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前幾天看過一篇文章,大意是說能幹的皇帝多是大老粗。仔細想來倒也是,例如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大字才識一鬥的草莽英雄,劉邦的“大風起兮雲飛揚”能流傳下來多少與其皇帝的身份有關,他的詩如同聖諭,誰敢不宣傳?而反之,畫家皇帝宋徽宗和詞人南唐後主李煜或工於丹青或善於作詞,在治國方麵則乏善可陳,成了他國的監下囚後,隻好無奈地哀歎“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或“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不但自身難保,連自己心愛的女人也淪為他人的玩物,一個普通男人活到這個份上也足以羞愧地撞牆而死,何況這兩位曾經號令天下,隨便放個屁都是聖諭的男人?
有古語雲治大國如烹小鮮,治理一個企業何嚐不是如此。仔細想來,治理一個國家和管理一個企業有很多相通之處,如以此類推,說能幹的企業家多持不高的學曆也說得通。例如,相信沒有人會否認微軟的成功,其創始人比爾·蓋茨連大學本科文憑都沒有,盡管考進了名震天下的哈佛大學,但最後為了創業中途輟學。而今隨著“非死不可”( Facebook )網站的成功,其創辦人 Mark Elliot Zuckerberg 也走進了人們的視野,此君 1984 年出生,在 2004 年從哈佛大學輟學,是典型的 80 後人物,雖然現在還不滿 27 歲,但其創辦的網站價值如今據保守估計也有 450 億美元之多,其風頭已經蓋過當年的比爾·蓋茨。在美國比這兩者學問高的人多了去了,但恐怕那些人在管理企業方麵與他們兩位相比望塵莫及。在我國的企業家中也不乏類似的人物,例如不少知名的企業家不過才小學或中學畢業,或者畢業於非名校本科,但這不妨礙他們在激烈的商戰中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
其實,無論是 能幹的皇帝多是大老粗也好,還是很多能幹的企業家學曆不高也罷,這看似不符合人們期望的現象其實很符合常理,試想,如果能幹與否和學曆高低成正比的話,那麽一個國家在選擇領導人,一個企業在選擇總裁的時候就簡單了,直接從哈佛等名校的高學曆畢業生中找學習最好的來做領導人或總裁不就好了嗎?可貴的是,世界上似乎沒有一個國家或企業如此片麵地選拔領導人,因為人們都知道,學曆高隻不過是一個人得以上位的因素之一,絕不是唯一的因素。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是部分因為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已然深入人心,一些在學曆方麵缺乏自信,自覺學曆不那麽光彩照人的成功人士為了使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不惜做一些假作真來真亦假的宣傳。例如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唐駿學曆作假事件,唐駿明明畢業於不為人知的西太平洋大學卻說自己畢業於附近的名校加州理工學院,在被他人揭發後,他一度很成功的形象因此蒙上了陰影。其實,作為中國第一職業經理人的唐駿在管理企業方麵有其獨到之處,根本無需再找一個名校高學曆的帽子戴上,結果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皇帝的新裝被揭下後是傳遍天下的笑柄。
當然,如今人們對於成功人士的要求也很高,甚至已經到了求全責備、吹毛求疵的地步。例如,鋼琴家郎郎在白宮演奏《我的祖國》鋼琴曲後,因為該曲的背景比較敏感,很多人跳出來說郎朗選擇該曲欠考慮,更有人對郎朗在接受美國公眾廣播電台對此事的采訪中的英文口語頗有微辭,認為郎郎的英文差。其實作為一個鋼琴家,鋼琴彈得好才是硬道理,郎朗在這方麵無疑是能幹出色的,而英語充其量是一種交流的工具,奢求一個鋼琴家的口語和英語專業高才生的口語一樣出色有些過分了。類似的例子還有對網球選手李娜英語口語的批評,在 1 月末李娜打入澳網決賽後,有網民指出她在接受外媒采訪時的口語很爛,這較之對郎郎口語的批評似乎更過了,因為畢竟郎朗在美國學習生活了很多年,如果從好的方麵理解網民的批評是有些恨鐵不成鋼還說得過去,而李娜基本上沒有在西方英語國家長期生活過,口語不好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從小人的角度來理解某些網民對這兩位成功能幹人士英語口語的批評,恐怕是這些網民認為自己的英語口語了得,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雖然自己彈鋼琴的水平根本不能與郎朗比,自己打網球的技術連李娜的球邊也沾不上。
最後,一言以蔽之,無論是能幹的老粗皇帝還是成功的低學曆企業家,一個人的能幹無需用高學曆來點綴。歸根結底,在一個國家中,如果每個國民都能各司其職,如學生把學習搞好,農民把地種好,工人把生產搞好,領導人把國家治理好,企業家把企業管理好,鋼琴家把鋼琴彈好,運動員把球打(或踢)好,即使他們沒有過硬的學曆或英語真的不那麽好,也無關大局,人真正盡其才,物真正盡其用,把諷刺挖苦別人的時間用在自己的本職工作或提高己身的技能上,那麽這個國家的發展之路就會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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