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誌、陶鑄——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典範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何時形成、頒布的？
根據國人熟悉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第1137－1138頁)的注釋，認為:1928年春，毛澤東在井岡山為工農革命軍規定了“三項紀律”；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項注意”。到了1929年以後，發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翻閱了相關資料，發現這種說法在時間上有誤。
“三項紀律”頒布的時間應是1927年10月23日，而不是“1928年春”。我分析有關資料認為具體情況應是:毛澤東聽說南昌起義餘部在廣東東江失敗，湖南又無法立足之後，於1927年10月23日到達荊竹山。也就是在這一天，毛澤東決定把井岡山作為革命根據地。為了能使工農革命軍上山後與王佐的部隊搞好關係，防止違反群眾紀律的事情發生，在部隊出發前，毛澤東在荊竹山村前“雷打石”處向部隊講話，第一次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
當年在場的老戰士陳士榘，後來在《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由來》一文中回憶說:“在荊竹山，毛委員首先給我們介紹了身邊一個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來的代表，歡迎我們上山的。接著，毛委員簡略地介紹了井岡山的情況，又說:今天，我們就要上井岡山了，要在那裏建立根據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係。要和王佐的部隊搞好關係，做好群眾工作。”“於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這是工農革命軍最初頒布的“三大紀律”。
“六項注意”頒布的時間應是1928年1月25日，而不是“1928年夏”，據我分析具體情況應是:井岡山的冬天異常寒冷，為了解決部隊的冬衣、糧食和拓寬根據地的麵積，毛澤東決定攻打敵人守備薄弱的遂川縣。1928年1月4日，毛澤東率領兩個營的兵力占領遂川城。遂川的地主豪紳、反動派對工農革命軍造謠誹謗，使遂川城的市民一度信以為真，在工農革命軍的宣傳鼓動之下，很快就扭轉了這種局麵。但部隊分散活動，出現了有的戰士借了老百姓的門板和稻草沒有主動歸還，在借來的許多同樣的門板中，又往往弄錯，睡過的地方也沒打掃幹淨等。
毛澤東了解到上麵的情況後，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縣城李家坪召開了全體工農革命軍指戰員大會，並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六項注意”，就是:“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不打人罵人。”時任遂川縣委書記的陳正人，後來在《毛澤東同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中回憶說:“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經聽到六項注意了……那時也聽到三大紀律。主席很強調六項注意，部隊每到一地，都要嚴格檢查六項注意的執行情況。六項注意的每句話，都是老百姓的話，非常通俗、易懂。”
1928年3月28日，毛澤東率領部隊到達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南部的湖南桂東縣沙田所，受到了當地群眾的歡迎。但由於疏忽，打土豪時，竟然錯把老百姓娶媳婦的新嫁奩當作土豪財產予以沒收等。為此，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澤東把部隊集中在桂東縣沙田圩後的老虎衝三十六擔丘的田中，對工農革命軍全體指戰員，桂東縣沙田一帶的赤衛隊員、少先隊員，正式頒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李自仁在《紅軍在沙田》一文中有記載，當時，毛澤東說:“現在要頒布幾條紀律。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第二條，不拿工農一點東西；第三條，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這也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根據地以來第一次比較係統、完整地頒布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這次他還將原來的“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改為“不拿工農一點東西”。
1929年，紅軍向贛南閩西進軍後，經過贛粵邊界地區。由於這些地方比較閉塞，紅軍到後，還是按照過去的習慣，到野外大便，隨便到溝裏、河裏洗澡，結果引起了當地群眾的強烈不滿。毛澤東知道後，立即把原來的“六項注意”改為“八項注意”，新加的兩項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後來覺得不夠文雅，就改為“院子打掃幹淨，挖衛生坑(廁所)。”
1930年9月25日，紅一方麵軍總政治部印發的《紅軍士兵會章程》正式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除原來的六項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隨便屙屎和不搜敵兵腰包”兩條。1947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又重新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毛澤東竊書 紅軍搶劫 陶鑄綁票
[1932 年 4 月 ] 紅軍打下漳州後，……
我 [ 曾誌 ] 曾陪毛澤東到已跑得空無一人的省立龍溪中學的圖書館找書，我發現毛澤東對書情有獨鍾，愛書如癡，見好書如獲至寶，埋在書堆裏整整呆了兩天。挑出了好幾擔的書，什麽內容的都有。後來聽說紅軍撤離漳州時，毛澤東的個人財務依然少得可憐，惟有書籍增加了好幾倍，拉了有半卡車之多。……
有一次，我到街上辦事，見一批戰士圍著一家大店鋪，正在沒收店裏的東西。我一打聽，原來這是南洋華僑巨商陳嘉庚先生開的一家鞋店。部隊向鞋店籌款，他們沒有把錢交出來，戰士們就到鞋店裏沒收財產。
那店裏擺著各種橡膠製品，戰士們隻挑最實用的膠鞋拿。當時膠鞋對一個戰士來說，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軍打仗最用得著。誰要是有一雙膠鞋，那才叫眾人羨慕呢！
我在倉庫裏意外地發現了許多萬金油和八卦丹、肥皂、巧克力和女人穿的膠鞋等。這些東西，戰士們都不知道其用途，因而沒有人去動它們。我告訴他們，這些萬金油、八卦丹以及肥皂，對部隊來說可是熱門貨啊。萬金油等藥治那些頭疼腦熱，中暑拉稀，十分管用。經我這一說，他們就動手把這些東西統統運走了。
我也比照我的腳拿了幾雙女膠鞋，以及肥皂、萬金油之類的。我興高采烈地回到住地，拿出一部分送給毛澤東，請他轉交給賀子珍。
……
……陶鑄在任漳屬特委書記時，帶人用一枝小手槍，綁了一個地主的孩子，獲贖金三千多元。……
摘自《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上）第 134-135 頁
——————
毛澤東從龍溪中學圖書館挑了好幾擔的書，曾誌拿陳嘉庚的萬金油
摘自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
曾誌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12
毛澤東在龍溪中學圖書館整整呆了兩天，挑了好幾擔的書；戰士們沒收陳嘉庚一個店鋪的財產，我意外地發現有許多萬金油；毛澤東同意我回中央蘇區工作；蔡協民要我同他一道去開辟新蘇區小山城
在紅軍攻占漳州之前，廈門中心市委已派鄧子恢、蔡協民等到那裏，指導漳州縣委開展工作，以策應紅軍攻打漳州，並做好迎接紅軍的各項準備工作。
紅軍打下漳州後，王海萍率廈門中心市委一幫人進駐漳州，開展工作。我曾負責起草了一份（告漳州同胞書》 ，毛澤東親筆作了一些修改。我向毛澤東提出要求，想回部隊工作，毛澤東同意了。但他說，這要征求一下市委書記王海萍的意見。後來我找了王海萍，他也表示同意。這樣，我在漳州便較少參加當地的群眾工作。
我曾陪同毛澤東到已跑得空無一人的省立龍溪中學的圖書館找書，我發現毛澤東對書情有獨鍾，愛書如癡，見好書如獲至寶，埋在書堆裏整整呆了兩天。挑出了好幾擔的書，什麽內容的都有。後來聽說紅軍撤離漳州時，毛澤東的個人財物依然少得可憐，惟有書籍增加了好幾倍，拉了有半卡車之多。除留下少數自己閱讀外，他用這批書在瑞金創辦了中央圖書館，豐富了蘇區紅軍的文化生活。
有一次，我到街上辦事，見一批戰士圍著一家大店鋪，正在沒收店裏的東西。一打聽，原來這是南洋華僑巨商陳嘉庚先生開的一家鞋店。部隊向鞋店籌款，他們沒有把錢交出來，戰士們就到店裏沒收財產。
那店裏擺著各種橡膠製品，戰士們隻挑最實用的膠鞋拿。當時膠鞋對一個戰士來說，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軍打仗最用得著。誰要是有一雙膠鞋，那才叫眾人羨慕呢！
我在倉庫裏意外地發現了很多萬金油和八卦丹、肥皂、巧克力和女人穿的膠鞋等。這些東西，戰士們都不知道其用途，因而沒有人去動它們。我告訴他們，這些萬金油、八卦丹以及肥皂，對部隊來說可是熱門貨啊。萬金油等藥治那些頭疼腦熱，中暑拉稀，十分管用。經我這一說，他們就動手將這些東西統統運走了。
我也比照我的腳拿了幾雙女膠鞋，以及肥皂、萬金油之類的。我興高采烈地回到住地，拿出一部分送給毛澤東，請他轉交給賀子珍。
鑒於紅軍攻打漳州，旨在消滅國民黨張貞部，調動廣東之敵，籌款籌糧等任務已基本完成，便決定紅軍回師中央蘇區。當廈門中心市委知道紅軍就要離開的消息後，便研究討論了紅軍退漳後的形勢和創造閩南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決定集中精力發展壯大小山城根據地。
小山城根據地位於南靖、平和、漳浦等三縣交界山區，方圓不到一百裏。那裏山高路險，遠離縣城，交通閉塞。這個地方四周群峰環抱，盛產糧食，有五六個自然村，一百多戶，六百多人口。陶鑄在擔任漳屬特委書記時，帶人用一枝小手槍，綁了一個地主的孩子，獲贖金三千多元。除一部分上交省委作經費外，用餘下的錢買了三十多枝駁殼槍，組建了一支遊擊隊。
這支遊擊隊後來發展為一百多人槍，並在那裏建立了小根據地。紅軍進漳時，我們要求紅軍給兩個連，充實加強這支隊伍，但紅軍沒同意，隻給了百來個輕傷員，並撥給兩百多枝槍。漳州縣委發動農民參軍，使隊伍擴大到六百多人，有五個大隊。五月下旬紅軍退出漳州前夕，在漳浦縣城郊區正式成立了閩南紅三團，蔡協民兼任總指揮；團長馮翼飛，海南人，畢業於黃埔軍校；政委由閩南革命委員會主席、當地的群眾領袖王占春兼任。全團共八百多人，編為五個連隊，連排幹部大部分是由中央紅軍派來的輕傷員擔任。紅三團成立後，即深人靖和浦一帶農村，以小山城為中心開展遊擊鬥爭。
為了領導創建閩南新蘇區，廈門市委決定新成立漳州中心縣委，轄漳州城內、南北鄉、石碼、海澄和靖和浦地區，由蔡協民任書記，同時取消漳州縣委。
由於毛澤東和王海萍已同意我回中央蘇區工作，因此我沒準備隨蔡協民一同去漳南工作。當組織上決定蔡協民留在漳州任中心縣委書記後，蔡協民口頭上雖表示服從組織決定，但心裏卻很苦悶、很難過。
會後，蔡協民找到王海萍書記，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前往小山城，否則會影響他的工作。這就讓王海萍犯難了。因為他已答複毛澤東，同意讓我回中央蘇區工作，羅明到漳州後知道此事也表示同意。現在蔡協民提出這個要求，就不好辦了。
王海萍不好直接找我談話，他知道我一定不會同意，但他又不得不考慮蔡協民的要求和情緒。他便找到了毛澤東，請毛澤東出麵。
毛澤東親自找我談話，他懇切地說：“我本來是同意你回中央蘇區工作的，但是如果蔡協民帶著這樣的情緒去漳南，勢必會影響工作。他的身體不好，確實也需要你在他身邊照顧。為了工作，我看你還是和蔡協民一起去創建新蘇區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說句心裏話，我當時還真不樂意去。因為我那時已下了決心，趁著調動工作到中央蘇區去，與蔡協民分手各奔東西。我對毛澤東也說過這事，但是，既然毛澤東出麵這樣說了，我又能再說些什麽呢？
對於一個共產黨員來說，服從組織決定這是起碼的要求。即使與個人的利益和意願相左，也還是要執行組織決定的。兩三天之後，我們即將啟程往小山城，毛澤東特地設宴為我們餞行。
我知道當時毛澤東在漳州，生活十分清苦。他住在芝山紅樓，單獨起夥，秘書、醫生、夥夫、警衛加上我們十來個人，天天就是豆芽加白菜，基本上沒有葷菜。屋後的水缸裏泡著兩條一尺多長的海茄子，不知怎麽吃，一直泡在那裏沒動。
記得我到漳州後，林彪司令員、我的同鄉第十二師師長劉炎分別請我吃過飯，都是有魚有肉的。盡管漳州是個城市，毛澤東的生活卻沒有什麽改善。
但是，這一次毛澤東卻破例叫警衛員去買了一隻大火雞，打開了一聽從江西帶來還沒舍得吃的牛油罐頭，滿懷感情地為我們餞行。
盡管牛油並不好吃，可毛澤東的一片真誠心意使我十分感動，至今記憶猶新。
——————
345
“我同他一同去龍溪中學翻書，在圖書館裏他一邊翻一邊說，這個好，那個好，找了好
多書，恐怕有好幾擔書，是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的。他很可能就是在這裏找到《資本論》、
《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和經濟之類書的。”①
這些書運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不但自己讀，有幾本書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看。彭德懷回憶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種策略》，上麵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後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麵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②
東路軍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發動群眾，籌集了款項一百多萬元，動員了近千群眾參加紅軍，還調撥幾百支槍給閩南遊擊隊，編成中國工農紅軍閩南獨立第三團。同樣是城市，為什麽打贛州是錯的，打漳州是正確的？為什麽毛澤東堅決反對打贛州，卻主張打漳州？原因就在於這兩個城市的具體條件不同。親身經曆這兩次戰役的聶榮臻回憶道：
“打贛州，沒有打下來，吃了個大苦頭。打漳州，打下來了，吃了一個甜頭。兩者相距
一個多月。兩相比較，究其原因，贛州，是敵人的強點，又有國民黨大部隊增援，再加上我
們偵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虧，毛澤東同誌一開始就不主張打。漳州，是敵人的薄弱點，毛
澤東同誌就讚成我們打，並且親自指揮我們打，取得了勝利。所以，選擇敵人的弱點打，應
該是我們處於劣勢的部隊絕對要遵守的一個軍事原則。此外，即使漳州打下來了，也不能引
申說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當時條件下顯然是錯誤的。‘爭取一省和數省首
先勝利’，‘奪取中心城市’等口號顯然更是戰略性的錯誤。”“這是我跟隨毛澤東同誌東
征領會的戰略思想。”①
正當毛澤東率東路軍進攻龍岩、漳州的時候，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
日向臨時中央常委會報告了中央局在贛南會議前後的情況。他剛講到中央區“狹隘經驗論障
礙新路線的執行”，一個中央常委就插話說：“中央區的領導，我以為對於目前中國革命的
基本問題是民粹派的觀點，是離開布爾什維克的認識的。中央區是以為目前的革命是農民或
貧民的革命（雖然沒有文件上表示出來），這是與國際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農專政、無
產階級領導權的意義是原則上的不同。這在土地問題上、黨的問題上、職工決議上、反帝問
題上都表現出來。因此，中央區的領導是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另一個常委又說：
“狹隘的經驗論，毋寧說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②他們的意思是說：贛南會議批評
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提到反對“機會主義”的路線高度。會後，臨
時中央連續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發出文件嚴厲批評贛南會議和蘇區中央局。
１３３ 十 三、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上）
①
②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記錄，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１日。《聶榮臻回憶錄》
（上），戰士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１５０頁。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