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女子貞操觀

　　對於婦女的貞節，魯迅先生在《我之節烈觀》一文中說：“古代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後來，殉葬的風氣漸漸改了，守節便也漸漸發生。但大抵因為寡婦是鬼妻，亡魂跟著，所以無人敢要，並非要她不事二夫。這樣風俗，現在的蠻人社會裏還有。中國太古的情形，現在已無從詳考，但看周末雖有殉葬，並非專用女人，嫁否也任便，並無什麽製裁。由漢至唐也並沒有鼓吹節烈，直到宋朝，那一班‘業儒’才說起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看見曆史上‘重適’兩個字，便大驚小怪起來。”

婦女貞節觀念，宋代以前的統治者都倡導過，但是並非視為十分嚴重之事。

　　比如秦漢時期，當時，在理論上有劉向的《列女傳》、班昭的《女誡》以及《禮記》的獨立成書加以倡導。在實行時，統治者還采取一些行政與法律措施。像秦始皇就曾在泰山、會稽等地刻石提倡貞節：“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誠。夫為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並且，為褒獎巴清寡婦，秦始皇修築懷清台，以勸導貞節。《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

　　西漢宣帝也效法秦始皇，於神爵四年(公元前五十八年)詔賜貞婦順女帛。東漢安帝也曾於“開初六年二月，詔賜貞婦有節義穀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雖然如此，但從總體上看，從秦漢以來一直到宋代程朱理學興起之前，對婦女的貞節觀念還是較為寬泛的，寡婦再嫁決不會被視為不符合禮教的規範而嚴加指責或禁止。

　　如前漢朱買臣妻離婚再嫁，是個人人皆知的故事，況且朱買臣發達後，還優厚地對待前妻夫婦。著名的《孔雀東南飛》，焦仲卿妻被羅母休回娘家後，也無人嫌棄，反而是太守、縣令一再遣媒議婚。到後漢，寡婦或棄婦再嫁更視若為常，如著名的蔡文姬，嫁三次，也並沒有被人們輕賤，可見漢代對貞節觀是較為淡薄的。

　　魏晉南北朝時，社會分裂、動亂，從宮廷到地方，普遍滋生及時行樂心理，世風亂雜。因此，無論統治階層還是有名望的學者，都對貞節觀念提出肅嚴之策，提倡詔旌門閭。

　　如北齊時的《羊烈家傳》說，一門女子不許再醮。女子寡居且無子的，均出家為尼。

　　晉書《列女傳·跋》說：“蓋女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鹹資於貞烈。”

　　此外，晉惠帝時的國子祭酒裴顏，曾作一篇《女史箴》，很重貞操：“膏不厭鮮，女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也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水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佑順，常於吉人。”

　　然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盡管在貞節觀念上比前代保守，但對貞女節婦的約製卻並不苛嚴。

　　唐代不甚注重貞節觀念，從皇宮公主後妃到民間，婦女改嫁和再嫁較為普遍。詩人白居易曾作《婦人苦》，指責要婦女守節是不公平的，他說：“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宋代始，貞節觀愈演愈烈.由於出了一班儒者，形成理學，改變了中國的學術思想以及風俗製度，也使婦女的貞節觀念在崇古的基礎上愈演愈烈。

　　在宋代開國初期，對於貞節觀念還是很寬泛的。如範仲淹在“義莊”《田約》中，準許給予寡婦再嫁的費用，而男子再娶反而不給，他也從無指責婦女再嫁，範仲淹的母親就曾再嫁，他毫不以母親再嫁為恥。宋初社會對婦女再嫁並無非議。宋代的司馬光著有《家範》，他主張女子要讀《論語》、《孝經》、《女誡》、《列女傳》等書，認為女子“為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日清潔，三日不妒，四日儉約，五日恭謹，六曰勤勞”。但他也崇尚男尊女卑觀念，在《訓子孫》一文中，提出：“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專以柔順為德，不以強辯為美也。”

　　而王安石的貞節觀念是很寬容的。他當兒子在時，就把媳婦改嫁了。

　　宋代理學的先驅周敦頤對婦女的觀念，代表了宋儒的婦女觀。他的《通書》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禮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所謂夫夫婦婦，就是夫為妻綱，以夫禦婦。而從周敦頤傳到二程(程顥和程頤)，對於婦女的貞節觀念就已嚴格起來。《近思錄》中有一段話：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人或居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曰：“隻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宋代從程子傳到朱子(朱熹)，已是宋儒理學的集大成者了，對於婦女來說，至少要受到四種壓迫：第一，女子必須柔順，服從男子，曲不可爭，直不可訟，不許幹涉外事，隻安心做家庭奴仆。第二，丈夫死時，無論有飯吃無飯吃，都要守節，守到餓死也不能失節；而且，守節婦女不但不能涉及性要求，就連皮膚手臂也不能與男子觸碰。第三，男子有休妻的自由，為博得男子歡心，不被遺棄，婦女的一切言行舉止、服飾妝扮都要以男子好惡為準。第四，處女的貞操是極其重要的，貞操是女子第一生命，如貞操與性命不能兩全時，唯舍命而保住貞操。宋代與以前曆代王朝比，是對婦女束縛最多和對於婦女貞節的態度極為嚴厲的一個朝代。夫死守節已成為婦女應盡的義務，並且，這種觀念深為婦女所崇尚，已成為下意識的一種俗規了。

在元代，雖然皇族統治階層淫風大盛，選女納妾，後宮充斥，但是，另一方麵卻又竭力宣揚婦女貞節觀念，對女子貞節的要求比之宋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禮記》和《孟子》兩書中，有過嫂弟之間不直接從手上接受物品的說法，即“男女授受不親”。這種古時的禮節在元代極為重視，至於婦女不能與丈夫之外的第二個男人接觸，以及丈夫死後妻子必須守節，那就更是天經地義的事了。《節婦馬氏傳》中記有這樣一個故事：馬氏於“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瘍。或曰：‘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氏曰：‘吾楊氏寡婦也，寧死，此疾不可男子見。’竟死。”體膚給男子看見，都認為汙辱，是玷汙貞節，可見男女涇渭之分明了。元末還有一件殉節的事，令人憤而不平。元將潘元紹有妻妾七人，他領兵抗明，被明兵圍困於姑蘇城內，潘元紹對七位妻妾說：“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恐有不測，誡若等宜自引決，毋為人嗤也。”七個妻妾一個個自縊而死，以身殉節，而潘元紹非但沒有以身殉國，反而降了明朝。明朝是獎勵貞節最力的時代。

　　洪武元年，明太祖曾下過一個詔令：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製，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明《會典》)

　　寡婦守節，不但本身可以記其事跡，賜於祠祀、樹坊表，表彰節婦烈婦，而且可以免除本家的差役，哪個女子能不守節，哪個本家能不勸導寡婦守節?一時守節風盛，空前絕後。一部《二十四史》中，節烈婦女最多的，莫過於《明史》了。《明史·列女傳·序》中說：“明興著為規條，巡方督學，歲上其事。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井閭，乃至於僻址下戶之女，亦能以貞白自砥。其著於實錄及郡邑誌者，不下萬餘人，雖間有以文藝顯要之節烈為多，嗚呼，何其盛也，豈非聲教所被，廉恥之分明，故名節重而蹈義勇歟?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類從，具著於篇，視前史殆將倍之——然而姓名洇滅者尚不可勝計。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勸雲。”

　　《二十四史》中的婦女以及《列女傳》等書中得以記名列傳的婦女，《宋史》五十五人；《唐書》五十四人；《元史》達一百八十七人。而清朝人撰寫的《明史》中，所記載的節烈婦女竟“不下萬餘人”，擇其中最優勝者，也還有三百零八人。明代貞節觀之倡導，可想而知。並且，守節要守得苦，盡節要盡得烈，婦女貞節之慘烈，令人瞠目結舌如烈婦蔡鬆陽，嫁給葉三為妻，葉三貧寒，砍柴為業。蔡氏小心敬事。葉三久病，她更是紡織換藥，悉心照料。葉三臨死前，拉著她的手說：“趁我還活著時，你改嫁，不是少受三年苦嗎?”蔡氏聽了，梳洗換衣，袖裏藏刀，上前對丈夫說：“我先嫁了。”說完自刎而死，葉三大吃一驚，也死了。

　　又如金華方氏，她丈夫袁堅嗜酒敗家，死後葬於城北濠上。方氏貧困無所依，就在丈夫的墓穴邊放一口棺材，睡在裏麵，渴了出來到濠溝裏喝點水，不久，死在棺材裏。

　　還有像戚家婦，新婚之夜丈夫暴死，戚氏哀哭一場，投門外江中而死，留下詩一首：“畫虎雖成未點睛，百年夫妻一宵情。歡聲方舉哀聲慟，賀者才臨吊者泣。孔雀屏前燈隱隱，鴛鴦枕上淚盈盈，從來不識兒郎麵，獨抱冰心照水心。”

　　明《列女傳》中，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守節已成為婦女的迷信與教條，“婦道唯節是尚，值變之窮，有溺與刃耳”已被中國女性視為信條，置信不疑。

　　在理論上，明朝明成祖的妃子仁孝皇後寫了規訓女子的《內訓》，要求女子“在家要貞信，出嫁應孝敬”。仁孝皇後還命令儒臣學士們編寫《古今列女傳》，並由明成祖親自寫序文刊布成書。天子皇後共同鼓吹貞節，使社會上的貞節觀日趨嚴苛。此外，呂坤還把《列女傳》中的故事繪圖，改編為《繪圖列女傳》，使它明白易懂，就是廣大不識字的婦女也能一目了然仿效之，成為全社會的“閨範”讀本。

　　經過宋、元、明三代對貞節觀念的極端倡導，在進入清朝以後，貞節的含義變得十分偏狹了，似乎成了一種宗教，非但夫死守節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盡節，偶為男子調戲也要尋死。總之，女子的生命緊緊維係在貞節上，稍有變故，就要以死全節。清代的儒道學者們連看見唐人文章裏有公主改嫁的話，也不免勃然大怒，“這是什麽事!你不為尊者諱，這還了得!”女子如果做幾句“閨中望月”、“園裏看花”的詩，也要被斥責為“邪念”、“懷春”。

清代《禮部則例》規定：節婦，即“自三十歲以前守至五十歲，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節已及十年，查係孝義兼全厄窮堪憐者”，及為夫守貞的“未婚貞女”。貞節烈女，包括“遭寇守節致死”，“因強奸不從致死，及因為調戲羞忿自盡”，以及“節婦被親屬逼嫁致死者，童養之女尚未成婚，拒夫調戲致死者”等等。每年地方紳耆，族長、保甲長都要向官府公舉節婦烈女，各級官府都要給予表彰。清代時，京師、省府、州縣各自修建“節孝祠”，矗立大牌坊。被旌表的婦女題名坊上，死後設位祠中，春秋致祭。並由官府發給三十兩“坊銀”，由本家為其建坊。節烈事跡特別突出的，皇帝還親自“禦賜詩章匾額緞匹”。節婦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誌。這一來，把對節婦烈女的崇尚推至極點，成千上萬的婦女以身殉夫，或自願、或被迫，此風愈演愈烈。隨之出現的女子教訓書中，也增加了大量的宣揚貞節的內容。如康熙、乾隆年間藍鼎元的《女學》、陳宏謨的《教女遺規》、李晚芳著的《女學言行錄》、王相的《女範捷錄》等等，流傳甚廣。

　　康熙初年陳廷燦著的《郵餘閑記初集》中，有關於婦女的這樣的見解：

　　人皆知婦女不可燒香看戲，餘意並不宜探望親戚及喜事宴會，即久住娘家亦非美事，歸寧不可過三日，斯為得之。

　　居美婦人譬如蓄奇寶，苟非封藏甚密，守護甚嚴，未有不入穿窬之手。故凡女人，足不離內室，麵不見內親，聲不使聞於外人，其或庶幾乎。

　　餘見一老人，年八十餘，終身不娶，及問其故，曰：世無貞婦人，故不娶也。噫!激哉老人之言也，信哉老人之言也——然不可為訓。世豈無貞婦人哉，顧貞者不易得耳。但能禦之以禮，閑之以潔，而導之節義，則不貞者亦不得不轉而為貞矣。

　　在這裏，對女子要“封藏甚密，守護甚嚴”，與世隔絕，“譬如蓄奇寶”，女子視為男人的占有物，不容透露。更奇的是八十老人，認為“世無貞婦，故不娶也”。可見世人對婦女貞節的要求已苛嚴到了什麽程度!

　　乾隆年間，在山西有一個名叫李的人，他生理功能不全，娶了妻子陳氏，妻子不安於李家，常常逃回娘家。有一次，其父把她送回大家，誰知女兒又跑回來了，父親氣極，便活活把女兒縊死，然後，自己也自縊而死。因為在父親看來，女兒不管嫁給什麽樣的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一女不事二夫”，即使一輩子守活寡，也要恪守婦教，女兒逃回娘家是無臉見人的事。(錢大昕《潛研堂集》)

　　有的婦女遇上火災或水災，因不能拋頭露麵，有失閨訓，隻得固居內室活活燒死。如果恰逢被男子救起，而自己的手足、身體碰觸過男子的手或身體了，或是與男子同坐一條船，也被看作有損貞節，有的婦女寧願再赴水火而死。至此，“男女之大防”甚嚴，倡導貞女節婦為社會普遍信條，一座座貞節牌坊標立，不知有多少善良青春女子被絞殺於“貞節”名下。

　　在程朱理學發源地的安徽省歙縣，至今還保留著一座節烈祠堂的舊式建築，祠堂正門寬大牆壁上，一行行，一排排，密密麻麻地鐫著貞節婦女，許多女子連名字都沒有，隻有××氏，×××妻等。而巍峨的貞節牌坊，在歙縣城鄉比比皆是。民國《歙縣誌》線裝本十二大本，其中六本都是記載貞節婦女的事跡。從時間上看，經唐宋元明清，曆時一千三百年；從範圍上講，遍及城鄉，廣及各階層婦女；從數字上看，有幾千人之眾；從年齡上講，有未過門的少女，有過門數天、數月的新媳婦。如詹氏二女，姐名師、妹名嶽，許聘的丈夫皆先後去世，姐十四歲、妹十二歲守寡終身。

　　歙縣的貞節婦女，主要表現在為夫殉死、為夫守寡和“割臠療親”上。殉死的婦女，丈夫一死，就絕食而亡或上吊而死，有的吞金而歿，也有的飲砒、鴆毒藥而逝。為夫守寡的，素衣素食，勤於女紅，上侍公婆，下撫子女，無子者則過繼侄兒撫養，寡居數十年而終。在今天歙縣城鄉，還可看到一些小腳寡婦，有的已近九十歲，守寡六十餘年，清貧自守。至於“割臠療親”，就更慘苦了。在孝悌思想的支配下，做媳婦的在丈夫、公婆生病時，應“滌溺嚐糞，吃疽療親”，媳婦割下腿上、臂上的肉，或割取指甲等，煎湯藥侍奉給丈夫、公婆吃。“割臠療親”要忍受劇痛，有的還為此送了命。據民國《歙縣誌》統計，明清兩代割股、臂、乳、指甲療親者達一百六十二人。如記載：“葉氏女，歙人，親沒鞠於叔母，後叔母有疾，晝夜拜叩，割股進之，遂愈。葉氏為親割肱股者前後五人。”“吳邦妻巴氏，邦母徐氏病甚，醫藥無效。巴氏呼天以口咬左手割肉一片烹湯以進食姑，姑病遂愈。”

　　對公婆、丈夫的愚孝已到了如此慘烈的地步，不能不為之歎。當然，歙縣節烈之風大盛，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麵的：

　　首先，明清之際，歙縣宗族勢盛，義學普設，“十戶之村，無廢誦讀；遠山深穀，莫不有學有師。”這些縣塾、私塾、書院請名儒講學，灌輸程朱理學，“明人倫，正風俗，崇孝悌，勵廉恥”，千百年來，封建禮教潛移默化，影響頗深。

　　其次，郡守邑令大力褒獎貞節。《歙縣誌》上記載貞節婦女事跡後，大都附有郡守邑令或文人儒士的頌讚，如“邑令為作傳”、“郡守給額貞壽門”、“邑令旌其門”、“郡守題其墓”、“監司郡守鹹旌其貞”……這無疑導致婦女們爭相仿效。

　　第三，祠堂族田的支持。歙縣一帶，明清時商賈甚眾，足跡遍天下，戶戶藏金甚豐，這些徽商長期在外，尤其注重婦女的貞節。他們出資修建祠堂，購置族田，凡“節婦孤兒與出嫁守誌”等，均可供衣食住行。這就在經濟上資助了貞節習俗的流行。

　　第四，縉紳所起的衛道作用。歙縣宋明清曆代出了不少進士以及官職顯赫的達官貴人，他們辭官返鄉後，成為封建禮教的衛道士，以他們在鄉裏的威勢褒貞節，斥貶不遵禮教者，如對改嫁者“加以戮辱，出不從正門，與必毋令近宅，至穴牆乞路，跣足蒙頭，兒群且鼓掌擲瓦石隨之”。

　　第五，曆代女教書，如《列女傳》等熏陶的作用。許多女子聽講列女傳，暗中盟誌效法。

　　這些名垂青史的貞女節婦，這一座座森嚴冷酷的牌坊，正是中國女性悲劇命運的見證。

(ZT: www.cnkang.com 2007-11-10 10:31:28 中華康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