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林與金融海嘯 （上）

李祥林與金融海嘯 （上）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薩姆8226;瓊斯(Sam Jones)

約翰尼8226;凱什(Joh nny Cash)和瓊8226;卡特(June Carter)在大奧普裏(Grand Ole Opry)現場音樂秀的後台初次見麵。他們的相識有點像鄉村歌曲中的男女主角：他結過婚，她剛剛離婚，於是一段感情開始了；兩位歌手都有小孩，前妻因他酗酒狂歡於1966年離開他之前，他有3個孩子。兩年之後，他在舞台上向卡特求婚，盡管遭到卡特多次拒絕，但最終她還是答應了。他們各自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侶。

他們的人生結局也像是一首鄉村歌曲。2003年，卡特心髒手術出現並發症，不幸逝世於納什維爾，4個月後，凱什也與世長辭，和卡特在天堂相會。似乎，妻子因心髒並發症去世讓他痛不欲生：“太痛苦了，”在最後一次音樂會上，他對觀眾這樣說道。他一邊為他的吉他調音，一邊幾乎流著淚表示，這種痛苦“讓人難以接受，是最不能讓人接受的。”

在剛剛喪失親人的人群中，凱什隻不過是一個突出的例子。約翰尼和瓊相遇前，科學家們就已經注意到，這種“配偶相繼去世的案例”其實並不是個案。到上世紀80年代，醫學研究人員就開始著文提到“應激性心肌病”(stress cardiomyopathy)，又稱“心尖球形綜合征”(apical ballooning syndrome)，這個難懂的專業術語用來描述這樣一種特殊情形：經曆了一次非常嚴重的精神創傷之後，人體的大腦會神秘地向血液中釋放出一些化學物質，而這些物質會削弱人體心髒機能——在某些情況下，會導致心髒完全停止工作。

醫學界對此很有興趣，因為研究人員可能有機會幹涉並延長人的生命。另一個行業對這個現象也很感興趣——但更多地是去理解它，而不是去阻止它。這些人就是壽險精算師。保險精算學是一個圍繞生與死的統計學科——而心碎現象的統計也變得非常引人注目。一頁又一頁的死亡報告顯示了相同的顯著趨勢：夫妻中，一方的去世會大大增加另一方死亡的幾率。悲傷致死——從最一般意義上講，不一定是死於應激性心肌病——並不是一種罕見現象，而多少是個統計概率事件。因此，壽險商為了經營期業務，需要把它融入統計模型中。在2008年3月做的一份研究中，卡斯商學院(Cass Business School)的亞普8226;施普魯(Jaap Spreeuw)和王旭(Xu Wang，譯音)發現，在愛人死後的一年裏，女性可能死亡的概率是平常的2倍多，而男性的死亡概率則是6倍多。“這意味著……聯合生存年金[繼續支付相同金額，直至被保險人雙雙死亡]定價太低，而最後生存者年金[一方去世後，向另一方支付的年金增加]則定價太高，”這份研究的作者總結道。

然而，在卡斯商學院的權威研究之前，保險精算師就已開始把悲傷致死的趨勢融入他們用來計算客戶死亡概率的模型中。怎樣才能可靠地抓住這種轉瞬即逝的關係呢？當然，保險精算師們靠的是概率。雖然他們無法為一對具體的夫婦設計出一種能夠預測心碎綜合症致死的概率模型，但他們可以利用統計學，以一群人為樣本，設計出一副相對精確的圖景。

他們借用物理學，並以馬爾可夫鏈(Markov chain)模型為基礎設計出一個方程：一種表達一係列統計事件的方式，這些事件的結果互相獨立。在物理學上，馬爾可夫鏈過程基於我們對周圍世界最基本的認識，從液體汽化的方式到一滴墨水在一杯水中逐漸擴散的方式。精算師們解釋道，如果你把人視為原子，那麽你就可以在人身上運用相同的原子數學了。

…

1987年秋天，一位男子從中國乘班機來到加拿大。這位當時有可能成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精算師的男子叫李祥林(Xiang Lin Li)。在此之前，他和同行的許多年輕學者——全部來自南開大學——都未出過國門，但他們應中國和加拿大政府的邀請，來到加拿大做一些超乎尋常的事：研究資本主義。這一小群數學學者和統計學學者將攻讀魁北克拉瓦爾大學(Quebec\'s Laval University)的商學學位。

對李祥林來說，去加拿大是他當時許多不可能的機會中最近的一個，而正是這些機會造就了他後來的人生。幾十年前，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行將結束之際，他的家庭受到了迫害：他的父親——一位中層警官，恰好是一位低職位官僚，成了當時紅衛兵再教育的對象，他們一家被趕往中國南部的一個小村莊。在鄉下，年輕的李祥林上學的機會非常渺茫，更不用說上大學了。但他很有才能，再加上他有動力，最終他成功地走進了學堂，而且還進了南開大學——中國最具聲望的大學之一。李祥林在南開大學學習經濟學，而就在他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後，加拿大發出了邀請。為了成為被送往魁北克的一分子，他在四個月內學會了法語——學習語言的勁道似乎能和他搗弄數字時的勁道相提並論。

在國外，李祥林的幹勁並沒有減弱。去加拿大四年之後，他獲得了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到了這個地步，他沒有回國的念頭了。在他在外的幾年時間裏，中國的微型公開性時期結束。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和一些民主改革份子相繼被革職，而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對被釋放出來的自由主義風氣持非常謹慎的態度。 1989年，中國的一些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被射殺，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國。對於那些有誌向的年輕學生來說——尤其是對剛在西方獲得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的學生來說，南開這樣的大學並不是最安全的地方。

為了表明自己不再回國，他改名為大衛8226;李(David Li)。從拉瓦爾大學畢業後，他進入多倫多附近的滑鐵盧大學學習保險精算學。而這並不是唯一的變化：從身處講法語的蒙特利爾優雅社會到進入一個更世俗、更加以商業為中心的多倫多社會，這一變化意義深遠，而且經過深思熟慮。據和他一同從中國移民出來的同伴、也是拉瓦爾大學的同學戴傑(Jie Dai，譯音)稱，“我清晰地記得[李]曾說過，如果你成了一位精算師，你會賺到很多錢。”

…

上世紀90年代，要賺大錢，當然不會是在滑鐵盧大學，而是在矽穀、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對數學人才來說，矽穀是首選，但華爾街和金融城也在逐漸吸引李祥林這樣的人才。1984年，羅伯特8226;魯賓(Robert Rubin)——10年後他成了美國財長——為他當時的雇主高盛(Goldman Sachs)投行做出了一個大膽決定。魯賓決定雇傭當時麻省理工大學斯隆管理學院的學者、經濟學家費希爾8226;布萊克(Fischer Black)。1983年之前，有一些學者已開始研究經濟學和市場學，但都是出於學術好奇心；布萊克個性獨特——是一個嚴謹的學者，有成功的著述經驗，並還有一個終身職位——他去了華爾街，並冒著象牙塔同事嘲笑的風險，將理論付諸實踐。

魯賓的豪賭為高盛帶來的收入是布萊克薪水的好幾倍。在高盛，這位教授開拓性地利用數學原理去追求利潤。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Black- Scholes formula)的發明有一半是他的功勞，這個公式為市場風險製定一個合理的價格，給華爾街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這個原則成為一個全新領域的奠基性教義，即定量金融學。定量金融學的倡導者試圖用智慧來戰勝市場，他們首先利用數學計算風險，利用數學排除這些風險。從事定量金融學的人數迅速增加。隨著蘇聯的瓦解、軍備競賽的結束，以及1993年美國國會取消了超導超大型加速器（旨在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物理實驗儀器）的建造，粒子物理學家、量子力學專家，以及電腦工程師都無事可幹了。對年輕一代的本科生和博士來說，把他們的知識應用到金融學，顯然是防止他們領域工作流失很好的另一個選擇。

粒子物理學家伊曼紐爾8226;德曼(Emanuel Derman)就做了這樣的轉變。他於1985年加入高盛集團，在在布萊克手下工作，最終接任導師的職位。他回憶道，當時大量湧入的“定量金融家”被稱為是“POW”——即華爾街上的物理學家（POW原意為戰俘）。另一位華爾街定量金融學家、現麻省理工大學講師羅德城(Andrew Lo)引用的縮寫詞也相當精準。在最近一次講座中，他說，現在華爾街真正需要的不是博士(PhD)，而是PSDs：“貧困、聰明，並且急切想致富 ”(poor, smart and with a deep desire to get rich)的人。在滑鐵盧大學，李祥林非常適合這種描述。他在攻讀保險精算博士學位，但沒有人希望他今後走學術道路。於是，1997年獲得博士學位後，他在加拿大最大的銀行之一——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CIBC)找了份工作。

對李祥林這樣的畢業生來說，進入亂作一團的商界或許讓人有些吃驚，即便擁有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像他這樣的數學家至多也隻不過是個定量金融家，多少被人看不起；如果他們幸運的話，交易員同事或許會拍拍他們後背，半拍馬屁地說上一句“火箭科學家”。伊曼紐爾8226;德曼記得，有一次在高盛，他和另一個量子物理學家站在交易所內中央過道的兩邊，一位資深交易員從他們之間走過。這位交易員“趕緊跑開，極度痛苦地用雙手抓著頭，驚呼道：‘啊……！好強的力場！太強了！讓我離開這裏！\'”

可是，李祥林1998年到紐約時，定量金融家統治了華爾街。那年夏天，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由定量金融學中最好的專家管理的對衝基金—— 需要從聯邦政府處獲得大規模救助。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非但沒有警示人們——數學模型可能會讓投資者陷入嚴重的困境，它還把定量金融視為一個另類的後勤支持任務並將這一觀點發揚光大了。這家基金公司倒閉前的巨大威力，以及倒閉有可能會在金融體係留下一個萬億美元的大洞這一事實，使人們對一個觀念產生了懷疑，即交易員的直覺和經驗要比數字情報重要得多。

薩姆8226;瓊斯(Sam Jones)是《金融時報》駐阿爾法城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