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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 Alamos很小，上麵連Wal-Mart都沒有，隻有一個Smith可以買食物，很多東西都要下山才可以買到，因此我們每個周末去一次離我們家開車二十來分鍾，一個叫西班牙城的地方，買菜及日用品。一個月去一次ALBUQUERQUE，一般情況我們先去中國店買上一些亞洲食品，然後通常再去逛mall，有時也把逛mall改為帶兒子玩玩動物園什麽的。
周一到周五，我們三個則各忙各的：先生忙上班，我忙上課，兒子忙玩耍。
我們是2002年夏天搬到Los Alamos的，2003年夏天回了一次中國，也就是說我有兩個假期都沒有選課，美國的學校是規定你隻要選滿多少學分後就可畢業。我的專業要選滿128個學分以後才可以畢業，平均每門課是3個學分，因此我要選四十多門課，一年三個學期，正常情況也就是四年畢業，所以一個學期也要選四五門課的樣子。雖說這樣，不過我感覺還行。
先生也幹得相當有勁，沒有了老板的製約，自己可以幹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很多時候晚上，兒子睡後，我做作業，先生再去單位加加班。
我們都覺得雖說Los Alamos小是小了點，生活上不是特別方便，但其它方麵還不錯，比如工資高，福利好，學校也不錯，而且小鎮特別安全，幾年都沒有一樁刑事案件，很適合撫養孩子，不擔心學壞。
所以內心深處，我們都希望先生的fellow結束以後，能留下來，先生也相當努力，一切也都似乎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三年時間，先生發了二十多篇文章，其中四五篇是他們領域的早高檔次，而且引用也不少。
所以就連一向有以“具有工作憂患意識”自稱的先生，在Los Alamos呆了二年以後都還沒有忙著開始找一下個工作。
就在我們到Los Alamos兩年後不久，先生們組傳出消息說要招個永久位置，要求跟他的背景很匹配，組裏鼓勵組裏的博士後們申請，先生自然也申請了，然後靜等消息。
過了兩三個月，大概是2005年的九、十月份的樣子，有一天，組裏一個羅馬尼亞博士後神神秘秘地問先生：你知不知道組裏已經決定留誰了？他們留了愛爾蘭人。因為結果還沒有正式公開，所以先生有點將信將疑，結果有點意外，其實也不算意外。
就組裏這四五個博士後來說，先生是唯一的fellow，研究方麵是做得最好的，文章不少，質量不錯，但先生當時的情況是綠卡還未到手，而且又是敏感國家中國來的(尤其是出了李文和案以後)。
愛爾蘭人文章上雖說稍差一點，不過他本身是白人，老婆是美國人，他有綠卡，而且很快也要成為公民了，再加上是美國名校的博士，所以說組裏要留他而棄先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於是先生決定找group leader問個明白，結果不言而喻。Group leader的話說得十分婉轉，大意就是我們都知道你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從我們組的利益出發，我們留愛爾蘭，因為那樣的話更容易申請經費一類的等，以後有了機會再考慮你一類的。這樣的談話把人說得心裏冷冰冰的，讓人覺得工作做得再好又有什麽用呢？
這樣的消息無疑對先生來說比較打擊，尤其是對他的那個host，他是副group leader，無論如何先生為他寫了那麽多的文章，平常關係也不錯，至少早點透個風，也好讓先生先有個思想準備，而不至於有這種跟人一道數錢，反被人賣了的感覺。
由於這種情況，當時先生的離意非常的濃，恨不得第二天就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