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ZT : 餘傑勸大家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那些沒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愛國的，他們可以為少數犧牲多數。他們熱愛他們墳墓的泥土，但他們對那種可以使他們的肉體生機勃勃的精神卻毫無同情心。愛國主義是他們腦袋裏的蛆。
——梭羅
一
二零零八年是中國的“愛國元年”。
你們說，中國人隻能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愛自己的祖國：
——在中國國內，抵製法國超市家樂福的“愛國運動”，在幾十個城市如火如荼地展開。在昆明，一位在現場發表不同意見的市民，被斥為“賣國賊”，遭到辱罵和推搡，甚至被扔瓶裝礦泉水。你們將超市的收銀台砸了，將氣球扯了，用旗杆攔住大門。法律在你們麵前失效，你們可以超越法律的界限。但是，你們的抗議活動自有分寸，你們辱罵家樂福裏的中國員工，卻不敢對作為管理層的法國人有絲毫不敬。在金發碧眼的洋人麵前，你們自覺低人一等，正如有網友評論的那樣：“他們不敢去教訓洋大人，隻好把氣全發在咱們可憐的同胞身上。他們隻知道，搞中國人，代價最小，基本不會有人追究什麽，但如果真的搞了哪怕隻有一個法國人，恐怕會引起很多麻煩，付出的代價可能很大。選擇之下，拿同胞出氣是最穩妥的方案。”是的，你們個個都無比聰明，你們的整個“愛國計劃”都經過周密計算，你們找到了一種最簡單、最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方式來“愛國”。於是，在“抵製法國”的運動中，受害的沒有一個法國人、沒有幾件法國商品，有的隻是中國商品和中國同胞。
——在美國杜克大學，文弱的小女生王千源成為你們“千夫所指”的對象。杜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王千源，因為試圖勸說你們善待藏人，而受到辱罵和威脅。受中共使館控製的中國留學生的學生會，擅自公布王千源的個人資料，她在青島的家被你們潑了糞便，遭到你們的搶掠和破壞，你們在她家門口用大紅字寫下“殺全家，殺賣國賊”等帶有恐怖色彩的語言。她的父母被迫離開住所和工作單位躲藏起來。她的母校居然發表譴責她的聲明，甚至宣布收回她的畢業證書。任何一個跟你們觀點不一樣的人，都被當作“賣國賊”。那麽，誰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呢？王千源說：“他們可以這樣對我，也可以這樣對別人。我隻是他們的一個靶子。中國人現在這種很奇怪的憤**青狀態，是心理不平衡的一種表現，是一種變態的所謂愛國方式，但實際上絕對不是在愛國。他們標榜自己，攻擊別人。……我覺得中國現在就是需要讓大家聽到不同的政見、不同的聲音。我希望一個國家有更強大的人民，而不是一個強大的政府逼迫人民連話都不敢說。”你們當然不會同意這樣的看法。
——當奧運火炬傳遞到有數十萬華人聚居的美國城市舊金山的時候，一片“紅色的海洋”讓昔日藍色的、和平的灣區充滿了詭譎的氣氛。中共大使館調集大量海外中國人到場助陣，其中不少是以同鄉會、國內大學校友會的名義召集的。使館甚至包租了附近的許多酒店，供你們免費住宿，你們知道嗎，這些經費來自國內納稅人的血汗錢。當八九學運學生領袖周鋒鎖等人來到現場的時候，剛一展開抗議標語，立即就被充滿敵意的人們包圍起來。你們議論說：“這不是我們的人。”於是，周鋒鎖等人便同你們講中國的人權問題，告訴你們說，奧運不能掩蓋這些問題。然而，你們不願傾聽不同的聲音，你們立即對他們進行謾罵和攻擊，稱他們是藏獨，不是中國人，是賣國賊，是美國狗。你們甚至上前去搶奪他們的旗幟，並將另一位民運人士郭平博士打得頭破血流。整個暴力場麵將周圍的警察都驚呆了。看來，你們似乎忘記自己身在何方，“直將美國當中國”了。
——奧運火炬所到之處，帶來的不是友誼與和平，而是恐怖與暴力。日本長野的善光寺，是日本的國寶級古廟。一九九八年長野冬季奧運會是在善光寺的鍾聲中宣告開幕的，它作為奧運的象征被選為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長野站的起點。西藏鎮壓事件發生之後，善光寺決定拒絕迎接北京奧運火炬。善光寺住持若麻積信昭在記者招待會上闡明，做出這一決定的理由是“考慮到作為文化遺產的寺院以及信徒的安全，同時也是針對西藏問題”。據悉，善光寺內部有意見認為，同為佛教僧侶不能無視西藏問題。就在這一決定公布之後，善光寺正殿多處遭到塗鴉。寺廟方麵說：“過去從未發生過被塗鴉的事情，十分遺憾有這樣缺德的人。”盡管日本警方仍未公布調查結果，但這兩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如此巧合，讓人不得不懷疑這起事件出自你們的大手筆。然而，你們為何要躲藏起來呢？你們應當敢作敢當啊！這是一項多麽光榮的愛國舉動啊！你們難道不是堅信：倘若中國人都用你們的這種方式來愛國，日本人豈不魂飛魄散，轉而對我天朝大國俯首稱臣？
——你們說，火炬是中國人的麵子，誰對火炬不恭，誰就是不給中國人麵子。於是，當火炬傳遞到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時候，這座寧靜的小城一夜之間便陷入到一股赤潮的包圍之中。你們將澳洲當作殖民地，肆無忌憚地對所有不喜歡奧運火炬的人拳打腳踢。《澳大利亞人報》詳細報導了你們的若幹暴力活動：正當火炬傳遞者穿越堪培拉街道時，具有高度組織的中國留學生蜂擁而至，攻擊、恐嚇和騷擾那些數量遠少於他們的西藏抗議人士。其中，五名中國學生由於行為過激、觸犯澳洲法律而被警方拘捕，將麵臨起訴和可能遭到遣返。這幾個人是你們當中的“英雄”——王萬軍、張誌遠、鄭乃瑞、江源。這幾名“英雄”的學業可能終結，作為背後“黑手”的中國使館卻以沉默應對之，你們有沒有被利用和被出賣的感覺呢？一名老華僑指出：“澳洲是民主自由法製的國度，在澳洲是不可能在權勢之下找門路脫罪的，一切依據法律行事，中國使領館見死不救也屬意料之中，不然它怕自己背後精心策劃的這一幕鬧劇曝光於天下，召來全球的譴責。”
——最嚴重的暴力事件，發生在韓國的首都首爾。韓國民眾拍攝到有關這些暴力場麵的視頻，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你們群起毆打旅韓藏人、韓國平民和韓國警察的場麵讓人震驚。《朝鮮日報》在以《星期天的首爾彌漫著中國人的暴力》為題的社論中，嚴詞批評中國在幕後操縱此一暴力事件。社論說，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在外國首都展示他們的瘋狂行為，“究竟中國人憑什麽在別人國家的首都聚集，並以拳頭暴力相向？”《東亞日報》在以《在首爾奧運聖火傳遞路途揮舞凶器的中國人》為題的社論中指出，中國人在韓國已如此凶殘，在西藏的行徑更令人難以想像。《韓民族新聞》在以《中國示威群眾讓中國的國格向下沉淪》為題的社論中指出，大批中國人攻擊少數反中國示威人員的行為，簡直就是無法無天，這種行為讓中國的國格向下沉淪。對於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一方施以暴力攻擊，這是偏狹的民族主義，與想要透過奧運宣揚成熟的民主社會相距太遠了。韓國法務部長金慶漢說，他們正對這些視頻、酒店監控錄像和警方取證等進行分析，“將找出非法示威參與者，追究其刑事責任”。
你們本來已經“用腳來投票”了，但仍然念念不忘像那個自作主張地“代表”祖國的旗幟和火炬獻媚。你們如醉如癡地完成了一部大戲的排練，你們熱切地期待著有“故鄉來的人”進行“大閱兵”。即便你們的言行在西方媒體上都成為負麵報道，你們仍然不認為做錯了什麽，你們被全身心投入的表演深深地“感動”了——一般來說，感動自己總是比感動別人容易。你們認為，你們是在竭盡全力維護祖國的麵子；你們認為，祖國將因你們的忠心而變得無比強大；你們認為，既然祖國都已經實現“大國崛起”了，那麽作為中國人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展示“我是流氓我怕誰”風流。憤*青就是這樣煉成的。而且，張牙舞爪的“憤**青”已經蔓延成“憤中”與“憤老”。
然而，臉紅脖子粗的憤**青朋友們，我與你們的立場截然相反。我選擇了一種跟你們完全不一樣的方式來愛我的祖國。你們愛紅旗和火炬，愛政權與黨，愛領袖以及領袖的情婦；我愛的卻是那山，那水，那草，那木，那些母親，那些孩子。是的，我能不去愛那些因為吃有毒奶粉而吃成“大頭娃娃”的孩子嗎？我能不去愛那些在黑窯中不見天日、做牛做馬的孩子嗎？我能不去愛那些被掩埋在豆腐渣校舍的廢墟中死不瞑目的孩子嗎？那些中國人的孩子，他們會對“中國人的孩子”的身份感到驕傲嗎？他們那“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的呼號，多少人聽見了呢？或者即使聽見了，也假裝沒有聽見呢？
在國家與自由之間，我當然選擇站在自由一邊；在憤**青與孩子之間，我當然選擇站在孩子一邊。今天，當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已然蛻變為一種“準恐怖主義”的時候，我理所當然地是憤**青們最堅定的反對者。我堅信，隻有將祖國從政黨的綁架中解放出來，隻有將祖國從政權的綁架中解放出來，隻有將祖國從主義的綁架中解放出來，真正的愛國才可能實現。我更清楚地知道，在別的國度，以及在中國自身的曆史上，有過以身殉國的英雄，有過讓我欽佩的愛國的方式。
二
“今天陽光普照，可是我卻得走了。”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德國慕尼黑。二十五歲的漢斯和他的妹妹、二十二歲的索菲被納粹“人民法庭”判處死刑，而且以最殘暴的方式執行——斬首。
納粹當局如此急於消滅他們的肉體，可見他們的精神對納粹政權造成了何等巨大的打擊。漢斯和索菲兩兄妹是“白玫瑰”小組的核心成員。希特勒上台之際曾經得意洋洋地宣稱：“你們作為少男少女站在了這個新的德國一邊。你們對你們的德國忠貞不渝。當你們晚年回憶這一切時，你們將得到今天沒有人能夠給予你們的報答。”確實，“德國”是一個流光溢彩的詞匯，“元首”更是一種高不可攀的象征，當抽象的“德國”化身為具體的“元首”的時候，整整兩代德國人都成了納粹的炮灰。然而，讓希特勒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雖然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教育如同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還是有一小群德國大學生具有“免疫力”，他們將“打倒希特勒”的標語寫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街道上，將“白玫瑰”傳單在大學裏四處散發。在納粹的發源地居然發生明目張膽的反納粹事件，怎能不讓獨裁者心驚肉跳呢？
於是，蓋世太保迅速行動起來，沒有什麽秘密是他們不能偵破的。漢斯、索菲兄妹以及他們的導師胡伯教授等人相繼被捕。經過“人民法庭”匆匆忙忙的審判之後，他們被以“叛國罪”處死。他們沒能製止戰爭的巨輪，也沒能改變曆史的方向。他們所進行的非暴力不抵抗活動，他們對真相的揭示與講述，仿佛牛犢頂橡樹一般，注定了是失敗的命運。但是，對於德意誌民族來說，有或者沒有這樣一群公民的存在，其未來絕對是不一樣的：如果沒有這樣一群人，便表明這個民族已經完全沉淪，再也沒有複興的希望；但如果有過這樣一群人，便表明這個民族還有追求真理的成員，這個民族的再生必定以這些最優秀的公民不死的精神為土壤，正如德國文豪托馬斯•曼所說：“正直而勇敢的人們！你們絕對沒有無謂地犧牲，你們也永遠不會被世人所遺忘。納粹雖然在德國為肮髒的暴徒和卑劣的殺手樹立了無數的紀念碑，可是一場德國革命，一場真正的革命將把它們悉數拆除，你們的名字將在它們的原址上永垂不朽。雖然這場革命還沒有降臨到德國和歐洲，可是你們已經預見了它的來臨，並且把它宣示了出來：‘一個代表著自由和榮譽的新信念之曙光已經出現於天際。’”也正像英國首相丘吉爾所讚美的那樣：“在整個德國曾經存在著反抗運動，其成員可廁身於人類政治史上最高貴偉大人物之林而無愧。這些人在沒有國內外支援的情況下獨立奮鬥，而推動他們的力量僅來自於良心上的不安。”那個時代，有多少德國人因為“愛國”而關閉了他們良心的觸角？而對於漢斯兄妹來說，愛國也就意味著愛那些集中營裏的猶太人，愛那些焚屍爐中的殘疾人，愛那些被“國家”所掃除和消滅的人。
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裏，並非所有德國人都停止了思想。當許多同齡人興高采烈地為希特勒勾勒的“第三帝國”的遠景而走上前線的時候，當海德格爾等哲人紛紛臣服於納粹政權的時候，漢斯在日記中對沉睡的德國知識界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詰問和責備：“‘人為思想而生’，這是帕斯卡爾說過的話；‘為思想而生’，敬愛的學者們，這是我用來指責你們的話。你會感覺驚訝，心靈的代言人！非理性就是你在此絕望時刻所服務的對象。……你的心靈已經枯槁，因為你不想聽見它的呼喚。你心裏所想的，隻是如何把機關槍改造得盡善盡美。可是打從青年時代開始，你就壓抑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那個問題就是：為什麽？這將把我們帶向何方？”是啊，雖然人人都蒙著“愛國”的遮羞布，但誰是沒有罪的人呢？誰將希特勒送上獨裁者的位置？誰不遺餘力地幫助納粹生產武器？誰將省吃儉用的儲蓄“無私”地奉獻給納粹軍隊？誰在報紙上和課堂上為元首鼓與吹？誰一邊殺人一邊聽巴赫的音樂？
納粹的支持者絕對不是真正的愛國者，“白玫瑰”的成員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對於他們來說，祖國“是”什麽呢？祖國是由馬丁•路德、貝多芬和歌德們的身影組成的，祖國是曆史與文化，也是自然與泥土，更是農夫與工人；那麽，祖國又“不是”什麽呢？祖國不是希特勒與戈培爾，不是法西斯主義，不是黨衛軍與集中營。獨裁者將“愛國主義”當作一味屢試不爽的催眠劑，“帝國的利益”遂成為最高的、不容置疑的價值。而漢斯兄妹從德國的曆史傳統中尋找精神資源，並嚐試以此為根基重建一個充滿愛和公義的德國。在“白玫瑰”的傳單上，他們多次引用德國詩人席勒的名言：“為了國家的利益，一切都可以拿來做為犧牲品，可是那些把國家當作自己工具的人，卻不必受此待遇。國家從來就不是目的，惟有當它成為讓人類實現目標的條件時，它才具有重要性。人類的目標不外是提升所有個人的力量，來促成進步。如果有任何國家體製阻撓個人內在力量的發揮、妨礙思想的進步，即使他的思慮再細密、結構再完備，它還是無用的和有害的。”
漢斯兄妹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基於他們的基督信仰，他們所服從的不是地上的國，乃是天上的國，因為地上的國並不具備絕對的價值，倘若這國不能懲惡揚善，這國便不值得為之獻身。基督徒既是地上的公民，更是天國的公民。因此，白玫瑰小組在傳單中宣稱：“國家的基礎是正義；每個人的福祉就是國家的最高法則。國家應該成為上帝所創造秩序之類比，而各烏托邦之中最崇高的‘上帝之城’就是每個國家的榜樣，必須努力朝著這個方向邁進。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擁有一個有益而且正義的國家，把它用來維護個人的自由及全體國民的福祉。其原因是人類應當遵循上帝的旨意，成為共同生活中的自由獨立個體，獨立而積極地去追尋在世上的幸福。”職之是故，愛國是一種不能被納粹壟斷的情感，以愛國的名義去殺戮猶太人、去侵占他人的家園、去消滅殘疾人、去壓製一切不同的意見，不是愛國，乃是害國。所以，反抗納粹才是真正的愛國者不容推卸的使命。
年輕的漢斯兄妹在獄中和法庭上鎮定自若的表現，讓那些見多識廣、心如鐵石的蓋世太保也為之折服。負責此案的慕尼黑蓋世太保刑事組長羅伯特•蓋爾，在戰後回憶說：“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感於他們的人格和崇高理想，也都樂意在可能範圍內盡量給予援手。”當時，蓋爾的一名同事悄悄地對他說：“在漢斯身上我看見了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他豐富的內涵在我看來是難得一見的現象。”蓋世太保們將漢斯看作是“一位我們將來需要的民族領袖”，“像他那樣的人被處決，那是多麽可怕的事情！”他們希望可以挽救這對兄妹的生命，但這對兄妹斷然拒絕了簽署悔罪書的建議。漢斯和索菲說：“當一個偉大民族的命運懸於一發時，再艱苦的努力都值得一試，再大的犧牲也令人甘之如飴。”
索菲是一位美麗的女孩，我認為，電影《白玫瑰》中的那個漂亮的演員，仍然沒有照片上的索菲美麗。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索菲與父母見了一麵。母親注意到，女兒的皮膚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麽晶瑩剔透，嘴唇也特別紅潤，充滿了光澤。“現在你再也不會走進家門了。”母親哀傷地說。“媽媽，隻不過少活了幾年而已！”女兒自信地回答說。母親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在即將失去兩個孩子的沉重打擊麵前，她依然堅強地站立著，對女兒說：“索菲，信耶穌得永生！”索菲以嚴肅而堅決的口吻回答說：“對的，你也一樣！”然後邁著冷靜沉穩的腳步離開了。索菲在斷頭台上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劊子手甚至表示：“我從來就沒有看過有人是這樣去死的！”
當獄中牧師卡爾•阿爾特博士來到漢斯的牢房中的時候，特別問漢斯說，他的心中是否已不再充滿憤怒與怨恨，是否即使對告發人及法官也是如此？漢斯果決地回答說：“是的，我們絕不可以暴易暴，對我而言，一切的憤恨都已經煙消雲散了。”於是，牧師為漢斯朗讀了聖經《詩篇》第九十篇和《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愛是恒久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這些句子讓臨刑前的囚室化為上帝神聖的殿堂。阿爾特博士回憶說：“我們仿佛聽見了上帝派來之天使拍動翅膀的聲音，準備把這位上帝之子已經平息怒氣的靈魂，向上引導至永恒的聖殿。”
對漢斯和索菲來說，死亡即意味著永生，那一瞬間並不是悲慘的結束，乃是榮耀的開端。
對德國來說，戰後在廢墟中的道德與倫理的重建，便是由白玫瑰小組的成員們奠定了第一塊堅實的基石。
三
有一種國家，是需要公民以“叛徒”的方式去愛的。而以“叛徒”的方式去愛那不可愛的國家，需要“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需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信心。漢斯兄妹做到了，正如索菲在法庭上的大聲疾呼：“我們所寫的文字和所講的話，也正就是你們自己心中的想法，隻不過你們沒有勇氣把它表達出來罷了！”多年以後，德國總統魏茲賽克讀到了漢斯兄妹的故事之後說：“每一個時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是的，不僅德國需要這樣的愛國者，中國也需要這樣的愛國者。
中國不是沒有誕生過像漢斯和索菲這樣的愛國者，隻是大部分中國人從來都不珍惜這樣的同胞罷了。譚嗣同、秋瑾、林覺民、遇羅克……他們來了又走了，他們統統被冠以“叛徒”的罪名，被殺害、被觀賞、被侮辱、被忘卻、被歪曲。很少中國人選擇以他們的方式去愛祖國。這是一條窄路，這是一道窄門。每一個走窄路的人，每一個進窄門的人，都是其國族中不配有的人。
中國其實有過這樣一位可以同漢斯和索菲兄妹相媲美的愛國者、中國自己的聖女——她就是林昭，林昭的名字被多少同胞所知曉？
幾年前，我和朋友一起到蘇州郊外的靈岩山安息公墓去祭掃林昭的墓地。在山下的岔道旁，有一家小雜貨店。農夫農婦們聽說我們在尋找林昭的墓地，個個都自告奮勇、爭先恐後地表示要為我們帶路。我還以為他們像我們一樣景仰林昭，誰知他們是為了得到一點點“帶路費”——這是林昭給他們帶來的惟一的“好處”。
稍不留神，一下子就聚集起了七個堅持要給我們帶路的老百姓，男女老少都有。我們反複說隻需要一個人帶路就可以了，但是誰都不願放棄此次掙錢的機會。於是，隻好一大隊人浩浩蕩蕩地往山上走。其中，一個老太太一邊走一邊歎息說：“唉，這個漂亮的姑娘因為說錯了一句話，就被毛主席給槍斃了，多可惜呀。”我本來想告訴她說，“不是說錯了一句話，而是說對了一句話”，但還是忍住沒有說，因為說了也白說。林昭最早洞悉毛澤東及其獨裁製度的本質並奮起與之抗爭。林昭發現，中國人之所以過著非人的生活，是因為大獨裁者毛澤東的存在，她直接點出了這個邪惡的名字，她知道這樣做將要付出何種代價——一顆子彈和五分錢的子彈費。
林昭的墓地位於半山腰上安息公墓的最高一排。在眾多粗陋的褐色墓碑中，我發現了那塊刻有“林昭之墓”四個大字的墓碑。碑麵上端刻著“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一行字，這是林昭的生卒年月日；下端刻著“蘇南師專，北京大學部分老師同學，妹彭令範 敬立”一行字，這是為她豎立墓碑的親友的信息。背麵刻著一首小詩：“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與其說“以殉中華”，不如說“以殉上帝”，因為林昭不是為捍衛地上的王國而獻身，她所捍衛的乃是上帝的道路、上帝的公義和上帝的國。此刻，我含淚為這位主內的姊妹，為這位北大的校友，為這位真正的愛國者鞠躬默哀。
禮畢，一位朋友掏出三十元“買路錢”，朋友很大方，帶路者高興不已。然而，在下山的路上，他們一直在為如何分配這筆錢而大聲爭吵。一名最先到的中年婦女先拿到了一張十元的鈔票，不願拿出來跟其他人平分，此事便成為爭吵的重點。後來，其餘幾人決定將她“開除”出去，從此大家都不與之來往。接著，又進入到下一輪的爭論之中：剩下的二十元錢，六個人該如何分配呢？每人分得三元錢之後，多餘的兩元錢該歸誰呢？
在嘈雜的吵鬧聲中，我想起魯迅小說《藥》中的人血饅頭，想起夏瑜注視著劊子手康大叔時悲憫的目光，想起在兒子墳頭相遇的兩個傷心欲絕的母親。在嘈雜的吵鬧聲中，我想起在納粹的“人民法庭”上，當“白玫瑰”的傳單被當庭宣讀之後，胡伯教授的辯護律師立即“憤激”地表示：“庭長！尊敬的法院！身為德國人、身為德意誌帝國的律師，本人無法為此等令人發指的罪行繼續提供辯護。因此要求法庭解除本人之辯護人身份，以示對本人上述立場的肯定之意。”而法官樂不可支地回答說：“您的態度實在令人感佩。本庭對您所持的立場完全可以理解——所請照準！”於是，胡伯教授在沒有辯護人的情況下被判處死刑。在嘈雜的吵鬧聲中，我更想起耶穌被釘上十字架時，那些用抓鬮的辦法瓜分耶穌衣服的兵丁，那個譏誚他的同釘十字架的強盜，那些在旁邊嬉戲的群眾，他們將這人類曆史上最悲慘也最輝煌的事件當作戲景。
是同胞和鄉親們嚷著要殺死耶穌，漢斯、索菲兄妹和胡伯教授的判決書上寫著“以德意誌民族的名義”，而殺害林昭的凶手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人民政府”和“革命”。在這樣的“大詞”麵前，個人是何等微不足道！如今，漢斯、索菲和胡伯教授已經成為德國精神的標杆和愛國者的典範，而殉道多年的林昭在中國繼續遭到冷落、遮蔽和誤解。林昭所遭遇過的羞辱，乃是每一個基督徒和愛國者仍然在遭遇著的羞辱。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彎曲悖謬的、真理曖昧不明的國度裏。因為我們與生俱來的罪，因為我們對人造的偶像的崇拜，因為我們滿足於當“暗地裏的門徒”，才會對這樣的羞辱喪失最起碼的疼痛感，才會離耶穌的真理和自由遙不可及。
而統治者依然害怕死去的林昭。中國有一個成語說，死諸葛嚇跑活司馬。他們不準大家談論林昭，他們繼續封存林昭的獄中書簡。由於林昭簡陋的墓地越來越為人所知，當局竟然在公墓旁邊的樹林中安置一台攝影機，用以恐嚇那些前去祭拜的人們。確實，這台也許根本沒有工作的攝影機，嚇退了不少原本計劃去給林昭掃墓的人。但是，這台小小的攝影機更顯示出誰才是內心充滿恐懼的人——是劊子手和他們的繼承人，是那些竊取“國家”的名號的人。
既然是先知，就得孤軍奮戰。當漢斯、索菲兄妹遇難的時候，德國的教會並沒有支持和肯定他們，他們像神學家朋霍費爾一樣，宛如幾顆孤獨的星辰，寂寥地劃過天幕。多年之後，漢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女士在她編寫《白玫瑰：一九四三》一書中指出，漢斯和索菲之所以選擇抗爭之路，“基督教義的重新發掘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他們在發展自己的政治自主性的時候，同時也完成了對基督教義的認知。在那些年代，教會的主導地位正因當初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結盟而陷入困境；但不可勝數的基督徒已經走入地下，其中有些人甚至參加了反抗運動。他們的屹立不倒、堅定不移和自我意識都發揮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與之相似，林昭殉道的時候也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安慰，那個時代很少有人意識到“紅太陽”原來是“毒太陽”。而死後林昭則繼續成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直到今天，在中國教會內部以及在知識分子群體之中，林昭仍然被“故意”地遺忘，林昭仍然需要被“普及”。
是的，他們不是背後帶著神光圈的英雄。漢斯、索菲和林昭，他們知道，愛國必須服從於愛真理，若能讓祖國成為真理之國，他們願意付出生命的代價。他們不是思想家，他們隻不過是站出來維護最基本的事物，維護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自由施展抱負的權利和生活上的自由。英格女士平靜如水地寫道：“他們想要的，隻不過是像你我這樣的人們，能夠生活在一個人性化的世界之中。……他們的偉大之處，或許正在於不顧自己的安危，為簡單的事物挺身而出；或許這正在於他們有力量和勇氣，至死不渝地維護最基本的人權。而其中最困難之處，或許就在於沒有群眾的熱烈反應、沒有偉大的理想、沒有崇高的目標、沒有掩護的組織、沒有必須履行的義務等情況下，為正確的誌業奮鬥不懈，孤單寂寞地奉獻出自己的生命。而真正的英雄行為或許就是，當別人誇誇其辭地談論了許多豐功偉業之後，他們卻能不屈不撓地捍衛日常生活中伸手可及的小事。”
今天的中國，與一九三零年代的德國驚人地相似，“帝國崛起”的叫囂像陰溝中的氣味一樣四處擴張，奧運會上排名第一的金牌再度升高了“東風壓倒西風”的狂想曲的音調。在此背景之下，我寫作的每一篇文章，都會招致最為惡毒的謾罵。我為此而感到高興，因為我的文章必定有什麽地方刺痛了憤**青們，讓憤**青們無法自以為是地上演“愛國秀”，所以才會如此痛恨我。不久前，幾名秘密警察約談了好幾位與我關係密切的朋友，並煞有介事地告訴他們說，餘傑是一個賣國賊，是美國的走狗，不要再跟他來往！我的一位朋友這樣回應他們說：“據我所知，餘傑比你們更愛國。”這種比較是否有意義，我不知道。但是，在這比賽愛國如同比賽愚昧的狂潮中，我寧願選擇成為那隻試圖擋住車轍的小小的螳螂，成為那個衝向風車的堂吉訶德。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書名，它必定會深深地刺痛某些人的神經，讓憤**青們極其惱怒和怨恨。其實，我並不是故意選擇這個書名，而是中國的孩子們的悲慘命運，讓我不得不作出此種符合良心的判斷。在我心目中的天平上，“孩子”遠遠重於“中國”，為了保護“孩子”，我寧願成為“中國”的敵人（這裏所說的“中國”，其實是被中共綁架的“中共國”）。是的，多如牛毛的“愛國者”們，我寧願用跟你們不一樣的方式來愛中國，用漢斯和索菲們愛德國的方式來愛中國，用譚嗣同、秋瑾、林覺民和林昭們愛中國的方式來愛中國，愛那個即將在地平線上出現的自由中國。那一天，我們都將因為我們是“中國的孩子”而感到無比自豪。
那些沒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愛國的，他們可以為少數犧牲多數。他們熱愛他們墳墓的泥土，但他們對那種可以使他們的肉體生機勃勃的精神卻毫無同情心。愛國主義是他們腦袋裏的蛆。
——梭羅
一
二零零八年是中國的“愛國元年”。
你們說，中國人隻能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愛自己的祖國：
——在中國國內，抵製法國超市家樂福的“愛國運動”，在幾十個城市如火如荼地展開。在昆明，一位在現場發表不同意見的市民，被斥為“賣國賊”，遭到辱罵和推搡，甚至被扔瓶裝礦泉水。你們將超市的收銀台砸了，將氣球扯了，用旗杆攔住大門。法律在你們麵前失效，你們可以超越法律的界限。但是，你們的抗議活動自有分寸，你們辱罵家樂福裏的中國員工，卻不敢對作為管理層的法國人有絲毫不敬。在金發碧眼的洋人麵前，你們自覺低人一等，正如有網友評論的那樣：“他們不敢去教訓洋大人，隻好把氣全發在咱們可憐的同胞身上。他們隻知道，搞中國人，代價最小，基本不會有人追究什麽，但如果真的搞了哪怕隻有一個法國人，恐怕會引起很多麻煩，付出的代價可能很大。選擇之下，拿同胞出氣是最穩妥的方案。”是的，你們個個都無比聰明，你們的整個“愛國計劃”都經過周密計算，你們找到了一種最簡單、最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方式來“愛國”。於是，在“抵製法國”的運動中，受害的沒有一個法國人、沒有幾件法國商品，有的隻是中國商品和中國同胞。
——在美國杜克大學，文弱的小女生王千源成為你們“千夫所指”的對象。杜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王千源，因為試圖勸說你們善待藏人，而受到辱罵和威脅。受中共使館控製的中國留學生的學生會，擅自公布王千源的個人資料，她在青島的家被你們潑了糞便，遭到你們的搶掠和破壞，你們在她家門口用大紅字寫下“殺全家，殺賣國賊”等帶有恐怖色彩的語言。她的父母被迫離開住所和工作單位躲藏起來。她的母校居然發表譴責她的聲明，甚至宣布收回她的畢業證書。任何一個跟你們觀點不一樣的人，都被當作“賣國賊”。那麽，誰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呢？王千源說：“他們可以這樣對我，也可以這樣對別人。我隻是他們的一個靶子。中國人現在這種很奇怪的憤**青狀態，是心理不平衡的一種表現，是一種變態的所謂愛國方式，但實際上絕對不是在愛國。他們標榜自己，攻擊別人。……我覺得中國現在就是需要讓大家聽到不同的政見、不同的聲音。我希望一個國家有更強大的人民，而不是一個強大的政府逼迫人民連話都不敢說。”你們當然不會同意這樣的看法。
——當奧運火炬傳遞到有數十萬華人聚居的美國城市舊金山的時候，一片“紅色的海洋”讓昔日藍色的、和平的灣區充滿了詭譎的氣氛。中共大使館調集大量海外中國人到場助陣，其中不少是以同鄉會、國內大學校友會的名義召集的。使館甚至包租了附近的許多酒店，供你們免費住宿，你們知道嗎，這些經費來自國內納稅人的血汗錢。當八九學運學生領袖周鋒鎖等人來到現場的時候，剛一展開抗議標語，立即就被充滿敵意的人們包圍起來。你們議論說：“這不是我們的人。”於是，周鋒鎖等人便同你們講中國的人權問題，告訴你們說，奧運不能掩蓋這些問題。然而，你們不願傾聽不同的聲音，你們立即對他們進行謾罵和攻擊，稱他們是藏獨，不是中國人，是賣國賊，是美國狗。你們甚至上前去搶奪他們的旗幟，並將另一位民運人士郭平博士打得頭破血流。整個暴力場麵將周圍的警察都驚呆了。看來，你們似乎忘記自己身在何方，“直將美國當中國”了。
——奧運火炬所到之處，帶來的不是友誼與和平，而是恐怖與暴力。日本長野的善光寺，是日本的國寶級古廟。一九九八年長野冬季奧運會是在善光寺的鍾聲中宣告開幕的，它作為奧運的象征被選為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長野站的起點。西藏鎮壓事件發生之後，善光寺決定拒絕迎接北京奧運火炬。善光寺住持若麻積信昭在記者招待會上闡明，做出這一決定的理由是“考慮到作為文化遺產的寺院以及信徒的安全，同時也是針對西藏問題”。據悉，善光寺內部有意見認為，同為佛教僧侶不能無視西藏問題。就在這一決定公布之後，善光寺正殿多處遭到塗鴉。寺廟方麵說：“過去從未發生過被塗鴉的事情，十分遺憾有這樣缺德的人。”盡管日本警方仍未公布調查結果，但這兩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如此巧合，讓人不得不懷疑這起事件出自你們的大手筆。然而，你們為何要躲藏起來呢？你們應當敢作敢當啊！這是一項多麽光榮的愛國舉動啊！你們難道不是堅信：倘若中國人都用你們的這種方式來愛國，日本人豈不魂飛魄散，轉而對我天朝大國俯首稱臣？
——你們說，火炬是中國人的麵子，誰對火炬不恭，誰就是不給中國人麵子。於是，當火炬傳遞到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時候，這座寧靜的小城一夜之間便陷入到一股赤潮的包圍之中。你們將澳洲當作殖民地，肆無忌憚地對所有不喜歡奧運火炬的人拳打腳踢。《澳大利亞人報》詳細報導了你們的若幹暴力活動：正當火炬傳遞者穿越堪培拉街道時，具有高度組織的中國留學生蜂擁而至，攻擊、恐嚇和騷擾那些數量遠少於他們的西藏抗議人士。其中，五名中國學生由於行為過激、觸犯澳洲法律而被警方拘捕，將麵臨起訴和可能遭到遣返。這幾個人是你們當中的“英雄”——王萬軍、張誌遠、鄭乃瑞、江源。這幾名“英雄”的學業可能終結，作為背後“黑手”的中國使館卻以沉默應對之，你們有沒有被利用和被出賣的感覺呢？一名老華僑指出：“澳洲是民主自由法製的國度，在澳洲是不可能在權勢之下找門路脫罪的，一切依據法律行事，中國使領館見死不救也屬意料之中，不然它怕自己背後精心策劃的這一幕鬧劇曝光於天下，召來全球的譴責。”
——最嚴重的暴力事件，發生在韓國的首都首爾。韓國民眾拍攝到有關這些暴力場麵的視頻，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你們群起毆打旅韓藏人、韓國平民和韓國警察的場麵讓人震驚。《朝鮮日報》在以《星期天的首爾彌漫著中國人的暴力》為題的社論中，嚴詞批評中國在幕後操縱此一暴力事件。社論說，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在外國首都展示他們的瘋狂行為，“究竟中國人憑什麽在別人國家的首都聚集，並以拳頭暴力相向？”《東亞日報》在以《在首爾奧運聖火傳遞路途揮舞凶器的中國人》為題的社論中指出，中國人在韓國已如此凶殘，在西藏的行徑更令人難以想像。《韓民族新聞》在以《中國示威群眾讓中國的國格向下沉淪》為題的社論中指出，大批中國人攻擊少數反中國示威人員的行為，簡直就是無法無天，這種行為讓中國的國格向下沉淪。對於與自己不同意見的一方施以暴力攻擊，這是偏狹的民族主義，與想要透過奧運宣揚成熟的民主社會相距太遠了。韓國法務部長金慶漢說，他們正對這些視頻、酒店監控錄像和警方取證等進行分析，“將找出非法示威參與者，追究其刑事責任”。
你們本來已經“用腳來投票”了，但仍然念念不忘像那個自作主張地“代表”祖國的旗幟和火炬獻媚。你們如醉如癡地完成了一部大戲的排練，你們熱切地期待著有“故鄉來的人”進行“大閱兵”。即便你們的言行在西方媒體上都成為負麵報道，你們仍然不認為做錯了什麽，你們被全身心投入的表演深深地“感動”了——一般來說，感動自己總是比感動別人容易。你們認為，你們是在竭盡全力維護祖國的麵子；你們認為，祖國將因你們的忠心而變得無比強大；你們認為，既然祖國都已經實現“大國崛起”了，那麽作為中國人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展示“我是流氓我怕誰”風流。憤*青就是這樣煉成的。而且，張牙舞爪的“憤**青”已經蔓延成“憤中”與“憤老”。
然而，臉紅脖子粗的憤**青朋友們，我與你們的立場截然相反。我選擇了一種跟你們完全不一樣的方式來愛我的祖國。你們愛紅旗和火炬，愛政權與黨，愛領袖以及領袖的情婦；我愛的卻是那山，那水，那草，那木，那些母親，那些孩子。是的，我能不去愛那些因為吃有毒奶粉而吃成“大頭娃娃”的孩子嗎？我能不去愛那些在黑窯中不見天日、做牛做馬的孩子嗎？我能不去愛那些被掩埋在豆腐渣校舍的廢墟中死不瞑目的孩子嗎？那些中國人的孩子，他們會對“中國人的孩子”的身份感到驕傲嗎？他們那“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的呼號，多少人聽見了呢？或者即使聽見了，也假裝沒有聽見呢？
在國家與自由之間，我當然選擇站在自由一邊；在憤**青與孩子之間，我當然選擇站在孩子一邊。今天，當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已然蛻變為一種“準恐怖主義”的時候，我理所當然地是憤**青們最堅定的反對者。我堅信，隻有將祖國從政黨的綁架中解放出來，隻有將祖國從政權的綁架中解放出來，隻有將祖國從主義的綁架中解放出來，真正的愛國才可能實現。我更清楚地知道，在別的國度，以及在中國自身的曆史上，有過以身殉國的英雄，有過讓我欽佩的愛國的方式。
二
“今天陽光普照，可是我卻得走了。”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德國慕尼黑。二十五歲的漢斯和他的妹妹、二十二歲的索菲被納粹“人民法庭”判處死刑，而且以最殘暴的方式執行——斬首。
納粹當局如此急於消滅他們的肉體，可見他們的精神對納粹政權造成了何等巨大的打擊。漢斯和索菲兩兄妹是“白玫瑰”小組的核心成員。希特勒上台之際曾經得意洋洋地宣稱：“你們作為少男少女站在了這個新的德國一邊。你們對你們的德國忠貞不渝。當你們晚年回憶這一切時，你們將得到今天沒有人能夠給予你們的報答。”確實，“德國”是一個流光溢彩的詞匯，“元首”更是一種高不可攀的象征，當抽象的“德國”化身為具體的“元首”的時候，整整兩代德國人都成了納粹的炮灰。然而，讓希特勒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雖然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教育如同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還是有一小群德國大學生具有“免疫力”，他們將“打倒希特勒”的標語寫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街道上，將“白玫瑰”傳單在大學裏四處散發。在納粹的發源地居然發生明目張膽的反納粹事件，怎能不讓獨裁者心驚肉跳呢？
於是，蓋世太保迅速行動起來，沒有什麽秘密是他們不能偵破的。漢斯、索菲兄妹以及他們的導師胡伯教授等人相繼被捕。經過“人民法庭”匆匆忙忙的審判之後，他們被以“叛國罪”處死。他們沒能製止戰爭的巨輪，也沒能改變曆史的方向。他們所進行的非暴力不抵抗活動，他們對真相的揭示與講述，仿佛牛犢頂橡樹一般，注定了是失敗的命運。但是，對於德意誌民族來說，有或者沒有這樣一群公民的存在，其未來絕對是不一樣的：如果沒有這樣一群人，便表明這個民族已經完全沉淪，再也沒有複興的希望；但如果有過這樣一群人，便表明這個民族還有追求真理的成員，這個民族的再生必定以這些最優秀的公民不死的精神為土壤，正如德國文豪托馬斯•曼所說：“正直而勇敢的人們！你們絕對沒有無謂地犧牲，你們也永遠不會被世人所遺忘。納粹雖然在德國為肮髒的暴徒和卑劣的殺手樹立了無數的紀念碑，可是一場德國革命，一場真正的革命將把它們悉數拆除，你們的名字將在它們的原址上永垂不朽。雖然這場革命還沒有降臨到德國和歐洲，可是你們已經預見了它的來臨，並且把它宣示了出來：‘一個代表著自由和榮譽的新信念之曙光已經出現於天際。’”也正像英國首相丘吉爾所讚美的那樣：“在整個德國曾經存在著反抗運動，其成員可廁身於人類政治史上最高貴偉大人物之林而無愧。這些人在沒有國內外支援的情況下獨立奮鬥，而推動他們的力量僅來自於良心上的不安。”那個時代，有多少德國人因為“愛國”而關閉了他們良心的觸角？而對於漢斯兄妹來說，愛國也就意味著愛那些集中營裏的猶太人，愛那些焚屍爐中的殘疾人，愛那些被“國家”所掃除和消滅的人。
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裏，並非所有德國人都停止了思想。當許多同齡人興高采烈地為希特勒勾勒的“第三帝國”的遠景而走上前線的時候，當海德格爾等哲人紛紛臣服於納粹政權的時候，漢斯在日記中對沉睡的德國知識界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詰問和責備：“‘人為思想而生’，這是帕斯卡爾說過的話；‘為思想而生’，敬愛的學者們，這是我用來指責你們的話。你會感覺驚訝，心靈的代言人！非理性就是你在此絕望時刻所服務的對象。……你的心靈已經枯槁，因為你不想聽見它的呼喚。你心裏所想的，隻是如何把機關槍改造得盡善盡美。可是打從青年時代開始，你就壓抑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那個問題就是：為什麽？這將把我們帶向何方？”是啊，雖然人人都蒙著“愛國”的遮羞布，但誰是沒有罪的人呢？誰將希特勒送上獨裁者的位置？誰不遺餘力地幫助納粹生產武器？誰將省吃儉用的儲蓄“無私”地奉獻給納粹軍隊？誰在報紙上和課堂上為元首鼓與吹？誰一邊殺人一邊聽巴赫的音樂？
納粹的支持者絕對不是真正的愛國者，“白玫瑰”的成員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對於他們來說，祖國“是”什麽呢？祖國是由馬丁•路德、貝多芬和歌德們的身影組成的，祖國是曆史與文化，也是自然與泥土，更是農夫與工人；那麽，祖國又“不是”什麽呢？祖國不是希特勒與戈培爾，不是法西斯主義，不是黨衛軍與集中營。獨裁者將“愛國主義”當作一味屢試不爽的催眠劑，“帝國的利益”遂成為最高的、不容置疑的價值。而漢斯兄妹從德國的曆史傳統中尋找精神資源，並嚐試以此為根基重建一個充滿愛和公義的德國。在“白玫瑰”的傳單上，他們多次引用德國詩人席勒的名言：“為了國家的利益，一切都可以拿來做為犧牲品，可是那些把國家當作自己工具的人，卻不必受此待遇。國家從來就不是目的，惟有當它成為讓人類實現目標的條件時，它才具有重要性。人類的目標不外是提升所有個人的力量，來促成進步。如果有任何國家體製阻撓個人內在力量的發揮、妨礙思想的進步，即使他的思慮再細密、結構再完備，它還是無用的和有害的。”
漢斯兄妹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基於他們的基督信仰，他們所服從的不是地上的國，乃是天上的國，因為地上的國並不具備絕對的價值，倘若這國不能懲惡揚善，這國便不值得為之獻身。基督徒既是地上的公民，更是天國的公民。因此，白玫瑰小組在傳單中宣稱：“國家的基礎是正義；每個人的福祉就是國家的最高法則。國家應該成為上帝所創造秩序之類比，而各烏托邦之中最崇高的‘上帝之城’就是每個國家的榜樣，必須努力朝著這個方向邁進。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擁有一個有益而且正義的國家，把它用來維護個人的自由及全體國民的福祉。其原因是人類應當遵循上帝的旨意，成為共同生活中的自由獨立個體，獨立而積極地去追尋在世上的幸福。”職之是故，愛國是一種不能被納粹壟斷的情感，以愛國的名義去殺戮猶太人、去侵占他人的家園、去消滅殘疾人、去壓製一切不同的意見，不是愛國，乃是害國。所以，反抗納粹才是真正的愛國者不容推卸的使命。
年輕的漢斯兄妹在獄中和法庭上鎮定自若的表現，讓那些見多識廣、心如鐵石的蓋世太保也為之折服。負責此案的慕尼黑蓋世太保刑事組長羅伯特•蓋爾，在戰後回憶說：“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感於他們的人格和崇高理想，也都樂意在可能範圍內盡量給予援手。”當時，蓋爾的一名同事悄悄地對他說：“在漢斯身上我看見了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他豐富的內涵在我看來是難得一見的現象。”蓋世太保們將漢斯看作是“一位我們將來需要的民族領袖”，“像他那樣的人被處決，那是多麽可怕的事情！”他們希望可以挽救這對兄妹的生命，但這對兄妹斷然拒絕了簽署悔罪書的建議。漢斯和索菲說：“當一個偉大民族的命運懸於一發時，再艱苦的努力都值得一試，再大的犧牲也令人甘之如飴。”
索菲是一位美麗的女孩，我認為，電影《白玫瑰》中的那個漂亮的演員，仍然沒有照片上的索菲美麗。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索菲與父母見了一麵。母親注意到，女兒的皮膚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麽晶瑩剔透，嘴唇也特別紅潤，充滿了光澤。“現在你再也不會走進家門了。”母親哀傷地說。“媽媽，隻不過少活了幾年而已！”女兒自信地回答說。母親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在即將失去兩個孩子的沉重打擊麵前，她依然堅強地站立著，對女兒說：“索菲，信耶穌得永生！”索菲以嚴肅而堅決的口吻回答說：“對的，你也一樣！”然後邁著冷靜沉穩的腳步離開了。索菲在斷頭台上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劊子手甚至表示：“我從來就沒有看過有人是這樣去死的！”
當獄中牧師卡爾•阿爾特博士來到漢斯的牢房中的時候，特別問漢斯說，他的心中是否已不再充滿憤怒與怨恨，是否即使對告發人及法官也是如此？漢斯果決地回答說：“是的，我們絕不可以暴易暴，對我而言，一切的憤恨都已經煙消雲散了。”於是，牧師為漢斯朗讀了聖經《詩篇》第九十篇和《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愛是恒久忍耐……愛是永不止息。”這些句子讓臨刑前的囚室化為上帝神聖的殿堂。阿爾特博士回憶說：“我們仿佛聽見了上帝派來之天使拍動翅膀的聲音，準備把這位上帝之子已經平息怒氣的靈魂，向上引導至永恒的聖殿。”
對漢斯和索菲來說，死亡即意味著永生，那一瞬間並不是悲慘的結束，乃是榮耀的開端。
對德國來說，戰後在廢墟中的道德與倫理的重建，便是由白玫瑰小組的成員們奠定了第一塊堅實的基石。
三
有一種國家，是需要公民以“叛徒”的方式去愛的。而以“叛徒”的方式去愛那不可愛的國家，需要“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需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信心。漢斯兄妹做到了，正如索菲在法庭上的大聲疾呼：“我們所寫的文字和所講的話，也正就是你們自己心中的想法，隻不過你們沒有勇氣把它表達出來罷了！”多年以後，德國總統魏茲賽克讀到了漢斯兄妹的故事之後說：“每一個時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是的，不僅德國需要這樣的愛國者，中國也需要這樣的愛國者。
中國不是沒有誕生過像漢斯和索菲這樣的愛國者，隻是大部分中國人從來都不珍惜這樣的同胞罷了。譚嗣同、秋瑾、林覺民、遇羅克……他們來了又走了，他們統統被冠以“叛徒”的罪名，被殺害、被觀賞、被侮辱、被忘卻、被歪曲。很少中國人選擇以他們的方式去愛祖國。這是一條窄路，這是一道窄門。每一個走窄路的人，每一個進窄門的人，都是其國族中不配有的人。
中國其實有過這樣一位可以同漢斯和索菲兄妹相媲美的愛國者、中國自己的聖女——她就是林昭，林昭的名字被多少同胞所知曉？
幾年前，我和朋友一起到蘇州郊外的靈岩山安息公墓去祭掃林昭的墓地。在山下的岔道旁，有一家小雜貨店。農夫農婦們聽說我們在尋找林昭的墓地，個個都自告奮勇、爭先恐後地表示要為我們帶路。我還以為他們像我們一樣景仰林昭，誰知他們是為了得到一點點“帶路費”——這是林昭給他們帶來的惟一的“好處”。
稍不留神，一下子就聚集起了七個堅持要給我們帶路的老百姓，男女老少都有。我們反複說隻需要一個人帶路就可以了，但是誰都不願放棄此次掙錢的機會。於是，隻好一大隊人浩浩蕩蕩地往山上走。其中，一個老太太一邊走一邊歎息說：“唉，這個漂亮的姑娘因為說錯了一句話，就被毛主席給槍斃了，多可惜呀。”我本來想告訴她說，“不是說錯了一句話，而是說對了一句話”，但還是忍住沒有說，因為說了也白說。林昭最早洞悉毛澤東及其獨裁製度的本質並奮起與之抗爭。林昭發現，中國人之所以過著非人的生活，是因為大獨裁者毛澤東的存在，她直接點出了這個邪惡的名字，她知道這樣做將要付出何種代價——一顆子彈和五分錢的子彈費。
林昭的墓地位於半山腰上安息公墓的最高一排。在眾多粗陋的褐色墓碑中，我發現了那塊刻有“林昭之墓”四個大字的墓碑。碑麵上端刻著“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一行字，這是林昭的生卒年月日；下端刻著“蘇南師專，北京大學部分老師同學，妹彭令範 敬立”一行字，這是為她豎立墓碑的親友的信息。背麵刻著一首小詩：“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與其說“以殉中華”，不如說“以殉上帝”，因為林昭不是為捍衛地上的王國而獻身，她所捍衛的乃是上帝的道路、上帝的公義和上帝的國。此刻，我含淚為這位主內的姊妹，為這位北大的校友，為這位真正的愛國者鞠躬默哀。
禮畢，一位朋友掏出三十元“買路錢”，朋友很大方，帶路者高興不已。然而，在下山的路上，他們一直在為如何分配這筆錢而大聲爭吵。一名最先到的中年婦女先拿到了一張十元的鈔票，不願拿出來跟其他人平分，此事便成為爭吵的重點。後來，其餘幾人決定將她“開除”出去，從此大家都不與之來往。接著，又進入到下一輪的爭論之中：剩下的二十元錢，六個人該如何分配呢？每人分得三元錢之後，多餘的兩元錢該歸誰呢？
在嘈雜的吵鬧聲中，我想起魯迅小說《藥》中的人血饅頭，想起夏瑜注視著劊子手康大叔時悲憫的目光，想起在兒子墳頭相遇的兩個傷心欲絕的母親。在嘈雜的吵鬧聲中，我想起在納粹的“人民法庭”上，當“白玫瑰”的傳單被當庭宣讀之後，胡伯教授的辯護律師立即“憤激”地表示：“庭長！尊敬的法院！身為德國人、身為德意誌帝國的律師，本人無法為此等令人發指的罪行繼續提供辯護。因此要求法庭解除本人之辯護人身份，以示對本人上述立場的肯定之意。”而法官樂不可支地回答說：“您的態度實在令人感佩。本庭對您所持的立場完全可以理解——所請照準！”於是，胡伯教授在沒有辯護人的情況下被判處死刑。在嘈雜的吵鬧聲中，我更想起耶穌被釘上十字架時，那些用抓鬮的辦法瓜分耶穌衣服的兵丁，那個譏誚他的同釘十字架的強盜，那些在旁邊嬉戲的群眾，他們將這人類曆史上最悲慘也最輝煌的事件當作戲景。
是同胞和鄉親們嚷著要殺死耶穌，漢斯、索菲兄妹和胡伯教授的判決書上寫著“以德意誌民族的名義”，而殺害林昭的凶手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人民政府”和“革命”。在這樣的“大詞”麵前，個人是何等微不足道！如今，漢斯、索菲和胡伯教授已經成為德國精神的標杆和愛國者的典範，而殉道多年的林昭在中國繼續遭到冷落、遮蔽和誤解。林昭所遭遇過的羞辱，乃是每一個基督徒和愛國者仍然在遭遇著的羞辱。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彎曲悖謬的、真理曖昧不明的國度裏。因為我們與生俱來的罪，因為我們對人造的偶像的崇拜，因為我們滿足於當“暗地裏的門徒”，才會對這樣的羞辱喪失最起碼的疼痛感，才會離耶穌的真理和自由遙不可及。
而統治者依然害怕死去的林昭。中國有一個成語說，死諸葛嚇跑活司馬。他們不準大家談論林昭，他們繼續封存林昭的獄中書簡。由於林昭簡陋的墓地越來越為人所知，當局竟然在公墓旁邊的樹林中安置一台攝影機，用以恐嚇那些前去祭拜的人們。確實，這台也許根本沒有工作的攝影機，嚇退了不少原本計劃去給林昭掃墓的人。但是，這台小小的攝影機更顯示出誰才是內心充滿恐懼的人——是劊子手和他們的繼承人，是那些竊取“國家”的名號的人。
既然是先知，就得孤軍奮戰。當漢斯、索菲兄妹遇難的時候，德國的教會並沒有支持和肯定他們，他們像神學家朋霍費爾一樣，宛如幾顆孤獨的星辰，寂寥地劃過天幕。多年之後，漢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女士在她編寫《白玫瑰：一九四三》一書中指出，漢斯和索菲之所以選擇抗爭之路，“基督教義的重新發掘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他們在發展自己的政治自主性的時候，同時也完成了對基督教義的認知。在那些年代，教會的主導地位正因當初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結盟而陷入困境；但不可勝數的基督徒已經走入地下，其中有些人甚至參加了反抗運動。他們的屹立不倒、堅定不移和自我意識都發揮了鼓舞人心的作用。”與之相似，林昭殉道的時候也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安慰，那個時代很少有人意識到“紅太陽”原來是“毒太陽”。而死後林昭則繼續成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直到今天，在中國教會內部以及在知識分子群體之中，林昭仍然被“故意”地遺忘，林昭仍然需要被“普及”。
是的，他們不是背後帶著神光圈的英雄。漢斯、索菲和林昭，他們知道，愛國必須服從於愛真理，若能讓祖國成為真理之國，他們願意付出生命的代價。他們不是思想家，他們隻不過是站出來維護最基本的事物，維護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自由施展抱負的權利和生活上的自由。英格女士平靜如水地寫道：“他們想要的，隻不過是像你我這樣的人們，能夠生活在一個人性化的世界之中。……他們的偉大之處，或許正在於不顧自己的安危，為簡單的事物挺身而出；或許這正在於他們有力量和勇氣，至死不渝地維護最基本的人權。而其中最困難之處，或許就在於沒有群眾的熱烈反應、沒有偉大的理想、沒有崇高的目標、沒有掩護的組織、沒有必須履行的義務等情況下，為正確的誌業奮鬥不懈，孤單寂寞地奉獻出自己的生命。而真正的英雄行為或許就是，當別人誇誇其辭地談論了許多豐功偉業之後，他們卻能不屈不撓地捍衛日常生活中伸手可及的小事。”
今天的中國，與一九三零年代的德國驚人地相似，“帝國崛起”的叫囂像陰溝中的氣味一樣四處擴張，奧運會上排名第一的金牌再度升高了“東風壓倒西風”的狂想曲的音調。在此背景之下，我寫作的每一篇文章，都會招致最為惡毒的謾罵。我為此而感到高興，因為我的文章必定有什麽地方刺痛了憤**青們，讓憤**青們無法自以為是地上演“愛國秀”，所以才會如此痛恨我。不久前，幾名秘密警察約談了好幾位與我關係密切的朋友，並煞有介事地告訴他們說，餘傑是一個賣國賊，是美國的走狗，不要再跟他來往！我的一位朋友這樣回應他們說：“據我所知，餘傑比你們更愛國。”這種比較是否有意義，我不知道。但是，在這比賽愛國如同比賽愚昧的狂潮中，我寧願選擇成為那隻試圖擋住車轍的小小的螳螂，成為那個衝向風車的堂吉訶德。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書名，它必定會深深地刺痛某些人的神經，讓憤**青們極其惱怒和怨恨。其實，我並不是故意選擇這個書名，而是中國的孩子們的悲慘命運，讓我不得不作出此種符合良心的判斷。在我心目中的天平上，“孩子”遠遠重於“中國”，為了保護“孩子”，我寧願成為“中國”的敵人（這裏所說的“中國”，其實是被中共綁架的“中共國”）。是的，多如牛毛的“愛國者”們，我寧願用跟你們不一樣的方式來愛中國，用漢斯和索菲們愛德國的方式來愛中國，用譚嗣同、秋瑾、林覺民和林昭們愛中國的方式來愛中國，愛那個即將在地平線上出現的自由中國。那一天，我們都將因為我們是“中國的孩子”而感到無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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