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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地產投資，信仰家園，時尚生活
正文
George Liles 著 滿誌軍 譯 / 真意 校
編者按：弗蘭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現任美國NIH人類基因研究所所長，基因工程資深研究員，主持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工作。在美國《科學》等雜誌上發表多篇世界一流的學術 論文，其研究方向為人類疾病導致基因的功能和機理。被譽稱為“基督徒教授”。本文是George Liles 他的采訪報導，刊登於“MD”1992年3月號，由胡健安教授推薦，並在翻譯過程中提供許多幫助，特此致謝。譯文中個別章節有刪節。
漫步在美國生物醫學研究機構的長廊中，你似乎不可能遇到上帝。對那些實驗生物學者來說，論證上帝的題目似乎與他們毫無關聯，幾乎無人問津。分 子遺傳學家們認為，進化論的生物觀已經提供了對生命的最滿意的解釋，超自然的解釋是多餘的。傳統信仰（基督教）隻是那些隻去教會、不動腦子的人的選擇。生 物研究界中許多人都相信這樣的假設。
弗蘭西斯·柯林斯則認為這樣的觀點毫無邏輯。柯林斯是密西根大學醫學院內科和人類遺傳學教授，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全美人類基因庫中心的負責人，是cysticfibrosis基因和neurofibromatosis基因的發現者。 同時，他自己宣稱，他是一個相信聖經的基督徒。
此刻，他正坐在密大醫院那棟巨大的醫學教研樓中的一間會議室裏，俯視著對麵安娜堡的呼然河穀，輕輕靠在椅背上。談及科學證明信仰荒誕不經、不合時宜這樣的觀點他覺得很好笑。他當然知道這是大多數科學家的思想，但他提醒說，這些人並沒有真正地去思考。
“如果你向那些自稱為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者的醫生科學家問一些基本的神學問題”，柯林斯說，“你不會得到許多令人信服的回答。他們並不是經過認真思考才得到了這些哲學觀點，而是從沒有認真考慮過。”
柯林斯為自己的哲學觀點掙紮了14年，最後他成為少數派中的一員。他認為無神論是不合邏輯的，而嚴謹的、理性的科學分析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 論：超自然的存在是完全真實可信的。在這個基礎上更跨進一步，他個人相信古老的傳統的基督教中的上帝是真正存在的，而新約中記載的故事是真實的─並不是抽 象修辭意義上的真實，而是字句意義上的真實，曆史的真實。
柯林斯生性和善，棕色頭發，從口音中聽得出他是在維吉尼亞鄉村長大的。1977年他十分偶然地決誌信主，雖然這不是很流行的信仰。當時，他 27歲，正在北卡紀念醫院作實習醫生。他的妻子瑪麗·林在此一年前接受了基督信仰，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信心也在不斷增強。柯林斯雖然還是滿腹疑惑，但同 意反思他前幾年未經思考就輕易放棄的信仰。在他願意反思又試圖否決上帝存在的理性論證和基督教真理的掙紮過程中，柯林斯開始轉向基督教護教學家C. S.路易斯。這位年輕的醫生開始對路易斯著作《返璞歸真》在理論上挑毛病（“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是路易斯從1940年起寫的一係列解釋和捍衛基督信仰的短文）。
“我是個多年的無神論者”，柯林斯現在說，“當時我想我能夠把那些小冊子完全駁倒。但是我很驚訝的發現，原來我所掙紮的問題路易斯都已經掙紮過了，並且我的許多認為信仰不合理性的觀點是不合理性的。”
柯林斯很快成了一個基督徒，一些同事評斷他是理性的自殺。但是如果說他的信仰使他成為生物研究領域裏的一個“怪人”的話，這既未傷害他的智 力，也沒有毀掉他的事業。他反而在競爭激烈的分子生物學領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9年他與JohnR. Riordan及Lap-CheeTsui共同發現了導致疾病的CF基因，1990年與猶他醫學院的瑞·懷德一同發現了 neurofibromatosis基因。由於他在密大、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人類基因庫計劃的職位，柯林斯在美國醫學和國際人類遺傳研究領域中已經是舉足輕重、頗有影響的人物。
“大家對我很寬容，”他談話中頻頻發出笑聲，“我從未隱瞞自己的信仰。我覺得有責任去講這些，但大家還沒有特別厭煩，有些人不聽，不聽也就算了，但沒有人攻擊我。我不能說我因信仰受逼迫。”
“去年複活節我們這兒有件有趣的事，”柯林斯說，“密大的基督徒教師們覺得我們需要在這個無神論越來越盛行的校園中，更加公開自己的信仰，於 是我們在受難日那天，在密執根日報上登了一個廣告：‘以下教師是相信耶穌基督複活存在的信徒，並且願意與感興趣的學生探討這個信仰。’”接著是40多位教 師的姓名和電話。
一些讀者寫信抱怨說這個廣告違反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他們說，州立大學的老師不應該使用他們的權力去把自己的宗教信仰灌輸給易受影響的學生。
“這實在很有意思，”柯林斯說，“當其他老師將各式的觀點，尤其是政治觀點，硬塞給學生時，沒有人會被激怒。可是這個‘特別的觀點’（柯林斯 說到這個詞時用了嘲諷的聲音，他在模仿學校中的批評）卻被認為是不合適的。雙方辯來辯去，我也很驚訝的收到一些明信片說：‘我覺得你做得很對。’所以，我 不能說我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了。”
是否有許多學生來電話詢問他的信仰？
“連一個也沒有”，柯林斯笑著說。
教育背景
柯林斯在弗吉尼亞州斯脫頓的一個聖公會教徒家庭中長大。這個家庭不願循規蹈矩，不介意踏上別人不走的人生之路。他父親是耶魯大學的英語博士， 二戰後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但他覺得在公司上班不是他要走的路，便辭了職，於1946年搬到香楠道河穀的一個95英畝的農莊，和妻子（一個劇作家和製片 人）開始以種田為生。這個試驗隻持續了一年，然後老柯林斯便在瑪麗·波德文學院找到一分教戲劇的工作。柯林斯的母親則堅持自己的試驗，她不讓孩子們上學， 而是自己親自教育他們。照她4個孩子所取得的成就看，她的家庭教育相當成功。柯林斯的一個兄弟在弗吉尼亞大學教俄語，另一個是紐約一家製衣廠的高級主管。 第三個在瑞其夢德開辦一家私立學校。當然，還有弗蘭西斯，他是父母雙方好幾代人中唯一學醫學或科學的人。
弗蘭西斯12歲才正式開始在家鄉的中學上學，他很輕鬆地完成大學學業（弗吉尼亞大學），而後是研究生院（耶魯大學物理化學），和醫學院（北卡醫學院）。他成為基督徒時是一個實習醫生。他的醫生生涯和研究事業一直一帆風順，直至他獲得目前在密執根大學的位置。
“多給誰，就向誰多取”
從我們談話的四樓會議室向窗外望去，麵前是一個小小的山穀，山穀邊是綠草如茵的足球場和蜿蜒崎嶇的小徑，中西部的美麗風光一覽無餘，盡收眼 底。會議室外寬大的走廊通向一個又一個實驗室。在那裏，柯林斯的研究生們和博士後們研戰正酣。一組人正奮力尋找Huntington疾病基因；另一組也在 加速尋找已被定位在染色體17號乳腺癌的基因；第三組在尋找一種比Huntington病更常見的遺傳病 Hemorrphagictelangiectasia的致病基因；第四組繼續柯林斯以前從事的紅血球蛋白基因的調控工作；第五組則在努力研究CF和NF 基因。
柯林斯非常關注這些研究，他雖然並不親自動手作每一項研究，但他是一個極勤奮而又熱情的實驗室負責人。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管理的問題，因 為柯林斯還繼續他的臨床工作，擔任各樣行政職責，參加各種學術會議。為了保證各樣尋找基因的工作成功，他每天5點開始工作，如果他不外出，周末也花很多時 間，並且強迫自己拒絕那些“不關鍵”的會議。
當許多醫學樓實驗室中的人都在等著他，想花幾分鍾的時間和他討論CF、Huntington或者血球蛋白時，為什麽柯林斯還願意花幾個小時的時間來談論科學和信仰？這算得上是“關鍵”問題嗎？
“聖經中有一段經文說‘多給誰，就向誰多取’（路加福音12:48）”，柯林斯解釋說：“上帝給了我財政資源，給我大學中的職位，也給我一些成就，我看這些成就完全可能給別人而不是給我。我覺得我應該回報。這回報的一部分就是不恥於談論我所屬的上帝。”
屬於耶穌的生物學家相信什麽呢？他的理性是如何跨越科學與信仰的鴻溝的呢？
柯林斯引用 C. S.路易斯來證明科學與信仰的兼容性。路易斯於1963年去世，像柯林斯一樣，路易斯起初也是一個懷疑論者。他以欲批倒基督教而始，卻已皈依基督教而終。
柯林斯說，路易斯的思想有如下特征：“堅持理智可以解決複雜的問題；當麵對‘神是否存在’這樣重大的問題時，決不被感情因素幹擾，而是相信自己的推理能力，根據證據得到答案。他那本小書‘返璞歸真’雖然寫於50年前，但我認為它是最具說服力的理性與信心的綜合。”
在他談論信仰的過程中，柯林斯經常提到C. S.路易斯，或其他基督教作者，比如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ler），弗蘭西斯·薛華（Francis Schaffer），珍妮·艾瑞克森（Joni
Eareckson一個因跳水事故而癱瘓的女孩，後歸向基督，成了專門傳福音人）。他在信仰上繼承他人的思想與他在科學上的先驅精神成了鮮明對 比。在分子遺傳學領域，柯林斯是世界權威之一，如果你問他關於CF基因，NF基因，或是掃描染色體的實驗技術，你一定會得到第一手材料。談到DNA的發 現，哪怕是些微細小的新發現，柯林斯也會如數家珍，津津樂道。而談到信仰時，柯林斯會坦承他的思想並不是他的首創。
事實是，不僅他的信仰思想不是他自己發明的，C. S.路易斯也沒有獨創什麽新觀點。柯林斯說，“路易斯會第一個告訴你‘返璞歸真’也不是他獨特的思想。他所做的隻是把十幾個世紀以來的一些神學家（如奧古 斯丁）的思想綜合起來，用那些不讀奧古斯丁或托馬斯·阿奎那的人所能理解的語言表達了出來。”
信心的跨越
柯林斯指出，因為上帝是超自然的，因此在自然世界中，不會有確定的、科學的證據證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但他認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可用理智的方式證明，就像路易斯在“返璞歸真”一書中所做。
從可能性到相信，柯林斯說，“對我，對任何人，將都是信心的一步。你不能一直推論到相信，你能推論到相信的門檻，但是你還需要跨過去一步。”
為什麽一個科學家要跨進一個用邏輯推理無法證明存在的世界？有沒有關於超自然世界存在的證據呢？
柯林斯說，“可能我們最熟悉的證據就是我們自己內在的辨別善惡的良心。我們在任何環境下都知道何為善、何為惡，我們雖然行不出來、做不到，但 我們知道。這是從哪裏來的呢？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都很難回答這個問題。而從另一個方麵來看，如果說真有一位慈愛的創造者，他願意與我們建立關係，這不 正是我們所尋找的證據嗎？”
難道我們不能在一個無神的世界裏把一個沒有靈魂的人（soulless being）訓練得能夠識別善惡嗎？難道我們不能從原則上建立一個可以分辨善惡的人工神經網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神學問題，”柯林斯說，“科學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個人的觀點是：不可能。人的意識，人存活的經驗，是決非取決於神經細胞 和它們之間的關係，而是取決於靈，是我們裏麵的，用以與永恒和超自然世界聯係的靈。這裏麵的部分是我們無法完全用神經生物學來探究的。我們可能會稍微理解 一點它如何工作，但是……比方說愛，你能把愛解釋成神經細胞、神經網絡和激素在適當的時間對適當的受體的釋放嗎？”
事實上，有許多神經生物學家會說是。他們辯駁說一台機器隻要有足夠的神經細胞就可以被訓練得表現愛——愛、道德、意識，都完全可以由神經細胞 的互動來解釋。我們目前還不能重新創造出這些狀態，因為大腦實在是太精妙複雜了。但是在理論上，任何大腦中的功能都可以由一個足夠大的聯絡適當的神經網複 製出來。
“這是他們的一個巨大的信心的跳躍，”柯林斯說，“他們相信一種用一套科學體係來解釋科學方法根本無法解釋的現象。他們對神經生物學的信心起碼和我對上帝的信心是一樣的。”
為什麽不呢？如果你需要信心的跳躍，為什麽不選擇神經生物學而選擇上帝呢？上帝到底改變了什麽東西？我們知道如何行事為人，我們知道如何彼此對待，一個有理智的人，究竟為什麽需要上帝呢？
“我們知道什麽是一個有倫理、有道德的生活，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活出這樣的生活。”柯林斯說，“人們不喜歡正視這一點。但是我們中多少人哪 一天不是為了當時的需要就作一件不大得體的事呢？人們完全可能知道是非對錯，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做得不錯，便說服自己：我幾乎總是不錯的。當我們真的犯錯 時，我們很容易為自己找借口。我不知道這樣是否達到道德標準。如果我們認真地省察自己，我們會發現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底都有一種渴望，渴望與那種真正的聖 潔、真正的善建立關係，與那種從未被我們的每日所為而汙染的東西建立關係。這種對真正的善的追求會把我們帶到我們自己之外。”
這樣就一定讓一個慕道者，特別是一個科學家慕道者，相信一位有自我意識的上帝嗎？相信一位認識他自己的創造物，主動關心他們，並且一度以人的樣式來到地球上的上帝嗎？
按照基督教的信仰，這正是它導致人所相信的。柯林斯說，“你不能隻接受你所喜歡的部分而扔掉你不喜歡的部分。我常聽人們這樣說：‘你知道，我 讀聖經了，也聽牧師講道了；耶穌真是一個好人，他的許多思想真的是不錯，他真了不起！但是說他是上帝的兒子，他從死裏複活了，說要把自己的生活交給他掌 管，否則的話，你死後的日子不會好過──這一套我可不買帳！’
“但是基督沒給我們這樣的選擇，”柯林斯強調說，“你讀一讀約翰福音，或者新約中的任何一本書，那裏清楚地記載基督宣稱他是全能上帝的兒子。 每一頁都有他的見證人記錄下的他自己的宣稱。他並沒有秘而不宣。正如路易斯所指出的，要麽基督是他自己所宣稱的，要麽他是精神錯亂，要麽他是一個世界上最 險惡的騙子──自己聲稱是神的兒子，其實不是。你有這三種選擇；但根本沒有‘耶穌是一個好老師’的謬論。好老師不會去編造他是神的兒子的謊言。他要麽是神 的兒子，要麽不是。人們不喜歡麵對這樣的選擇，但是他們不得不。你必在二者中選其一，要麽接受他是神的兒子和他所說的，要麽全部拒絕。你不能隻取你所喜歡 的某一部分。”
但是如果你相信神跡，比方說身體的複活，你怎樣劃分界線？一個在實驗室努力工作，試圖了解DNA在我們的命運中所起作用的科學家，怎麽可能同時相信世界的物理規律有時會暫停、不起作用呢？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神學問題，”柯林斯說，“C. S.路易斯寫了一本叫《神跡》的書；這本書談到你如何麵對超自然的觀點而不停止使用你的頭腦。
“我不知道我能否把這本書濃縮成簡練的幾句話，但是歸根結底，一旦你接受了超自然是可能的這個觀點（當然你從自然中，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否定 這一點），你就沒有理由認定超自然的現象必須遵守自然規律。從另外一方麵，我們從日常的觀察中可以知道超自然的事件是很罕見的，至少我這樣認為。有些人 說，‘看，這花現在開了，真是一件神跡！’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神跡，但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神跡。‘我今天有一個車禍，卻沒有死掉，這真是一件神跡。’也許 是，也許不是。我不能確定。如果你看所有的事都是神跡，‘超自然’就廉價化了。
“但是我確信耶穌基督在世上生活和他複活的曆史記載是一件極大的神跡。並且我也相信因為上帝關心我們人類，他就會時時介入我們。我相信萬能的 上帝有能力在他認為適合的時候（他不會任意反複這樣做）去打破物質的規律，我有這樣的信念，並不表明我放棄了自己作為科學家的角色。”
與病人同禱告
上帝的介入使人想到禱告的問題。一個相信聖經的醫生會與他的病人一同禱告嗎？
“我會，”柯林斯說，“如果他們想要禱告的話。我作臨床最大的樂趣就是能與一些有共同信仰的病人分享。我決不會把我的信仰硬塞給病人，這樣做是不適當的。但是如果他們自己提到他們信，我會很自然地說，‘是，我也信’，並且如果他們想要禱告時，我會很樂意去做。”
“我猜想，我的這種作法與現在流行的觀點有些衝突。流行的觀點是醫生應該是嚴肅的，與病人保持距離，不要在感情上和病人有過多的交流。因為與 病人過多的情感交流會讓醫生麵對棘手的難題時無法做決定。這當然是要特別小心的。但我不認為這就要求醫生對病人冷漠，毫無個人關係。你能給病人的最大禮物 就是對病人關心，讓他們知道你對他們感興趣。”
如果疾病有自然的起因，如果上帝不是每天都會讓神跡發生，禱告又有什麽用呢？
“禱告是與上帝交流的一種方式，”柯林斯說，“我們並沒有其它更多的渠道。禱告像個謎一樣，不習慣的人會覺得很奇怪。對我來講，禱告是我向上 帝傾訴自己的心願的時刻，也盼望上帝在我禱告時指引我當走的路。有時我得到上帝的帶領，有時也得不到。但是這是需要花時間操練的；你不會上了一小時的課， 便從一個懷疑論者或不信神的人變成一個跪下向上帝禱告的人。你必須經過幾個階段：首先，你要認識無神論是不合邏輯的，並且認識到你需要思考這個問。”
無神論到底是怎樣不合邏輯的？
“最不合邏輯、最不理性的就是站在科學的立場上來排除上帝的存在。”他說。“假如說我們所知的有關宇宙的所有知識都在這個圓圈中，”柯林斯邊 說邊站起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圓，“一個人所有的知識有多少呢？即便是最自信的科學家也會說，‘我知道這麽多。’”柯林斯在大圓圈內劃了一個極小的圓，“假 如需要認識上帝存在的知識不在你自己的小圈子中呢？無神論者卻堅持說‘即使我的知識的小圈子這麽小，它還是足夠排除上帝的存在。’我不認為這是一種合乎邏 輯的方式。
“如果你連可知的知識還沒有掌握，你怎能肯定說上帝不存在呢？在我看來，如果你用一個理性的方式來談論信仰，最終你或者成為一個不可知論者，或者在思考一些事實後，成為有信仰的人。
“有趣的是，那些嚴肅地追尋、思考的人，後來幾乎不可避免地都成了信徒。甚至連那些極端狂熱的要否定基督教的人，最終反而歸向了基督。”
如果駁倒無神論的論點是這麽簡單明了而且有說服力，為什麽那麽多做研究的生物學家卻不信呢？
“我認為多數科學家對於信仰的困難，”柯林斯說，“是一思考信仰就感到不自在，那是一種這樣的感覺：天啊，這又把我帶回過去──我並不相信，但我父母卻期望我信，這意味著讓我拋開我所認識的規律和知識，去思考我之外的事情；這對我的關於科學的安全感是個威脅。
“讓我再溫和不過地說吧，這種思考會威脅到科學家的理智上的驕傲。對科學家至關重要的是相信自己可以認識一切。這種要用基本規律解釋所有的物 理現象和生物現象的願望，驅使人們從事科學。我認為上帝也允許我們這樣做。但如果過於極端，便會使人有這種驕傲的感覺：‘我的理智足夠了解一切。’
“我認為，在多數情況下，科學家回避這個問題。他們中有一種群體免疫效應：如果你是一個科學家，你就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事物。正如‘政治正確’這個詞一樣，‘科學正確’暗示著你不接受超自然存在的可能性。”
安靜的信徒
“很多時候，”柯林斯擔憂地說，“那些很顯眼的基督徒是把信仰變為電視節目或者政治舞台。許多真誠的基督徒對此很擔憂。”
幾年前，柯林斯在他家附近，幫忙創建了一個超宗派的小教會。他參與教會事奉，與自己教會的會友交流信仰。在家中，他和妻子瑪麗琳以及兩個女兒 分享自己的信仰。大女兒瑪格瑞特，21歲，正在北卡南裏納大學念四年級；小女兒麗茲，17歲，讀高中四年級。他認為信仰在他的婚姻中起了關鍵的作用，也為 他的事業提供了一種穩固的信仰角度。
“如果你不相信有永恒，你每天會活得非常緊張，”回顧分子遺傳學領域中異常激烈的競爭時，柯林斯說，“你可能把你生存的全部意義建立於是否在 競爭中成功。但是我從未覺得如果一切都不成功的話，我就會瓦解、跨掉。我的屬靈生活使我的生命之錨穩如泰山，絕非任何科研項目的颶風可以吹動。”
柯林斯堅定的信仰足以使他恪守自己在科學上不隨波逐流的世界觀，他也不恥於公開談論自己的觀點，哪怕別的科學家並不認真聽他的分享。
“你不知道信仰是何等重要！試想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基督真的曾經來到這個地球上，並且又在十字架被釘死，他舍己成了我們通向上帝的橋梁，這 豈不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事件嗎？我們現在的生活和我們死後的來生全都基於這個曆史事件上，如果一個人得到了這個結論，但又羞於承認它，那豈不是在理性 上的自殺嗎？
編者按：弗蘭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現任美國NIH人類基因研究所所長，基因工程資深研究員，主持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工作。在美國《科學》等雜誌上發表多篇世界一流的學術 論文，其研究方向為人類疾病導致基因的功能和機理。被譽稱為“基督徒教授”。本文是George Liles 他的采訪報導，刊登於“MD”1992年3月號，由胡健安教授推薦，並在翻譯過程中提供許多幫助，特此致謝。譯文中個別章節有刪節。
漫步在美國生物醫學研究機構的長廊中，你似乎不可能遇到上帝。對那些實驗生物學者來說，論證上帝的題目似乎與他們毫無關聯，幾乎無人問津。分 子遺傳學家們認為，進化論的生物觀已經提供了對生命的最滿意的解釋，超自然的解釋是多餘的。傳統信仰（基督教）隻是那些隻去教會、不動腦子的人的選擇。生 物研究界中許多人都相信這樣的假設。
弗蘭西斯·柯林斯則認為這樣的觀點毫無邏輯。柯林斯是密西根大學醫學院內科和人類遺傳學教授，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全美人類基因庫中心的負責人，是cysticfibrosis基因和neurofibromatosis基因的發現者。 同時，他自己宣稱，他是一個相信聖經的基督徒。
此刻，他正坐在密大醫院那棟巨大的醫學教研樓中的一間會議室裏，俯視著對麵安娜堡的呼然河穀，輕輕靠在椅背上。談及科學證明信仰荒誕不經、不合時宜這樣的觀點他覺得很好笑。他當然知道這是大多數科學家的思想，但他提醒說，這些人並沒有真正地去思考。
“如果你向那些自稱為不可知論者或無神論者的醫生科學家問一些基本的神學問題”，柯林斯說，“你不會得到許多令人信服的回答。他們並不是經過認真思考才得到了這些哲學觀點，而是從沒有認真考慮過。”
柯林斯為自己的哲學觀點掙紮了14年，最後他成為少數派中的一員。他認為無神論是不合邏輯的，而嚴謹的、理性的科學分析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 論：超自然的存在是完全真實可信的。在這個基礎上更跨進一步，他個人相信古老的傳統的基督教中的上帝是真正存在的，而新約中記載的故事是真實的─並不是抽 象修辭意義上的真實，而是字句意義上的真實，曆史的真實。
柯林斯生性和善，棕色頭發，從口音中聽得出他是在維吉尼亞鄉村長大的。1977年他十分偶然地決誌信主，雖然這不是很流行的信仰。當時，他 27歲，正在北卡紀念醫院作實習醫生。他的妻子瑪麗·林在此一年前接受了基督信仰，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信心也在不斷增強。柯林斯雖然還是滿腹疑惑，但同 意反思他前幾年未經思考就輕易放棄的信仰。在他願意反思又試圖否決上帝存在的理性論證和基督教真理的掙紮過程中，柯林斯開始轉向基督教護教學家C. S.路易斯。這位年輕的醫生開始對路易斯著作《返璞歸真》在理論上挑毛病（“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是路易斯從1940年起寫的一係列解釋和捍衛基督信仰的短文）。
“我是個多年的無神論者”，柯林斯現在說，“當時我想我能夠把那些小冊子完全駁倒。但是我很驚訝的發現，原來我所掙紮的問題路易斯都已經掙紮過了，並且我的許多認為信仰不合理性的觀點是不合理性的。”
柯林斯很快成了一個基督徒，一些同事評斷他是理性的自殺。但是如果說他的信仰使他成為生物研究領域裏的一個“怪人”的話，這既未傷害他的智 力，也沒有毀掉他的事業。他反而在競爭激烈的分子生物學領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9年他與JohnR. Riordan及Lap-CheeTsui共同發現了導致疾病的CF基因，1990年與猶他醫學院的瑞·懷德一同發現了 neurofibromatosis基因。由於他在密大、Howard Hughes醫學研究所、人類基因庫計劃的職位，柯林斯在美國醫學和國際人類遺傳研究領域中已經是舉足輕重、頗有影響的人物。
“大家對我很寬容，”他談話中頻頻發出笑聲，“我從未隱瞞自己的信仰。我覺得有責任去講這些，但大家還沒有特別厭煩，有些人不聽，不聽也就算了，但沒有人攻擊我。我不能說我因信仰受逼迫。”
“去年複活節我們這兒有件有趣的事，”柯林斯說，“密大的基督徒教師們覺得我們需要在這個無神論越來越盛行的校園中，更加公開自己的信仰，於 是我們在受難日那天，在密執根日報上登了一個廣告：‘以下教師是相信耶穌基督複活存在的信徒，並且願意與感興趣的學生探討這個信仰。’”接著是40多位教 師的姓名和電話。
一些讀者寫信抱怨說這個廣告違反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他們說，州立大學的老師不應該使用他們的權力去把自己的宗教信仰灌輸給易受影響的學生。
“這實在很有意思，”柯林斯說，“當其他老師將各式的觀點，尤其是政治觀點，硬塞給學生時，沒有人會被激怒。可是這個‘特別的觀點’（柯林斯 說到這個詞時用了嘲諷的聲音，他在模仿學校中的批評）卻被認為是不合適的。雙方辯來辯去，我也很驚訝的收到一些明信片說：‘我覺得你做得很對。’所以，我 不能說我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了。”
是否有許多學生來電話詢問他的信仰？
“連一個也沒有”，柯林斯笑著說。
教育背景
柯林斯在弗吉尼亞州斯脫頓的一個聖公會教徒家庭中長大。這個家庭不願循規蹈矩，不介意踏上別人不走的人生之路。他父親是耶魯大學的英語博士， 二戰後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但他覺得在公司上班不是他要走的路，便辭了職，於1946年搬到香楠道河穀的一個95英畝的農莊，和妻子（一個劇作家和製片 人）開始以種田為生。這個試驗隻持續了一年，然後老柯林斯便在瑪麗·波德文學院找到一分教戲劇的工作。柯林斯的母親則堅持自己的試驗，她不讓孩子們上學， 而是自己親自教育他們。照她4個孩子所取得的成就看，她的家庭教育相當成功。柯林斯的一個兄弟在弗吉尼亞大學教俄語，另一個是紐約一家製衣廠的高級主管。 第三個在瑞其夢德開辦一家私立學校。當然，還有弗蘭西斯，他是父母雙方好幾代人中唯一學醫學或科學的人。
弗蘭西斯12歲才正式開始在家鄉的中學上學，他很輕鬆地完成大學學業（弗吉尼亞大學），而後是研究生院（耶魯大學物理化學），和醫學院（北卡醫學院）。他成為基督徒時是一個實習醫生。他的醫生生涯和研究事業一直一帆風順，直至他獲得目前在密執根大學的位置。
“多給誰，就向誰多取”
從我們談話的四樓會議室向窗外望去，麵前是一個小小的山穀，山穀邊是綠草如茵的足球場和蜿蜒崎嶇的小徑，中西部的美麗風光一覽無餘，盡收眼 底。會議室外寬大的走廊通向一個又一個實驗室。在那裏，柯林斯的研究生們和博士後們研戰正酣。一組人正奮力尋找Huntington疾病基因；另一組也在 加速尋找已被定位在染色體17號乳腺癌的基因；第三組在尋找一種比Huntington病更常見的遺傳病 Hemorrphagictelangiectasia的致病基因；第四組繼續柯林斯以前從事的紅血球蛋白基因的調控工作；第五組則在努力研究CF和NF 基因。
柯林斯非常關注這些研究，他雖然並不親自動手作每一項研究，但他是一個極勤奮而又熱情的實驗室負責人。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管理的問題，因 為柯林斯還繼續他的臨床工作，擔任各樣行政職責，參加各種學術會議。為了保證各樣尋找基因的工作成功，他每天5點開始工作，如果他不外出，周末也花很多時 間，並且強迫自己拒絕那些“不關鍵”的會議。
當許多醫學樓實驗室中的人都在等著他，想花幾分鍾的時間和他討論CF、Huntington或者血球蛋白時，為什麽柯林斯還願意花幾個小時的時間來談論科學和信仰？這算得上是“關鍵”問題嗎？
“聖經中有一段經文說‘多給誰，就向誰多取’（路加福音12:48）”，柯林斯解釋說：“上帝給了我財政資源，給我大學中的職位，也給我一些成就，我看這些成就完全可能給別人而不是給我。我覺得我應該回報。這回報的一部分就是不恥於談論我所屬的上帝。”
屬於耶穌的生物學家相信什麽呢？他的理性是如何跨越科學與信仰的鴻溝的呢？
柯林斯引用 C. S.路易斯來證明科學與信仰的兼容性。路易斯於1963年去世，像柯林斯一樣，路易斯起初也是一個懷疑論者。他以欲批倒基督教而始，卻已皈依基督教而終。
柯林斯說，路易斯的思想有如下特征：“堅持理智可以解決複雜的問題；當麵對‘神是否存在’這樣重大的問題時，決不被感情因素幹擾，而是相信自己的推理能力，根據證據得到答案。他那本小書‘返璞歸真’雖然寫於50年前，但我認為它是最具說服力的理性與信心的綜合。”
在他談論信仰的過程中，柯林斯經常提到C. S.路易斯，或其他基督教作者，比如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ler），弗蘭西斯·薛華（Francis Schaffer），珍妮·艾瑞克森（Joni
Eareckson一個因跳水事故而癱瘓的女孩，後歸向基督，成了專門傳福音人）。他在信仰上繼承他人的思想與他在科學上的先驅精神成了鮮明對 比。在分子遺傳學領域，柯林斯是世界權威之一，如果你問他關於CF基因，NF基因，或是掃描染色體的實驗技術，你一定會得到第一手材料。談到DNA的發 現，哪怕是些微細小的新發現，柯林斯也會如數家珍，津津樂道。而談到信仰時，柯林斯會坦承他的思想並不是他的首創。
事實是，不僅他的信仰思想不是他自己發明的，C. S.路易斯也沒有獨創什麽新觀點。柯林斯說，“路易斯會第一個告訴你‘返璞歸真’也不是他獨特的思想。他所做的隻是把十幾個世紀以來的一些神學家（如奧古 斯丁）的思想綜合起來，用那些不讀奧古斯丁或托馬斯·阿奎那的人所能理解的語言表達了出來。”
信心的跨越
柯林斯指出，因為上帝是超自然的，因此在自然世界中，不會有確定的、科學的證據證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但他認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可用理智的方式證明，就像路易斯在“返璞歸真”一書中所做。
從可能性到相信，柯林斯說，“對我，對任何人，將都是信心的一步。你不能一直推論到相信，你能推論到相信的門檻，但是你還需要跨過去一步。”
為什麽一個科學家要跨進一個用邏輯推理無法證明存在的世界？有沒有關於超自然世界存在的證據呢？
柯林斯說，“可能我們最熟悉的證據就是我們自己內在的辨別善惡的良心。我們在任何環境下都知道何為善、何為惡，我們雖然行不出來、做不到，但 我們知道。這是從哪裏來的呢？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都很難回答這個問題。而從另一個方麵來看，如果說真有一位慈愛的創造者，他願意與我們建立關係，這不 正是我們所尋找的證據嗎？”
難道我們不能在一個無神的世界裏把一個沒有靈魂的人（soulless being）訓練得能夠識別善惡嗎？難道我們不能從原則上建立一個可以分辨善惡的人工神經網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神學問題，”柯林斯說，“科學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個人的觀點是：不可能。人的意識，人存活的經驗，是決非取決於神經細胞 和它們之間的關係，而是取決於靈，是我們裏麵的，用以與永恒和超自然世界聯係的靈。這裏麵的部分是我們無法完全用神經生物學來探究的。我們可能會稍微理解 一點它如何工作，但是……比方說愛，你能把愛解釋成神經細胞、神經網絡和激素在適當的時間對適當的受體的釋放嗎？”
事實上，有許多神經生物學家會說是。他們辯駁說一台機器隻要有足夠的神經細胞就可以被訓練得表現愛——愛、道德、意識，都完全可以由神經細胞 的互動來解釋。我們目前還不能重新創造出這些狀態，因為大腦實在是太精妙複雜了。但是在理論上，任何大腦中的功能都可以由一個足夠大的聯絡適當的神經網複 製出來。
“這是他們的一個巨大的信心的跳躍，”柯林斯說，“他們相信一種用一套科學體係來解釋科學方法根本無法解釋的現象。他們對神經生物學的信心起碼和我對上帝的信心是一樣的。”
為什麽不呢？如果你需要信心的跳躍，為什麽不選擇神經生物學而選擇上帝呢？上帝到底改變了什麽東西？我們知道如何行事為人，我們知道如何彼此對待，一個有理智的人，究竟為什麽需要上帝呢？
“我們知道什麽是一個有倫理、有道德的生活，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能活出這樣的生活。”柯林斯說，“人們不喜歡正視這一點。但是我們中多少人哪 一天不是為了當時的需要就作一件不大得體的事呢？人們完全可能知道是非對錯，而且大部分時間都做得不錯，便說服自己：我幾乎總是不錯的。當我們真的犯錯 時，我們很容易為自己找借口。我不知道這樣是否達到道德標準。如果我們認真地省察自己，我們會發現我們每一個人的心底都有一種渴望，渴望與那種真正的聖 潔、真正的善建立關係，與那種從未被我們的每日所為而汙染的東西建立關係。這種對真正的善的追求會把我們帶到我們自己之外。”
這樣就一定讓一個慕道者，特別是一個科學家慕道者，相信一位有自我意識的上帝嗎？相信一位認識他自己的創造物，主動關心他們，並且一度以人的樣式來到地球上的上帝嗎？
按照基督教的信仰，這正是它導致人所相信的。柯林斯說，“你不能隻接受你所喜歡的部分而扔掉你不喜歡的部分。我常聽人們這樣說：‘你知道，我 讀聖經了，也聽牧師講道了；耶穌真是一個好人，他的許多思想真的是不錯，他真了不起！但是說他是上帝的兒子，他從死裏複活了，說要把自己的生活交給他掌 管，否則的話，你死後的日子不會好過──這一套我可不買帳！’
“但是基督沒給我們這樣的選擇，”柯林斯強調說，“你讀一讀約翰福音，或者新約中的任何一本書，那裏清楚地記載基督宣稱他是全能上帝的兒子。 每一頁都有他的見證人記錄下的他自己的宣稱。他並沒有秘而不宣。正如路易斯所指出的，要麽基督是他自己所宣稱的，要麽他是精神錯亂，要麽他是一個世界上最 險惡的騙子──自己聲稱是神的兒子，其實不是。你有這三種選擇；但根本沒有‘耶穌是一個好老師’的謬論。好老師不會去編造他是神的兒子的謊言。他要麽是神 的兒子，要麽不是。人們不喜歡麵對這樣的選擇，但是他們不得不。你必在二者中選其一，要麽接受他是神的兒子和他所說的，要麽全部拒絕。你不能隻取你所喜歡 的某一部分。”
但是如果你相信神跡，比方說身體的複活，你怎樣劃分界線？一個在實驗室努力工作，試圖了解DNA在我們的命運中所起作用的科學家，怎麽可能同時相信世界的物理規律有時會暫停、不起作用呢？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神學問題，”柯林斯說，“C. S.路易斯寫了一本叫《神跡》的書；這本書談到你如何麵對超自然的觀點而不停止使用你的頭腦。
“我不知道我能否把這本書濃縮成簡練的幾句話，但是歸根結底，一旦你接受了超自然是可能的這個觀點（當然你從自然中，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否定 這一點），你就沒有理由認定超自然的現象必須遵守自然規律。從另外一方麵，我們從日常的觀察中可以知道超自然的事件是很罕見的，至少我這樣認為。有些人 說，‘看，這花現在開了，真是一件神跡！’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神跡，但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神跡。‘我今天有一個車禍，卻沒有死掉，這真是一件神跡。’也許 是，也許不是。我不能確定。如果你看所有的事都是神跡，‘超自然’就廉價化了。
“但是我確信耶穌基督在世上生活和他複活的曆史記載是一件極大的神跡。並且我也相信因為上帝關心我們人類，他就會時時介入我們。我相信萬能的 上帝有能力在他認為適合的時候（他不會任意反複這樣做）去打破物質的規律，我有這樣的信念，並不表明我放棄了自己作為科學家的角色。”
與病人同禱告
上帝的介入使人想到禱告的問題。一個相信聖經的醫生會與他的病人一同禱告嗎？
“我會，”柯林斯說，“如果他們想要禱告的話。我作臨床最大的樂趣就是能與一些有共同信仰的病人分享。我決不會把我的信仰硬塞給病人，這樣做是不適當的。但是如果他們自己提到他們信，我會很自然地說，‘是，我也信’，並且如果他們想要禱告時，我會很樂意去做。”
“我猜想，我的這種作法與現在流行的觀點有些衝突。流行的觀點是醫生應該是嚴肅的，與病人保持距離，不要在感情上和病人有過多的交流。因為與 病人過多的情感交流會讓醫生麵對棘手的難題時無法做決定。這當然是要特別小心的。但我不認為這就要求醫生對病人冷漠，毫無個人關係。你能給病人的最大禮物 就是對病人關心，讓他們知道你對他們感興趣。”
如果疾病有自然的起因，如果上帝不是每天都會讓神跡發生，禱告又有什麽用呢？
“禱告是與上帝交流的一種方式，”柯林斯說，“我們並沒有其它更多的渠道。禱告像個謎一樣，不習慣的人會覺得很奇怪。對我來講，禱告是我向上 帝傾訴自己的心願的時刻，也盼望上帝在我禱告時指引我當走的路。有時我得到上帝的帶領，有時也得不到。但是這是需要花時間操練的；你不會上了一小時的課， 便從一個懷疑論者或不信神的人變成一個跪下向上帝禱告的人。你必須經過幾個階段：首先，你要認識無神論是不合邏輯的，並且認識到你需要思考這個問。”
無神論到底是怎樣不合邏輯的？
“最不合邏輯、最不理性的就是站在科學的立場上來排除上帝的存在。”他說。“假如說我們所知的有關宇宙的所有知識都在這個圓圈中，”柯林斯邊 說邊站起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圓，“一個人所有的知識有多少呢？即便是最自信的科學家也會說，‘我知道這麽多。’”柯林斯在大圓圈內劃了一個極小的圓，“假 如需要認識上帝存在的知識不在你自己的小圈子中呢？無神論者卻堅持說‘即使我的知識的小圈子這麽小，它還是足夠排除上帝的存在。’我不認為這是一種合乎邏 輯的方式。
“如果你連可知的知識還沒有掌握，你怎能肯定說上帝不存在呢？在我看來，如果你用一個理性的方式來談論信仰，最終你或者成為一個不可知論者，或者在思考一些事實後，成為有信仰的人。
“有趣的是，那些嚴肅地追尋、思考的人，後來幾乎不可避免地都成了信徒。甚至連那些極端狂熱的要否定基督教的人，最終反而歸向了基督。”
如果駁倒無神論的論點是這麽簡單明了而且有說服力，為什麽那麽多做研究的生物學家卻不信呢？
“我認為多數科學家對於信仰的困難，”柯林斯說，“是一思考信仰就感到不自在，那是一種這樣的感覺：天啊，這又把我帶回過去──我並不相信，但我父母卻期望我信，這意味著讓我拋開我所認識的規律和知識，去思考我之外的事情；這對我的關於科學的安全感是個威脅。
“讓我再溫和不過地說吧，這種思考會威脅到科學家的理智上的驕傲。對科學家至關重要的是相信自己可以認識一切。這種要用基本規律解釋所有的物 理現象和生物現象的願望，驅使人們從事科學。我認為上帝也允許我們這樣做。但如果過於極端，便會使人有這種驕傲的感覺：‘我的理智足夠了解一切。’
“我認為，在多數情況下，科學家回避這個問題。他們中有一種群體免疫效應：如果你是一個科學家，你就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事物。正如‘政治正確’這個詞一樣，‘科學正確’暗示著你不接受超自然存在的可能性。”
安靜的信徒
“很多時候，”柯林斯擔憂地說，“那些很顯眼的基督徒是把信仰變為電視節目或者政治舞台。許多真誠的基督徒對此很擔憂。”
幾年前，柯林斯在他家附近，幫忙創建了一個超宗派的小教會。他參與教會事奉，與自己教會的會友交流信仰。在家中，他和妻子瑪麗琳以及兩個女兒 分享自己的信仰。大女兒瑪格瑞特，21歲，正在北卡南裏納大學念四年級；小女兒麗茲，17歲，讀高中四年級。他認為信仰在他的婚姻中起了關鍵的作用，也為 他的事業提供了一種穩固的信仰角度。
“如果你不相信有永恒，你每天會活得非常緊張，”回顧分子遺傳學領域中異常激烈的競爭時，柯林斯說，“你可能把你生存的全部意義建立於是否在 競爭中成功。但是我從未覺得如果一切都不成功的話，我就會瓦解、跨掉。我的屬靈生活使我的生命之錨穩如泰山，絕非任何科研項目的颶風可以吹動。”
柯林斯堅定的信仰足以使他恪守自己在科學上不隨波逐流的世界觀，他也不恥於公開談論自己的觀點，哪怕別的科學家並不認真聽他的分享。
“你不知道信仰是何等重要！試想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基督真的曾經來到這個地球上，並且又在十字架被釘死，他舍己成了我們通向上帝的橋梁，這 豈不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事件嗎？我們現在的生活和我們死後的來生全都基於這個曆史事件上，如果一個人得到了這個結論，但又羞於承認它，那豈不是在理性 上的自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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