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將《華爾街──金融帝國的興起》(約翰·斯蒂爾戈登著) 與《大牡蠣——半個殼上的曆史》(馬克·庫爾斯基著)兩本書穿插閱讀，就能在時間長軸的交叉點上挖掘出更多的紐約。牡蠣是一個被忽視的紐約曆史見證者。
牡蠣，在中國俗稱海蠣子，鮮食熟食均可，海蠣煎、炸蠣黃、海蠣子酸菜火鍋是中國人鍾情的吃法。
古羅馬視牡蠣為財富，甚至發行一種貨幣，幣值相當於一個牡蠣的價格。據說公元1世紀的羅馬皇帝一次可以吃掉1000個牡蠣，史學家認為羅馬帝國的衰敗與這種暴殄天物、貪得無厭不無關係！
同樣具有傳奇色彩的金融帝國紐約也曾經大啖特啖牡蠣，很難想象在美國漢堡可樂快餐文化的發源地──紐約曾經推出近百種烹調牡蠣的方法。
在紐約這片玻璃混凝土的森林中，在如藤蔓延伸交錯的公路上，螞蟻般的人組成了單一的生物群落。
400多年前的這片土地上，牡蠣曾是帶來美味與財富的生物。哈德遜河裏懶洋洋躺著數以億計的牡蠣，路上壘著白花花的牡蠣殼大雪堆和用牡蠣殼燒製的石灰建造的房子。大街小巷敲砸聲吮吸聲不絕於耳，窮人站在路邊大快朵頤，富人在奢華的餐廳裏饕餮不已。現在的紐約人則要花大把的票子購買異地的牡蠣，而哈德遜河裏的牡蠣可以當毒藥廉價賣了。
17世紀初期至中葉紐約是荷蘭人的新阿姆斯特丹。這些吃奶酪、喝牛奶、用蜂蜜漱口，以酒精代替飲水的人在伊甸園大吃牡蠣的同時，狂熱尋求發財的機會。這些“鬱金香泡沫”投機分子的後裔們，在對哈德遜河的牡蠣不能產生珍珠的短暫失望之後，發現了快速發財之道。
他們輕鬆製造並控製貝殼串珠，用這種貨幣而不是金幣銀幣與印第安人進行最賺錢的皮毛交易。
新阿姆斯特丹像巨大的磁鐵石，吸引了歐洲各國商賈，在那裏金錢是唯一的語言，牡蠣是共同的美味。與其不同的是新英格蘭地區，早期的定居者是英國的清教徒，更注重宗教、教育和法律。所以，當阿姆斯特丹耀武揚威的強盜不小心跑到波士頓時，他就被毫不客氣地逮住斬頭。
波士頓的龍蝦也不像新阿姆斯特丹的牡蠣那樣登上大雅之堂，隻限於貧民囚犯奴仆的飯桌，最終這些人通過抗議獲得了“一周吃龍蝦不超過三次”的法律保障。
1664年，英國殖民者占領了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為紐約。那個時候荷蘭人的賺錢意識、商業精神、投機文化已經像牡蠣的匍匐幼蟲在哈德遜河床的礁石上安家落戶，休養生息。英國人除了繼承荷蘭人的風車、水渠、自由、精明，還繼承了垃圾、貪婪、狡詐。荷蘭人花24美刀從印第安人那裏買來的曼哈頓已經變成散發甜甜氣味的垃圾場，被用作紐約唯一的屠宰場。英國人還將不光鮮的東西像垃圾一樣扔到河裏，填河造陸，以荷蘭人為榜樣。
如果說吃牡蠣是在嚐海水，那麽紐約人的舌頭裹著層厚奶油，還沒有嚐出牡蠣的異味。紐約依然像隻巨大的貪吃的甲殼蟲呆在自己的排泄物中一動不動，等著食物、金錢送到嘴邊。
在獨立的美國百業待興之際，在工業化進程之中，紐約憑著它秉賦的冒險投機精神，開始譜寫傳奇色彩的金融發家史。在伊利水渠、鐵路、黃金、電報通訊等一次次股市浪潮中，紐約伸著舌頭不斷“舔食美國商業和金融業蛋糕上的奶油”。
早期的紐約股市更具西部的野蠻色彩，發大財者是那些狡猾的、卑鄙的欺詐者，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將別人口袋裏的錢暗搶到自己的腰包裏。股民們則像定居在同一塊礁石上的牡蠣群，為了爭奪生存的空間和食物，相互擠壓，自相殘殺，在一次次大的股市浪潮過後，優勝者會將弱小者置於死地。夜晚紐約暗流湧動，股民們大啖牡蠣，暢飲酒精，那是股市上欲望的延續和情緒的發泄。
1859年野生大牡蠣聚集區的新發現仿佛是紐約股市熱潮的一個映象，興奮的淘金者的船隻在哈德遜河上首尾相接，幾天時間大牡蠣就告罄。事實上，19世紀初，紐約人就像古羅馬人一樣開始大麵積養殖牡蠣，控製牡蠣的繁殖和生長。隨著紐約人口劇增，經濟繁榮，紐約的牡蠣跟它的金融地位一樣變成了世界的牡蠣，年消耗量近7億隻。
紐約股市如日中天，一次次跌蕩起伏的浪潮將投機的泡沫擠到岸邊，股市的自我修正和股民利益的相互牽涉使股票市場走向規範化、法律化。牡蠣生物卻在人類貪得無厭的胃口和肆無忌憚的排泄之下無回天之術，哈德遜河裏的垃圾和化工汙染使紐約的牡蠣養殖場在1930年全部關閉，紐約的牡蠣走下了餐桌，退到了曆史的後台。
紐約考古工作者挖出了大量的牡蠣殼堆，提醒著世界大都會──紐約是有曆史的。這段曆史跟紐約一樣，是華美與肮髒、自律與貪婪、精明與愚蠢、慷慨與自私的雜糅。
(發表在<僑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