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本該為“思想認識的深入總有個過程”，是想說中國大陸左翼知識分子思想意識，在中共建國之後的幾十年，通過親身體驗後的一些轉變。不過不把題目說得大些，網上“吃快餐”的讀者們就會忽略。姑且“目空一切”些吧。
緣由是和大陸生活的妹妹通電話，談到老媽的去世。她老人家得年八十九，今年春節後在臨終醫院去世，按理說該算壽終正寢；但我深知老人家內心的痛苦，折磨她差不多一生的痛苦。晚年的時候媽媽的精神越來越變態，情緒愈發不正常。照經常照料她的妹妹和嫂子的說法：媽媽完全瘋了。媽媽生命的最後十幾年真痛苦呀！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沒有歸宿感”。她二十歲不到就參加共產黨，那時她高中畢業不久。她是真心相信共產主義的，在家鄉她當時是非常出名的共產黨人，並把自己的１６歲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舅送進新四軍。可她被捕入獄了。最終叛變自首，並出賣同誌（媽媽後來解釋：如果不寫上幾個國民黨當局已經知道的當地共產黨人的名字，她是無法出獄的。於是她就寫了幾個她知道早已經離開當地的共產黨人的名字）。這段往事是媽媽在“文革”中主動向我和妹妹說的，她說“這個曆史問題已經在解放初期向政府坦白交代了，並被寬大處理”。
我記得那是個悶熱的，大雨來臨前的晚上。不知道妹妹是何心情，我反正內心充滿著絕望，滿臉是冷汗。我尚且如此，媽媽的內心世界該是如何痛苦？即便她後來對共產主義信仰的概念已經淡漠了，她內心還是隻想“贖罪”。這一“政治事件”把她一生都毀了。其實一個人的幸福就是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而媽媽自覺是個“罪人”，永遠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叛徒，多麽可怕的字眼兒。到了美國之後我才知道東亞文化所看重的東西，西方未必認為有價值。
１９４９年後，中共建立的政權為了便於統治，尤其看重所謂“成份”、“氣節”（有沒有“曆史問題”），封建意識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幼稚的腦袋瓜兒裏當然都是這些封建糟粕。你說我當時內心的感覺有多麽可怕？坦白的說，我一度恨母親，而媽媽知道後竟覺得理所當然。可憐的老母親在意識已經非常不清楚的狀況下，不斷提到我和妹妹幼年時的情景，另外還提他的二弟，我的三舅阿墨。她一遍遍喃喃自語著……
阿墨就是我七、八年前寫在網上“士可殺，不可辱”中的特寫人物。那篇文字提到，當年不到四十歲的阿墨自殺前大概都堅信著馬列主義。他的悲劇在於認為自己“受冤屈”，而不認為被中共所利用。請不要譏笑“阿墨們”的思想幼稚，對所謂共產主義的認識總該有個實踐和時間的過程。對於二十世紀開始的中國來說，蘇聯太該是榜樣了。“十月革命一聲炮向，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左翼知識分子立刻像在黑暗的深淵中抓到繩索一樣，死死的抱著不放，並寄托著拯救災難深重的祖國的一切希望。現在看來是悲劇性的，當時可是這些有使命感的人們的靈魂支柱。
阿墨在１９４９年時剛剛上大學。先是考上山東大學地質係，後覺得不上北大不甘心，退了學，第二年考上北大地質係。他就喜歡搞地質勘探。他那時是那樣的用功，每天就是背英文字典（可不是為出國）。他個性耿直，對新中國滿懷熱情，到處提意見。結果這位共產主義者當然入不了黨。五七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更是必然。一度滿肚子委屈的阿墨想自殺。後來平靜下來，接受命運的安排去勞改。“文革”開始時，他又開始組織串連，進行“右派”平反活動。後被抓住“隔離審查”，說他是“現行反革命”。他逃跑了，說是看看哥哥姐姐們，還要看看母親，也就是我的姥姥。過不久再次被抓。這次他真的自殺了。死後好幾年，他的遺物－－兩百多本專業書，一個英文打字機和一條鴨絨被子，交給了我媽媽。這短短幾句話包含著太多的故事。以後有心情我會寫出來。我在和妹妹通電話時回憶著我們的三舅。妹妹說，三舅有次帶她在什刹海散步。看到個小攤販賣炒花生。妹妹以為舅舅會給她買點兒。因為１９６０年代初能有花生吃是多麽美的事情。可舅舅聲色俱烈地訓斥，說那個小攤販是“投機倒把”。看看，著麽“思想革命化”的人竟然是個“右派”。而且當了“右派”還覺得自己是個“革命者”。我則記得他在拚命背英文的“毛主席語錄”。正是因為這不可能是裝的，才體現出“阿墨們”的悲劇性。太理想主義了，太天真了。這就是那一代知識分子當時的思想狀態。
相比之下，倒是非知識分子的人們，特別是生活底層的工人、農民們更現實。他們潛意識裏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心裏並不特別相信什麽“主義”。三舅有個同學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大陸的院士劉光鼎先生。前些日子還看見他的文章，知道他仍健在。他曾來過我爸爸媽媽家，對阿墨的死非常痛惜。那大概是１９８０年代初吧，“右派”剛剛平反。劉光鼎先生快人快語，個性很像我的舅舅，對當時的中國社會已有很多批判意識。當時我想，三舅活著，大概也會覺得自己１９６０年代的思想幼稚。人的認識總有個時間過程。
不過人的思想認識終歸有著局限性。我們上一代左翼知識分子自從確立了他們的價值觀後，很難會徹底否定自己。當然，現在他們這一代人都陸續離開這個世界了。由此想到，國民性的改變隻能一代代地漸變。是啊，我們這一代人－－五十上下，開始漸漸“邊緣化”了。以後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是現在三十左右的知識分子（以上過大學為標準）。再以後是“八十後”青年掘起。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思想認識變化，體現在每一代人確立的不同價值觀念上。
想起當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他極有遠見地說，美國要把希望寄托在新中國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嗤之以鼻，大陸一片譏笑聲。想到這些，歎息不已，時間呀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