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ie餘傑：莫將罪犯當英雄

餘傑：莫將罪犯當英雄


一個頌揚罪犯的社會等於是在間接地告訴大家，罪犯所掠奪的社會是不值得保護的。

----戈登•瑞格

在去慕尼黑的火車上，不時地上來大群大群嘰嘰喳喳的年輕的大學生。他們神情興奮，好像是要去參加盛大的狂歡節。為什麽會有這麽多人去慕尼黑呢？當我們抵達慕尼黑火車站的時候，這才發現車站上到處都是穿著各種色彩鮮豔的民族服裝的男女老少，許多人的手上都端著碩大的啤酒杯。我這才明白，現在正在舉辦慕尼黑最著名的節日----啤酒節，我們來得太巧了。慕尼黑啤酒節從九月底持續到十月初，吸引了一百八十萬人參加。

霍夫布勞霍斯啤酒館

據說，慕尼黑的啤酒是全世界最可口的啤酒。晚上，翻譯帶我們去市中心的一家啤酒館就餐。“那可是希特勒發跡的地方，也是納粹黨誕生的地方。”翻譯神秘地告訴我們說。我們穿過熙熙攘攘的步行街，全是戰後按照原樣複原的老房子，遠遠地便看到了顯眼的標誌：一頂皇冠和“HB”兩個字母，這就是著名的霍夫布勞霍斯啤酒館（Hofbrauhaus）了。這一名稱的由來，是因為它所在的位置正是十六世紀巴伐利亞公爵的王室啤酒釀造廠。如今，這裏賣的宮廷牌啤酒仍然聞名遐邇，是啤酒節鐵定的八大品牌的啤酒之一。

此啤酒館規模之大，出乎我的想像之外。推門進去，一樓已是人滿為患、座無虛席。大家個個歡歌笑語，比婚禮還要熱鬧。數百名客人一邊暢飲啤酒，一邊大快朵頤，烤豬肘的香氣撲鼻而來。屋子中央的舞台上，有一個四人小樂隊正在激情表演民族音樂。隨著音樂的節奏，許多人情不自禁地站起來鼓掌與歡呼。人們揮汗如雨，人潮如海浪般有起有伏。我們小心翼翼地穿過大廳，幾乎與身材豐滿、行動迅速、一隻手執著四個大啤酒杯的女招待擦肩而過。到了後院才發現，原來還別有洞天，數十張桌子擺放在樹影婆娑之中，就餐的人們可以隨時抬起頭來仰望天上的星星。這裏當然是一個絕佳的位置，但連一個座位也找不到了。此時此刻，我才算是見識了巴伐利亞人有多麽熱情爽朗、有多麽懂得享受生活。在柏林，人們大都嚴肅而拘謹，這大概與北德意誌陰冷潮濕的天氣有關；而在慕尼黑，人們是如此開朗活潑，這大概與南德意誌燦爛的陽光有關吧。

於是，我們隻好從古老的石頭樓梯走上二樓。還好，二樓還有若幹空座位，比起一樓來安靜得多。一樓的客人大多是本地人，二樓的客人大多是拿著旅遊書的外地人和外國人。侍者拿來印刷精美的菜單和一大疊杯墊，並告訴我們說，這些都可以作為紀念品帶走。這確實是一個極好的注意，讓客人走到哪裏便幫他們將廣告做到哪裏，即便在家裏的時候，一看到菜單和杯墊便能夠想起他們的美味來。這名頭發花白的侍者介紹說，三樓設有一個小小的博物館，展示啤酒館的曆史，當然也包括希特勒在此活動的曆史。“我們不能遮掩這不光彩的一部分。”這就是普通德國人對待曆史的態度。

曆史是現實的孿生兄弟。今天，在這秋日溫暖而愜意的夜晚，在這人們無憂無慮地享用啤酒和美食的時刻，誰能想像到，在八十多年之前，年輕的、野心勃勃的希特勒，便是在這裏踏出了進軍政壇並為禍世界的第一步？他的第一個舞台，居然就是這個熙來攘往、人聲鼎沸的啤酒館？

一九一三年三月，希特勒從維也納抵達慕尼黑，在施瓦賓區施萊斯海默街三十四號的一個裁縫家租了一間小閣樓。他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依然沒有找到生活的方向。與在維也納一樣，他依靠賣一些自己畫的劣質的風景畫維持生活，隻是風景的內容從維也納變成了慕尼黑。多年來，在歐洲每一個大城市的街頭，都流浪著一群雖然潦倒卻滿懷成名夢想的年輕人，他們向遊人兜售一些毫無創意的、如同複製的明信片般的風景畫。希特勒便是他們當中的一員，普普通通，毫不起眼----假如他的藝術道路成功了會怎樣呢？

希特勒居住的施瓦賓區，是藝術家和夢想家們的天堂。這裏聚集的藝術家的數量，僅次於巴黎的蒙馬特高地。在許多德國人心目中，柏林是紀律嚴明的斯巴達，慕尼黑則是浪漫而充滿詩意的雅典。巴伐利亞的曆代國王都是文學藝術的擁戴者，比如那位失戀之後患上憂鬱症的路德維希二世，居然以舉國之財力修築一座美侖美奐的白天鵝城堡，僅僅是要將其送給歌劇大師瓦格納作為禮物！國王如此，百姓亦如此。慕尼黑人對各種稀奇古怪的人特別寬容，尤其是在施瓦賓區，這裏沒有奇怪的人，隻有更怪的人。在數不清的啤酒屋和咖啡館裏，形形色色的思想和主義口耳相傳。畫家康定斯基、詩人裏爾克、小說家托馬斯?曼和戲劇家布萊希特等人，都在慕尼黑創作了偉大的作品。所以，盡管沒有改變其貧困的生活狀況，但年輕的希特勒已然深切地感到，慕尼黑的生活遠比在維也納溫馨和愉快。而我的此次歐洲之行，與當年希特勒的足跡是逆向的----當我從陽光明媚的慕尼黑來到陰雨連綿的維也納時，心理感受與當年的希特勒相比，儼然是兩重天。

曆史學家驚奇地發現，出於某種曆史的巧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幾個改變二十世紀人類曆史走向的人物，都曾經生活在慕尼黑的施瓦賓區。等待俄羅斯的革命風暴來臨的列寧，住在施萊斯海默街五十四號，與希特勒住在同一條街上，其貧困程度並不下於希特勒。如果他們兩人相遇並相識的話，世界曆史的軌跡將發生何種變化呢？離他們居住的這條街道隻有四條街之隔的地方，年輕而默默無聞的作家斯賓格勒正在為他的曆史學著作《西方的沒落》收集資料。曆史學家費舍爾寫道：“他們三個人在許多方麵彼此不相像甚至對立，然而他們都具有強烈的預言感和對當下的蔑視。……實際上，他們成了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文明的掘墓人。”


一戰結束之後，曾經夢想在戰爭中揚名立萬的希特勒，作為一無所有的退伍士兵，沮喪地回到元氣大傷的慕尼黑。他在自傳《我的奮鬥》中寫道：“一九一九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過。昏暗的燈光，垃圾成堆，騷動，穿著破舊的人們，窮困的士兵。總之，這是四年戰爭和革命醜聞惡果的圖景。”由於對現實的極端不滿，他對政治產生了莫大的興趣，並參加了一個小小的右翼極端組織----前身為“遠方神秘協會”的德國工人黨。當時，“這個新黨隻是一個在啤酒屋裏爭論不休的社會團體”。

在這個團體的七人委員會當中，希特勒是資曆最淺的第七號人物，負責招募和宣傳工作。他以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七人委員會，用召開群眾大會的辦法來增加黨員人數。在兵營裏，他利用連隊的打字機，親自打出邀請人們來參加會議的請柬，甚至還用手寫。當晚，七名委員在等候“預計前來赴會的群眾”。一個小時過去了，誰也沒有來。“我們還是七人，原來的七人。”初次的失敗讓希特勒改變戰術，用油印的方式來增大請柬的數量。結果，下一次聚會多來了幾個人。慢慢地，參加會議的人數從十一人增加到十三人，最後達到三十四人。會議的捐款被用於廣告費，在希特勒的建議下，他們在一家民間的反猶報紙上刊登廣告，宣布十月十六日在霍夫布勞斯酒館召開群眾大會。這就是德國工人黨的第一次群眾大會。

希特勒在啤酒館裏忐忑不安地期待著聽眾們的光臨，他的成敗幾乎在此一舉。當年他坐過的那張椅子還在嗎？為了緩解緊張的情緒，他是否多喝了幾杯啤酒？下午七點，煙霧彌漫的室內集合了七十七人。當希特勒踏上粗糙的講台上時，聽眾如同“觸電一般”。他原定發言二十分鍾，可一講就是半個多鍾頭，譴責、威脅和保證之辭，有如流水般滔滔不絕。當他在熱烈的掌聲中就坐時，已是滿頭大汗。他雖然筋疲力盡，卻滿心歡喜，“先前我隻內心感覺到的、卻無法試驗的東西，現在被證實了：我能演說！”熱情的聽眾當場捐獻了三百馬克。這次集會不僅是希特勒政治生涯的轉折點，也是德國工人黨的轉折點。 此時此刻，當我慢慢地品味爽口的皇冠牌啤酒的時候，也細細打量周圍笑逐顏開的客人----如果希特勒再次光臨，會有多少人對他心悅誠服、五體投地呢？

從那個晚上開始，希特勒便成為工人黨、甚至整個巴伐利亞所有的右翼黨派中冉冉升起的一顆政治明星，也成為一名最具感召力的演說家。當時，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次隻有七十七人的小型集會，已經敲響了魏瑪共和國的喪鍾。是那個時代催生了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改變了時代的走向；是希特勒迎合了群眾的願望，而不是他強迫大家走向毀滅。後世在論及希特勒及納粹黨時，往往將其簡單化為“魔鬼”，或者滑稽化為“小醜”。但無論是“魔鬼說”還是“小醜說”，都無法解釋希特勒為何能輕而易舉地攫取一個時代德國人的心靈，尤其是從共產黨和社民黨那裏爭取到大多數德國工人階級全心全意的支持。發生在霍夫布勞斯啤酒館中的這一幕，表明希特勒確實是一個在大眾政治和國家麵臨絕望的時代裏“能夠表達公眾不滿的領袖”，“他能夠認同普通群眾的苦難，使大眾皈依他救世的幻想”。對德國的民族性作了最為深刻的反思與批判的曆史學家艾米爾?路德維希指出，希特勒的身上具備了典型的德國人的三大特點，即崇尚暴力、複仇和不安全感，他在演說中將這三個方麵發揮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要征服德國人的隻有用想象力，絕不能靠邏輯的力量，因而這位第一次出現的非軍人領袖，靠他的無處不在的聲音征服了德國人”。

作為一名初出茅廬的草根階層的政治新手，希特勒除了演說的本領之外，別無其他優勢可言----他沒有顯赫的背景、卓越的軍功和大筆的金錢。但是，能夠表達大眾的心聲，對他來說就足夠了，他的聲音不是某個人的，而是所有人的，是一個普通的德國人準確地表達普遍的德國人所思所感的聲音，他的策略就在於，對任何事情始終給予一些幻想的餘地，他從來不引用數字，也不與人辯論，始終以描繪未來的藍圖引人入勝。正如曆史學家哈夫納所說：“希特勒能夠將各種不同的人群（人越多越雜越好）組成的集會轉化為一個同質的可塑群體，先把這一群體引入一種近乎夢幻的狀況，然後給予其一種近乎集體性高潮的感受。這一能力的基礎並不是言說藝術，而是一種催眠能力，一種隨時控製存在的集體潛意識的能力。這一對大眾的催眠力是希特勒的第一項政治資本，在很長時間內是他惟一的政治資本。這一影響如何強大，親身經曆者能提供無數的證據。” 他的政治對手們都沒有此種本領，一個個在他麵前敗下陣來，他們眼睜睜地看著他越升越高。

從此，希特勒從一個啤酒屋奔向另一個啤酒屋，從一個咖啡館奔向另一個咖啡館，從一個集會奔向另一個集會。上千次滔滔不絕的演講，對民族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暴力的鼓吹，讓希特勒坐上了德國總理和第三帝國元首的寶座。無疑，希特勒是一名罪犯----從他悍然發動啤酒館政變並被判有罪的那一刻起，他的手上便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但他仍然贏得了民意的支持，他是靠正當的選舉上台的，比起那些靠軍事政變上台的獨裁者，他的權力具有無可爭議的合法性。換言之，希特勒所擁有的權力，是大部分德國民眾心甘情願地授予他的，而不是他從百姓那裏奪走的----他並沒有欺騙老百姓，他掌權之後所做的一切，正是當初他對民眾的承諾。啤酒館政變失敗之後，作為企圖顛覆魏瑪共和國的罪犯，希特勒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宣稱：“先生們，你們是不能對我們作出判決的；曆史永恒法庭將對我們作出判定。……即使你們一千次發現我們有罪，曆史永恒法庭的女神將微笑地撕破原告的起訴書和法庭的判決書，因為她將宣告我們無罪。”他將一場對凶手和陰謀家的審判，巧妙地轉化為宣講愛國主義的講台，由此贏得了聽眾雷鳴般的掌聲和輿論一邊倒的支持。


為什麽一個罪犯可以搖身一變而成為國家元首？為什麽啤酒館既是一個休閑的場所，又是一個充滿暴力的鬥獸場？為什麽有那麽多熱愛巴赫和歌德的德國普通市民，肯定並熱衷於暴力？這背後究竟隱藏著德國文化傳統乃至整個人性深處的哪些秘密呢？希特勒不是一個喜歡喝酒的人，也不是一個懂得享樂的人，他到啤酒館來是因為他知道啤酒館中留連著不計其數的潛在的同盟者。曆史學家在分析那個時代德國的社會氛圍和民眾心態時指出，二十年代的德國，戰爭及戰後的革命，經濟危機與信仰的喪失，再加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使得殘酷經常以冷酷的言語、惡毒的竊笑或肮髒的寬容的方式被主流社會接受，“事實上，公眾對殘酷的寬容在戰後的德國是令人恐懼的。無疑，這是多年血腥戰爭、國內動亂和大眾饑餓的結果。但是，德國社會長期停留在黑暗的角落當中，停留在以幻想的形式，通過病態、腐爛、惡魔、殘酷的主體表達的思想當中。”當時，德國民眾中間流傳著若幹警察與罪犯合二為一的故事，媒體也經常將一些殘暴的刑事罪犯描述成“替天行道”的俠客，並不厭其煩地描述其血腥殺戮的細節，“盡管警察和罪犯的這種奇怪的共生現象經常有它幽默的一麵，但是，它不幸地證明了德國一些主要的城市中心令人困擾的社會趨向：使不正常的行為正常化。” 所以，希特勒一出現在公共視野當中的時候，不是凶手的形象，而是英雄的角色。那些對社會積怨甚深的底層無產者們，在啤酒館中如醉如癡地傾聽他們的代言人的演講；那些裝腔作勢的大資產階級及其主婦們，更是在富麗堂皇的客廳中盛情款待這個即將改變曆史的身材矮小卻意誌堅定的偉人。

從啤酒館到監獄，希特勒居然成了德國的救星。當社會各階層都對現實產生嚴重不滿的時候，人們寧願選擇具有冒險家精神的希特勒，而不是雍容華貴的歌德。當社會不公到了讓大多數人忍無可忍的時刻，人們便通過熱烈的傾聽和講述暴力事件來折射內心深處的破壞欲望。當時，一名連環殺人狂哈爾曼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人們在餐桌上津津樂道於他的故事，對他的興趣超過了對所有的政治家和明星的興趣。哈爾曼殺害了若幹名男孩，並將他們的肉進行精細的烹調，做成罐裝肉銷售。當哈爾曼被捕並被判處死刑的時候，魏瑪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就是後世德國知識界認為對魏瑪民主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魏瑪名士”，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後來都成為希特勒的狂熱崇拜者）反對這一死刑判決，並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民意支持。這種對殘暴的寬宥的心態，便是希特勒張揚暴力和殺戮的社會基礎，“如果哈爾曼將他的殘酷施加到諸如猶太人那樣的外國人身上，他可能被認為是正常，這並非難以想像”。因此，哈爾曼與納粹集中營之間有某種內在的聯係，拉爾夫?達倫道夫尖銳地批評說，這就是導致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德國社會“黑暗的角落”。

從本質上而言，希特勒與哈爾曼具有同樣的反社會的傾向，他們所做的事情是許多普通人想做而暫時不敢做的事情。這樣一個細節是耐人尋味的：當克勞斯?曼坐在慕尼黑的卡爾頓茶館喝咖啡的時候，他發現希特勒坐在另外一張桌子前連吃了三塊草莓餡餅。他仔細觀察了這個未來的元首的臉，這位納粹黨領袖使他想起了最近在報紙的照片上看到的某個人，但是，過了一陣他才將兩者聯係在一起：“這裏隻有昏暗的玫瑰色燈光、溫柔的音樂和一堆堆點心，在甜蜜的田園情趣當中，一個留著胡須的家夥雙眼模糊，有著固執的額頭，正在與一些乏味的黨羽聊天。當我叫招待員結賬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一個與希特勒先生相似的人。他是漢諾威的謀殺者，他的案件在報紙上占了很大的標題。他的名字叫哈爾曼。他們兩人的相似是令人震驚的：沒有光澤的眼睛、小胡子、殘酷和神經質的嘴巴，甚至豐滿的鼻子所流露的難以言說的粗俗。確實，他們兩人有著相同的麵相。” 當然，希特勒比哈爾曼“偉大”得多，哈爾曼無論得到多少同情和讚賞，他也隻能是一個單個的刑事罪犯；而希特勒卻成功地讓整個國家和人民跟他一起犯罪，“他的犯罪能量使得別人的犯罪能量也將釋放出來”。

像克勞斯?曼那樣洞悉了希特勒的秘密的人寥寥無幾。即便最膽小的人，也有不甘於庸常生活的嗜血欲望。顛覆魏瑪共和國和扶持希特勒上台的，正是這種彌漫於全社會的暴戾之氣。遺憾的是，當時魏瑪的當政者及名士們，從未屈身到啤酒屋和咖啡館裏去觀察風俗、了解民情。如果他們及早聽到希特勒在啤酒屋裏的演說及其贏得的掌聲，也許可以及早實施社會改革以避免民主的崩潰和獨裁的興起。昔日的魏瑪是一個具備了多黨製、議會製、選舉製和新聞自由的共和國，尚且沒有成功化解此種盤根錯節的暴戾之氣；今天的中國徒具共和國之名，實質上是一黨獨裁，且無新聞自由，此種暴戾之氣便更是陳陳相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日中國的社會氛圍比魏瑪時代的德國還要嚴峻。統治階層拒絕一切政治體製改革的訴求，拒絕出讓任何一點的既得利益，使得社會的不公愈演愈烈，使得社會結構越來越呈現為剛性狀態。於是，底層的積怨如火山岩漿般流動，社會邊緣人當中的野心家亦蠢蠢欲動。在上掌權者卻依然懵懂無知，茫然不知大禍之將至。
今天的中國，是非善惡的判斷日漸模糊。楊佳刺殺警察案件是一標誌性的事件，當殺人者被某些自以為大義凜然的作家、學者和律師譽為大俠和英雄並得到一定的民意支持的時候，一個“前法西斯時代”的“民意場”正在迅速形成。當局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審判此案，更如同火上澆油，刺激了若幹民眾挺身而出到法庭外去支持這名“刀客”。而那六名被楊佳殘酷殺害的警察及其悲痛欲絕的家屬，則少人問津。我們固然要譴責造成楊佳殺人的社會背景----即公權力對普通公民的肆意淩辱與傷害，但這並不意味著便應當為楊佳針對普通警察的殺戮而拍手叫好。另外一起標誌性事件是：北京奧運會開幕次日，杭州男子唐永明在鼓樓城樓二樓上持械襲擊三名遊客，致使一人死亡、二人受傷。行凶之後，唐永明當即跳樓身亡。遇襲的兩名死傷者是美國男排現任主教練麥卡琴的嶽父母。某些反對奧運會的民運人士遂對此事件幸災樂禍，並試圖從唐永明失業工人的身份之中尋求其行凶的合理性。我當然不喜歡奧運會，但我更厭惡此類喪心病狂的殺戮事件。批評共產黨和杯葛奧運會，固然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意味著讚同讓無辜的受害者成為祭台上的祭品。“不可殺人”是上帝給所有人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誡命。任何理由都不足以改變對殺人行為的實質。希特勒沒有殺人的權利，楊佳和唐永明也沒有殺人的權利。在此意義上，那些讚美殺人行為的人，與殺人者其實是同一類人。
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中國，暴戾之氣的泛濫，其原因之一便是知識分子的缺席與沉默。希特勒那直白粗陋、單刀直入的演說，不僅贏得了普通大眾的歡心，也讓魏瑪時期看不到前途的知識分子們如同聽到馬丁?路德的改教宣言般歡欣鼓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希特勒確實喚醒了一個老是失敗而從未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的民族的新希望。希特勒一生中從未親手殺人，但他締造了一種“殺人有理”的製度與文化。但是，幸運的是，雖然希特勒和納粹黨顛覆了魏瑪共和國，卻未能徹底鏟除德國古典主義文明，故而戰敗後的德國能夠以此為“長生不老之藥”而獲得起死回生；與之相比，缺乏此種古典主義底色的中國，經過毛澤東時代之後人心早已敗壞的中國，如果繼續走在一條以暴易暴的道路上，如何才能有重生的希望呢？

而今中國的楊佳、唐永明等刑事案件的罪犯，被某些自詡為正義代言人的人士拔高為“反共鬥士”，由此看出反對派之中新的精神資源之匱乏與心態之偏激。這種暴民意識與清官幻想互為表裏。對此，學者王學泰指出：“許多處於弱勢地位的老百姓，從內心裏羨慕那些敢於‘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暴民，把其看作是解決社會不公時可供選擇的手段。社會輿論特別是通俗文藝作品，還常常把這些當作‘反抗精神’和‘英雄氣概’加以表彰。” 無疑，今天中國的掌權者已然病入膏肓，而多數反對者亦變得與他們反對的對象越來越相似，如同一個模子塑造出來的一般。暴力崇拜吊詭地成為中國朝野雙方共享的精神資源，共產黨是以暴力奪取政權的，倘若反對者希望以煽動暴力來淹沒共產黨，那麽他們與共產黨之間的區別究竟何在？

在中國，曆史是重複和循環的。魯迅在《忽然想到》中說：“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其實，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像是明季，這個時代同樣流行“酷的教育”，“使人們見酷而不再覺其酷”，“所以又會踏著殘酷前進”。這是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越是旁觀者，越是遠離中國的流亡者，越喜歡為殺人者叫好。在嗜血之外，又多了一層比殺人者更可恨的怯懦和虛偽。學者趙園在論及明末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若隱若現的暴力傾向時指出：“雖有‘名士風流’點綴其間，有文人以至狂徒式的通脫、放蕩不羈，不過‘似’魏晉而已，細細看去，總能由士人的誇張姿態，看出壓抑下的緊張，生存的缺少餘裕，進而感到戾氣的彌漫，政治文化以至社會生活的畸與病。‘苛’，即常為人從道德意義上肯定的不覺其為‘病’的病。” 在今天中國的草根階層和民間人士當中，此種“畸”、“苛”、“病”已經成為一種難以擺脫的潛意識。打著正義的旗號、唱著道德的高調，為暴力鼓與吹，不正是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所說的“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嗎？

今天的霍夫布勞斯啤酒館又恢複了啤酒館本來的身份，這裏不再有希特勒演說的講台。整個德國都不再有希特勒的講台。我喜歡這裏無拘無束的氣氛，在這裏享受包括美酒、美食、音樂與友誼等日常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人們，不會有太大的野心與太多的怨毒。這樣的社會方是正常的社會。當我們喝完啤酒、吃完豬肘的時候，啤酒館裏的客人仍然絡繹不絕。在今天的德國，產生希特勒和納粹黨的社會土壤早已不複存在；而在今天的中國，“未來的希特勒”、“未來的納粹黨”還隱藏在幽暗的街角處----我已然聽到他們那低沉的喘息聲。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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