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世紀難題 ZT

十年前跨入新世紀時，大多數美國人深信這仍將是美國的世紀；十年後的今天，如此相信美國的人似乎正在減少。

　　新世紀的前夜，離美國贏得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僅隔十年，彼時美國剛剛完勝了科索沃戰爭，有所向披靡之勢。誕生在美國的信息技術革命正處於鼎盛期，經濟增勢強勁，聯邦政府財政收支出現了多年不見的大量盈餘，國力如日中天。

　　然而，十年後的今天，美國陷入兩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難以自拔，耗費已經以萬億美元計；經濟遭受了金融危機的重創，失業率升至兩位數，財政赤字首過萬億美元。在這十年裏，美國中位數家庭收入不升反降，一半以上的美國家庭經曆了絕對貧困，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占人口比例從13.7％升至15.4％，美國國債與GDP之比從58％攀升至97％，代表股市的標普500指數則從1500點跌至1100點。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力今非昔比。

　　大國的停頓衰弱，往往有長遠的根源。美國今日之問題，其始可溯至上世紀60年代。那時美國經濟增長強勁，國力鼎盛，於是開始了所謂的“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運動。消除一切法律上的種族歧視，修改移民法，大幅放寬移民條件，政府給65歲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免費醫療（Medi-care），給單親和低收入家庭提供醫療、食品和住房，等等。鏟除種族歧視的餘孽，自是正確之舉，今日美國能有一位黑人總統，即得益於此；大幅修改移民法，今日看來即有不妥之處，現今困擾美國的上千萬非法移民，不能說與此無關；提供各種耗費巨大的社會福利，卻種下了日後政府財政赤字高漲的根源。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社會福利一旦提供，即極難在日後削減，還易被政客們層層加碼。至2009財政年度，在美國聯邦政府3萬億美元的財政支出中，用於各類建設的資金僅為4.2％，而用於Medicare的資金則占到13.9％；反觀Medicare剛開始的1967年，相對應的上述兩個比例分別是9.3％和1.7％。

　　一國的赤字開支若是用在了建設和教育上，則不用太擔憂，因為那等同於投資，會提高這個國家日後的生產能力。美國卻將這巨大的赤字主要開支在福利上。並非美國的基礎設施和教育都已經是世界一流，無需政府支出。四年前一場並不很大的颶風使新奧爾良市的海堤全麵倒塌，整個城市遭淹，上千市民死於非命；兩年前明尼蘇達州一條州際高速公路上的一座大型橋梁整體垮塌，數十輛路過的汽車沉入河底；在“9·11事件”中被夷為平地的世界貿易中心舊址，至今仍是一片廢墟，重建一延再延。至於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平均水平，則連生性樂觀的美國人也不敢自誇。巨額赤字和國債，最終要麽靠加稅，要麽靠通脹來解決，哪一種辦法都對美國的經濟增長不利。

　　然而，今日的美國政治領導人依然熱衷於福利開支。支持和推動這種熱衷的是美國社會一股根深蒂固的思潮，即作為一個美國人，無論你先天多麽不足，後天多麽不負責任，你都應該享受一定的由政府提供的福利，這些福利包括食物、教育、醫療、住房等。即將通過的醫療改革法案將用政府的錢使所有美國人都享受醫療保險，這被稱為是美國近四十年來最大的內政舉措，影響深遠。然而除實現全民享有醫保外，醫改法案本來要解決的美國醫療體係的另一個問題，即如何減少已經把美國的企業和納稅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的高昂醫療費用，都被推倒了以後去解決。而醫療福利支出一旦增加，今後要想減少談何容易。當一國未被利用的資源還很多，經濟在快速增長時，多一點福利開支不至於造成重大問題，但當這樣的經濟增長不複存在時，無休止的福利支出隻會導致國力的衰敗。

　　如果說巨額福利支出是美國這樣的政治體製容易犯的一個錯誤，那麽近20年來美國犯的另一個錯誤，卻是在它的體製下本不應該犯的錯誤。自20年前贏得了“冷戰”後，許多美國人進入了一種飄飄然的狀態，認為自己的製度已臻完美，無需任何改進了，就連龐大的蘇聯都在自己麵前轟然倒下。

　　本來，美國政體的一個優點是國家若有了問題，無人能夠掩蓋，問題會及時得到廣泛的討論。但在這種飄飄然的狀態下，大多數人過去20年裏對問題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認為製度本身會很好地應對問題，政府無需采取什麽特別措施。

　　2007年以來的金融危機是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例子。其實從2003年開始，美國的房地產泡沫風險已經顯現，也不斷有人提醒當局要采取措施。但以美聯儲為代表的經濟決策者認為美國的市場體製非常完善，資產泡沫自然會消除，哪怕萬一泡沫破滅，其體製也有足夠的內在彈性，能很好地應對。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本來可以采用的政策手段，比如提高金融機構的資本金，降低購買房地產的杠杆率等等，都沒有被采用。也有少數美國的經濟決策者看到了房地產問題的嚴重性，呼籲要采取措施，但在美國的體製裏，金融界和房地產界的政治影響力極大，足以阻止政府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

　　盡管遭受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今日美國仍然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其高等教育和科研體係的優越性無與倫比，各類人才的積累令任何國家都無法望其項背，自然稟賦優越，經濟和財富基礎非常雄厚，軍事實力更無可匹敵。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有堅強的製度基礎。從曆史上看，無論是南北戰爭，還是“大蕭條”，美國的體製總能動員各方力量戰勝國家麵臨的困難。

　　但美國的政治經濟體製能否適時成功應對當前麵臨的諸多重大問題，卻也在未定之數。我們觀察到，不少美國的精英分子對自己體製的缺陷仍然視而不見，習慣性地從別的國家的行為中尋找自身問題的根源。按理，在經曆了如此嚴重的金融危機後，美國舉國上下應該對自己的政治經濟體製進行一番深刻的檢討，因為所有危機最終都是國家管治的危機。但這並沒有發生，甚至許多問題還根本無法進行公開的討論。從政治上講，美國的體製良好運作的前提是各種政治力量向當中靠攏，達成共識或妥協。但時下政治力量向兩端分離。前述醫改法案在參眾兩院投票時，至今沒有一名共和黨議員投讚成票。而一些右翼媒體對奧巴馬總統的攻擊，則近乎野蠻，已超出了文明社會所能容忍的程度，卻擁有大量受眾。政治人物和民眾走向兩個極端，各執己見，根本原因之一在於人們對國家麵臨的問題的嚴重性還沒有足夠的認識。美國的體製似乎能對猛烈的外來衝擊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比如“9·11事件”；但對“溫水煮青蛙”型的衝擊，卻難以應對。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已然日趨激烈，政府在許多經濟領域的正麵作用有待加強。這些領域包括金融監管、國際貿易、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能源政策製定等等。美國立國230多年來的成就，大體是基於政府在經濟領域隻起有限而弱化的作用（A limited and weak role）之上的。麵對新情況，美國的政治經濟體製如何應對以及在應對中如何演變，對各國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