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的文章--林子明：誰有迷魂招不得？（關於斯德哥爾摩症候）
誰有迷魂招不得
林子明
哪怕你殺了我，也看不見痕跡。
我們迷失了路途，現在怎麽辦呢？
……
這麽多的人啊，他們去向何方？
他們這樣悲哀地把什麽歌唱？
……
——亞·普希金
一名劫匪在持槍搶劫銀行時中了警方的埋伏，隨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將他們扣壓在保管庫內。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經過六天的包圍，警方設法鑽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離開保管庫後，三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圍了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並拒絕提供不利於他的證詞。一個女人還說她愛上了劫持者，等他獲釋後就嫁給他”〔1〕。
這是發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個真實的故事。從那時起，心理學增添了一種新病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西方人質劫持事件中是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請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與當局交火，而人質卻幫助他們填子彈……
“有一次，一個劫持者帶著他的女人質通過一片沼澤地逃跑，警察即將趕上，劫持者嫌人質拖累，就決定放她，但這個女人卻一直跟在後麵跑。當警察逼近時，她還朝警察擲石頭，想減慢他們的速度，掩護劫持者逃跑……
“曾發生過這樣的情況，當警察進行襲擊時，人質竟自動站出來用身體為劫持者擋槍子……
“有一次，被釋放的人質偷偷越過警察跑到劫持者那裏，向他們報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綁架的人質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報，甚至假情報，例如虛報劫持者的武器數量及種類。當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礙。……”〔2〕
人質這是怎麽了？恐懼能夠產生愛？傷害能夠帶來依戀？高爾基曾經謳歌：“人，這是個大寫的字母！”“大寫字母”從什麽時候起寫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學家這樣解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裏，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采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當局當成了敵人。〔3〕
東西方的國情有異，斯德哥爾摩症“傳染”到東方後，產生了一些“變種”。東方人質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後，對劫持者產生了更強的“心理上的依賴感”（大多數“以命相托”），然而他們的命運卻十分悲慘。
1999年，中國福建省三明市發生過一起滅門慘案，一公司老總家全家遇害。案破後，警方對這家人的被害唏噓不已。案情經過是這樣的：搶匪闖進家門，宣稱隻要服從，將不會傷害他們。但在捆綁家屬時，兒子與他們打了起來。女兒直叫別打了：“他們又不會傷害我們。”“他們隻是要點錢財。”於是兒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將他與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當逼迫他們交出貴重錢物時，經理夫婦到家了，此刻時間約為晚上十點。父親一看家人被縛，衝上去以一敵三與搶匪搏鬥，因其身壯力大，加之是在拚命，搶匪一時還奈何不了他。這時兒子、女兒不斷在旁哀求父親：“爸爸，別打了，他們隻是要我們一點財產，不會害我們命的，你這樣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親聽女兒這麽說，遂停止了反抗，搶匪也將他捆綁起來。這時母親進了房，嚇得大叫起來，父子三人又勸她：“這幾位兄弟隻是要我們一點財產，不會害我們的，別怕！”於是母親也停止了叫喊。搶匪把她也捆好並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緊，在這之前，匪徒們因緊張都忘記了這點。接下去是逼問、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碼及貴重物品後便將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殺害。
一個警官說，這一家人至少有兩次活命機會都沒抓住，即如果當父親與匪徒搏鬥時全家人一起呼救——這家人所住的房子臨街——獲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與匪徒搏鬥時，擋住匪徒，大聲呼叫妻子別上來，歹徒很可能要奪門而逃。
他們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誠心感動匪徒?他們是否想證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內皆兄弟？
“不會傷害我們”的呼聲也曾響徹在浙江千島湖上。1994年，三個歹徒在千島湖用獵槍、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遊艇，將三十二個遊客（包括導遊及其他員工）全部殺害。此案的驚奇之處是遊客被騙鎖進底艙，歹徒打開船底閘門淹船時，艙內哭聲震天，遊客衝上去拚命砸鐵欄門，歹徒扔炸藥包，倒下去一批，又衝上一批……這裏有個疑問，現在被鎖住了才拚命，何不當初自由時拚命？三十多人齊往前衝，歹徒又能擊倒幾個？案後據罪犯招供，被鎖進底艙時確實有部分遊客想反抗，但導遊和眾多“有頭腦”的遊客把他們說服了：“聽他們的”；“他們隻是要財物，不會傷害我們的”。原來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機被恐怖分子劫持到烏幹達的恩德培機場。以色列年輕婦女達維森是經曆這段地獄之旅的少數頭腦清醒者之一。據她回憶，劫持過程中，留給她強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惡煞，如何毆打、虐待旅客，而是每當恐怖分子的頭（達維森認為此人相當陰險狡猾）發表演說，全機艙裏一片掌聲。達維森非常討厭這些掌聲，她寫道：
這些年來，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殺。年複一年，我讀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看了這類電影，聽了那些聳人聽聞的證詞，但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麽猶太人竟那麽平靜地走進煤氣室？為什麽當他們一無所有的時候，他們還像綿羊一樣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經曆恩德培的一場惡夢之後才能理解。現在，隻是現在，我才理解。當人們想活命時，是最容易受騙的……〔4〕
我們不知下麵這個案例所記述的，又是斯德哥爾摩症狀的第幾個變種？讀著它你的知覺也許會不知不覺陷入迷糊，你不由地會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還想從罪案中獲取寫作靈感的話，恐怕他已經無法動筆，二十世紀出現的新型罪案，撲朔迷離，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國山東省廣曉縣高二女生劉雲（非真名）在上完晚自習騎車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汙辱並受到殘酷的毆打。之後，劉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諾暫時先在他家安頓一下，第二天他去買套新校服，再讓她回家；劉雲遂牽車跟他行去。路上經過熱鬧的村民居住區，遇到幾撥騎自行車的人，劉都沒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個岔道口，王去還自行車，叫劉蹲在一家門洞口等他；還完車，酒氣未脫的王江西自顧自走回家，竟把劉雲忘了，待到記起趕過來時，大半個時辰又過去了；劉雲還蹲在那邊等候，雙方像是約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後，劉雲哭了，說頭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喪盡，安慰她說：“明天一早我就去給你買衣服。”劉雲應了一聲，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說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對醒來的劉雲說：“我現在就去給你買衣服。”但走到門口，劉雲一句冷冰冰的話將他打回來：“我認識你，我要去告你。”聞聽此言，這個惡魔露出猙獰的麵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個人也不知道！”劉雲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藥死，我死後請你把我埋得深點。”劉雲的話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隨後兩人就該不該死發生了一番爭議，爭議的結果是王江西答應去為劉雲買安眠藥。一路上王思想鬥爭很厲害，人性似乎有些複蘇，幾次想給劉雲父母打電話（之前他從劉處獲知了電話號碼），然後遠走高飛。但獸性最終戰勝了人性，在一個公用電話前他猶豫了許久，手伸出又收了回來，他最終到了一個私人診所，買了四十片安眠藥。
當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時間時，劉雲沒有離開他的租房半步。事後報道此案的記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麽原因令已經看到死亡獰笑的劉雲如此無動於衷，即便是麵臨絕好的出逃良機，她竟然視若無睹？難道失身所帶來的傷害真的就比生命還重要？事後，劉雲的麻木非但令主審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連王江西對此也是不明就裏。”
往下的情節宛如“愛麗絲漫遊惡夢”——劉雲索藥，王江西不忍就給，拖時間。劉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劉說：“我喜歡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點。”王找了一處有草的地方，劉親手把一大片草拔幹淨，之後，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鏟一鏟開始挖，直至黃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劉雲突然大哭，說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撫她，劉提出了服藥，王將三十八片安眠藥分幾次給了她（有兩片先被他吃掉了），劉服後問：“還有沒有別的藥?”王從床底下找出半瓶農藥，她一飲而盡……“此時的劉雲因藥力發作，麵色呈現出極為痛苦的表情，意識到所剩時間不多了，劉雲再次哭訴，她說自己有一個要好的同學，自己對不起那個人，還說想見父母一麵，自己就這樣走了不是個好女兒。劉雲的痛苦和悲切讓王江西不忍直視，這個罪惡的歹徒終於流下了懺悔的淚。陪劉雲哭了一段時間後，王江西發現劉雲的身體因疼痛而劇烈地痙攣起來，在劉雲斷斷續續的哭求下，王江西將劉雲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裏。當劉雲在坑裏躺下的一刻，她懇求王江西能否將自己的父母叫來見最後一麵……”〔5〕
十九世紀哪有這樣的案件？可憐天下父母心！
與王江西案如出一轍的還有河北省的張伊亮案〔6〕。張伊亮是係列殺人狂，在其作惡的過程竟也有善念一閃，而被他劫持殺害的女子多數也像劉雲一樣，癡癡呆呆。心理學家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是否當“人類的精神戰栗時”，受害者的心魂，說迷失就迷失了，連帶著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爾摩症狀還有多少謎團等待著被揭示？
半個多世紀以來，研究蘇共曆史的學者一直無法解釋這樣一個問題，那麽多受過地下工作鍛煉（其中不乏與列寧並肩戰鬥過）的老布爾什維克，在沙俄的刑訊室中屢次麵對死亡毫無懼色，為何一到斯大林的審判庭，個個卑躬屈膝，胡亂招供，爭相往自己身上潑汙水，最後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場上他們也還在高呼：“斯大林萬歲！”
這又是斯德哥爾摩症狀的哪種變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後人“為親人灑下了祭觴！”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並非蘇聯一家獨有，捷克、匈牙利、阿爾巴尼亞、蒙古……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過這一幕悲劇。
1949年，匈牙利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陣線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級幹部一起被判處死刑。中國學者趙啟強在其報告文學《走向絞刑架的改革家——納吉與匈牙利事件》中寫道：
在那個恐怖年代，許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殘廢，精神被徹底摧垮。
拉伊克——這位多次蹲過敵人監獄的老共產黨員，這位多次領教過警察特務各種審訊、拷打而從未屈服過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殘下，精神完全崩潰了。他站在擴音器麵前，毫無表情，嘴裏不停地念著別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國特務，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準備搞政變，他要謀殺共產黨的領袖……
在1938年的蘇聯，我們也見到過相同的場麵：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認了他是帝國主義間諜的指控。到底是什麽手段能使共產黨的保安人員達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難以達到的目的——迫使如此優秀的人物就範？
這是一個謎。
1987年7月3日，《巴爾的摩太陽報》就蘇聯曆史檔案解禁一事報道說：“據蘇聯官方公布的數字，由於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萬人被送往勞改營並死在那裏，五百萬個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歲的莫斯科婦女說：‘我從來不知道這件事。’她的眼睛在讀揭露文章時哭紅了。”〔7〕1987年12月20日，蘇聯《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學家馬克·托爾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間，由於集體化和饑荒，總共有一千四百五十萬人死亡。……在一些村莊，受饑荒之害的農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為掩蓋農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蘇聯統計學家在斯大林的壓力下偽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數字。參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內情的統計學家被送往勞改營，普查的主持人於1939年被害死”〔8〕。
列寧逝世前曾力圖作一次“最後的鬥爭”。中風、癱瘓、失語症卻阻止了他的“最後的鬥爭”，而今曆史留下的資料卻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時，成千上萬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過親人。
平心而論，我們不能把斯大林時代的犧牲者都看做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因為這個數量太龐大了，他們已經受盡冤屈而死，誰能忍心再說他們都是斯德哥爾摩症患者？他們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也極其可憐。季諾維耶夫曾違背列寧的遺願，阻止列寧遺囑在黨代會上宣讀，從而保住了斯大林。十多年後，他被處死刑，臨刑前，他反複地說：“看在上帝的麵上，同誌們，看在上帝的麵上，請給斯大林同誌打個電話吧！”當斯大林的衛隊長在酒宴上繪聲繪色地表演這一場麵時，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後合……〔9〕這是多麽觸目驚心的一幕！
可是我們確實在蘇聯的數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爾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紀“傳奇式的人物”（索爾仁尼琴語）。他的心智已經完全迷失。豈止迷失，簡直喪心病狂。他兩度淪入“地獄”，卻在“地獄”中萌發出熱情，要把“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獻給一個“壯麗”的事業——為提高克格勃勞改營的工效而“鬥爭”！其原創性的“革新”數不勝數，深得領袖讚賞，最後官升克格勃中將。1958年，因長期積勞積瘁，死於莫斯科。蓋棺論定，他是二十世紀最特殊的（或許也是最壞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場又一場運動（樂此不疲），一會兒清查“沙赫特”分子，一會兒大抓“工業黨”和“孟什維克中央局”，一會兒又是清查所謂“勞農黨”，最後大抓什麽梁讚采夫“聯合組織”。幾年下來，幾十萬人被逮捕，幾千人被槍斃，大量辛勤工作在蘇聯生產建設一線的專業人員死於非命。這些案件多年後證實純屬捏造的假案，此處不贅述。在這些假案中，有個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蘇聯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連克爾。
土耳其人跑到蘇聯去幹什麽？原來，在布爾什維克鬧革命的時期，援助俄國革命的外國人有不少，這些外國人長期與俄國來往，有些就住到了俄國，他們援助革命有些是純粹出於道義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慮道義也考慮經濟利益的，如美國百萬富翁哈默；還有一些是因為喜歡冒險，如土耳其百萬富翁弗連克爾。
弗連克爾具有經商天賦。從商學院畢業後，他先是從事木材貿易，迅速成為百萬富翁，被稱為“黑海木材大王”；接著搞運輸，很快擁有一支近海船隊；然後投身出版業，擁有一家自己的報紙，其風格接近通俗文學；還開了一個專欄專門挖苦、嘲笑自己的商業對手。總之那個時候弗連克爾是個精力旺盛、熱愛生活、活潑風趣的人物。
弗連克爾早年援助俄國革命有兩件事可圈可點：一是革命前曾販運武器給布爾什維克戰鬥隊；一是革命後蘇聯經濟困難時，他趕到蘇聯，運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幫助蘇聯進行黃金交易，阻止了蘇聯黃金外流，並使大量黃金由境外流入了蘇聯國庫。如果他僅限於在這樣的水平援助蘇聯，“君子之交淡如水”，說不定若幹年後，蘇聯史書會記載：“弗連克爾同誌，土耳其人，不遠千裏，來到俄國，長期無私援助俄國革命，是俄國人民的老朋友……”錯就錯在有一天弗連克爾心血來潮，頭腦一熱，把家從土耳其遷到了蘇聯（索爾仁尼琴說：“某種宿命的力量招引著他前去紅色大國。”〔11〕）他不但加入了蘇聯籍，還把數百萬資產交由蘇聯處理。而他自己作為專家，去管理部門工作。
幾年後弗連克爾被捕，被打成與國外勾結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間諜，家破人亡！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極圈的索洛維茲勞改營長期服苦役。而當地勞改營死亡率極高，政治犯與刑事犯關在一起，很難活過三年……
弗連克爾卻活下來了。他的生存天賦說簡單也簡單，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他的陰森森的神情嚇退了不少獄卒（營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間娛樂”（毆打政治犯）不會找上他。終於有一天……弗連克爾對勞改營運作係統發生了興趣，開始“解剖麻雀”。
數月後，他向索洛維茲管理局遞了一份報告，對勞改營管理的每一個環節進行分析，指出國家資源（包括人力資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進，得采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頭頭們臉紅一陣、白一陣，驚呼：“人才！人才！”
報告很快地轉上去……
1929年的一天對索洛維茲是個重要的日子。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來一架專機，把弗連克爾接去見斯大林。索爾仁尼琴寫道：“斯大林很有興趣地和弗連克爾談了三個小時。這次談話的記錄永遠不會公開，因為根本就沒有做記錄。但是弗連克爾顯然在各民族的父親麵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勞動‘建設社會主義’的光彩奪目的前景。……”〔12〕
按照弗連克爾方案推行的勞改營四級登記製度、瑣細的夥食熱量計算及再分配製度、刑期折減計算新方法等，蘇聯勞改營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例如，白海運河是運用弗連克爾方案建成的第一個工程，工期縮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萬，弗連克爾卻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勳章。白海運河建成後，斯大林任命弗連克爾為貝阿（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幹線）工程處長。
弗連克爾獲得了自由沒有？似乎獲得了。他先任勞改營工地主任，後任勞改營工程處長，其身份多麽“榮耀”。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離開勞改營係統的任何嚐試（比如說打報告要求做個平民），都會導致他立刻喪失性命；他成了“留場就業者”，已經成為“人質”。
弗連克爾不管這些。“學海無涯勤為舟”，勞改營將他迷住了。他在各個勞改營考察，不斷探索各種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對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實判十年與判二十年的意義相差不大。
又是偉大領袖救了他！1939年蘇聯侵略芬蘭，蘇芬戰爭爆發。蘇軍與芬軍的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是重量級拳手和幼兒園小孩的搏鬥，卻不料接連失利。領袖震怒了。追究責任，原來“投到遼遠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軍隊沒有供應線”，重武器運不上去。誰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在北極圈凍土層上築出兩條鐵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連克爾。
服苦役的弗連克爾又一次被召見。沒有解釋，沒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話就要求：三個月內，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裏建成三條鐵路——一條與前線平行，兩條與前線垂直。沒有條件，惟一的是擁有足夠充足的人力：一無計劃二無倉庫三無采掘機械四無汽車運輸，一切靠人力。“能做到嗎？”領袖問。弗連克爾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權！”
弗連克爾提出了自己的條件（全蘇聯隻有這樣一個人敢跟斯大林討價還價）：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蘇聯勞改營）係統，另成立鐵路拉格係統——全蘇鐵路建設勞改營管理總局，任命他為局長；國內一切資源供他調撥使用，隻要他需要；鐵路勞改係統的一切規章製度由他重新製訂。領袖同意了。全蘇聯的“犯人們”，痛哭吧！不管你是工人、農民、教師、技術員、軍人、專家、學者……你們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鐵路線如期完成，接下去還有沿伊朗邊境鐵路、沿伏爾加河鐵路、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弗連克爾得了一枚又一枚勳章（憑良心說，弗連克爾也對莫斯科戰役和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做了貢獻，沒有弗連克爾建的鐵路複線，遠東部隊趕到莫斯科的時間就要延遲），他把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他的官職越升越高，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將軍（中將）。
沒有什麽同僚（包括貝利亞）會蠢到去妒忌弗連克爾。他一不戀權，二不貪財，三不近女色；所謂無欲則剛！他隻對一個事業感興趣——提高克格勃勞改營的工效。他智力超群，其“傑出才能不僅表現在組織工作方麵，好幾排數字他隻需過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來。他喜歡誇口說，能記住四萬名犯人的麵孔和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父名、條款（罪名）和刑期”〔13〕。他“從來不要總工程師。看到呈閱的鐵路車站設計圖，就急於在裏麵發現錯誤，一旦發現，他就會把這張圖紙揉成一團，朝部下的臉上摔過去”。索爾仁尼琴寫道：“他特別喜歡半夜打電話給工地，借以維持關於他從來不睡覺的傳說。”“他像托洛茨基一樣，永遠住在列車裏。”“他從來沒有結過婚。”“從臉上明顯看出他充滿了憎恨人類的凶惡意向”……他這不是有病嗎？任何現代社會的心理醫生都可以指出，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屬於隻有恨沒有愛的那類患者。隻是不能確定的是，這是一種新型的精神病，還是斯德哥爾摩症的又一變種——為虎作倀的變種？
在當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憐的人群，他們是邪教群眾。他們多數過著群居生活（現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嚴格控製），許多人將自己的所有財產捐出，帶領一家加入了“教會”。許多人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長期營養不良……
溫馨、親情、兒女呢喃……早與他們告別。兩情相悅、生死相許、柔腸寸斷……不啻海外奇談。理想、前途、夢想……一切與他們無緣。
他們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們沒有傷害你們，請你們放了我們，請你們讓我們按自己的意願生活。”他們也極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為他們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有人說，二十一世紀的瘟疫是恐怖主義，錯了！錯了！邪教在後麵等著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來，同樣都是精神癡迷狀態，然而“進入狀態”的途徑卻不同：斯德哥爾摩症靠“當頭棒喝”——一次驚嚇就夠了，邪教則必須靠日日夜夜的修煉——無休無止地洗腦。除了特殊例子（如弗連克爾等），斯德哥爾摩症來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卻能糾纏你終生。斯德哥爾摩症的潛意識是戀世，邪教的潛意識是厭世。誰的害處大，不言自明。
1977年，加拿大《蒙特利爾之星報》青年編輯喬希為了解救身陷“創世共同體工程”（CCP，建於美國舊金山）邪教的兩名好友〔14〕，“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前他給自己“打了預防針”，首先閱讀大量報刊資料及采訪社會學家，了解CCP是韓國富商孫明滿“聯合教會”招募教徒的一個機構，孫明滿是“聯合教會”教主，仿照《聖經》編了本五百三十六頁的《神旨》供信徒“天天讀”，自稱“基督再世”，在全世界各地擁有三百萬信徒。青年人一旦落入這個組織，就等於陷於無邊的苦海中。接著喬希采訪CCP受害者的父母，進一步了解到“聯合教會”也是一個變相的奴隸企業，他們的孩子“實質上成了為其無償勞動的奴隸”，一天要勞動近二十個小時，沒有休息日，不能順便外出，失去人身自由，然而所得的報酬僅僅是粗糙不堪的一點食物和擁擠簡陋的住處……喬希聽得滿腔怒火。盡管有了這麽多思想“墊底”，可是當喬希進入CCP場部後，仍然被CCP的一切迷住了。他不但救不出朋友，自己差點也陷身其中。如果不是第三撥朋友趕來救出喬希，恐怕他早已簽約了；即使這樣，當他與CCP人員告別時，還是“差點兒沒撲在他們懷裏大哭起來”。
喬希看到了什麽？——當他走進CCP總部時，正遇上他們在吃晚飯，一個很大的飯廳，“成百人坐在地板上吃燉白菜”。用不著用什麽敏銳目光就能看出，CCP基本群眾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而CCP不想掩蓋這一點，甚至好像在炫耀：“這就是我們的真實生活，可是你們知道為什麽我們自願選擇這樣的生活？”
喬希接下去看到——晚飯後，“人們唱了一會兒歌，接著上‘晚課’”。講課的是一位青年女子（該女子原是心理學教員），大意是，人不能光為自己活著，必須想到全世界。一個人寧可自己餓死也要將食物分給別人吃，這就是CCP的哲學。“我們不能光與自己的父母或親友共享財富，我們必須與全世界共享。請到我們的布恩威利營地來看看吧！”
於是喬希去“看看”了。臨走前，他充分意識到此行的危險性，便給女友留下了自己簽字的聲明，請求她在他無法自拔的時候通過法律挽救喬希。
喬希同幾十名誌願者（都是受CCP感召而來的）到了布恩威利訓練營地——“新理想天堂農場”。次日淩晨，睡眼惺忪的喬希被人從地板上拉起參加唱“早歌”。一個手拿吉他的男人樂嗬嗬地對人群喊：“你—們—都—好—嗎？”“好——極——了！”人群歡樂地呼喊。唱完早歌後，集訓營的“兄弟姐妹”紛紛與新來的誌願者們交朋友，“一男邀一女”、“一女邀一男”把他們都帶走了。喬希被一個叫貝西亞的漂亮姑娘拉走了，貝西亞從人群中拖起喬希，親切地凝視著他：“您多像我的一位朋友呀！”接下來的活動是“交心”。這種交心起先隻是互相介紹個人的經曆和思想感情，但談著談著，到最後不知怎的變成了個人懺悔，變成了痛哭流涕。新來者無不把自己最見不得人的行為和隱私向“兄弟姐妹”袒露，而“兄弟姐妹”則在一旁親切地安慰他（或她）。
早飯後是“早課”，貝西亞給新來者講課，說在這個不平等的世界，要由“我們自己”來創造平等的世界。喬希的心被攪亂了，他覺得貝西亞的話其實也有道理，問題是很少有人去真誠地實行它。
課後又是談心，新來者與集訓營的“兄弟姐妹”輪換交流。到了晚上，“喬希覺得每一根神經都浸透了集訓營所灌輸的東西”。他想：“也許他們是對的，也許是應該和他們一起去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
第三天下午，營地的一個教師給新來者上“曆史”課。老師說了哥倫布的故事後講：“哥倫布預言他可以遠渡重洋的時候，人們譏笑他是‘瘋子’；我們比哥倫布更‘瘋’，我們要改變整個世界！”喬希與誌願者們熱烈地鼓掌，他們的心被深深地感染了，喬希決定留下不走了。但女友按事先約定及時打來了電話：“家人病危，速歸！”此刻，喬希似乎被猛擊一掌，決定迅速離開。
然後，喬希的一群朋友來接他，而集訓營的“兄弟姐妹”為他列隊送行，兩軍對壘。“貝西亞熱烈而溫存地擁抱著他，懇求他留下來。喬希望著她清澈的蔚藍色的眼睛，望著那一張張充滿熱情的笑臉，差點兒沒撲到貝西亞的懷裏大哭起來。”
邪教就是這樣，不能刺激，善待它，它是溫和的；刺激它，它迅速地變臉，極其危險。
1978年，加利福尼亞州檢察官收到大量信件，揭露生活在圭亞那的人民聖殿教的成員受到非人待遇。檢察官將信件簽發給司法部，司法部向國務院提交了一份例行公文。國務院打電報給美國駐圭亞那的領事館，查詢這些控告是否屬實。領事館回複：經調查，人民聖殿教並無虐待其成員的現象。
然而控告的信件仍不斷寄來，這種現象引起了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瑞安的注意。瑞安是人民聖殿教的同情者，他想不如親自到圭亞那走一趟，寫個詳細的調查報告，讓造謠中傷者無話可說。
瑞安帶著記者團兩次采訪了位於圭亞那原始叢林中的人民聖殿教鄉村公社。
第一次陽光明媚，他們遇到了鮮花、笑語，第二次便遇到了死亡。
11月27日下午，兩架雙引擎飛機從圭亞那首都起飛，向聖殿教的營地飛去。飛機在一個小村鎮的簡易機場降落。這兒離營地隻有幾公裏遠，瑞安一行分別乘兩輛卡車，沿著泥濘的道路向營地駛去。
汽車還沒停穩，教主吉姆·瓊斯笑吟吟地迎上來，說是早聽村民報告，有一個龐大的代表團要來。瑞安簡單而客氣地對瓊斯講，國內收到了一些控告信，盡管他本人不相信這些控告，但作為眾議員，他有責任來了解一下同胞的生活狀況。
瓊斯的態度很明朗：歡迎采訪。向記者們問候之後，他希望記者“參觀所有的設施，隨意與人民聖殿教的成員交談”。
“這裏沒有任何限製，你們可以像在家裏一樣，順便走走轉轉。我個人有興趣要外界了解在我們的公社裏人們怎樣勞動，我們如何根治我們這個腐朽社會的各種惡習以及在這方麵所取得的進展。這裏的一切情況你們都可以調查核實……”
通過遍布在營地各處的喇叭，瓊斯通知信徒們暫停手頭的工作，全部集中到操場上來。
整個操場成了歡聲笑語的海洋。近千名信徒席地而坐，他們當中有老人，有年輕人，有逗著孩子玩的成年夫婦，很多人手中還拿著幹農活或蓋房子的工具。盡管衣衫襤褸、麵容消瘦，然而人人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表情。望著那一張張興奮的笑臉，感受那節日一般的歡快氣氛，記者們尤其是議員瑞安相信，所謂受盡虐待不過是瓊斯對立派蓄意製造的無恥讕言而已。
散會後，記者們分散開到營地的農場、種植園、養殖場、車間、家庭……隨機采訪，一般無第三者在場。在幾個小時的采訪中，記者沒有發現一個人回答問題時支支吾吾，或畏縮、害怕。所有的人都讚揚瓊斯，說他為了眾人的幸福付出了一切。
前來調查所謂集中營問題的人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寧靜的村莊，動人的歌詞唱出了和平、仁愛和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互諒。他們看到的不是什麽壓迫虐待，而是一大批享有充分公民權利的男女。這些男女選擇了孤寂的森林作為他們惟一的城堡，以此來抵禦消費、競爭和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拜物社會。
“夜幕降臨了，篝火點燃了，年輕人圍著篝火盡情地歡唱。他們歌唱愛情，憧憬著一個美好的世界，在那裏沒有戰爭，沒有自相殘殺。”〔15〕
瑞安認為沒有必有再逗留了，他們廣泛采訪了公社成員，親眼看到了各種建設成果——住房、學校、醫療所、食堂、縫紉車間、機械工場、木工車間、鍛工車間……“任何人都沒有權力禁止成百上千的人自願生活在叢林裏。”他們已經得到了大量的“事實來說話”。不管瓊斯和營地成員一再挽留，第二天傍晚，代表團還是登上了卡車，準備離開。此時，數百名教徒彈著吉他唱著歌為他們送行……
但是——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個“但是”釀成了悲劇？就在代表團成員即將登上卡車的瞬間，一個營地姑娘乘亂偷偷塞給記者一張紙條。記者迅速將紙條塞入口袋，因為他從姑娘的眼神中看出她十分害怕。車開後，記者打開了紙條，上麵的筆跡是顫抖的：“請幫助我們，我們想離開這個地獄。”下麵是四個人的簽名。這名記者迅速將紙條給瑞安看了。
瑞安非常惱火：為什麽在兩天的采訪中不說？
到小村鎮後，代表團在鎮上過了一夜。鎮上的居民第一次向記者們透露，以往曾有營地逃亡者逃到這裏，甚至逃到喬治敦（圭亞那首都），但都被武裝人員抓回去，以後這些人就失蹤了。這一夜大家誰也睡不著覺。
第二天上午，卡車載上瑞安他們，重新向“瓊斯公社”駛去。
代表團再次來到營地，瓊斯感到很意外，他原先以為代表團已經消除了對公社的不信任感，但現隻同意瑞安將名單上的人帶走。瓊斯通過擴音器又一次將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聲調“遲疑”，神情“絕望”、“痛苦”。他的近千名信徒與他保持了默契，會場上呈現不祥的寂靜。瑞安念了名單上的四個人的名字，四個人戰戰兢兢走出來，站在記者的身邊。人群中逐漸有壓抑的哭泣聲。當瓊斯問還有沒有其他人願意走時，經過一陣沉默，又有一些怯生生的手舉了起來，使得願意回美國的人數增加到了二十個。會場上壓抑的哭聲越來越大。突然人群中跳出來一個年輕人，用匕首向瑞安的脖子刺去，記者們攔住了他，並把匕首奪下來。瓊斯默默地看著這一切，一動不動。經過這場驚嚇，代表團帶上這二十個人，迅速乘卡車離去。
以下的事件是眾所周知的。瓊斯派出一隊武裝人員乘小型卡車追到機場向即將乘機離開的記者們開火，打死五人，打傷十二人。死者中包括瑞安及遞紙條的那位營地姑娘。
接下來，瓊斯帶領全體人民聖殿教教徒（包括自己及所有親信）服毒集體自殺。九百二十三名教徒中，隻有兩名（都是年輕姑娘）反抗，其餘全部如癡如醉，服服帖帖受死。
死之時，一家人抱在一起，一對對戀人抱在一起，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子在另一個世界又能相逢。
人民聖殿教原有嚴酷的戒律，如青年男女間不能有親昵行為，夫妻相聚必須報瓊斯批準，違犯者受嚴刑拷打並被捆綁示眾，死亡卻打破了這些戒律。
曾被當作二十世紀兩大精神癡迷症之一的斯德哥爾摩症今天得到了“平反”。據統計（西方），人質劫持案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可以大大降低人質的死亡率。今天警方的認識是：雖然斯德哥爾摩症幹擾了解救工作，然而為人質安全計，還是應創造條件盡量鼓勵出現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畢竟人世間最寶貴的是生命，文明社會的特征之一就是應對人民加強進行珍惜生命的教育。
注釋：
〔1〕〔2〕〔3〕以下加引號敘述斯德哥爾摩症狀事例的文字選自1985年《現代世界警察》之《人質談判》（拉斯·普林斯著，原載美國《警察》）。
〔4〕（英）克裏斯多弗·多布森著：《卡洛斯幫——國際恐怖組織內幕》，常雅茹譯，時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228頁。
〔5〕以下綜述內容取材於2003年第7期《八小時之外》，邢軍文的《少女和罪犯“商量”死亡》，加引號字句出自原文。
〔6〕見2003年5月26日《人民公安報》劉書新文。
〔7〕1987年7月6日《參考消息》：《蘇正抹去斯大林留下的消極影響》。
〔8〕1987年12月3日《參考消息》：《蘇學者說：1937年的人口普查數字是偽造的》。
〔9〕(蘇)托洛茨基著：《我的生平》，石翁、施用勤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譯者前言”，第7～8頁。
〔10〕有關弗連克爾題材選自《古拉格群島》、《斯大林前後》。
〔11〕〔12〕〔13〕（俄）索爾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島》，田大畏、陳漢章譯，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中冊），第68、69、127頁。
〔14〕以下綜述內容取材自1985年《法製日報》連載《CCP內幕》（張曦明編譯）。
〔15〕以下綜述內容取材自《人民聖殿教內幕》、《桃源夢》。（墨西哥）大衛·巴特爾著：《人民聖殿教內幕》，鄭暢譯，長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5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