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oyun的博客
我在“梁效”的經曆
憶周一良師
範達人
2001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晨六時許，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鈴聲。奇怪，那麽早誰來電話？懋萱從北京告知：”周一良先生病逝!”
驚聞噩耗，仰天長歎，欲哭無淚。往事曆曆，浮現心中，滴滴點點，難以忘懷。他為我寫過一張大字報
那是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間，文革的毒焰正彌漫著神州大地。當時，我頂著黑幫爪牙、修正主義苗子的帽子，還在監督勞改之中，一日早晨，我去北大曆史係住地三院打掃廁所與過道,赫然看見南牆新貼出三張大字報。標題為：應該解放範達人。大字報末尾的署名是周一良。我讀著讀著，熱淚盈眶，哭了。我一直後悔，當時沒有把大字報的全文抄錄下來，但其本內容至今仍銘刻我心。周先生寫道，範達人雖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但他十五歲就參加革命軍隊；範達人雖犯了嚴重錯誤（指文革初期反對聶元梓大字報和所謂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等----筆者注）但還不屬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的四類幹部；應該允許他回到群眾中去，將功補過。“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人廢言，慎重地考慮我的建議。”人們應該知道，當時的周一良先生己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跟我一起監督勞改過，他身處逆境，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但這位蒼蒼白發的老學者不顧個人安危，仗義執言，要人們不要因人廢言，為一位年青的晚輩學生親筆揮毫呼籲公正。（我當時是一位畢業才幾年的新助教和一度擔任過曆史係團總支書記的芝麻官）這是何等高尚人格和人品!
但是，在北大文革勢力的控製下，周先生的呼籲引來的是：“解放範達人就意味著老保翻天”的喧囂聲。我依然被打入另冊，但周先生的義舉卻使我終生難忘。稍後，周先生又憑著他剛直不阿的本性，在北大群眾大會上，怒斥聶元梓的倒行逆施。為此，他引來了一場大災難。本來打算讓他進入係領導班子，作為三結合的幹部，刹那間又被誣為美國特務、反共老手和老保翻天的急先鋒，遭到毒毆，抄家，關入牛棚。當時我雖內心痛恨他們的誣陷與暴行，卻不敢象周先生那樣為伸張正義，挺身而出。而是苟安在校文革舉辦的幹部學習班裏偷生。相比之下、自己顯得渺小和卑微，至今猶感慚愧和內疚。誨人不倦，真誠待人
周一良先生在學術上也是我誨人不倦的恩師。我的思緒不禁回憶起，與他相識後四十多年來的種種情景。第一次與周先生個人接觸是在一九五八年，當時他任曆史係副主任，主管科研，執編〔北大史學論叢〕，在一次會上號召大家踴躍投稿，我一九五五年考入北大俄羅斯語言文學係，學了兩年捷克語後轉入曆史係，從捷克文報刊上編譯了一篇報導捷克斯洛伐克第三次曆史學家代表大會的學術通訊，交給周一良先生。不久，他就告訴我：“這篇稿子很好，可用。我隻把譯文中憧憬兩字改成向往，行嗎？”還親切地問我何以懂捷克文雲雲，一位學貫中西的老教授對年青學子是如此的平易近人、和靄可親。這是周先生給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後來，周先生親自給我們講授亞洲古代史，還聽過他論日本明治維等多次學術講演，深感他學問淵博。一九六二年我們這一屆學生即將畢業，時任黨支書的張德真同學和我一起去周宅，請周一良先生給我們講治學經驗，他欣然允諾，到學生宿舍與我們漫談近三小時。他說，你們有的同學說快出去工作了，感到心虛。我倒建議把心虛兩字倒過來，改為虛心。北大的畢業生往往自高自大。在這次座談中，周先生談到曆史研究中要掌握好六個 W。他說：我在燕京大學念書時，洪煨蓮先生給我們 講授研究曆史方法，洪先生常說，掌握五個 W，就掌握了曆史。所謂五個W者，WHO（何人）、WHEN（何時）、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也。我認為這五個W確實很重要，但我主張要增加一個更大的W--WHY（何故）。有了WHY這個W，研究才更深入。接著，周先生又謙虛地說，我雖勤奮，但聰敏深思不如邵循正。聆聽他的經驗之談和循循教誨，真是如沐春風，終生受用。一九六三年，我在北京史學會年會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一九三八年慕尼黑陰謀的論文。同年，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之約，我寫的〔慕尼黑陰謀〕將於某日播出。我把此事告訴周先生，周先生果真按時打開收音機去聽。老先生是如此關心我的長進。一九七二年，〔紅旗〕雜誌約我們寫關於”讀一點世界史”的文章，我和曆史係幾位同事共同寫作了四篇此類文章，連續發表，並全國轉載、廣播，影響很大。每篇文章發表前，我總是把清樣送到周先生手裏。他一絲不苟，十分認真仔細地審閱，從觀點、史實到字句、標點符號，一一寫出書麵意見，他為此默默地化費了很大的心血。國外一些學術機構邀請他或曆史係派人出國交流。他一再提議讓範達人這些年青人去。
一九七三年四至六月，我作為夏鼐先生為首的中國考古小組的成員，應邀到秘魯和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臨行前，周先生特地向好友夏鼐交代，要他對我多加指導和關照，使我此行獲益非淺。考察回國後不久，周先生作為當時的曆史係領導，令我籌組美國史研究班子，以適應中美關係發展的形勢和要求。我當即邀集近十位曆史係同事商討此議，大家勁頭十足，希望在一九七六年，即美國獨立戰爭兩百周年之際，搞出一批研究成果。但這不過是”一枕黃粱”。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被調入”梁效”，勾銷了我的”美國史”夢。在”梁效”幹了三年，受審查了三年。時光流駛到一九七九年，此時的我，是一個審查未了、待處理的對象，一不準講課，二不準寫文章，三不準出頭露麵，隻許做一些資料打雜工作，命令我為〔沙皇俄國擴張史〕一書作人名地名的中英俄日文對照表。這時，周先生的處境與我一樣，他知道我不懂日文，主動伸出援手，說：“我可以幫你搞日文部分。”短短的一句話，它包含何等高貴的真情啊!
到了八十年代，三不準禁令解除了。周先生出任曆史係主任，他把開設〔史學概論〕新課的任務交給了我，並積極支持我對比較史學的研究與教學。一九八八年，我為了到美國進行比較史學的學術考察，申請索羅斯基金，周先生和湯一介先生分別為我寫了推薦信。周先生寫道，範達人”從事比較史學有年，著作、譯文多種”，希望能支持其赴美考察。往後程序堪稱順利。一九八九年三月，我踏上了赴美航程，隨即成為哈佛大學的訪問學者。從此，掀開了我人生之旅的又一篇章。策勵我寫出真實曆史
周先生一再強調，寫史要求真。他大量的研究成果中，都充分顯示了這一特點，稱他為學貫中西的一代史學宗師，是當之無愧的。不過，我這裏要講的是，周先生和我共同經曆的一段曆史……“梁效”往事。
我到哈佛大學後，先後遇到不少中外學者，他們都對顯赫一時的“梁效”懷有濃厚的興趣，希望我能寫本書，揭開它神秘的麵紗。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還請我就此作過一次講演。我把這些情況當麵告訴周先生，他立即表示：應該寫，要寫出真實曆史。
我雖著手去寫，但由於種種原因，進度遲緩，拖拖拉拉。大約在一九八九年底，我收到周先生寄來的關於文革中的經曆、包括”梁效”的回憶文字，秉筆直書，鞭策我寫出信史。後來，他的自傳《畢竟是書生》公開發表，其中關於“梁效”段落引起人們廣泛的興趣、關注和爭議。擁有廣大讀者群的《作家文摘》也在第304期上予以轉載，影響很大。我覺得他寫得真，有膽識。有兩處還提到我，令我感動。原文如下：“審查期間，範達人和何芳川兩個組的負責人分別找過我，嚴厲責成我老實交代他們兩人反對周總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兩人都是曆史係很好的學生，我認識他們快二十年了，敢保證他們不會反總理。”“一位寫文章的主要筆杆子則從嚴發落，未經法庭審判，關進監獄達一年之久。”讀著這兩段文字，我內心激動不減當年。這位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大學問家又在不畏風險地呼喚公義與良知，揭示曆史的真相；也為我“寫出真實曆史”作了示範。
近些年來，我每次回國探親，都不止一次地去北大拜訪周一良先生，促膝談心，聆聽教誨。每次見麵，他都問寫書的進度，希望我抓緊。在周先生和其他友人一再策勵下，我《“梁效”往事》一書初稿終於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完成。當即用特快專件從美國寄給在北大校園居住的周一良先生。周一良先生患帕金森病多年，幾成偏癱。他還是立即看完書稿，因右手癱瘓，用顫抖的左手，給我寫了一封親筆信，對書稿提了八點意見。現摘錄其中幾段，與讀者共餉。
“達人同誌：左手寫字既困難又不好認，但此信不宜假手他人，湊乎看吧，意見如下：
一，敘事真實確切可信，文筆流暢，如環境允許，我認為可出版，應出版，以示人真實曆史，以正視聽。
國內如不行，可交香港出，再內銷。”
“三，77年1月大字報全文抄入，極妙 !三人不知署名否？如署名，不論真名或化名，都照抄不誤。”
“五，調來主持〔曆史研究〕是複旦的胡繩武，非曆史所餘繩武。”
“七，142頁應是專心致誌，非孜孜。”
“此稿我未示任何人，出版前是否保密？望告 !
敬禮 !
夫人好 !
一良左手 九九、二、二五”
這是一封多麽珍貴的信函，它洋溢著人類最美好的一種情感----真誠的關心和愛護。
遵照周先生的囑付，書稿於九九年三月寄往中國香港特區，香港明報出版社在收到稿子後，僅化了一個多月功夫，就於一九九九年五月正式出版發行。我總算沒有辜負周先生的厚望。
周一良先生，我的好老師 ! 您不會死，您會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
寫於美國拉古那山莊
2001年10月30日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