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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造時先生是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著名的愛國誌士“七君子”之一。他生於1902年，逝世於1971年。他1917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5年考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學習成績優異，1929年獲政治學博士。同年離美去英，入倫敦經濟學院。1930年5月離開倫敦，遊曆歐洲各國，訪問蘇聯，然後回到闊別已久的祖國。
王造時先生的一生是奮鬥和苦難的一生。他是反對黑暗和專製，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愛國誌士。
當1919年“五四”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正在清華讀書的王造時就積極地投入了。他不怕槍殺坐牢，組織上街遊行，發表演說，舉行罷課，竟被捕入獄。他在《王造時自述》中說：“我代表清華參加，又被拘捕。通過五四運動和兩次被捕，愛國主義深入我心，從此以後，反 帝愛國運動我無役不從，幾十年如一日。”當時，王造時已在《清華周報》、《民國日報》及其他刊物上發表一些文章，為愛國反帝呐喊助威。
從美國、英國留學回國後，王造時抱著滿腔熱忱，希望報效祖國，有所作為。但他目睹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人民困苦，沒有民主，他的心一下沉下去了。有人叫他做官，他拒絕了。他決定去教書，同時也可以繼續談政治，發議論。“九·一八”事變後，發表《救亡兩大政策》，主張對外實行抗日，對內實行民主，並與章益，謝循初等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和上海各抗日救國團體聯合會。“一·二八”上海戰事爆發，他積極參加支持十九路軍的工作，並受推舉，代表上海各抗日救國團體聯合會和留滬國難會，前往北京，督促張學良出兵東北，“收複失地，以解上海之危”。他推辭去見蔣介石的邀請，主編《主張與批評》，因發表進步言論被查禁，又創辦《自由言論》，發表《我們的根本主張》、《安內必先攘外》等文章，“主張國家的獨立和統一，民主主義的政治，社會主義的經濟，科學的文化，反對反動派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並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反對國民黨的專製和獨裁。國此《自由言論》又遭查禁，他被列入暗殺名單，生活和生命受到威脅。1936年，成立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他任常務理事和宣傳部長。11月22日，沈鈞儒、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章乃器、沙千裏和王造時等七位上海愛國誌士以“危害國民罪”被捕，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在“七君子”中，王造時年紀最輕。直至1937年7月，日帝發動蘆溝橋事變，全國抗日熱情進一步高漲，蔣介石在廬山宣布對日抗戰，並下令釋放“七君子”。
出獄後的王造時，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去，上海“八·一三”抗戰開始，他就馬上參加後援活動，反對向日投降妥協。1939年底，汪精衛與日本簽訂了賣國協定，王造時於1940年1月的《前方日報》上，發表《汪逆精衛賣國協定的分析》，以無畏的氣概，打擊投降活動。在中國八年艱苦抗日戰爭中，王造時一直為一致抗日，反對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憲政，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推進各種民主改革，殆精竭慮，努力奮鬥。1941年，救國會因蘇聯與日本簽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認為這是蘇聯犧牲中國利益，打擊中國的艱苦抗日以保全自己，於是推王造時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表示該項協定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認為是很大的遺憾”。這是出於愛國的行動，但是後來卻成為王造時反共反蘇的鐵證，蒙受不白之冤。
抗日戰爭勝利了，王造時先生又投身到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爭取民主，反對獨裁，支持學生反戰、反饑餓等愛國民主運動中去，並在《大公報》上發表《致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的公開信》，反對美國的扶蔣政策。
新中國成立以後，王造時歡欣鼓舞，熱誠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七君子”中的人很多都去北京做了部長，而王造時卻被冷落失業，後受陳望道先生聘請，成為複旦大學政治係教授，後轉為曆史係教授，任世界現代史教研室主任。他知道黨對他的《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有誤會，加上他夫人的病逝，兩個兒子患精神病，大女兒因病休養在家，經濟拮據，精神苦悶，本來喜愛發言論、寫文章的王造時先生，就變得沉默消極了。
1957年，黨進行整風，號召大鳴大放。王造時先生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了題為《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的發言，其中言論，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卻硬說它是自比魏征，向黨進攻。同時，他又發表了《把鳴放的重點放到基層去》和《進一步建立民主法製秩序》等文章，提出自己的建議。因此，他被定為大右派。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雖然王造時先生早已於1960年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仍然在劫難逃。1966年11月21日，王造時在遭到無情的批鬥、抄家之後被捕，受盡折磨，於1971年8月逝世，終年68歲。
王造時先生品德高尚，學識淵博，錚錚鐵骨，不畏權勢，光明磊落。他不死於反動派的屠刀，卻死於“四人幫”的魔爪，豈不痛哉。
“四人幫”被粉碎了，王造時先生的冤案也得到了昭雪。1980年8月20日，上海市各界為王造時先生舉行了追悼會，他的骨灰安葬在龍華上海烈士陵園，與鄒韜奮和李公樸一起。悼詞說：“根據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推倒了‘文化大革命’中強加在王造時同誌身上的莫須有罪名，已於1978年12月為他平反。關於1957年的錯劃右派的問題，複查後已經中共中央批準給予改正，恢複名譽。”
曆史是公正的。王造時先生應含笑九泉了！
（本文曾發表在國內的報章上，作者係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本人高中時的語文老師，本人受其委托將此文轉發在海外網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