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oyun的博客
我在“梁效”的經曆
正文
ZT:
回顧“粉碎四人幫”：是華國鋒陰謀篡黨奪權而不是四人幫
·劉 健·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８時許，華國鋒在中南海的懷仁堂向被武力製服的王
洪文宣布：“王洪文，你不顧中央的一再警告，繼續結幫拉派，進行非法活動，陰
謀篡黨奪權，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中共中央決定，對你實行隔離審
查，立即執行”，隨後便將其抓捕 （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１０頁）。幾分鍾之
後，又用同樣的方法將張春橋抓捕。在此之後，在中南海江青的住處將其抓捕。最
後，華國鋒又親自打電話給姚文元誘騙姚到中南海並將其抓捕（武健華，２０１３
，第１３頁）。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粉碎四人幫”事件。
三十七年來，人們一般接受或認同粉碎四人幫是因其試圖陰謀篡黨奪權這一結
論。近年來，策劃和執行抓捕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下稱江派）的細節
被披露出來，這使得客觀分析和討論這一曆史事件成為可能。本文將根據已在國內
公開發表的史實，對這一事件進行實證，客觀，不帶意識形態偏見的分析和討論。
本文所引用的史實均來自在國內公開發表的，可信性高且具權威性的回憶和著作。
主要史實來源為：“武建華：葉劍英汪東興密談處置四人幫”（武建華，２０１３
）；吳德：《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吳德，２００８）；葉永烈：《四人幫
興亡》（葉永烈，２００９），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毛毛，２
０００）。武建華時任中央警衛局副局長，８３４１部隊政委，汪東興的助手，直
接參與策劃和實施抓捕江派的行動方案（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５頁）。吳德時任
北京市委書記也直接參與策劃這一事件。葉永烈的《四人幫興亡》雖是紀實文學，
但含有許多珍貴的史料，比如，王洪文和姚文元在被捕後的供述。我在引用時，將
注明哪些是當事人的回憶，哪些是葉永烈的敘述。
在本文中，我首先確定判斷非法和篡黨奪權的標準。第二，根據確定的標準和
史實說明江派爭當黨中央主席並非是非法篡黨奪權。第三，按時間順序羅列在上述
文獻所記載的以華國鋒和葉劍英為首的一派（下稱華派）從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
毛澤東去世）到１０月６日（江派被捕）的所有活動。第四，按時間順序羅列江派
在同期的所有活動。通過羅列和對比，我們可以看出是哪一派進行了陰謀篡黨奪權
活動。第五，分析和討論對江派的指控。第六，分析和討論抓捕江派的非法性。第
七，對比兩派活動的特點。最後，對兩派的活動進行簡短的理論分析並對全文做一
總結。
一、判斷非法和篡黨奪權的標準
１９７６年的中國正處在文革動亂中，不是一個法治社會。但當時的社會和政
治也有其遊戲規則或程序。違反當時的程序就可定義為非法。毛澤東去世前在黨內
外擁有絕對的權威，他的指示就是法。具體地說，毛說誰是反黨誰就是反黨，毛說
誰是接班人誰就是接班人。毛去世後，這個絕對權威不存在了，當時的黨紀和程序
就成為判斷合法與非法的標準了；具體地說，試圖以不符合程序的方式爭當黨的主
席就是非法的陰謀篡黨奪權。
二、江青或王洪文爭當黨主席並不非法
江派有意讓江青當黨的主席（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４頁）。到目前為止，人
們接受或認同對江派的指控：江青想當黨主席是非法篡黨奪權。所以我們首先要問
的就是，江青想當黨主席是非法篡權嗎？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雖然華國鋒時任黨的第一副主席，但毛澤東並沒有指定他為黨的繼任主
席。如果毛在去世前指定華國鋒接替他為黨的主席（毛有足夠的時間做這一決定）
，那麽，別人在毛去世後再爭當黨的主席就可被視為非法的篡黨奪權了，其活動也
可被認為是犯罪活動。既然毛沒有指定華國鋒為繼任主席，那麽黨的主席就要通過
當時的組織程序選舉產生，即，通過中央全會選舉產生。即使在文革動亂中，中共
九大和十大都遵守了這個程序（雖然你可以說那是走過場）。
第二，毛毛寫道：“……經過林彪事件後，毛澤東不再會把權力給予一人之身
。在政治大局上，它采用的是讓不同的政治勢力相製衡的辦法……”（毛毛，２０
００，第４１３頁）。這從另一角度印證毛沒有指定某一個人（比如，華國鋒）為
他的唯一繼承人。他指定的繼承人是一個集體。
第三，毛曾為華國鋒寫了“你辦事，我放心”。這個條子曾被認為是華國鋒是
毛指定的接班人的有力證據。章含之在２００２年指出，“你辦事，我放心”是指
一具體事情，不是對華的一般的評價（章含之，２００２，第３０１－３０３頁）
。所以，這張紙條不能成為華國鋒是毛指定的接班人的憑證。
第四，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一點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在抓捕江派成
功後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華國鋒首先提議葉劍英擔任黨中央主席（武建華，２０
１３，第１６頁）。這意味著，當時華國鋒本人也認為：他不是唯一的人選，除了
自己以外其他人也有資格當主席（比如他提議的葉劍英）。葉劍英在這次會議發言
中說：“……我認為他（指華國鋒，筆者注）是比較合適的人選。這個擔子是不輕
，我們大家可以協助，請大家考慮”（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１６頁）。葉劍英的
發言也證實華國鋒不是唯一的人選，隻是一位比較合適的人選。而且，葉劍英僅請
與會者考慮同意他的提議，沒有說一定要同意他的提議。
如果華國鋒不是唯一的人選，其他人也有資格當選（比如華國鋒提議的葉劍英
）；那麽，王洪文曾是毛選擇的接班人，當時也是黨的副主席，且排名在葉劍英之
前，也自然是位人選。同理，江青作為毛的夫人有意當主席，或別人提議江青當主
席也是合理合法的，起碼不是非法的。換句話說，江派所進行的爭當黨主席的活動
至少是合法的，不是非法的篡黨奪權。請讀者具體地想象一下，如果在這次政治局
會議上，江派還沒有被捕而且作為政治局委員也參加了會議（８天前他們就開過這
樣的會）。葉劍英發言後，張春橋接著提議說：考慮到江青是前主席夫人或王洪文
年輕，我提議由江青或王洪文擔任黨的主席，請大家考慮。你盡可以不同意張春橋
的提議（如同葉劍英不同意華國鋒的提議），但你不能說張春橋的提議是非法的篡
黨奪權。
三、華派在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至１０月６日的活動
在這一節和下一節，我按時間順序羅列在上述文獻所記載或描述的兩派在從９
月９日到１０月６日這２８天內全部有關活動。為了避免對史實的爭議，我盡可能
引用原文。由於有些原文很長，我隻引用與本文有關的段落；有興趣的讀者可根據
提供的頁數查看原文。
９月１１日
吳德回憶道：“９月１１日，華國鋒借口身體不好，要到醫院去檢查。‘四人
幫’當時對華國鋒的行動是很注意的，是緊緊盯住的。華國鋒離開治喪的地方給李
先念同誌打了電話，說：‘我到你那裏，隻談五分鍾。’李先念說：‘你來吧，談
多長時間都可以。’華國鋒到李先念家，他一進門就很緊張地說：‘我可能已被跟
蹤，不能多停留，說幾句話就走。現在‘四人幫’問題已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了
。如果不抓緊解決，就要亡黨、亡國、亡頭。請你速找葉帥商量此事。’華國鋒說
完後即匆匆離去”（吳德，２００８， 第１７７頁）。
９月１２日
(1)葉劍英和汪東興的密談。據武建華回憶，從９月１２日到１０月４日，葉劍
英和汪東興有過４次密談商討解決四人幫（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１頁）。９月１
２日上午，葉劍英與汪東興進行了第一次密談。在這次密談中，“汪：江青這兩天
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裏的文件，被拒看後江青大為不滿。她又
要鬧事了。主席逝世後，他們的活動更加頻繁，更加明目張膽了。葉：對於這一點
，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好，我
們改天再談”（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２頁）。
(2)汪東興和李鑫的談話。武建華回憶道：“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２日和９月１４
日深夜，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看望汪東興。他們一起談到“
四人幫”近幾天的活動：９月９日淩晨２時在政治局討論治喪問題會上，江青哭鬧
著要開除鄧小平黨籍的問題；９月１０日王洪文在紫光閣擅自開設中央辦公廳值班
室的問題；姚文元他們還動員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寫勸進信等等。李鑫還說：“
我在釣魚台工作過一段時間。這夥人在釣魚台經常聚會碰頭，每次開政治局會議前
，他們都先開小會，討論對策。現在主席不在，他們肯定會造反奪權。我們要早下
決心除掉他們，免得被動。”
汪東興說：“我們對‘四人幫’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是一樣的。你同我談
的情況，提的意見很重要，你找個時間去華國鋒同誌那裏，把我們兩個人的想法和
意見同他談談，主席遺體在，我不好離開大會堂，讓他對‘四人幫’的這些情況有
個了解，對‘四人幫’的處置意見請他下決心。”（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１頁）
。
９月１３日
"9月１３日，李先念到葉帥處轉達華的委托。為了避免被“四人幫”發現，李
先念同誌也采取了同華國鋒相似的辦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園遊覽，發現沒有異常情
況後才去見葉帥”（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７８頁）。“李先念來到葉劍英住地，
探討如何對付”四人幫“的問題。葉劍英機警地打開收音機，在廣播聲的掩蓋下，
同李先念密談起來”（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４頁，原引《葉劍英光輝的一生》
）。
９月１４日
“李鑫於９月１４日晚去了東交民巷華國鋒家，和華國鋒談了“四人幫”在釣
魚台頻繁活動的情況和最近的動向，並代表汪東興提了除掉“四人幫”的意見……
當天夜裏，李鑫又到大會堂福建廳汪東興那裏，他說：我把我們兩個人對“四人幫
”的看法和處置意見，都對華國鋒講了，他聽進去了。雖然他沒有明確表態，但也
沒有表示反對的意見”（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１頁）。
９月１５日
葉劍英與汪東興進行了第二次密談。在這次密談中，“汪東興把近日江青要華
國鋒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主席處文件處理的問題，並且提出她、姚文元
、毛遠新和汪東興都要參加常委會的事情向葉帥作了匯報。
葉帥聽後說：他們氣勢逼人，向華國鋒出難題，逼他表態。
汪：那天因為夜已深，沒有打擾你。國鋒同誌同我商量後決定改為，中央常委
會聽取江青、姚文元和汪東興對毛主席處文件處理意見的匯報。
葉：好主意，我們不能上當。他們正在挖空心思向華國鋒施加壓力，向中央常
委會要權力，想擠進中央常委會內。做不到！今年我們黨先後有三位領導人與世長
辭了。“四人幫”乘機作亂，中國革命處於危難之中。
汪：江青一夥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黨中央同他們的鬥爭是勢不兩立的。
葉：他們背離黨中央，背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陰謀詭計，搞分裂，我
們如果不采取緊急措施，中國革命就會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敗！”（武建華，２
０１３，第２－３頁）。
９月２６日或２７日
吳德回憶道：“９月２６日或２７日的晚上，華國鋒約李先念和我談話，交換
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我也察覺到“四人幫”近來的一些活動不正常，
表示支持華國鋒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並說解決的辦法無非兩種，一是抓起來，二
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的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辦
法來解決，說我們會有多數同誌的支持。在政治局投票，我們是絕對多數，過去他
們假借毛主席的名義壓我們，現在他們沒有這個條件了。
李先念插話說，你知道赫魯曉夫是怎麽上台的嗎？
我說，當然知道。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是少數，莫洛托夫，馬林科夫是
多數。赫魯曉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軍用飛機把中央委員從各地接來開中央全會
，在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的人占了多數，莫洛托夫，馬林科夫遭到失敗、被打成
了反黨集團。
隨後，華國鋒，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計了當時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我們
認識到：在政治局開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有把握；但在中央全會投
票解決“四人幫”，我們沒有把握。十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四人幫”利用他們手
中的權力，把許多屬於他們幫派的人和造反派頭頭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如果召開中
央委員會，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
才是上策。
我們還分析了全國的形勢，認為“四人幫”在群眾中是孤立的，在軍隊中是沒
有力量的……我們一直討論到早晨５點，認識一致了……粉碎“四人幫”後，華國
鋒和李先念都對我說過，通過這次商量後，華國鋒下了把“四人幫”抓起來進行隔
離審查的最後決心”（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７８－１８０頁）。
９月３０日
吳德主持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開慶祝國慶的會議。會後，華國鋒，李先念和吳德
又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８０－
１８１頁）。
１０月２日
(1)下午，葉劍英與汪東興進行了第三次密談。“第三次密談。１９７６年１０
月２日下午３時許，葉劍英元帥按照預約來到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的辦公室……葉
：最近形勢很緊張，這也是我們意料之中的……我看“四人幫”不除，我們的黨和
國家是沒有出路的！
汪：為了繼承毛主席的遺誌，挽救黨的事業，我們有責任粉碎“四人幫”這個
反革命集團！
葉帥探著身子、壓低聲音問汪東興：“你考慮好了嗎？”
汪東興用肯定的語氣說：我認為形勢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決心的時候了
！
葉帥堅定地說，對！他們的氣勢發展到如此地步，該攤牌了，不能失掉時機，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他停頓了一會兒又說：“至於鬥爭的結局是喜劇還
是悲劇，待見分曉”。
汪東興莊重地說：葉帥，你是我們黨內以深思熟慮、多謀善斷而著稱的領導人
，由你和華國鋒同誌一起領導，團結政治局大多數委員，我看優勢會在我們方麵。
葉帥說：９月２９日的政治局會議，我同先念、向前請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
擅自宣布散會，留下“四人幫”，圍逼華國鋒。你留下來陪同華國鋒一起對付他們
，做得對。
汪東興說：當時我覺得他們這樣做很反常，他們簡直就是在質問華國鋒同誌。
葉帥異常激動地說：看來他們已經開始下手了！他們是在逼華國鋒攤牌，交權
！他們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由來已久，想把他們的幫派利益淩駕於黨和人民的利益
之上。
妄想！我們要立即找華國鋒同誌談，要加速采取果斷措施。
太陽已經落山，汪東興對葉帥說：葉帥，消消氣。今晚請你嚐嚐我們家裏的飯
菜。
葉帥很高興地和汪東興一起進了晚餐。
葉帥嚴肅莊重地說：好！就這樣說定了。我現在就去華國鋒那裏同他談，具體
問題由你今晚去華國鋒那裏談。一定要嚴格保密，不能走漏半點風聲！盡量做到知
密範圍小，但也不排除出點小的亂子。
汪東興說：肯定有風險，但力爭不出亂子。
葉帥臨出門時叮囑說：事實擺在眼前，逼著我們要加速進程，不能失掉良機。
４日下午我再來，不要打電話，你也不能到我那裏去，不要驚動了他們。
汪東興說：我明白。”（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３－４頁）。
(2)10月２日晚，汪東興開始製定抓捕江派的行動方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
日晚，汪東興送走葉帥後，已經是７點多鍾了。他在辦公室來回踱步，盤算了一會
兒，讓值班的高成堂秘書通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李鑫和中央警衛局副局長
、８３４１部隊政委武健華到中南海南樓汪東興辦公室開會……我們三人到場之後
，東興同誌就直截了當對我們說：中央已經下了決心，對“四人幫”要采取行動。
他一麵說，一麵用手畫了一個圈，五指並攏攥緊了拳頭，示意要把“四人幫”一網
打盡。他說，你們先琢磨出一個行動方案，我要到華國鋒那裏去，我回來後，咱們
繼續討論行動方案。他特別強調，要嚴守機密，不能有絲毫疏忽”（武建華，２０
１３，第５頁）。
(3)10月２日晚 華國鋒先 與葉劍英密談，再與汪東興密談。“按照葉帥的交
代，１０月２日晚９時汪東興去了華國鋒副主席在東交民巷的住地。
在華國鋒副主席辦公室，汪東興對他說：今天下午葉帥到我的辦公室來，我們
談了一個下午，主要討論如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華國鋒回話說：葉帥剛才來過。你們談的意見原則上和我想的一致。現在的問
題是如何具體化。剛才我和葉帥商議過，由你先提出一個具體的實施方案來，我們
再來議定，你看這樣好嗎？
汪東興想了一會兒說：我回去考慮一下，拿出一個具體的實施方案，明天我再
來匯報。
華國鋒又進一步明確地說：形勢逼人，爭取在一周內解決怎麽樣？你盡快準備
，但也不要過急，沒有準備好，不能動手。
汪東興表示同意：我爭取一周內作好準備，沒有把握的仗，絕對不能打。明天
我把方案拿出來咱們再定。
華國鋒說：你製訂方案時，還要考慮到困難和阻力，而且時間緊迫。
汪東興說：時間是很緊了，據我了解，張春橋最近兩次到中南海，在江青家裏
談了很久。我們一定要趕在他們前頭。
華國鋒最後說：那好，明天還是這個時間這個地點見麵，不打電話了。”（武
建華，２０１３，第４－５頁）
１０月３日
(1)汪東興完成製定行動方案。“１０月３日淩晨３時，李鑫、武健華在汪東興
的辦公室，向他匯報了我們商量的行動方案的初步意見，東興同誌和我們進行了詳
細地研究……在這個行動方案中，還對行動期間，力量的組織，隔離地點，保密措
施，戰備預案以及同北京衛戍區的分工和配合問題，都提出了具體明確的實施細則
”（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５－６頁）。
(2)華國鋒和汪東興的談話。武建華回憶道：“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３日晚９時，
按約定的時間，汪東興和華國鋒在東交民巷華的辦公室又見麵了。汪東興向他詳細
匯報了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部署和實施方案。
華國鋒副主席聽完匯報後說：“聽了你們製定的行動方案，我認為辦法是可行
的。我考慮時間是否再縮短一些，爭取提前解決。”
汪東興說：“我看這個主意好，免得夜長夢多。準備時間是否由十天縮短為六
天，我們還要提防他們鋌而走險先動手的可能。”（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６頁）
。
(3)華國鋒和吳德的談話。吳德回憶道：“１０月３日或４日，我到華國鋒處商
量事情時華國鋒提出，葉帥告訴他北京軍區在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
秋橋常去那裏活動。葉帥對這個師的情況不放心”（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８２頁
）。吳德後來說，“後來實際表明，這個師毫無問題”（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８
４頁）。
１０月４日
(1)上午：汪東興的活動。“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４日上午，汪東興同中央警衛局
副局長毛維忠、人民大會堂管理局局長劉劍以及武健華一行四人，以一級戰備的名
義，檢查地下工程內各個隔離點，並對地下工程的安全措施、家具用品、盥洗器具
、機電設備等進行了全麵檢查。檢查後責成８３４１部隊防化科長黃昌泰、工程管
理中隊教導員廉潔，在絕對保密的原則下，緊急動員最必需的部隊，按使用狀態，
做好一切準備”（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６頁）。
(2)下午：汪東興和葉劍英第四次密談。“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４日下午，葉帥如
約來到中南海南樓汪東興辦公室……葉帥坐在沙發上，一邊喝茶，一邊聽汪東興匯
報……汪東興把粉碎“四人幫”的行動部署和實施方案，一一作了詳細匯報。葉帥
聽得很仔細。聽完之後，他沉思片刻說：“兵法上有這樣的話，‘計熟事定，舉必
有功’；‘凡謀之道，周密為寶’。我看這個計劃比較成熟，安排也相當周全了。
照這個實施方案執行，必會成功。”葉帥接著又說：“當然，還要特別注意保密啊
！因泄密導致失敗的曆史事件太多了。同時警戒要嚴密，無關人員不得進入現場，
一定要把緊這一關。”
汪東興很讚成葉帥的指示，他強調說：“葉帥講的，都是從我黨曆史上血的教
訓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所謂‘一著不慎，滿盤皆輸’，我們將要求所有行動人員務
必切實做到。”（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６頁）
(3)下午：華國鋒，吳德和汪東興的活動和談話。吳德回憶道：“１０月３日，
４日，我與華國鋒及時交換各種意見，我們把所能出現的各種情況都考慮了一遍。
華國鋒要求一定保持首都的穩定……
１０月４日下午，我又被華國鋒找到他的住處。我們再一次全麵檢查、研究了
準備工作是否就緒，解決問題的環節是否完善的問題。下午５點多，我回家了。可
是剛剛到家，華國鋒又來了電話，要我馬上到他那裏。我急忙趕去，汪東興也在華
國鋒家裏。我們聽了汪東興的具體行動方案，共同議定了中南海內外相互配合的措
施。這是粉碎“四人幫”前的最後一次匯報了”（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８５－１
８６頁）。
筆者按：據武建華的回憶這次活動發生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５日淩晨２時（武
建華，２０１３，第７頁），與吳德的回憶相矛盾。這裏以吳德的回憶為準。這類
矛盾不影響史實的真實性和下文的分析和討論。
(4)華國鋒和汪東興的密談。據葉永烈記述：“汪東興說：……逮捕“四人幫“
的方案，是１０月４日晚上十一時至５日淩晨三時，華國鋒來我家，與我反複討論
後，由華國鋒批準的”（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３３頁）。
１０月５日
(1)上午至下午：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的密談。據葉永烈記述，“汪東興說
：……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我隻身來到華國鋒的中南海的秘密住處，向他匯報了
這次行動的人選名單和具體部署，吃罷午飯，稍作休息，我和華國鋒便分別乘車駛
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號樓葉帥家，最後共同研究行動方案，以便取得統一認識
。
為了避人耳目，華國鋒驅車來到北京醫院，在院子轉了一圈，又從後門出來，
直奔城外……
葉帥入座後，問華國鋒：“你來這裏別人知道嗎？”
華國鋒說：“葉帥放心，我是秘密行動，繞道而來。”
這樣，５日下午四時，華國鋒和我帶著行動方案，一起上玉泉山九號樓葉劍英
家，與葉帥反複討論後，三人作出決定明天（６日）晚上八點就動手”（葉永烈，
２００９，第３４頁）。
筆者按：有些學者和當事人認為，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在此期間從沒有
同時在一起過。武建華的回憶也沒有提到這次活動。但葉永烈強調他引用的是汪東
興的原話（見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３３頁）。
(2)下午，汪東興陪同華國鋒到地下工程。“１０月５日下午，汪東興陪同華國
鋒到地下工程，對各隔離點又仔細檢查了一遍，認為完好可用。此後，汪東興、武
健華又對懷仁堂會場及其大小門出入口、停車場，進行了細致檢查；對有關的武器
彈藥、車輛裝備、通訊聯絡、後勤保障等工作進行了詳細地布置和檢查。同時，還
製訂了非正常情況時幾種應急的預案”（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７頁）。
１０月６日
(1)軍事部署。據毛毛記述，為了１０月６日的行動，“葉帥對軍隊作了相應的
部署”（毛毛，２０００年，第５２０頁）。
(2)北京戒嚴。“１０月６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實際上實行了暗中戒嚴，外地進
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監視，防止外地的部隊進北京”（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８４頁
）。
(3)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抓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武建華回憶
道：“１０月６日下午３點３０分，我通知四個行動小組的全體同誌，集中在南樓
汪東興辦公室外麵的幾間屋子裏，等待接受任務……汪東興嚴肅地壓低聲音對大家
說：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對“四人幫”今晚要采取緊急措施，對其進行隔離審查
……汪東興又向大家宣布了三條紀律：第一，要絕對保守機密。萬一失密，敗壞了
黨的大業，那就非同小可，要給以最最嚴厲的製裁！……”（武建華，２０１３，
第８頁）。
晚６時３０分，汪東興乘車到達懷仁堂門前；晚７點２０分，葉劍英到達懷仁
堂；７點４０分，華國鋒到達懷仁堂。７點５５分，王洪文被抓捕。７點５８分，
張春橋被抓捕 （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９－１１頁）。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在被抓捕時說，“想不到你們這樣快！”。武建華認為
這句話“反證了中央提前處置“四人幫”的正確決斷”（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１
０頁）。
(4)軍事接管宣傳和新聞機關。“當晚華國鋒通知中聯部部長耿飆到懷仁堂接受
任務……耿飆到懷仁堂後，華國鋒，葉劍英指示他立刻接管由姚文元等人領導，控
製的新華社，中央廣播事業局等新聞機關，奪回被”四人幫“控製的宣傳，輿論陣
地的領導權”（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８７頁）。
(5)政治局會議：華國鋒當選黨中央主席。“晚上１０點政治局在葉劍英駐地玉
泉山９號樓開會。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說：。。。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議，請我
們葉帥擔任黨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１５－１６
頁）。這個建議被葉劍英婉拒。華國鋒當選黨中央主席（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１
６頁）。
“會議結束後，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住在了玉泉山”（吳德，２００８，第１
８９頁）。
四、江派在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至１０月６日的活動
９月９日
(1)9月９日淩晨２時在政治局討論治喪問題會上，江青哭鬧著要開除鄧小平黨
籍（武建華， ２０１３第１頁；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１７－１３１８頁）
。
(2)9月９日淩晨。姚文元在懷仁堂布置宣傳任務後，把魯瑛留下來單獨密談。
魯瑛回憶道：“姚文元說：‘這幾天如果發生什麽事，我同你電話聯係不上怎麽辦
？你要有所準備，如果電話聯係不上，你得獨立處理問題。’”
我聽後心領神會，並為姚文元出謀劃策說：“毛主席逝世後，首先要注意軍隊
，軍隊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別注意安全，出入行動要小心些。”
姚文元說：“是要注意軍隊，還有個大民兵哩！”（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
３２４頁）。
９月１０日
(1)王洪文在紫光閣擅自開設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後被華國鋒和葉劍英製止（武
建華，２０１３， 第１頁；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１３－１３１５頁）。
(2)姚文元他們還動員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寫勸進信（武建華，２０１３，第
１頁）。
９月１６日
在姚文元的指揮下，中央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向全國公
布“毛主席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葉永烈，２００９，第 １３２４
頁）。
９月中旬（日期不詳）
江青要毛的手稿，並拿走毛的兩次談話記錄，被追回。汪東興命令封存毛的文
件。（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２ 頁；葉永烈，２００９，第 １３１６－１３１
７頁）。
９月１９日
“江青向華國鋒提出，召開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聲言討論“重大問題”，她
要求她、姚文元、毛遠新出席會議（三人均非常委），卻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
英出席會議！”（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２１頁）。
前文引用的武建華的回憶也談到這一事件，但日期是在９月１９日之前，議題
是討論毛主席處文件處理的問題，江青建議她、姚文元、毛遠新和汪東興都要參加
這次會議（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２頁）。
９月２１日
據葉永烈記述，９月２１日，王洪文在上海露麵，“據說是為了落實毛澤東遺
體的防腐保存問題，而暗中對“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就在這一天，徐景賢
出現在北京釣魚台。據說是來開衛生部的會議的，而暗中與張春橋密談。”（葉永
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１９頁）。
９月２３日
(1)王洪文給王秀珍掛了長途電話，叮囑她：“要提高警惕，鬥爭並未結束，黨
內資產階級他們是不甘心失敗的，總有人會抬出鄧小平的”（葉永烈，２００９，
第１３１９－１３２０頁）。
(2)上海傳達張春橋的談話。據葉永烈記述，蕭木派機要員從北京給上海市委送
來一封密信，信中寫的主要是張春橋９月１８日晚同他談話的內容，其中第三，四
點是：
“三、我對春橋同誌表示擔心目前的形勢，特別是軍隊不在這邊。春橋同誌說
：現在的形勢不能同馬克思逝世時比，也比列寧逝世時的形勢好得多，當年托洛茨
基是紅軍總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鄧小平雖被打倒了，但資產階級還有力量
，問題在於誰掛帥。目前資產階級的力量還沒有集結起來，缺少掛帥的人物。
四、我問春橋同誌：中央今後會出現怎樣的局麵？春橋說：主席不在了，看來
今後中央隻可能是靠集體領導了。如果今後要出修正主義，還是在上層，在中央，
在黨內的資產階級。要吸取蘇聯的教訓，警惕修正主義上台。蘇聯現在變修了，將
來還是會出列寧的。中國即使修正主義上台，將來也還會出列寧……”（葉永烈，
２００９，第 １３３３－１３３４頁）。
９月２８日
(1)張春橋在９月２８日派蕭木到上海。張春橋在９月２８日派蕭木到上海帶去
口信：“老實說，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
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２
０頁） 。
(2)江青在北京清華大學。據葉永烈記述，“在清華大學大興分校，江青來到蘋
果園……。有人要給江青摘蘋果，她話裏有話地說：‘蘋果留著吧，留在最盛大的
節日時吃吧’……當人們給她拍照時，江青又借題發揮：‘膠卷留著吧，留著照最
重大的政治事件吧！’……當江青離開清華大學大興分校時，她神秘地說：‘你們
等著特大喜訊，準備學習公報！’”（葉永烈，２００９，第 １３２８－１３２
９頁）。筆者按：葉永烈引用一位友人的來信以證明江青的這次活動。但江青上麵
的帶引號的談話不是當事人的回憶，是葉永烈本人的敘述；葉永烈沒有注明出處。
９月２９日
政治局開會。在會上，江青說：“毛主席逝世了，黨中央的領導怎麽辦？”（
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２１頁）。在會上，“她還批評華國鋒工作能力差，“
優柔寡斷”。江青一席講完，王洪文、張春橋要求政治局加強集體領導，要求給江
青“安排工作”。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還要給她安排什麽工作呢？王洪
文、張春橋的言外之意很明確，那就是安排江青當中共中央主席。
這當然使華國鋒十分為難，不便於說話。
又是葉劍英幫助華國鋒解圍。他說：“江青同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本
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誌、春橋同誌提議給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
麽樣的工作？江青同誌身體不好，堅持做好政治局委員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
葉劍英這麽一說，王洪文、張春橋無言以答——因為他們無法直截了當地提出
要江青當中共中央主席，隻能“迂回作戰””（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２１頁
）。
在這次會議上，兩派還因毛遠新是否回沈陽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並陷入僵局。
江青提出留下毛遠新“要他起草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報告”（葉永烈，２００９，
第１３２１－１３２２頁）。另外，華國鋒和葉劍英商議後，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
由汪東興出麵，對“按既定方針辦”提出了異議（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２８
頁）。
１０月１日
(1)"9月３０日，華國鋒在國慶節座談會上的發言，根本沒有提“按既定方針辦
”；但是，姚文元卻在１０月１日的綜合報道中，給華國鋒硬安上這句話”（葉永
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２８頁）。
(2)江青在北京清華大學發表講話，攻擊鄧小平（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３
０頁）。
１０月２日
(1)王洪文照標準照。葉永烈寫道：“風聞，１０月７、８、９日，北京將有“
特大喜訊”。王洪文一口氣拍了一百多張照片，以供登台時用。上海的紅紙頭被搶
購一空，準備慶賀“大喜之日””（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３６頁）。筆者注
：葉永烈沒有注明“風聞”的日期；但注明了王洪文拍標準照是在１０月２日；所
以我把這兩條放在一起了（見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２３頁和１３３６頁）。
(2)毛遠新曾通知孫玉國把沈陽部隊一個裝甲師調往北京。葉劍英獲悉後，立即
去電，命令裝甲師返回原地 （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２８頁，第１３３０－１３
３１頁）。
(3)華國鋒刪去“按既定方針辦”及張春橋的反應。當時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在
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送審稿送到華國鋒那裏審批時，“華國鋒發覺，這一發言稿中
多處寫著“按既定方針辦”，就把這些話統統刪去……葉劍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後，
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張春橋雖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畫
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卻加上了這麽一段話：國鋒同誌的批注，建議不下
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２８－１３２９頁）。
１０月３日
(1)王洪文在北京平穀縣講話。王洪文自問自答：“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
……打倒。” （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２６頁）。此後，王洪文又說“別人搞修
正主義，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義，你們也來造反”（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２
７頁）。
(2)"10月３日，姚文元把《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找來談話—進行關於“按既
定方針辦”的反調查”（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３９頁）。
１０月４日
(1)上午，江青帶著三十來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蘋果。（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
３３１頁）。
(2)10月４日蘇振華給葉劍英打電話，報告上海民兵不正常集結（葉永烈，２０
０９，第２８頁）。
(3)《光明日報》以頭版頭條的地位發表了“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
定方針辦》（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３１頁）。
１０月５日
“也就在１０月５日，從王洪文嘴裏傳出風聲：“七，八，九這三天，會有大
動作！””（葉永烈， ２００９，第３１頁）。筆者按：葉永烈雖用了引號，但
沒有注明出處。
１０月５日蘇振華再給葉劍英打電話，報告上海民兵奉王洪文的手令闖入吳淞
口炮台，葉劍英下令製止（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２８頁）。
１０月６日
(1)江青的活動。下午在中南海照相，後又到在景山公園拍完摘蘋果的照片，然
後回到中南海。江青吃過晚飯之後，便被抓捕（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３１－
１１３２頁）。
(2)姚文元和張春橋的談話。據葉永烈記述，姚文元下午前去釣魚台看望張春橋
。被捕後，姚文元在秦城監獄供述道：
我問張春橋，你在這一段時候（間）和國鋒同誌相處，你覺得怎麽樣？
張說：“我覺得一般還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
他還說：“我對國鋒同誌講了，我有主意盡量向你提出來，我的主意可能是
錯誤的，但我絕不會出壞主意。”
他還說，他曾多次勸華主席要和江青搞好關係。
當時我也勸張春橋說：“對華主席還是要幫，這是大局。”
他冷冷地說了一句：“盡量幫吧。”
現在我認識到：我當時找張春橋是錯誤的……
問：張春橋還說些什麽？
答：……後來我把那封信（引者注：指紀登奎的兒子的一封信，見後文）中
的一句話告訴了張春橋，我說：“我接到一封信，裏邊說毛主席逝世後，可能立即
宣布某某某是叛徒。這種問題並不一定是真的，但應提高警惕。”我沒有告訴他名
字（引者注：那封信中是說張春橋）。他聽了後，也沒有什麽反應……（葉永烈，
２００９，第３９－４０頁）。
(3)姚文元接著回憶道：“我從張春橋那裏出來已經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裏。
我的情緒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
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這話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說：
“活著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４６頁）。
五、對江派“陰謀篡黨奪權”罪名的分析和討論
以上羅列的江派的活動，都是當事人或作者作為江派罪行而發表的。 雖然我
懷疑其中一些史料的真實性，在本文中我假設它們都是真實的。我們現在就對這些
所謂的罪行進行分析和討論。在討論前，我首先回顧一下毛去世後江派的處境和心
態。這個回顧有助於理解江派在這一時期的言行。
(1)毛去世後，江派處境和心態。華派和江派都知道毛是江派的最大的支持者，
毛去世後，江派失去了這個最大支持者，他們感到了壓力和危機。另外兩派都知道
，軍隊由華派一方掌握。我們可從兩派的回憶找到根據。
關於毛對江派的支持和希望，吳德寫道：“毛主席對政治局的同誌，尤其是對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當時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記得十大後不久，毛主席
在遊泳池住處找我們談話，曾經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們。毛主席指著窗外菜地裏的
一些碧綠的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６８
頁）。
關於毛去世後，江派失去毛的支持和華派掌控軍隊，吳德寫道：“……過去他
們（指江派，筆者注）假借毛主席的名義壓我們，現在他們沒有這個條件了……我
們還分析了全國的形勢，認為“四人幫”在群眾中是孤立的，在軍隊中是沒有力量
的”（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７９頁）。
江派也深知這一點。下麵是姚文元在被捕後的供述：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後一天，我的思想狀況。
先從１９７６年７月下旬說起，新華社的解力夫轉給我一封河南分社記者寫給
我的親啟信，並要求我把此信轉給毛主席。這封信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
問：信裏寫的是什麽內容？
姚：這位記者寫信反映河南省委組織部一位負責人，１９７６年初在北京養病
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看他時講的一番話……他還說現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爭
，說那些老派現在不開口，因毛主席還活著，隻要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幹的，
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
下去就是血雨腥風之類的話……紀登奎的兒子還對這個組織部長說：要他回去給省
委打個招呼，對將來的事情要做好準備……我覺得不管怎麽樣，毛主席逝世後，我
的確有垮台的可能……這封信就一直壓下來了，像一塊大石頭一樣壓在我的心裏…
…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幾個宣傳單位負責人布置毛主席逝世
後的宣傳工作……談完話後，我又單獨把魯瑛留下來，我對他說：“這幾天要是你
們到處找我，突然找不到我這個人了，你要繼續做好報紙出版工作，現在階級鬥爭
形勢還是很複雜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樣，還要看一看。”我想利用這種暗示的
形式和他說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講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內容告訴他……
問：僅僅是紀登奎的兒子談話內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麽震驚嗎？還有什麽其
他原因？
姚：沒有這封信，我也會感到自己會被批判的。過去毛主席一直是保護我的。
毛主席逝世後，我就聯想到毛主席說過的“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
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我就擔心要解決到自己頭上了。但沒有這封信，我
不會對魯瑛講那番話”（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３７－１３３８頁）。
另外，據葉永烈記述，毛去世前王洪文也受到過一封類似的信，此信是許世友
兒子寫給北京朋友的：
“信中說：前幾天我見到爸爸，他對我說，主席逝世後，中國可能要發生內亂
，主要是爭奪最高領導權。如果北京有人鬧事，他就率部隊北上，占領北京城，控
製中南海和釣魚台，把那幾個人全抓起來，統統殺掉。爸爸說，這些‘上海幫’壞
透了，靠著有主席撐腰，恃權仗勢，橫行霸道，幹盡了壞事，現在主席沒了，他們
也快完蛋了。爸爸還說，別看王洪文是軍委副主席，張春橋是總政治部主任，軍隊
沒人聽他們的，槍杆子全抓在我們手裏，他們隻能調動幾個民兵師，成不了大氣候
。爸爸說，他隻用一個軍，就能把上海民兵吃掉。他把六十軍擺在無錫，就是盯著
上海的。……他（即，王洪文，筆者注）不僅把信給毛遠新看，而且還給張春橋看
了”（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９－２０頁，葉永烈原引自青野、方雷：《鄧小平
在１９７６》下卷，春風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王洪文在審訊中供認道：“我得到許世友兒子的信後，首先找到毛遠新，把這
封信給他看了。我擔心地說：‘看來他們真的要動手了，我們沒軍隊怎麽辦？’毛
遠新想了想說：‘北京軍區和衛戊區全靠不住，真的要有人鬧事，我們就被動了，
最好的辦法，是盡快從沈陽軍區調兩個師來。’我說：‘調動部隊要有軍委命令才
行。不然，李德生會聽你的？’毛遠新說：‘我給孫玉國打個電話，讓他直接下命
令，以拉練的名義把部隊調到北京附近。’我點頭表示同意，又擔憂地說：‘遠水
解不了近渴，關鍵時刻還得靠民兵。’於是，我又找到北京民兵指揮部的馬小六和
張世忠，讓他們連夜調集三千名武裝民兵，秘密住進中南海東側的中山公園裏，待
命行動。同時，我又向北京公安局長劉傳新和公安部副部長祝家耀通報了這個情況
，指令他們派出大量便衣警察和巡邏車，對釣魚台、中南海、人大會堂等幾個重要
場所進行重點守衛……”（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９頁）。
根據以上的史實，我們可以做如下的概括：毛去世後，華派和江派都知道江派
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江派感到了壓力，且得到了華派可能要采取軍事手段的信息
並試圖采取一些應變的，防衛的措施。
(2)王洪文在９月１０日私自設辦公室。毛去世後，中央工作分配沒有明確規定
。王洪文時任黨的副主席，排名僅在華國鋒之後，在中南海未經討論就設辦公室，
屬於利用製度不健全采取了對自己有利的行動，這不能說是非法的犯罪行為。葉劍
英判斷得十分準確，“現在雙方都在搞火力偵察，選擇突破口尋找時機”（武建華
，２０１３，第２頁）。
請讀者注意，王洪文這一舉動是公開的。
(3)江派沒有秘密跟蹤或竊聽華派的活動。據前文引用的史料，華國鋒，葉劍英
，汪東興，李先念等在交往中都擔心被江派秘密跟蹤或監聽，因此連電話都不敢打
或頻繁地更換住處。迄今，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江派暗地跟蹤或監聽了華派的活動。
如果有的話，王洪文和姚文元在被捕後一定會交代出來，因為我們從前文引用他們
的交代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在審訊中采取了合作的態度。另外，那些執行跟蹤和
監聽的當事人也會交代的。如果有這樣的證據，官方一定早就將其作為江派陰謀篡
黨奪權的罪證而公布於眾了。
(4)江派沒有在１０月中下旬奪權的計劃。江青於９月２８日在清華說，“蘋果
留著吧，留在最盛大的節日時吃吧！”，王洪文１０月２日照標準照，１０月４日
上海民兵的集結和《光明日報》發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王洪文在１
０月５日說“七，八，九這三天，會有大動作！”；這些事件給人們這樣的印象：
江派在 １０月７，８，９日或１０月中下旬，會有奪權的重大行動，很可能是秘
密的，非法的，或是帶有武力的。
華派也認為江派有一個在１０月中下旬陰謀篡黨奪權計的劃。具體地說，華派
認為江派有一個在１０月中下旬用武力抓捕華派的秘密計劃， 所以華派要趕在江
派之前采取行動。比如，王洪文在被捕時說“想不到你們這樣快！”，武建華認為
這句話“反證了中央提前處置“四人幫”的正確決斷”（武建華， ２０１３，第
１０頁）。吳德也說：“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發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
針辦》的文章，不點名地稱華國鋒是修正主義的頭子，更表明了“四人幫”已決意
將華國鋒等人打倒，是他們開始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行動的信號”（吳德，２
００８，第１７６－１７７）。
江派沒有在１０月中下旬“陰謀篡黨奪權”的具體計劃。如果有，王洪文和姚
文元在被捕後的審訊中一定會交代出來。另外，我們從華派的活動中可以看出，如
果用武力將對方抓捕，會涉及到許多執行人員。即使王洪文和姚文元不交代，被捕
的執行人員也會交代出來的。如果王洪文和姚文元或其他執行人員交代出了江派在
１０月中下旬“陰謀篡黨奪權”的具體計劃，官方一定會早就將其作為江派的“陰
謀篡黨奪權”的罪證公布於眾了（就象官方公布《５７１工程紀要》作為林彪密謀
政變的罪證）。但是在所有的已公開發表的回憶和文獻中，我們都沒有看到江派這
樣的計劃。而且我們可以預言，將來也不會有，因為如果有，官方早就會公布了。
因而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江派沒有這樣的計劃。下麵的分析都從不同角度支持這一
判斷。
那麽該如何解釋王洪文在被捕時說“想不到你們這樣快！”呢？一個比武建華
的解釋更合理的解釋是，王洪文在毛去世前看到了許世友的兒子的信，知道軍方有
可能采取軍事行動，但他沒想到這樣快：在毛去世後２８天就動手了。
另外，請讀者注意，江青的講話，王洪文照相，《光明日報》發表文章都是公
開的。王洪文在１０月５日說“七、八、九這三天，會有大動作！”葉永烈沒有注
明出處（見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３１頁）。
(5)江派沒有偽造毛的遺囑“按既定方針辦”。９月１６日，中央兩報一刊社論
《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下稱《毛》文）向全國公布毛澤東臨終囑咐，“按
既定方針辦”，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以頭版頭條發表了《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
方針辦》（下稱《永》文）。華派稱，在《毛》文中，姚文元偽造毛的遺囑，《永
》文則是江派要陰謀篡黨奪權的信號。
在這裏我僅對《毛》文和《永》文做簡單的回顧，因為史料已清楚地表明，姚
文元沒有偽造毛的遺囑，《永》文的撰寫與江派任何的主要人物都沒有任何關係。
詳細分析和記述請見平遙２００８年在《黨史博覽》發表的““毛主席臨終囑咐”
的曆史真相”和王忠人２００３年在《炎黃春秋》發表的“《光明日報》發表“按
既定方針辦”一文始末”。
平遙２００８年的文章指出，“按既定方針辦”是《毛》文的一位作者在寫作
時提議加上的，並在當時官方出版的《內部參考》找到這句話的出處， 它是由會
議記錄者筆誤造成的。平遙指出：《毛》文“隻有一處引用了“按既定方針辦”，
說是“毛主席囑咐”，未說“臨終囑咐”；《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三次引
用了“按既定方針辦”，稱之為毛澤東的“囑咐”、“諄諄囑咐”，也不見“臨終
囑咐”之類的詞匯。偽造“臨終囑咐”從何說起？”（平遙，２００８）。
王忠人２００３年的文章指出，姚文元和“梁效”的負責人遲群都沒有參與《
永》文的寫作，甚至連看都沒看過，是《光明日報》負責人莫艾主動組織寫的。王
忠人寫道：“經過審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幫”授意發表的問題，既然
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沒有陰謀關係，這樣，所謂“反革命奪權信號”一類提法，似
乎已不合適。事實上，近十年來有些比較權威的書刊已經不這樣提了。比如１９９
１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主編）和２００１年６月出版的《中國
共產黨簡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 在敘述粉碎“四人幫”過程時，都沒有提到
《永》文，更沒有說它是“反革命奪權信號”一類的話。”（王忠人，２００３）
。
姚文元在審訊的交代中解釋了他為何要大力宣傳“按既定方針辦”：“姚文元
：毛主席逝世前後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用了這句話（引者注：指“按既定方針辦
”）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裏保持穩定，就是說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可以不會馬上
發生。
審訊員：“既定方針”指什麽？為什麽你認為這條語錄就能夠“穩定局勢”？
姚文元：我認為它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即“過去決定的東西都要照辦”。具體
包括哪些，我沒有想過。（注：《姚文元案卷》，“審訊筆錄”，第８１卷５頁。
）”（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２６頁）。
“按既定方針辦”的另一出處是，張春橋稱是毛去世前獨自對他說的，張春橋
對王洪文和姚文元都說過此事 （葉永烈，２００９，１３２７－１３２８）。如
果華派稱這是張春橋偽造的，華派（而不是張春橋）要提供證據。
對這一點的疑問對本文的分析和討論沒有影響；兩個出處，無論哪一個是真的
都不能說江派偽造了毛的遺囑。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江派並沒有偽造毛的遺
囑，大力宣傳“按既定方針辦”也不是江派“陰謀篡黨奪權”計劃的一部分。
另外，請讀者注意，兩篇文章是公開發表的。
(6)上海發槍和暴動。上海給民兵發槍，孫玉國調裝甲師進京，張春橋的弟弟去
坦克師活動，上海策劃暴動，張春橋讓蕭木給上海市委的口信，給人一種江派要用
武力奪權的印象。通過王洪文和上海市委人員被捕後的交代，我們知道所有這些活
動都不是象華派所采取的先發製人的武力奪權活動，而是準備自衛和最後對華派軍
事行動的反抗。
首先，常識告訴我們，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爭奪最高領導權的活動集中在
北京，而不在上海。
張春橋在給上海市委的口信中說：“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
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２０頁）。
這句話本身也證明張春橋旨在防禦而不是進攻：如果有人搞江派搞成了的話，你們
就要打仗或暴動。另外，上海市委在得知江青等被捕的消息後，準備發出的口號是
“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５
５頁）。這些口號也反映上海暴動是被動的，自衛的。
最後，江派和華派都清楚，以民兵向軍隊發動進攻或抵抗軍隊的攻擊都是以卵
擊石。比如，吳德寫道：“徐景賢，王秀珍開始上海武裝叛亂……在大勢所趨的情
況下，他們不敢以卵擊石，被迫取消了叛亂活動”（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８９頁
）。
以上的分析和常識告訴我們，上海暴動不是江派“陰謀篡黨奪權”計劃的一部
分，那隻是無奈的防衛。用葉劍英侄子葉選基的話說是“負隅頑抗”（葉選基，２
０１１）。
退一步講，即使上海暴動是非法的和暴力的，華派也失去了對其指責的資格了
；因為華派已經違反程序，動用國家武裝力量在先，秘密地抓捕了包括黨內排名第
二的副主席和前主席夫人等江派的主要人物。
(7)江青試圖控製毛的文件。毛去世後，他的文件由誰來管理，沒有明文規定（
見張玉鳳所寫的材料，葉永烈，２００９，第１３１６頁）。江青試圖以夫人的身
份控製毛的文件最多隻能說是想鑽製度不健全的空子而獲取對毛的文件的控製權，
不能說是非法行為（因為還沒有相關的法）。請讀者注意，江青的活動是公開的，
華派是知道的。
(8)江派沒有做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江派沒有做的事情。沒有任何史料顯示
，從９月９日到１０月６日，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在一起開過會。記載
的隻有張春橋兩次去江青的住處及姚文元和張春橋在１０月６日晚被捕前的談話。
華派知道張春橋兩次去江青家（武建華，２０１３，第４頁），顯然那不是秘密的
。而且，沒有任何史料表明江青與張春橋的兩次談話涉及任何秘密的武力奪權計劃
。最後，江派政治局會上的言行都是公開的。
六、對華派活動的分析和討論：為什麽說抓捕江派是非法的陰謀篡黨奪權活動
第一，從前文所羅列的華派的活動我們可以看出，華派的所有活動都是在極端
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其原因十分清簡單：他們知道其活動是違反組織程序的，也
就是非法的，如果被發現或失敗，是要被定罪或殺頭的。
第二，華派的活動是帶有武力的，並動用了國家的武裝力量。
第三，華派用毛對江派的批評作為抓捕江派的依據是不能成立的。在談到毛對
江派的批評時，吳德回憶道：“毛主席還說，‘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今
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吳德，２００８，第１７
１頁）。第一，毛明確說了，問題不大。第二，當時毛的指示都被當作命令。如果
毛說的“解決”是把江派抓起來，華派可光明正大地將江派逮捕，沒有必要秘密地
策劃和執行對江派的抓捕。顯然，毛對江派的批評不能成為抓捕江派的理由。
第四，抓捕江派與江派在文革中的言行無關。有些讀者可能認為，即使江派沒
有篡黨奪權，就其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也該被抓。
江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不能成為其被抓捕的理由是，第一，華國鋒在抓捕江
派時僅指控其“陰謀篡黨奪權”，並沒有指控其在文革中的言行。第二，在抓捕江
派之後，華國鋒曾在相當的一段時間內提倡和堅持“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
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第三，
１０月６日後華派明確表示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鞏固和發展文革的成
果。例如，就在抓捕江派後的１６天，即１０月２２日，北京召開百萬人的慶祝大
會上，吳德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其講稿“是政治局集體討論定稿的”（吳德，２０
０８，第１９０頁）。在講話中，吳德說：我們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
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
第五，嚴格地說，華派在９月２６日或２７日華國鋒與吳德和李先念談話後的
任何一項與抓捕江派有關的活動都是陰謀篡黨奪權活動。這次談話標明，華國鋒考
慮了用合法的開政治局會議或中央全會和非法抓捕的兩種方式來阻止江派爭當黨主
席或解除江派的職務。權衡之後，華對合法的開會方式沒有取勝的把握，才決定采
取動用武力抓捕的方式。也就是說，華派清楚地意識並預測到了如果根據黨紀和程
序以召開中央全會的方式選舉新的中央主席，江青很有可能當選；因此，華派決定
采取了不合程序的或非法的方式並動用國家武裝力量秘密地策劃和實施抓捕江派的
行動方案。抓捕成功後，華當選新的黨中央主席。用“陰謀篡黨奪權”來形容華派
的上述活動是再恰當不過了。
七、對比兩派活動
第一，華派的活動都是秘密的，江派的活動基本都是公開的。
第二，在動用武力上，華派是先發製人並且動用的是國家武裝力量；江派則是
被動的防禦且隻能依靠民兵。
第三，華派精心策劃和實施了抓捕江派的行動方案；江派沒有從事類似的活動
，也沒有一個類似的行動方案。
第四，華派的行動目標十分明確，具體，即，抓捕江派；江派則沒有統一的策
略。比如，江青想當主席，可張春橋對將來的打算是集體領導。
第五，江派是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被抓捕的。當華國鋒已秘密開始抓捕江派行
動時，張春橋和姚文元還在討論如何與華國鋒在工作中合作。
八、分析和總結
在本文所引用的指控江派和歌頌華派的文獻中我們沒有找到江派陰謀篡黨奪權
的任何史實，卻列出了華派陰謀篡黨奪權的證據。
最後我們用理論和常識對兩派的活動進行簡短的分析和總結。前文所引述的史
實標明毛去世後的主要相關事實是：（１）江派失去了毛這個最大的支持或後盾，
黨內派別平衡向對華派有利的方向傾斜，（見前文引述汪東興１０月２日與葉劍英
的談話和９月２６日或２７日吳德與華國鋒和李先念的談話，）（２）華派掌控軍
隊，江派在軍隊中沒有力量，江派以武力對抗華派無疑是以卵擊石（見前文引述吳
德的談話和王洪文和姚文元的供述），（３）江派掌控宣傳機構，（４）如果通過
程序以開會的方式選舉新的黨中央主席的話，江派當選的機會要大於華派。以上四
點在博弈論中被稱為公共知識（Common knowledge).也就是說，華派和江派都
清楚以上四點，也都知道對方知道這四點。華派和江派都知道對方會根據以上四點
設計的自己最佳策略，而且雙方都清楚己方和對方的最佳策略。
我們先來看華派。華派知道軍隊在自己手中而不在江派手中，如果江派爭當黨
的主席的話，隻有用宣傳和開中央全會的方法（比如前文所引的江青要毛遠新留在
北京的一個理由就是準備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公告）並且有很大的勝算。因此，自己
最佳方式隻能是違反程序，動用武力將對方抓捕，這就意味著華派的活動一定是地
下的秘密活動。
其實華派完全清楚自己的行動是不合程序或非法的。例如，在行動中，他們多
次強調秘密的重要性，泄密是要殺頭的。事成之後，他們用“粉碎”，“解決”，
或“非常手段”等模糊的語言來掩蓋其違反合程序和采用武力的實質。
我們再看江派。江派知道軍隊不在自己手中而在對手中，如果江派爭當黨的主
席的話，隻有用宣傳和開中央全會的方法且有很大的勝算，因而隻能是公開的；而
對手（華派）的最佳手段隻能是動用武力。也就是說，江派既沒有動用武力的能力
和資源，也沒有動用武力的必要。最後，江派雖對華派的軍事行動有所防範，但無
力阻止華派的活動，也沒有料到華派在毛去世２８天就采取了行動。
我們從前文引述的史實可以看到，兩派都自覺不自覺地是按照以上理論推演而
行動的。也就是說，華派采取秘密的，動用武力的方式和江派以公開的，符合程序
的方式不是偶然的，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們從常識中也能推演出這個結論。
本文無意為文革翻案或指責任何一派，僅試圖還原曆史真相並揭示曆史的複雜
性。解除江派的職務或阻止江派壟斷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無疑利國利民，使改革
開放和發展國民經濟成為可能，但方式是不合程序的。如果說，解除江派的職務是
人民的意願，是正義的，是人民的勝利；那麽這個勝利為何不能通過和平的，合乎
程序的方式來取得呢？為什麽一定用要違反程序，秘密的，動用武力的，你死我活
的方式來取得呢？可見當時政治體製不僅殘酷而且荒誕。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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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２０００。《我的父親鄧小平： 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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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12/cr671.gb.html.)
葉永烈，２００９。《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
章含之，２００３．《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
□ 作者投稿作者：
劉健
Chien Li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agner College
劉健
Chien Li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agne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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