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性 原作
1.性與色
中國古代性愛文化發展較早。據信成書於周代的《素女經》就是一本探討性技巧的專著。可惜以後由於禮教的壓抑,性愛上不了台麵,未見再有學術專著。古人性愛描寫及其觀念主要體現在文學作品中。《詩經》開卷就是千古第一情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整部詩經隻有對愛情的自然表達和熱情歌詠,民風淳樸,沒有什麽淫亂的概念。何況在那個人力資源匱乏的時代,鼓勵生殖猶恐不及,豈敢壓抑性愛。早期的性愛描寫雖也豐富,但缺少定性分析,在觀念上性與愛渾然一體。“好色”一詞的出現,表明社會生活中男歡女愛活動的過度化傾向,及社會對之持不支持態度。戰國時代,宋玉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賦》 就起因於登徒子欲以“好色”為由彈劾宋玉,結果讓伶牙俐齒的宋玉反咬一口,將娶醜女而生有五子的登徒子定義為“好色”。登徒子一肚子委屈,卻理不出個合適的概念來為其辯解。淫、欲、性、情、愛這些詞直到漢代《說文解字》還未分化出特指性愛的意思。登徒子案直到唐代才被元慎翻了過來。元慎的自傳性小小說《鶯鶯傳》開篇就美化男主人公,說張生與眾不同,同朋友一起出入花柳巷,卻能獨善其身。二十三歲大齡青年,竟未嚐近女色。朋友疑其有病,張生不屑地說:“你們這些人,就象登徒子一般,並非真好色,不過好淫而已,故以幹那種粗俗事為滿足而不在乎美醜!我才是真好色者,可惜至今未遇到真有姿色的美女罷了”。這裏明確將美感與肉欲區別開來。這或許是啟發後人將“色”與“淫”分論的最早源頭。《紅樓夢》說:“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明顯是不點名批評“始亂終棄”的偽君子張生。不過就性愛學的發展而言,張生的分型論有其積極貢獻。
2.性與情
情與淫的分野在以後的文學作品中日益明確,這在元劇中達到高潮,代表作即《西廂記》與《牡丹亭》。《西廂記》重塑張生,使之成為與鶯鶯同一戰壕的戰友,誓與勢利丈母娘鬥到底,終於以“願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西廂記》第五本,第四折)的大旗占領了情感與道德的雙重製高點。《牡丹亭》更以爛漫主義手法塑造了癡情女子杜麗娘,青春期鎖於深閨,性本能被壓抑,潛意識於夢中發泄。夢遇情人就當了真,為情而死,又為情而複生,最終美夢成真。一出生死戀,將“夢中人” (《牡丹亭》)一詞注冊為愛情專用第一浪漫名牌,沿用至今。這類一見鍾情的爛漫故事雖看起來是突出一個情字,但若追問情由何生,就連作者也隻能回答“情不知所起”(《牡丹亭•作者題詞》 )。稍後的風流才子李漁曾在其劇作《憐香伴》中試圖借劇中人之口回答這一問題:“你隻曉得‘相思’二字的來由,卻不曉得‘情欲’二字的分辨。從肝膈上起的叫做情,從衽席上起的叫做欲。若定為衽席私情才害相思,就害死了也隻叫做個欲鬼,叫不得情癡。從來隻有杜麗娘才說得個情字” 。問題是對方的什麽特質使你情從肝膈起?事實上,任何一見鍾情之愛都是以貌取人,仍不離色欲。況且《西廂記》與《牡丹亭》均不諱言肉欲,且於舞台大演作愛戲(盡管一隱於帳內,一隱於花叢),並未純到那裏。 隻是以情的專一,即變“始亂終棄”為“始亂終不棄”而抵擋道德家對先性後婚的批評。《牡丹亭》成為言情文藝的裏程碑,主要是觸發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戲劇的盛行。而才子佳人小說,即便其代表作諸如《平山冷燕》一類,除情節複雜化外,愛情的基礎不出郎才女貌,或男女均才貌雙全。情節不外一見鍾情,百般周折,貴人相助 (甚至奉旨成婚),終成眷屬的通式。才子佳人小說有雅俗之分。俗的大演“三級片”。雅的“發乎情而止於禮”,‘好色不淫’,功成名就之前絕不成婚,不入洞房絕不苟合,是屬文人的理想愛情。李漁就既寫過大量雅情劇,也寫了馳名中外的《肉蒲團》。
事實上,真正以歌頌專一愛情為主而不渲染才色的是中國民間愛情故事,比才子佳人故事更為樸實感人。漢代樂府《孔雀東南飛》就是代表作。小吏焦仲卿與妻劉蘭芝氏,先結婚後戀愛的樸實愛情,為家長製禮教摧殘,雙雙以死殉情,死後化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以後的“梁祝化蝶”、“牛郎織女鵲橋會”一脈相承,均以現實主義的悲劇而終,又加一神話式的尾聲寄托美好希望,藝術媚力遠勝才子佳人小說。
我國古代文學中,另一類與才子佳人相似的愛情故事是“英雄美人”型。與西人的“英雄救美”型不同,中國古典的“紅粉知己”常常是“美識英雄”或“美造(就)英雄”(如“紅佛夜奔”),乃至“美救英雄”(如木桂英助楊中保、樊梨花救薛丁山之類)。“英雄美人”型與才子佳人型相似之處是,一以鬥詩為“媒”,一以比武為“媒”,愛情的基礎在外貌相吸之上又加意趣相投,是為“知音”型。現實中,卓文君與司馬相如、李清照與趙明誠的結合是“知音”型愛情之經典。其實,無數男耕女織的牛郎織女型也屬“知音”型愛情,不過是生活型的“知音”,如果將追求社會業績之“知音”稱為“事業”型的話。
總之,我國古代文學中的性愛描寫可以概括地分為三大類:淫亂型、色情型、知音型。類型之別反映了心理追求與心理滿足之側重點不同。從心理動力學的角度可分別稱為“肉欲”、“色欲”、“理欲”。
3.性與"態"
值得一提的是,李漁將“色欲”又分了兩個亞型。李漁是當時的作家編劇導演三棲大腕兒,曾就如何挑選女演員寫過專著,其中對女性美的研究獨具法眼。他發現女性的魅力有貌魅與態魅之別:女性之媚態與相貌是不同類型的美,而且媚態更重要。“媚態之在人身,猶火之有焰、燈之有光、珠貝金銀之有寶色”,並“定量”分析道:“試以六七分姿色而無媚態,與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則人止愛三四分而不愛六七分。是態度之於顏色,猶不止一倍當兩倍也。......今之女子, 每有狀貌姿容一無可取,而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從者,‘態’之一字之為祟也” 。 不知《聊齋誌異》是否受其啟發,也講了個‘態’字作祟的故事--“恒娘” 。說的是“都中洪大業,妻朱氏,姿致頗佳,兩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為妾,貌遠遜朱,而洪嬖 之”。後朱氏遇狐女恒娘指點: “子雖美,不媚也。子之 姿,一媚可奪西施之寵”,乃授以媚術而重獲丈夫之愛。不過,按李漁的意見:“態自天生,非可強造”。那是骨子裏的東西,學來的終歸不自然。民國初年的文壇怪傑張默生也曾提出研究“態學” ,並擬就大綱,惜未成書。
“態”的奧秘,正如十八世紀的西方哲學家博克(BURKE) 和萊辛(LESSING)指出的,女性的“優雅”或“媚態”屬動態美。 也就是人一舉一動中帶出的風韻風度。男性同樣也有個‘態’的問題。正是這動態的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構成異性相互欣賞愛慕的重要客觀基礎之一。女性之動態美在舞蹈中表現的淋漓盡致,這或許是為什麽青年人熱衷於歌舞以及何以聲色歌舞總是聯係在一起的緣故。從人體美學角度而言,“態”,或女子的風韻、男子的風度,可稱為“風貌”,以與靜態的“體貌”相對應。這種由骨子裏散發出的具有明顯個體差異的儀態舉止,按現代的說法,是人內在氣質的外顯,無論格調如何都與體貌一樣是先天秉賦,盡管後天的社會文化對之有一定程度的“薰陶”、“塑造”作用。既然氣質秉於先天,並具有性別差異,特別是在性成熟期 (青春期) 激素的作用下方完全顯現,那麽異性之動態風貌, 與“第二性征”的體貌相比,應稱為“第三性征”(這是個仍被目前東西方的性學研究忽略的問題)。男子氣或女子氣十足與否恰恰在於“第三性征”的表現。 同性戀者大多見“第三性征”錯亂。“第三性征”作為氣質的外顯,反映一定的個性內涵, 呈現出多種風格,諸如男性之威嚴、雄健、豪放、英武、灑脫、飄逸、敏捷、沉穩、莊重、敦厚、儒雅等,女性之嬌羞、嫵媚、矜持、文靜、 典雅、純樸、大方、靈巧、活潑、矯健等。風格多樣恰是風貌美區別於體貌美的關鍵。 體貌美美在標致 (標準結構 ),越端正、對稱、勻稱越美,故人們對之有一致的審美標準。而風貌美美在韻致 (變化有致),美在千姿百態的格調,故愈典型地表現一種風格愈美。將某種風格推向極致者總是令人傾倒。通常一個人雖可欣賞各種格調的美, 但又總是對某一種或少數幾種風格有明顯的偏愛。當具有你心目中最喜愛的那種格調之異性出現時,一見鍾情之愛的發生是十分自然的。“青菜蘿卜各有所愛”。“情人眼裏出西施”的現象並不神秘,客觀基礎在於“第三性征”風貌美的多樣化格調。 靜態的體貌與動態風貌由於都是人的外在美,因而既往被統稱為“色”。既然動態的“第三性征”如此重要,在分析愛情心理時有必要分而論之。如果將對異性體貌美的欣賞仍稱為“色欲”,那麽對風貌美的“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從”的追求稱為“情欲”應是恰如其份。這樣,性愛的心理動力學層次就有“肉欲”、“色欲”、“情欲”、“理欲”四個水平。
《紅樓夢》也曾羅列“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雲雨”是“肉欲”;“悅容貌”是欣賞靜態美,乃“色欲”;“喜歌舞”即欣賞動態美,乃“情欲”;“調笑”是情趣意向的測試,情趣不合就不可能“無厭”,話不投機半句多。不過《紅樓夢》沒有細析這些性愛現象,而是將之歸於單純的性愛享樂。因為 《紅樓夢》強調另外的視角。愛欲四大因素的特點是:肉欲求其“質”,色欲求其“形”,情欲求其“態”,理欲求其“神”。
不同層次的性愛追求中或不同的快感刺激占主導地位時,產生的心境或情感性質也不同。肉欲過程,始於興奮,終於滿足,此情為炎情,此愛為淫愛,乃短暫的衝動或情緒。色欲過程,出於喜歡,得之娛悅,此情為熱情,此愛為嬉愛,明顯走向審美化而較穩定。情欲過程,緣於偏好,執著癡迷,此情為激情,此愛為珍愛,高度審美化而較強烈。理欲過程,基於理解欣賞,互為同道知音,此情為深情,此愛為敬愛、友愛,高度和諧而持久。 任何一個具體的性愛過程,都是以上四種愛的綜合。擇偶便是尋求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各層愛欲的異性。人世間一出出愛情悲喜劇, 均可由此愛欲四層的滿足與否得到解釋。從肉欲到色欲、情欲、理欲,隨著個性化的逐層遞增,其選擇性漸強、選擇麵漸窄。理想的愛情是四欲的全麵滿足。但現實中的個體卻難有“完人”,這就是愛情的二律背反或尷尬處境。因而現實中的愛情就有類型之別。當代西方心理學中最為認同的簡單分類是“情侶型”與“伴侶型” 。前者是以一見鍾情,滿足“色欲”、“情欲”為主的爛漫愛情;後者是以意趣相投,滿足“理欲”為主的知己朋友般的愛情。
關於愛情分類研究,應該補充一提的是,我國明代文學巨匠馮夢龍曾對之作過獨特歸納。馮匯集其所見小說、雜書和正史中的愛情故事近千篇,編成《情史》一書。書中將愛情故事分編為二十四品----情貞、情緣、情私、情俠、情豪、情愛、情癡、情感、情幻、情靈、情化、情憾、情仇、情媒、情芽、情報、情累、情疑、情鬼、情妖、情通、情跡、情外、情穢。這種基於故事特點的分類法雖無大科學價值,但明顯對《紅樓夢》中各有特色的種種愛情故事及人物的塑造有重要啟發。《情史》的別名《情天寶鑒》,而《紅樓夢》曾名《風月寶鑒》,其淵源關係很明顯。據脂本提示,紅樓書末附一“情榜”,其中寶玉被稱為“情不情”,黛玉為“情情”等。這也似是受二十四品情天寶鑒的啟發而來。但“情不情”、“情情”提示紅樓“情榜”的分類顯然以心理動力特征為著眼點,高於《情史》一籌。惜“情榜”全貌遺失。綜上可見,《紅樓夢》之前,我國古人的性愛探討,雖不甚係統,但也麵麵具到。隻是文學作品中的愛情,不是理想化,完美化,就是集中地“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但有一點與西方傳統不同,就是沒有將愛情神聖化與神秘化的傾向。當代中國文學界的愛情至上論與不可分析論是受西方文化觀念(特別是文學界)影響的結果。
節選自拙作<<解讀"意淫"----從“意淫”看《紅樓夢》愛情主題的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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