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望道先生與複旦三位落難教授 【樂秀拔 文】

陳望道

陳望道先生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明察秋毫，是非分明，實事求是，無私清正，胸懷坦蕩，對無辜而落難的友人伸出援手，相濡以沫，是所有複旦人崇敬的革命長者。陳望道先生生於1891年，辭世於1977年，是一位長壽老人。他的一生是光輝的，他有許多著作和功績留世。我曾在複旦大學讀書和工作過，聆聽過陳校長的學術報告，學習過他的《修辭學發凡》，得益匪淺。今年是陳望道校長逝世26周年，我特寫此文，謹表敬意和緬懷，以弘揚其可貴的精神。

高山仰止，高風長存。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在複旦大學讀書時，陳望道先生是複旦大學的校長。他是浙江義烏人，說普通話帶有濃重的義烏鄉音。那時他還擔任華東文化部部長、華東高教部部長、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並擔任上海政協副主席和上海語文學會會長等職，工作十分忙。他是一位高級幹部，晚飯後常到戶外散步，我偶然遇見，他身後總跟隨著一個保衛他安全的人。

   
陳望道先生不僅是黨的一位高級幹部，同時也是黨內一名大學者，一位翻譯家和語言大師。他早年留學日本，早在1920年，他第一個把《共產黨宣言》翻譯成漢語，第一個出版“有係統的兼顧古今語文的修辭學專著”《修辭學發凡》。他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傳播馬克思主義，提倡新文學，倡導白話文運動，發表了很多文章，並且與陳獨秀和魯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為革命思想的傳播，為新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疾風知勁草，路遙知馬力。陳望道先生不僅是一位堅定的共產黨人，一位學術大師，同時又是一位鐵骨柔腸的長者。他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待人誠摯，熱情似火，又像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他作為複旦大學的校長，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在數十年複雜尖銳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環境中，他像一棵蒼勁的鬆樹，不為狂風動搖，不為迷霧所惑，堅定如磐石。他任人唯賢，保護教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高風亮節，令人欽佩。這可以從他任用和對待複旦三位身處困境教授的行事中，得到印證。  

贈賈植芳二百酒錢

 

賈植芳

 

   
上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成立不久，為鞏固新政權，進行一次大張旗鼓的鎮反運動，以肅清舊的殘渣餘孽，是有必要的，其效果是社會安定，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但接著是肅反運動，胡風因向黨中央寫了對文藝問題意見的萬言書，被打成反革命集團。複旦大學中文係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賈植芳教授，因與胡風是朋友，並且常有書信聯係，就被打成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更因他拒不交待“罪行”而被判20年。飛來橫禍，猝不及防。在囚室度過十餘年的審查檢討之後，於“文革”中期，賈先生被放回複旦，接受監督勞動。他幹的是最重最髒的活，生活津貼是36元，同時要早請示，晚匯報，隨時接受批鬥。直至“四人幫”被打倒，平反冤假錯案，在賈教授的麵前才露出了一線曙光。

　　
胡風反革命案要給予平反的傳聞已在社會上傳得沸沸揚揚，但仍柳暗花明，不知底細。賈植芳先生仍在勞動改造的隊伍裏，津貼很少，生活困苦，住在陋室之中。有一天傍晚，賈先生聽到敲門聲，前去打開，看到蔡葵教授站在門口，不禁一驚。隻見蔡葵教授微笑而親切地說：“賈先生，您喜歡喝酒，這點錢我給您買點酒喝。您錢不夠用，我們錢用不了。望老說，送一點錢給老賈，表示我們的一點意思。請收下。”

　　
蔡葵教授是複旦大學英文教授，是陳望道先生的夫人。這種相濡以沫的真摯感情，使賈植芳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永遠銘刻在久已幹涸的心田裏。賈植芳先生教過我們現代文學、世界文學，特別是對蘇俄文學的教學，對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果戈裏、屠格涅夫等作家作品的介紹，豐富了我們的外國文學知識，引起了我們對俄羅斯文學的濃厚興趣，讓我印象深刻。他是一個多麵手，還能創作和翻譯，知識淵博。賈先生平反後，重回中文係任教授，後又任博導、圖書館館長，培養了很多高材生，享受到很多榮譽，過著歡樂的生活，但他已垂垂老矣，真是歲月不饒人，光陰比金貴啊！賈植芳事後回憶起陳望道先生叫蔡葵教授送錢給他的事時說：“陳校長送的二百元錢，當時可以買10瓶茅台，是一筆厚禮呢！”我估算一下，這二百元錢相當於我們當時助教三個多月的工資。這事也體現了一位老黨員特立獨行的高尚品格，對落難教授的關懷、同情和仁愛。


與樂嗣炳情同手足

樂嗣炳

樂嗣炳先生也在肅反運動中落難了。他是上世紀20年代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又在黨領導的上海大學任教，與陳望道先生是同事和朋友，也是早期的共產黨人。1927年，上海大學停辦。以後樂嗣炳先生就去廣西，在廣西大學任教。他的夫人出身豪門，與上層社會有聯係。解放前夕，樂先生通過熟人，想策動國民黨一個部隊起義，但未獲成功。肅反時，有人報告此事，就被懷疑為通匪，因此獲罪，被投入牢獄。在獄中囚禁一年，進行審查，事出有因，但查無實據，因之無罪釋放。他不能再在廣西待下去了，於是就寫信給複旦大學校長陳望道先生。陳校長接信後，當即複函，聘任樂嗣炳先生為複旦中文係教授，他由廣西來滬，從此安居樂業。

　　
但好景不長，1957年的反右運動，因樂先生向黨交心，指出某些黨員官僚主義，高高在上，脫離群眾，並且對別人的對黨交心提意見表示讚同，說是快人快語，因此而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調離中文係教授崗位，到圖書館做資料工作。他出於幫助黨整風，並無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之心，思想苦悶，難以釋懷，於是就向陳校長傾訴。按照當時的政治氣候，必須立場鮮明，與右派分子劃清界線，不與往來。但陳校長仍然保持著與樂先生的友情，並多加勸慰，而不因此疏遠他。這種高情厚誼，令樂先生感到溫暖，看到了希望。這體現了陳望道先生偉大的政治品德，信任友人，不管風狂雨驟，堅定不移。


親顧王造時“茅廬”

 

王造時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不僅樂嗣炳先生被定為右派分子，陳校長的另一位好友，“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也落難成為右派分子。所謂天羅地網，知識分子在劫難逃。從1949年5月上海解放，直至1951年，王造時先生一直處於失業狀態。而“七君子”中的其他人員，如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裏等，早已於新中國成立後，就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糧食部部長、司法部部長、輕工業部部長。這真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令王造時先生萬般難受。

　　
正在此時，陳望道先生兩次親自登門，邀請他擔任複旦大學教授，又派哲學係教授胡曲園送聘書給王造時先生，王造時才解了長期失業之苦。然而，王造時先生當時還不知道他1941年寫的《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所種下的禍根的內幕，有人造謠說王造時先生強迫別人在公開信上簽名，還說國民黨用錢買通人來發動反蘇宣傳。這當然是王造時所始料不及的攻擊，使他十分憤慨。

　　
1957年2月，王造時先生代表上海市參加北京全國政協會議，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找王造時談話，告知當年寫公開信時的一些謠傳，王造時先生才清楚中共與他的隔閡。但是厄運還沒有結束，在1957年6月的複旦大學反右鬥爭中，王造時先生遭受批鬥，後被定性為右派分子。而後因改造得好，於1961年被摘去帽子。“文革”之時，厄運再次臨頭，王造時先生被非法拘捕，投入牢獄，從此就沒有邁出高牆的大門。

　　
陳望道先生聘王造時先生，是出於對王造時先生才學和品德的了解和信任。王造時先生是一位愛國民主知識分子，早年留學美國，攻讀政治學，獲博士學位，後又就讀於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院，師從費邊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拉斯基，研究國際政治學。他辦刊物，成立救國會，倡導民主，反對獨裁，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反對國民黨統治，救助被拘捕的進步人士和愛國學生。凡此等等，陳望道先生了然於心。陳校長對《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的內容及性質，也是全然了解的。他兩顧王府，求賢若渴，力排眾議，正體現了陳校長這位共產黨人的大智大勇。

 

（作者係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本人高中時的語文老師，本人受其委托轉發在海外網站上）

[fisherman99]

回複 'tang07059' 的評論 : 很羨慕你蠻世界遊蕩。本想把附中師生名冊和最新一期的附中退休老師的小報“清歡”發給你的，但不知如何在QQH附件

[tang07059]

回複 'fisherman99' 的評論 : 啊，學長好！我就是下麵一屆二班的。

[fisherman99]

回複 'tang07059' 的評論 : 他教過我們一屆2班的語文並兼副班主任， 時間不長，瘦瘦的， 不苟言笑。根據附中師生名冊，他後來教下麵一屆2班並任班主任。

[tang07059]

回複 'fisherman99' 的評論 : 你當然沒上過他的課，不然就是我的同班同學了。他高中一共就教過我們一個班，之前之後都在大學。

[fisherman99]

回複 'tang07059' 的評論 : 校友， 沒上過樂老師的課，不過學校就這些老師，都知道的

[tang07059]

回複 'fisherman99' 的評論 : 同學？

[fisherman99]

附中的老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