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oyun的博客
我在“梁效”的經曆
正文
“梁效”幾篇重點文章的寫作經過
範達人
眾所周知，“梁效”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梁效”後期分成九個小組，每組三至四人。粉碎“四人幫”後，有兩個小組被稱為“尖刀班”。可能由於這兩個小組出手的文章比較多，加上“態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鬥，吃了較大的苦頭。我便是其中一個“尖刀班”的班長。我們這個“尖刀班”最後僅三人：陳先達、何芳川和我。據統計，從中共十大以後到1976年10月，“梁效”共發表了181篇文章。當時的重點文章很多出自我們小組之手。我本人參與撰寫的文章共34篇，其中已公開發表的28篇。 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4/view-4911003.htm 一、奉命撰寫《孔丘其人》 為了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1973年10月，由遲群、謝靜宜牽頭，北大、清華成立了批林批孔材料小組，到1974年初，《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完成後，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之事告一段落。為配合《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發表，“梁效”準備寫些大批判文章，由此材料小組轉變成寫作組。我們所寫的第一篇綜合性的批判文章，是發表在《紅旗》1974年第2期上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此文發表後，全國各地報刊紛紛轉載，《北京周報》也將它譯成多種外文發行。參與寫作這篇文章的有我、鍾成勳、朱耀庭、楊克明和錢遜，由我執筆寫成。 我們撰寫批林批孔的文章是根據毛主席一係列指示和講話精神進行的。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報社有人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一段時間以來在批判極左思潮問題上，中央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同月17日，毛澤東提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澤東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1973年8月5日，毛澤東向江青念了自己寫的兩首詩。一首是《讀〈封建論〉——呈郭老》。另一首是：“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毛澤東又指出：“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都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都主張厚古薄今。” 1973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讚成秦始皇，不讚成孔夫子。” 上述內容，1974年在“梁效”內部均作過傳達，對我的思想影響很大。 《孔丘其人》一文是粉碎“四人幫”後受到重點審查的文章之一。人們認為它是影射史學的代表作，矛頭直指周恩來總理。該文的寫作經過如下： 1974年2月底的一個晚上，大約11時左右，李家寬（“梁效”黨支部書記，負責人）把我叫到他的房間，對我說：“上麵交給我們一個任務，寫一篇文章，題目是《孔子其人》（後改為《孔丘其人》）。這個題目有來頭，氣魄大，可能是主席出的題目。文章要全麵介紹孔丘其人，要寫他稍一得勢就殺少正卯，要寫他到處碰壁。3月8日前發表。這篇文章由你們小組寫。”當時，王世敏（“梁效”黨支部副書記）在場。我回到組內，即向何芳川、朱耀庭、盧振義、張學政傳達了李家寬的要求。由於時間緊迫，我們決定集體湊寫，由我執筆。我們開了三四個夜車，終於寫出一稿。李家寬和王世敏對初稿基本滿意，李認為寫得不錯，開頭和結尾均有氣勢。李要我們向大批判組全體成員念一遍初稿。大家聽了後提了一些意見。李家寬指定楊克明和湯一介兩人再與原寫作小組一起修改一遍。修改後我們將鉛印送審稿交李家寬，李再送遲群、謝靜宜。次日，李傳達說：“遲群認為根本不行，謝靜宜說差得遠呢。”他們的批評像一盆冷水潑將下來，使我們很掃興。我們小組隻得繼續修改。李家寬、王世敏與我們討論了一次。王世敏認為寫孔丘其人應概括孔子的幾個特點。我們根據王的意見在文中列出五個小標題，又打印出一稿，發到各組征求意見。在修改稿件的過程中，李家寬又下達兩條指示：“一、寫一段孔丘壓迫婦女的情況；二、要通俗易懂，不要超過三四千字。”也就在此時，江青通過遲群催稿。她說：“我叫你們寫篇孔子其人的文章，你們寫不出來，我就叫別人寫了。”3月10日左右，遲群又找寫作小組談了一次。他先逐一詢問我們的姓名和原來的工作，然後，要求查一下孔丘父親的名字，寫入正文。他還說，看過修改後再提意見。隔了兩三天，遲群對李家寬說，他對修改稿的意見已經對葉朗談過了。原來，一天晚飯後，遲群在葉朗房間內，看到葉對《孔丘其人》打印稿批了很多意見，甚為欣賞。遲群認為，文章平得厲害。此刻，我已感到無能為力。何芳川卻說：“我來動一下，單獨改一遍。”何的修改稿稍有改進，但仍未達到要求。李家寬鑒於單靠寫作組人馬，難以完成任務，便調動大批判組各組力量進行改寫或另寫。一天，在會客室內，各小組宣讀改寫或另寫的稿子。李家寬比較欣賞葉朗、楊克明小組的稿子，認為改得較好，有新意。我提出以葉朗、楊克明小組的稿子為基礎再去加工。楊克明等同誌怕挫傷我們小組同誌的積極性，建議仍由原寫作小組繼續修改。最後，李家寬決定除原寫作小組範達人、何芳川、朱耀庭三人外，再加葉朗和張德兩人，綜合各組成果，特別吸收葉朗、楊克明小組的成果，寫出一稿來。新的一稿，李家寬看後表示滿意，鉛印後送遲、謝。他們亦認為基本可以。遲群通過他的秘書莊昂告訴我兩點意見：在“凶狠殘暴的大惡霸”一段後麵，有點概括為好；另將第四部分“一不懂革命理論，二不會生產勞動，三不會用兵打仗”中“三不會用兵打仗”刪去。我們按照遲群的意見作了改動。大約在3月20日左右，此文終於印成送審稿。李家寬除通過遲、謝上報外，特派我將稿件送《紅旗》征求意見。他還給《紅旗》負責人寫了信。江青收到送審稿後，批給姚文元，姚立即通知《紅旗》采用。《紅旗》編輯黃達強告訴我：姚文元認為文章寫得比較生動，決定在1974年《紅旗》第4期上發表。《人民日報》隨後轉載了這篇文章。李家寬表示不悅，他說怎麽把這篇文章放在第三版上？《孔丘其人》發表後不久，遲群秘書莊昂在大批判組所在地北招待所前對我說：“《孔丘其人》寫得真妙，孔丘參加政變那部分，正好合上李德生。”又一天，在大批判組會客室召開的一次會上，當談到《孔丘其人》一文的反映時，遲群說：“你看像誰就像誰。”同年6月，江青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批林批孔座談會上說：“我叫遲群組織寫一篇《孔丘其人》的文章，文章寫得生龍活虎，但有一點缺點，外國人看了說‘沒有引孔丘的原文’。” 人們認為這篇文章名為批林批孔，實為反對周恩來總理，主要依據是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隸製的一切，從井田到法律，從音樂到酒杯，都是盡善盡美、神聖不可侵犯的。對於新興地主階級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的任何一項革新，對於在這場大變革中湧現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卻瘋狂地跳出來反對。學生要求去幫助革新，促進封建生產關係發展，他就惡狠狠地要門徒‘鳴鼓而攻之’；晉國鑄了刑鼎，破壞了奴隸製的貴賤秩序，他詛咒人家要‘亡國’；甚至在他七十一歲重病在床休息的時候，聽說齊國新興地主階級殺了奴隸主頭子齊簡公，奪取了政權，還拚命掙紮著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去朝見魯君，再三請求討伐。” 一些人認為“七十一歲”、“重病在床”是影射周總理。這段話出自我手，後來成為本人的一大罪狀。我從上海《學習與批判》刊登的《孔子傳》中看到類似描述，然後查閱《孔子年譜》，進行核對，認為材料可靠且刻畫孔子複辟形象生動，才加以采用。退而言之，當時總理根本不是“七十一歲重病在床”。 人們認定“梁效”影射攻擊周總理還有另一個依據，即葉朗等人寫的一篇文章，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報》發表的《從〈鄉黨篇〉看孔老二》。據當時在注釋組工作的周一良教授回憶：江青命令把記述孔子生活的《論語·鄉黨》篇譯成白話，供廣大群眾批判。這個任務當然落實到注釋組。篇中講到孔子在朝廷上的姿態，有一句“趨進，翼如也”，描寫他向前急走的神情。幾個人反複推敲捉摸，想不出恰當譯法。魏建功老教授靈機一動，說“翼如也”指的是孔丘張開兩臂，形如鳥之雙翼。但直譯“如鳥張翅”不太雅馴。不如說“端著兩個胳臂向前急走”，更為傳神。魏老說著站了起來，端起雙臂，躬身向前快走了幾步。大家連忙一致讚成他的說法，就這樣定了稿。誰知“四人幫”倒台後，大量批判“梁效”影射史學的文章中，有人提出“端著兩個胳臂”是影射周總理，對他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因為總理右臂受過傷，總是彎曲像端著。魏老當然多次被審訊，異常緊張。注釋組的每個成員也都被提問。大家一致承認這句譯文出自魏老，但都表示，他決無藉此攻擊總理之意。退一萬步說，總理也不是端著“兩個胳臂”呀！（《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2期） 粉碎“四人幫”後，還有人揭發1974年6月，江青一行在天津時曾有人提到激進派與溫和派的鬥爭。據我所知，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一天，在天津市委招待所內，王世敏給我們念一些文件，其中第一份是毛主席與李政道博士的談話，第二份是新華社的《國際內參》。她在讀世界對中國的評論時，的確念到“以江青為首的激進派與以周恩來為首的溫和派鬥爭”的內容。當時，謝靜宜說：“那是胡說八道，胡說八道。”並要大家不要相信這種妄評。在場的我和其他一些同誌並未意識到是授意我們反對周總理。 有的人還認為我們借批判孔丘“述而不作”來影射周總理。這是怎麽一回事呢？原來是我們的文章在談到孔丘是不學無術的寄生蟲時，套用了毛主席“一不會種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用兵打仗”，將孔丘寫成“一不懂革命理論，二不會生產勞動，三不會用兵打仗”。遲群看稿時刪去了“三不會用兵打仗”。當時我還想不大通，認為一、二、三點連下來形容很好，為何刪掉呢？遲群的用意，我不清楚，然而就我本人而言，毫無以此攻擊周總理之心。 我與《紅旗》編輯王達強核對清樣時，甚至特地在這篇文章引言“對於識別王明、劉少奇、林彪一類政治騙子、反擊開倒車、搞複辟的逆流，很有意義”中的“一類政治騙子”前加上“這”字，旨在避免引起人們的誤解。 1998年1月，我曾向謝靜宜問及這篇文章的寫作背景。她說：“《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議寫的。目的在於簡明扼要地介紹孔子。我就此事專門請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寫這篇文章。文章在公開發表前，我們曾將文稿報送毛主席和周總理閱審。” 如果要問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麽，坦率地說，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從內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談會上罵他是“大惡霸”。1974年2月間，江青叫陳亞丁到她那裏開會，她說：“八一廠造孽了，軍閥管理。”會一開完，總政就貼出了大標語：“打倒大軍閥李德生”。這事傳到了“梁效”大批判組。在此影響下，我們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個“凶狠殘暴的大惡霸”的小標題，影射李德生。這是實情。 《孔丘其人》一文發表後，我們參與寫作的人方得以鬆口氣，稍事休息、調整。一天，我到21樓曆史係教師宿舍去聊天，在郝斌房間內坐了一會兒，突然感到渾身不舒服，隨即躺下，呈輕度休克狀。郝斌問我怎麽啦？怎麽辦？我使盡力氣請他打電話告訴寫作組。後來，李家寬派了輛汽車將我接回駐地。這次休克並非什麽病症引起，而是一個多月夜以繼日寫《孔丘其人》的結果。在家休息二三天後，我又回到了寫作組。當時，我的工作勁頭很大，曾說過“我們不能在這兒吃幹飯”。這句話一度成了我的“名言”，後來則成為我的一條罪狀。 二、批儒評法 繼《孔丘其人》之後，“梁效”所寫的較為重要的文章是《讀〈鹽鐵論〉——西漢中期儒法兩家的一場大論戰》，這是一篇《紅旗》雜誌的特約稿件。 1974年4月初，《紅旗》編輯部的邵鐵真同誌打電話給我，約我們寫一篇讀《鹽鐵論》的文章。我將此事向李家寬作了匯報，李把這一寫作任務交給了我們小組。由於何芳川和我過去是從事世界史的教學和研究的，不太熟悉中國古代史，於是我們便先把《鹽鐵論》原文找來仔細閱讀，然後按照自己的構想，討論出一個提綱。我們的主導思想是批判賢良、文學們所鼓吹的複辟倒退，肯定桑弘羊的革新進步，將兩者之間的鬥爭說成是儒家和法家的鬥爭。大約在4月5日左右，我們寫作小組四人（我、鍾成勳、何芳川、朱耀庭）到《紅旗》雜誌社與邵鐵真、何望賢商量如何撰寫此文。邵是《紅旗》的老編輯，何則剛從湖南調來。邵提出兩點要求：一、強調中央集權。他說毛主席關於八大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措施，就是加強中央集權；二、批匈奴，影射蘇修。關於霍光問題，我們提出，這個人物是儒家還是法家，看法有分歧，不好寫。邵說，不好寫，暫時避開也行，或者按你們的意見寫上也可以。邵還給我們念了江青於1974年初對宣傳口負責人關於儒法鬥爭史的講話。 我們小組返回駐地後，就分頭起草。由於我當時健康狀況欠佳，商定由何芳川起草開頭和第一部分，鍾成勳起草抗擊匈奴部分。何芳川在草稿中把霍光寫成儒家。我記得他當時的根據是：一、《漢書》一個傳內說霍光是支持召開鹽鐵會議的；二、桑弘羊是被霍光殺害的，他們是對立麵；三、漢宣帝是法家，他視霍光“如芒在背”。我們在通稿時同意何的意見。文章初稿約於4月15日左右送到《紅旗》。一兩天後，邵鐵真和何望賢又找我們談了一次，他們認為初稿不太理想，要改寫，並且對第一、二部分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還要求增加第三部分，談談儒法兩家思想、路線方麵的對立。我改寫了第一段中關於批判“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部分。何芳川增寫了第三部分。我們四人集體通稿一遍後，將定稿送到《紅旗》，《紅旗》認為可以，略作了一些修改。關於霍光的一些提法便是《紅旗》加上的，如“霍光沒有出場，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孫賢良、文學作為他的炮筒子”，“霍光大權到手，很快就糾集一個山頭”。此文發表在《紅旗》1974年第5期上，受到了江青的稱讚。 《論商鞅》一文由何芳川、鍾成勳兩人同時起草第一部分，朱耀庭起草第二部分，我起草第三部分。在寫作過程中，《紅旗》曾要求我們查查蘇修攻擊商鞅的材料並可以有針對性地批判幾句。5月中旬，文章初稿寫成，經李家寬、王世敏、宋柏年審閱後送《紅旗》。餘征認為寫得一般，理論分析不夠，我們又根據他的意見作了修改。此文發表在《紅旗》1974年第6期上。 宣揚法家的文章還有一篇《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這篇文章也出自我們寫作小組之手。後來，有人批判此文名為頌揚武則天，實則吹捧江青。1974年6月底，當我從天津返回北京時，何芳川立即告訴我，各組都在寫法家人物的文章。我們決定按原計劃，介紹和評論唐朝女皇、法家武則天。何芳川已開始閱讀有關唐史的資料。由於我對唐史所知甚少且又比組內同誌晚看了幾天，所以我們商定，由我起草開頭和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問題和談談當時儒法鬥爭的曆史背景。何芳川起草鬥爭內容和局限性，即第二、三部分。文章寫成後，我們兩人通了一遍稿，由我執筆。題目定為《法家女皇武則天》。初稿打印後，曾拿到大批判組範圍內討論過一次，楊克明等人認為此文寫得一般，陳先達不同意文中“階段性轉折”的提法。按照大家的意見，我們又進行了修改。最後，李家寬將文章題目改為《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經遲群審稿後送到《北京大學學報》和《教育革命通訊》發表。這篇文章倉促而成，質量不高。李家寬曾專門拿來一篇清華大學幼兒園老師寫的文章，題為《談談對武則天的幾點看法》，說我們的文章還不如她們寫得好。後來，清華大學幼兒園老師的那篇文章與我們的文章同時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4期上。 在我們撰寫這篇文章之前，江青曾在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談會上講到武則天。我未參加那次座談會，江青談話內容我是事後聽傳達得知的。她說：“當時二十萬人上書要武則天當皇帝嘛，這一定有她的社會基礎，她的政策符合更廣大的地主階層。”後來，在天津的批林批孔大會上，江青又一次提到武則天，內容與前次相仿。我們在起草《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一文時，將江青的講話視為“精神”，貫穿在文章之中，但無意把武則天與江青作曆史的比擬，在我們看來，封建皇帝武則天和毛主席夫人是不能比附的。另外，文中點出武則天的局限性與過失，亦非影射江青。 1976年3月2日，江青召集十二省、區會議，發表長篇講話，再次談及武則天。她說：“別人造謠我是武則天。我說，在階級問題上，我比她先進，但在才幹上，我不及她。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我是呂後。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後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 三、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5年10月，清華大學校園內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事情是這樣的：同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鈞、柳一安和黨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呂方正聯名寫信狀告遲群、謝靜宜，說遲群未當上教育部部長，牢騷滿腹，情緒低落，燒被褥，摔杯子，平時工作作風專橫跋扈，等等。劉冰等人給毛主席的信通過鄧小平轉到毛手中，同時抄送北京市委負責人，並口頭將信的內容向市委科教口負責人作了匯報，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調查處理遲群、謝靜宜的問題。 劉冰等人之所以聯名寫信狀告遲、謝，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此前一段時間，毛澤東在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批“經驗主義”問題上作了批示後，又在5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隻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的做法，並反複告誡“不要搞四人幫”。 根據毛澤東一係列指示，鄧小平在5月27日至6月3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對“四人幫”進行了批評。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先後發言，就江青說“同周恩來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和反經驗主義等問題，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進行了批評。江青等人說開這個會是突然襲擊，是圍攻。鄧、葉、李三人反駁了這個說法。在這個會上，王洪文檢討了幾句，江青未認錯。後在1975年6月28日才作了書麵檢討。 劉冰等人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寫的信。可是，這次，毛澤東沒有支持劉冰等人，相反，完全站在遲、謝一邊。他在信上作了用詞嚴厲的批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的鬥爭反映。”這樣便給清華園內的這場鬥爭定了性且綱上得很高。 遲、謝根據這一“尚方寶劍”召開黨委擴大會，批判劉冰等人。起先，劉冰等人態度強硬，不認為反映情況有什麽不妥。後來，據劉冰回憶：11月15日，當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聽到毛主席對清華的上述批示，“真如晴天霹靂！……滿腦子都是主席的批示。”清華校園內對劉冰等人的批判會，規模越開越大，最後竟召開萬人大會。“梁效”成員有時也允許去聽會，我就去聽過幾次。當時，不僅要批劉冰等四人，而且也要批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周榮鑫。據說清華大學人事處負責人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上告周榮鑫任人唯親，搞宗派，想把遲群在政治上搞臭，組織上搞倒，把他從教育部門領導班子中趕走。毛澤東支持了這封信。反擊“右傾翻案風”便由此掀起。 毛主席發動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矛頭直指鄧小平。過去，我對鄧小平懷有好感。後來，我隨毛對鄧的態度而起伏。 文革初，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和鄧小平。不久，毛澤東在一次會上說：“鄧小平耳朵聾，開會時他坐得離我遠遠的。”當時，我曾與朋友議論過此話的含義，他認為，這是毛主席嫌鄧小平不聽他的話。毛澤東還批評鄧將中央書記處搞成了獨立王國。北大聶元梓等人隨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列舉了他很多“罪狀”。鄧小平與劉少奇一起被打倒。但毛澤東在處理劉、鄧二人問題時態度不同，方法也有所區別，對鄧小平仍采取“保護政策”，並非置鄧於死地。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江青等人主張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毛澤東沒有同意。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的，“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麽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 1972年，北大工宣隊向北大黨員傳達過一份中央文件，該文件由兩部分組成：一，鄧小平的長篇檢討摘要；二，毛澤東對鄧小平檢討的批示。先傳達了毛澤東1972年8月14日的批示：“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誌。鄧小平同誌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麵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曆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鄧小平的檢討很長，據說約有四萬字，因此，隻摘要向我們作了傳達。 1973年鄧小平獲得“解放”。毛澤東一步步迅速地安排鄧當了黨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總參謀長。那時，又傳達下來毛對鄧的兩句評價：“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據此，鄧小平便進而成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黨中央副主席、總參謀長。此時，其地位已高於文革之前。周總理病重之後，便由鄧小平在中央主持全麵工作。 複職後的鄧小平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即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安定團結和一定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進行全麵整頓。他就此發表了多次講話。當時，鄧的講話未向“梁效”成員傳達。不過，我們從小道也聽到一些。我個人覺得鄧小平實際上是想恢複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一套。 毛澤東曾表示，他一生中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建立新中國；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誰要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他是絕不會允許的。因為毛澤東視文革為反修防修的戰略決策。據說他希望鄧召開政治局會議，搞個關於文革的決議，遭到鄧小平有禮貌的拒絕。鄧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此後，毛對鄧的態度大變，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 這場鬥爭相當激烈、尖銳。1975年11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了有130多名黨、政、軍機關老同誌參加的“打招呼”會。此會文件，向“梁效”成員作了傳達。該文件稱：“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盡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做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這場鬥爭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發展。” 此時，《紅旗》雜誌又向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約稿，要求寫一篇文章，批判教育戰線上的“右傾翻案風”。這篇文章的寫作任務交給了鍾哲民小組。為寫好此文，調去了我們組的何芳川。他們以周榮鑫的言論為靶子，對教育界的“奇談怪論”逐一進行批判。該文以《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為題，發表在1975年第12期《紅旗》上，隨後全國各報刊紛紛轉載。 這篇文章發出一個信號：一場新的路線鬥爭又要開始，其目標則是在中央主持全麵工作的鄧小平。後來，我們聽到了毛澤東關於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一係列指示。毛遠新將毛澤東在1975年10月至1976月1月多次談話整理出來，冠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標題，逐級傳達下來。 1976年2月25日，在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上，華國鋒說：“毛主席說，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鄧小平同誌負責。他要求大家“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誌的修正主義路線，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 我們將上述指示視為毛澤東的最新思想和黨中央的最新精神，認真學習，反複領會，並努力貫徹。大批判組寫完《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這篇作為“信號彈”的文章之後，接著由我們小組承擔起另一篇文章——《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的寫作任務。 這篇文章也是《紅旗》雜誌的特約稿件。姚文元向遲群、謝靜宜打招呼，要我們再寫一篇回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遲、謝交給我們一些背景材料：一，中國科學院造反派頭頭整理的有關胡耀邦、李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言論。二，胡耀邦自己寫的《科學工作匯報提綱》。“梁效”將胡的這份提綱與《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匯編成冊，稱之為“三株大毒草”，供人們批判。這一小冊上報中央後，得到了華國鋒等政治局委員的讚同。 《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是“梁效”發出的又一顆重型炮彈。此文由我、何芳川和陳先達起草。其特點是：首次將“右傾翻案風”這一提法公諸於世。我們在動筆之前，還聽了胡耀邦一次講話錄音。那是他向中國科學院共青團員們作的一個報告，他鼓勵青年團員發奮學習科學知識，向科學進軍，作一名新長征的戰士，為國家早日現代化而奮鬥。胡耀邦的這篇演說富於激情，很有鼓動性。 《回擊科技界右傾翻案風》一文矛頭直指胡耀邦、李昌，進而逼向鄧小平。我根據毛澤東的一係列指示、《人民日報》社論精神和從清華大辯論中得到的一些材料，將“右傾翻案風”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了全麵的概括：“毛主席一再教導我們：要警惕出修正主義。從教育界的種種奇談怪論，到科技界的一係列修正主義觀點，異曲同工，如出一轍，耐人尋味，發人深省，它說明存在著一條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以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複辟倒退，搞反攻倒算為主要內容和主要特征，它的理論基礎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它的手段是折衷主義。從政治上、思想上回擊這股右傾翻案風，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是擺在我們麵前一項嚴重的戰鬥任務。”該文在全國造成很大影響，不少人寫文章時都加以引用。 為了批所謂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特地查閱1957年周恩來總理在人代會上的報告，因為其中有駁斥右派“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內容。 此文在發表前，我們還找北大化學係、物理係一些骨幹座談，聽取他們對文章的意見。在那種大氣候下，他們當然不會提出什麽相左的意見。 我清楚地記得，這篇文章是在1976年春節播放的，大年初一清早，我打開收音機，聽到正在播放《回擊科技界右傾翻案風》一文。當時，我很興奮，自以為領會、掌握了毛澤東思想。事後看來，此文顛倒是非，擾亂人心。 1976年6月份，《紅旗》又來約稿，要我們寫一篇《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的文章。為了寫這篇文章，我與何芳川、陳先達三人查了很多鄧小平的言論，查來查去，感到鄧小平與林彪不大一樣，他沒有什麽尊孔的言論。隻找到一句“要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那麽，文章怎樣寫呢？我們三人與《紅旗》雜誌的編輯一起討論，決定把鄧小平與孔孟從本質上聯係起來。何謂從本質上聯係？就是說，孔老二要複辟，要恢複周禮，鄧小平要恢複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套，複辟資本主義，從搞複辟這一點來說，他們的本質是相同的。於是，我們便牽強附會地寫出了這一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的文章，生拉硬扯，將鄧小平與孔孟之道連在一起。這篇文章發表在1976年第9期《紅旗》上。 在批鄧過程中，“梁效”曾將鄧小平幾年來的講話編出一份《鄧小平言論》，供批判用。其中收進了鄧小平授意，胡喬木、鄧力群撰寫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胡喬木和鄧力群曾把交待材料報送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華又將它轉給了“梁效”。 鄧小平在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約於1976年2、3月間承認自己犯了路線錯誤。這是李家寬向“梁效”成員傳達的。 “天安門事件”後，中央公開點了鄧小平的名，罷了他的官。我們的文章想說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但是，後來聽說事發那天，鄧小平既沒去天安門，也沒有在幕後指揮，而是到前門飯店理了發。因此，我們隻好說他實質上是後台。 四、《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粉碎“四人幫”後，《光明日報》1976年10月4日發表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被定性為“四人幫”的篡黨奪權動員令。因此，起草這篇文章的我們小組首當其衝，受到猛烈衝擊。 毛主席逝世後，《光明日報》向“梁效”約稿，要我們寫一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主要談談“按既定方針辦”的問題。李家寬問我們組能不能寫。 對毛主席逝世，我個人已在北大校刊上發表過一篇悼念文章，題為《敬愛的毛主席啊我們永遠忠於您》，刊登在1976年9月16日的《新北大》上。當時我崇拜毛澤東，認為他是當代最偉大的人物。盡管文革初期，我受到衝擊，遭到批鬥，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我的思想逐步被其征服，完全接受了他的理論。我認為毛澤東知識淵博，文史哲造詣深，對中國革命有巨大貢獻，對世界亦有廣泛影響。他的逝世，猶如巨星隕落，令我悲痛不已。這篇悼念文章充分表達了我當時的思想和心情。 對《光明日報》的約稿，我卻興趣不大，因為此時我正準備赴波蘭工作，整天在學習英語。現在，李家寬既然找到頭上，那就寫吧。我便將此事告知兩位組員何芳川和陳先達，他們也是持“要寫就寫吧”的態度，不甚重視。不久，《光明日報》副總編輯孫關龍應約來到“梁效”駐地，與李家寬和我們小組的同誌一起討論文章的主題。孫一開頭說：“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晚年的一項重要指示，因為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將這句話用粗體字刊出。”我對此也深信不疑，早在8月份，我已從《人民日報》一位朋友那裏得知華國鋒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點指示：“國內問題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針辦”。 9月20日上午9時，汪波清、孫關龍在光明日報社對我、陳先達、何芳川等人談了對該文的要求。孫關龍說，我們理論部幾個同誌研究了一下，這篇文章不對毛主席這一指示作解釋，而要歌頌“按既定方針辦”這六個字的偉大意義，這六個字，字字千金，要歌頌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接著，孫關龍對文章的路子、內容提出了比較詳細的提綱：首先談談“按既定方針辦”的偉大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不僅管我們這一代、下一代，還要管世世代代。違背這一點，黨就變修，國就變色。然後談談為什麽必須“按既定方針辦”。回顧黨的曆史和國際共運史的經驗教訓。毛主席已經為我們製定了一整套方針，歌頌主席思想的偉大發展。違背就失敗，遵循則勝利。在社會主義時期，就是按黨的基本路線辦。再談談怎樣“按既定方針辦”。一是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二是加強黨的領導，堅定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當前，在國內要批鄧，在國際要堅持反對蘇美兩霸。最後要強調，不鬥爭就不能進步，要樹立必勝的信念。汪波清補充說，最有說服力的是毛主席領導下取得的成果，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遺產。藍圖已繪好，問題是堅持“按既定方針辦”，而不是另想一套。過去的曆史證明了這一點，以後還是這樣，要鼓舞必勝的信念。孫關龍還談到國際共運史的經驗不太好寫，馬恩逝世後，列寧堅持馬克思主義，取得了革命勝利。斯大林逝世後，出了赫魯曉夫。汪波清說毛澤東思想現在深入人心，馬恩那時兩個人，現在八億人民掌握了馬克思主義。 在討論結束前，汪波清把師海雲找來，請他念了一遍華國鋒在計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其中傳達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針辦”的指示。孫關龍和汪波清還給我們看了新華社內參關於對“按既定方針辦”的反應。 文章大意明確後，我對何芳川說：“你先起草，然後我們大家修改。”那時我隻想盡快赴波，已經心不在焉。何說：“行，我起草。”並說：“這不是什麽大文章，幾千字就行了。”初稿完成後，由我執筆修改，我未作大的改動，隻作了一點非實質性的文字潤色。這篇文章便於9月24日左右定稿。經李家寬等人同意後送《光明日報》。9月30日下午，遲群電話告李家寬：“我太忙，沒時間，那四篇稿子（包括《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不看了。你們看了，可以發。”同日，《光明日報》排出清樣，讓我們再審一遍。清樣複審後立即退了回去。10月4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顯著位置予以發表。該文的標題是我起的。這篇文章的寫作經過就是如此，並非江青或遲群、謝靜宜授意。 粉碎“四人幫”後，工作組責令我們寫作組交代“四人幫”是如何授意寫作此文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報刊文章把這篇文章定性為“篡黨奪權的動員令”、“矛頭指向華國鋒主席”等等，真是令我啼笑皆非。後來，上麵還要《光明日報》總編輯莫艾和他的副手孫關龍交代與“四人幫”的關係。此事審查了多年，也沒查出“四人幫”與這篇文章有何直接關係。 當時，對我們施加壓力最大的莫過於華國鋒主席，他一口咬定我們這篇文章的矛頭是針對他的，這就將我們置於反黨反革命的絕境。 當時，我基於對毛主席的信任和尊敬，同樣也信任和尊敬華國鋒，擁護他出任要職，絲毫沒有反華之心。甚至在修改《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時，我還按照華國鋒在毛主席追悼會上所致悼詞的提法，作了變動，如第四段“親自領導了秋收起義，建立了第一支工農紅軍”，在文章的第十二段，我加了一句：“並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暴風雨中考察和鍛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在通稿時，我舉例說：“譬如華國鋒同誌就是久經考驗的，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我擁護他還唯恐不及，又怎能去反對他呢。 實際上，從範碩所寫《“四人幫”覆滅記》等材料反映的情況看，當時高層的政治鬥爭也漸趨尖銳化，華國鋒等人隻是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文作為粉碎“四人幫”的行動借口，這大概才是曆史的真相。 （責任編輯洪振快） |
評論
博主已關閉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