流入具有吸引力、同時又不願（或無力）對外匯市場實施必要規模幹預的國家。可憐的巴西！甚至，我們可能正目睹又一場新興市場金融危機的發令槍響起？

眾所周知，尼克鬆時期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曾告訴歐洲人，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是是你們的問題”。中國也作出了同樣的回應。由於沒有作出匯率調整，我們正看到某種形式的“貨幣戰爭”：本質上，美國正尋求讓中國通脹，而中國則試圖讓美國通縮。雙方都堅信自己是對的；但都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世界其它國家則受到了牽連。

不難看出中國的觀點：它正不顧一切地避免自己心目中日本在《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後的悲慘命運。當初，由於匯率飆升損害了出口競爭力，加之美國強迫其削減經常賬戶盈餘，日本選擇了規模巨大的貨幣擴張，而不是亟需的結構性改革。隨之產生的泡沫，促成了上世紀90年代“失落的十年”。曾經的天下無敵，就此陷入了蕭條。對於中國來說，任何這樣的結果都將是一場災難，這一點不言而喻。與此同時，如果沒有從高收入國家向其它國家的巨額淨資本流入，我們很難設想全球經濟會有一個穩健的結構。不過，如果全球最大、且最成功的新興經濟體也是最大的資金淨輸出國，我們也很難想象這種情況會發生，而且可以持續。

我們所需要的，是找到這些亟需進行的全球調整的路徑。這將不僅需要合作的意願——眼下似乎嚴重匱乏，還需要在國內與國際改革方麵更豐富的想象力。我很想做一個樂觀主義者。但我不是：一個充斥著以鄰為壑政策的世界，最不可能會有美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