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 school two ends (in chinese)

美國的貧富分化，已經成為媒體的熱點。而這種分化還在繼續發展。眾所周知，教育是社會公平的基礎。但美國教育的兩極分化程度，也許比目前的貧富分化更令人震驚。　　看看去年的《新聞周刊》就知道，4月份一期的封麵故事是“輟學之國”，副標題寫道：“30%的美國高中生將在畢業前輟學！”9月份高等教育未來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也指出：由於基礎教育的失敗，美國40% 的大學生要上特別的補習課程，在2006年參加ACT考試的高中畢業班學生中，隻有27%在生物課程中達到了大學入學水平，在代數上則僅有42%，在社會科學中有53%，在英文作文中有69%。也就是說，差不多一半的學生，達不到大學入學的標準。　　而另一期《新聞周刊》的封麵故事，是評比美國最好的公立高中，展現的是迥然不同的景象。當然，這個評比不是衡量學生的絕對學術水準，而是學校給學生提供的教育機會。一些富裕地區的精英學校，因為學生的成績更依靠家庭環境而不在榜上；但一些學生來源差的學校因為能更有成效地刺激學生的進步，反而榜上有名。不過總的來說，這個排名還是透視出美國高中教育的趨勢。排在第一的是達拉斯的英傑高中(Talented and Gifted)，那裏平均每個學生參加了14.128門AP或IB考試。所謂AP是指“高級課程”(Advanced Placement)，本是為給少數優異的高中生提供提前修大學課程的機會而設立。這一課程的考試分許多科目，通過後進入大學可以免修相應課程。IB則叫“國際中學畢業考試”(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本是給周遊世界的國際精英的子弟開設的國際學校的考試，水平甚高，也享受和AP差不多的地位。由於目前美國大學競爭激烈，一般的高中課程已經無法滿足學生的需要，AP和IB大行其道，甚至有喧賓奪主之勢。無怪有人說，大學低年級的課程現在已經被搬到了高中。　　高中生修了十幾門大學課程後，進了大學會幹什麽呢？最近《紐約時報》在周末教育專刊上刊登一篇題為“難以置信”的文章，講述了這些孩子的經曆。對於他們來說，麻省理工或耶魯的課程，竟遠趕不上他們高中課程的難度！　　Regina Goldman是個很典型的例子。她目前在耶魯大學讀三年級，這學期上了一個美國研究的高年級討論班。一般而言，高年級討論班在本科生的常規課程中是最有挑戰性的了。但是，這門課的難度和要求，遠不如她高中的美國史必修課難。那門高中的課是如此具有挑戰性，乃至她上完以後，再不敢學曆史了。直到上了耶魯後，她突然發現：“天呀，在耶魯，這裏的曆史課容易對付多了！”　　麻省理工也許是美國最難讀的大學。可是，一個叫Jeff Zhou的華裔新生進校後，發現自己的生活如同度假。他選的課其實很重。但是，他考大學時，考了10門AP，全拿了高分，又學了3年高級化學課程。到麻省理工頭兩周，上了許多課但僅記了4頁筆記。用他的話說，這裏的課基本還是高中課程的複習而已。他這麽個好學生又不需要複習。於是，他玩水球，衝浪，飛盤，甚至看電視連續劇。連他自己也說，他實在不該這麽放鬆。　　這一切，並不說明美國一流大學的水平降低了，而是高中的水平提高了。學術成就，已經成了美國中高產階層家庭文化的標誌。前麵那位Regina Goldman高中上的是一所聲譽卓著的私立學校。她那時一天的日程是，早晨6點15分開始遊泳訓練，到半夜一點鍾完成所有的作業，隻有5個小時的睡眠。用她媽媽的話來說：“你從一年3萬多美元的教育中還能期待著什麽？”不玩命不行！我去年夏天碰到一位從波士頓拉丁學校畢業的中國裔女孩子，剛剛考進哈佛。她從12歲起，每天僅有不足7小時的睡眠。這樣努力的結果是水漲船高，競爭好的大學，就要付出這樣的代價。用一些教育家的話來說，這些孩子就像是職業運動員一樣：從小集中精力，嚴格作息製度，專業化，追求優勝。他們那些受了良好教育的家長，一遍又一遍向他們灌輸這樣的哲學。同時，這些家長也都知道，他們如果現在來考大學，他們的程度，已經根本進不了他們當年進的大學。　　其實，如今高中生的“厲害”，已經不能用AP課程來概括了。在一些頂尖的高中，課程已經進入了“後AP時代”。比如弗吉尼亞的托馬斯·傑佛遜高中是一所優異的公立學校。學生可以在14門“後AP”課程中選課。上這些課程的先決條件，是在有關AP課程中取得良好成績。這些課程包括許多非常前衛的題目，比如bionanotechnology，學科太新，中文裏還無詞可譯，主要是研究小生物組織和技術的關係。另外有非常高級的數學課程，如複分析(complex analysis)，把抽象的數學概念用於物理、電子工程、流體模型等應用分析。講授這門課的，是George Mason大學的教授、前數學係主任Robert Sachs。他說這門課用的材料，和大學裏三四年級的課程是一樣的，非常接近麻省理工的榮譽課程的水平。上這門課，不僅要事先上AP的微積分，還要在此之後再上滿滿一年的高等數學。但是，盡管設了這麽高的門檻，在這所高中中竟有35人選這門課！可想而知，有多少高中生已經在這方麵達到了大學高年級的水平。該校學生服務部的主任說，實際上，許多剛上高一的學生，就已經通過了微積分的AP考試。　　高中精英如此優異，自然向大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怎麽進一步激勵這些優異的學生不斷成長？一流大學如果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許多大學，開始給本科生提供更多的研究機會和跨學科的課程，鼓勵學生把所學到的知識用於不同的領域。在斯坦福大學，從事研究的本科生的數字，從每年三百增加到了每年兩千。該校生物學教授Russell Fernald特別強調實驗。他說：“在課堂上，我們講授我們知道的東西，不講授我們不知道的。但在實驗室，學生被推到前沿，要麵臨未知的東西，探求發現的秘密，要決定問什麽樣問題才是有價值的。”另外，一些大學還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和社區服務，讓他們到社會中鍛煉，發現自己的才能和不足。比如，布朗大學三年級的女生Carly Rush就是從托馬斯·傑佛遜高中畢業的。她在應付功課大有餘力的情況下，投身政治，組織本校民主黨俱樂部的活動。等她畢業時，也許已經是位頗有經驗的政治家了。　　當然，也有許多高等教育人士對高中的精英化趨勢提出批評。著名的本科生學院Pomona的校長David Oxtoby指出：“現在的高中模仿大學，教大學的課程，使許多學生忽視了基礎知識。”另有許多大學，覺得AP考試太標準化，怕出現高分低能，開始抵製AP。斯坦福大學就越來越不願意讓學生憑AP的成績免修課程。還有些學者認為，對於理解有些科目來說，高中生還不夠成熟。更有些教授擔心，這樣的競爭，使學生變得太功利，總算計著如何早達到某一個具體目標，對教育采取一種完全是職業化的態度，限製了他們的大學經驗。在這方麵，布朗大學本科生院院長Katherine Bergeron的批評也許最一針見血：學生要把大學生涯當做一個反省人生，探求世界的過程。通識教育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讓那些準備讀醫學院的學生沉浸在普魯斯特的小說之中。可惜，現在越來越多的學生，急於在他們的領域內突破。　　不過，這些批評者都無法回避一個基本問題：大學初級甚至高級課程的許多內容，優秀的高中生不僅學過，而且掌握得很好。大學的課程不斷重複這些內容，他們就會厭煩。大學必須想出辦法滿足他們的求知欲望，大學的整個教育結構，要進行重新調整。　　當然，人們最擔憂的，還是這些從事過度競爭的高中生本身的身心健康。最近已經有幾本新書出版。比如在《特權的代價》一書中，臨床心理醫生Madeline Levine指出這些超優異的孩子在學術上和社會中都很成功，但內心充滿焦慮、憤怒和脫節感。這些現象當然有不少，但以筆者的觀察，卻不可誇大。畢竟，這些成功的學生背後，有父母緊盯著。他們家庭穩定，有足夠的感情和經濟支持，使他們能夠在外麵承受超強的競爭壓力。一位社會學家對我說：“你不要以為隻有東亞的家長才會一天到晚盯著孩子的功課。看看美國的中高產，他們全身心撲在孩子身上。他們有一種全球化的憂慮，總怕自己的孩子在這場殘酷的競爭中被淘汰。”《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裏德曼就說：“我小時候，父母總是說，把盤子裏的飯吃幹淨，第三世界的孩子正在饑餓中死亡。現在我對我的孩子說，快完成你的作業，中國印度的孩子，正拚死要搶你的工作。”後來他把女兒送進了耶魯。　　在我看來，美國的中高產階層本身受的教育高，看得遠，先於勞動階層看到了全球化的挑戰。他們有一種斯巴達的心態：美國作為世界領袖，已經被遠遠多於自己的人口包圍了。這些人甚至大多對美國充滿敵意。所以，對孩子從小就必須進行近乎殘酷的訓練，掌握以一當十的技能，以適應未來的生存競爭。可以想見，這批精英的素質，將決定美國對世界的統治能否維持。不過，這些高中天才的大量出現，和那些根本畢不了業的高中生形成鮮明對比。這兩部分人技能的差別，決定了他們未來更嚴重的貧富分化。這種分化一旦形成，政府再怎麽扶貧抑富，再怎麽收富人的稅，給窮人福利，怕也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