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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亞當.斯密笑到最後
作者：《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特約編輯P.J. 歐魯克(P.J. O'Rourke)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自由市場死了。它死在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法西斯統製、凱恩斯主義、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濟控製、1945年工黨勝利、凱恩斯主義再度抬頭、阿拉伯石油禁運、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以及當前金融危機手裏。過去一百年裏，自由市場至少死了10次。每一次市場失效，人們都希望知道亞當.斯密(Adam Smith)會說些什麽。這是一個提問“上帝你好，我的無神論怎樣了？”的時刻。
亞當.斯密則會笑到說不出話來。他不是隻在災難發生之前，而是在232年前就發現了導致眼下這場經濟危機的精確原因——也許創造了賣空的紀錄。
斯密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寫到：“一幢住宅本身不會為其住戶帶來任何收入。”“如果出租給房客，由於房屋本身不會創造什麽，房客始終必須用一些其它的收入來支付租金。”因此斯密得出結論，盡管出租一幢房屋，可以為其所有者帶來收入，“但人群的總體收入永遠不會藉此獲得一丁點兒的增加”。（281頁）
斯密對瘋狂的投機非常熟悉，他客氣地稱之為“過度交易”。
密西西比計劃(Mississippi Scheme)和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都在1720年崩潰。3年後，斯密出生了。1772年，當時斯密正在寫作《國富論》，蘇格蘭發生了銀行擠兌風波，愛丁堡的30家私人銀行中隻有3家得以幸存。蘇格蘭那些過度交易的人們對隨後出現的信貸凍結的反應現在聽起來非常熟悉。斯密表示：“他們似乎認為，銀行理應為不足提供資金，並為他們提供交易所需的全部資本。”（308頁）
過度投機的現象與其說與自由市場有關，不如說與高利潤有關。斯密表示：“當交易獲利高於平常時，過度交易就成為一個普遍的錯誤。”（438頁）斯密稱，盈利率“最高的國家，始終是崩潰得最迅速的”。（266頁）
南海泡沫的起因是英國時任財政大臣羅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伯爵希望為國債融資而製造的毀滅性陰謀。密西西比計劃則起源於法國攝政王菲利普.多萊昂公爵 (Philippe duc d'Orleans)，當時他將皇家銀行的控製權交給了蘇格蘭金融家約翰.勞(John Law)，而勞是那個時代的伯納德.馬多夫(Bernard Madoff)。
勞的蘇格蘭同行——他們比英格蘭人更傾向於自由市場，更不用說法國人了——已經聽說勞計劃“成立一家銀行……他似乎認為該銀行發行的票據總量可以達到這個國家所有土地的整體價值”。斯密指出，蘇格蘭議會“認為通過這個計劃是不恰當的”。（317頁）
一個簡單的想法能使一件過度交易的蠢事，變成一場投機災難——無論它涉及遠洋貿易、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股票、債券、鬱金香還是住房抵押貸款。這個想法就是無限的信貸擴張可以創造出無限的繁榮。
如此瘋狂的信貸膨脹，隻有靠斯密稱為“紙幣的精巧翅膀”的幫助才能實現。（321頁）創造足夠多的這種紙幣需要一個政府，或相當於政府規模的機構，現代的商業銀行扮演了這個角色。正如斯密指出的那樣：“單由一夥商人組成的政府，或許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570頁）
《國富論》提出的創造繁榮的觀點更為複雜。它包括人的各種自由間令人困惑的複雜關係。斯密提議，每個人都應是自由的——不受奴役，不受政治、經濟和監管的壓迫（斯密的“利己”原則），選擇職業的自由（斯密的“勞動分工”原則）和擁有並交換勞動產品的自由（斯密的“自由貿易”原則）。斯密向愛丁堡的一個學會表示（用了我們能夠想象到的挖苦語氣）：“隻要有了和平、低稅收和寬容的司法當局，一個國家要達到最高富裕水平不需要其它東西。”
那麽亞當.斯密會如何解決當前的危機？對不起，但危機已經解決了。對投機性資產價值下降的答案，就是降低支付它們的價格。任務完成。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國家財富注入到銀行。但斯密表示：“試圖通過引進或留住多餘數量的金銀，來增加一個國家財富的做法，就象試圖通過迫使私人家庭保留多餘的廚房用具，來增加他們的幸福一樣荒謬。”（440頁）
我們可以派遣專家對紓困進行管理。但斯密表示：“我從不知道那些為了公共利益而影響交易的人做過多少好事。”（456頁）
我們可以將經濟進行國有化，但斯密稱：“君主有閑暇從事葡萄酒商人或藥劑師的生意時，這個國家不可能是非常偉大的。”（818頁）同樣，政府也不應充當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董事長。
文中括號內數字指的是《國富論》中的頁碼。亞當8226;斯密著作格拉斯哥版，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出版
本文作者為《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特約編輯。他還是《論國富論》(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的作者，大西洋書局(Atlantic Books) 2007年出版
譯者/君悅
作者：《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特約編輯P.J. 歐魯克(P.J. O'Rourke)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自由市場死了。它死在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法西斯統製、凱恩斯主義、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濟控製、1945年工黨勝利、凱恩斯主義再度抬頭、阿拉伯石油禁運、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以及當前金融危機手裏。過去一百年裏，自由市場至少死了10次。每一次市場失效，人們都希望知道亞當.斯密(Adam Smith)會說些什麽。這是一個提問“上帝你好，我的無神論怎樣了？”的時刻。
亞當.斯密則會笑到說不出話來。他不是隻在災難發生之前，而是在232年前就發現了導致眼下這場經濟危機的精確原因——也許創造了賣空的紀錄。
斯密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寫到：“一幢住宅本身不會為其住戶帶來任何收入。”“如果出租給房客，由於房屋本身不會創造什麽，房客始終必須用一些其它的收入來支付租金。”因此斯密得出結論，盡管出租一幢房屋，可以為其所有者帶來收入，“但人群的總體收入永遠不會藉此獲得一丁點兒的增加”。（281頁）
斯密對瘋狂的投機非常熟悉，他客氣地稱之為“過度交易”。
密西西比計劃(Mississippi Scheme)和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都在1720年崩潰。3年後，斯密出生了。1772年，當時斯密正在寫作《國富論》，蘇格蘭發生了銀行擠兌風波，愛丁堡的30家私人銀行中隻有3家得以幸存。蘇格蘭那些過度交易的人們對隨後出現的信貸凍結的反應現在聽起來非常熟悉。斯密表示：“他們似乎認為，銀行理應為不足提供資金，並為他們提供交易所需的全部資本。”（308頁）
過度投機的現象與其說與自由市場有關，不如說與高利潤有關。斯密表示：“當交易獲利高於平常時，過度交易就成為一個普遍的錯誤。”（438頁）斯密稱，盈利率“最高的國家，始終是崩潰得最迅速的”。（266頁）
南海泡沫的起因是英國時任財政大臣羅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伯爵希望為國債融資而製造的毀滅性陰謀。密西西比計劃則起源於法國攝政王菲利普.多萊昂公爵 (Philippe duc d'Orleans)，當時他將皇家銀行的控製權交給了蘇格蘭金融家約翰.勞(John Law)，而勞是那個時代的伯納德.馬多夫(Bernard Madoff)。
勞的蘇格蘭同行——他們比英格蘭人更傾向於自由市場，更不用說法國人了——已經聽說勞計劃“成立一家銀行……他似乎認為該銀行發行的票據總量可以達到這個國家所有土地的整體價值”。斯密指出，蘇格蘭議會“認為通過這個計劃是不恰當的”。（317頁）
一個簡單的想法能使一件過度交易的蠢事，變成一場投機災難——無論它涉及遠洋貿易、路易斯安那州的土地、股票、債券、鬱金香還是住房抵押貸款。這個想法就是無限的信貸擴張可以創造出無限的繁榮。
如此瘋狂的信貸膨脹，隻有靠斯密稱為“紙幣的精巧翅膀”的幫助才能實現。（321頁）創造足夠多的這種紙幣需要一個政府，或相當於政府規模的機構，現代的商業銀行扮演了這個角色。正如斯密指出的那樣：“單由一夥商人組成的政府，或許是所有政府中最糟糕的。”（570頁）
《國富論》提出的創造繁榮的觀點更為複雜。它包括人的各種自由間令人困惑的複雜關係。斯密提議，每個人都應是自由的——不受奴役，不受政治、經濟和監管的壓迫（斯密的“利己”原則），選擇職業的自由（斯密的“勞動分工”原則）和擁有並交換勞動產品的自由（斯密的“自由貿易”原則）。斯密向愛丁堡的一個學會表示（用了我們能夠想象到的挖苦語氣）：“隻要有了和平、低稅收和寬容的司法當局，一個國家要達到最高富裕水平不需要其它東西。”
那麽亞當.斯密會如何解決當前的危機？對不起，但危機已經解決了。對投機性資產價值下降的答案，就是降低支付它們的價格。任務完成。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國家財富注入到銀行。但斯密表示：“試圖通過引進或留住多餘數量的金銀，來增加一個國家財富的做法，就象試圖通過迫使私人家庭保留多餘的廚房用具，來增加他們的幸福一樣荒謬。”（440頁）
我們可以派遣專家對紓困進行管理。但斯密表示：“我從不知道那些為了公共利益而影響交易的人做過多少好事。”（456頁）
我們可以將經濟進行國有化，但斯密稱：“君主有閑暇從事葡萄酒商人或藥劑師的生意時，這個國家不可能是非常偉大的。”（818頁）同樣，政府也不應充當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董事長。
文中括號內數字指的是《國富論》中的頁碼。亞當8226;斯密著作格拉斯哥版，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年出版
本文作者為《旗幟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特約編輯。他還是《論國富論》(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一書的作者，大西洋書局(Atlantic Books) 2007年出版
譯者/君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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