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紀實）
１９６６年初夏“文革”開始時，我是北京市六年級小學生。後來學校都在“天下大亂”中停了課，我們都成了街道上的“野孩子”。大概是１９６７年底或者１９６８年初吧，搞“文革”的人們才想起該“複課鬧革命”了。
當時北京所有１９６６年五、六年級的小學生都就近上了中學。六年級進校算初二，五年級算初一。我家附近是地安門中學，當時改名叫“東方紅一中”。新進校的初二學生組成“三連”，初一是“四連”。“全國學習解放軍”嘛，所以就這麽稱呼。
孩子們在社會上野了一年半，又趕上那會兒的“革命形勢”，校園裏的混亂可想而知。那時校園裏天天都是男孩子們相互毆鬥。簡單地說就是根本無法正常上課。我記得每天的第一堂課是“天天讀”－－讀當時的報紙和毛澤東選集，或者“大批判”什麽的。在上課前得“早請示”－－“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的形式，高唱“東方紅”。然後是政治課和專業課，內容看情況而定。中午最後一堂課後要全體起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上午有課間操，就是跳“忠字舞”。
記得那時總是開全校批判大會。每次都把學校的“牛鬼蛇神”示眾一遍。難以想像的是，一所中學裏，竟有好幾十“牛鬼蛇神”，其中“走資派”到“地富反壞右”應有盡有。老師什麽地位不難想像。
我所在班的班主任姓田，是位三、四十歲的中年婦女。她最初給我的印象是很“左”，挺厲害，也有心計。根據學校“革命委員會”的要求，她先在班上組織“班文革”－－相當於過去的班幹部，依靠他們維持班上很有限的秩序。平日她覺得可以管，並且能有效果的事情她就管；如果管了沒人聽，她也就裝沒看見，免得下不來台。
那時我們這些所謂中學生要下鄉勞動，夏天、秋天都要去，為期半個月左右。去的地方往往是遠郊區，到那裏無非是幫助割麥子、稻子，或者在場院上幹活等等。
我們這些學生是分配在老鄉家裏住的，一般是住人家的倉房裏，地上鋪來稻草，把行李鋪在上麵就行了。一個房間裏要睡十幾個人。做為班主任，田老師是要負責管理學生們的日常生活的，責任不小。她最怕的就是我們這些男孩子偷著跑出去遊泳，淹死人可不得了，而這也正是我們最想幹的事情。在我們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偷偷跑到河裏戲鬧了兩次後，她來個“突然襲擊”。剛吃過午飯（窩頭和棒子麵粥），我們這個屋子的男孩子們都跑回房間換遊泳褲衩，正要興高采烈地跑出去，有人大喊：“田老師來了！”這時她已經在門外了。
我們跟著大叫“哎呀，我們都沒穿衣服，別進來”，她一挑簾子就進了門。見我們都隻穿著遊泳褲衩站在地上，大喝一聲：“都給我脫了（遊泳褲衩）！”
“田老師，你得出去一下。”有人道。
“我兒子都和你們差不多大！我現在代表你父母要你們把遊泳褲衩脫了！不然我就報告學校革委會，讓你們都受批判。”
大家麵麵相覷，隻得轉身換下遊泳褲衩。有個家夥還在磨蹭，她過去就說“還要我給你脫嗎”。
等大家都換好衣服，她說：“就這一次。今天就當我什麽也沒看見。現在你們給我老老實實地躺下睡午覺。”說著，繃著臉轉身走了。
我那時“出身”不好，她總讓“班文革”的來“幫助”我，常要我寫“思想匯報”。對此我對她印象不佳。轉眼１９６９年夏天到了，我們這些所謂初中畢業生都得“上山下鄉”。我“出身”不好，黑龍江“軍墾”（農場）不接受我。我就報了雲南“軍墾”。
那天我去學校，因為大部份同學都已經走去了黑龍江“軍墾”，“三連”的那些教室裏冷冷清清。正想著到哪兒去探聽一下自己“上山下鄉”的消息，迎麵碰上田老師。她說“我正要找你”，把我拉到一邊說：“我給你報名去雲南‘軍墾’的申請撤了，給你報了黑龍江山河農場。”
我有些意外，好像還有點不樂意。因為“軍墾”聽起來比農場要光彩些。田老師想想說：“雲南太遠了，條件也不夠好……我打聽了一下，黑龍江還近些，生活條件也相對好……你不會不同意吧？”
就這樣我去了“北大荒”山河農場。
１９８０年我考上大學，特地去找田老師。她還在地安門中學任教，知道我上了大學非常高興。並說要告訴她的學生們，“當年學習條件那麽不好，我的學生後來下鄉九年多，回來照樣考上大學。你們（她的學生）都得向他學習，給你們自己爭氣。”
楊老師是經常給我們上專業課的老師。具體什麽專業我記不清了，這不能怪我記性不好，是因為那時候上學很少上數理化。他是條相貌堂堂的漢子，三十多歲，是印度尼西亞歸國華僑，１９６０年代初印尼排華時回國的。在印尼，中國人都會打羽毛球。他怎麽樣？不但會打，而且是健將級水平呢。有時我們會看到他在學校體育館裏練羽毛球，那劈殺動作真漂亮。
我們在學校幾次下鄉勞動他都是在田頭組織學生們幹活的。楊老師幹活相當認真，拿著學生們挑剩下最破的鐮刀割麥子，渾身都是汗，手上打著泡，氣喘籲籲。有人開玩笑，說“割麥子顯然沒有打羽毛球能提高競技狀態”。他趕緊說“別這麽講，別這麽講”。
１９６９年他們全家又返回了印尼。楊老師和學校的同事道別的時候，和一位校革委會成員半開玩笑：“……今後我們可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了（“革命樣板戲”台詞）。”
當年他給我的印象是那麽的溫文爾雅。一位在印尼飽受歧視、迫害的華僑青年舉家回到祖國，卻又不得已重新回到排斥他們的地方，那是什麽樣到一種心境啊。他現在在哪裏？
馬老師是教我們語文的，“文革”剛開始時，剛剛從師範學院分配到地安門中學一年，是個四川姑娘。她個子比較矮小，但很漂亮，有雙特別好看的大眼睛，班上的男孩子們都叫她“馬麗小姐”。
“馬麗小姐”毫無教學經驗，可又非常的認真，這讓她飽受學生們的戲弄，尤其是我。每當她來上課，我就要繪聲繪色地用四川口音重複她的話。班上哄堂大笑不止，我也格外快活。她來上課的課堂紀律是最亂的，教室裏像開了鍋。
說老實話，我總盼著她來上課，那樣我可以出風頭。有時她會怒視著我，有時又好像裝沒看見。不管怎樣，你都會一眼看出她非常在乎自己的教學質量。可那個時候……
一天她來上課，我學她說話又惹得全班同學笑得東倒西歪。我則一臉嚴肅地裝傻。忽然，“馬麗小姐”徑直朝我走來，並一屁股坐在邊上（我邊上的位子總是空著），看著我說：“你對我有什麽意見可以說，你為什麽要對我這樣，為什麽？”說著就哭起來，並且是嚎啕。
一下子班上就安靜下來。我不再裝傻，而是真的有點傻了。正在尷尬，馬老師站起來走出教室，大哭的聲音在很遠都能聽到。
是啊，是啊，我怎麽會這樣？我母親就是位中學教師嘛。後來我想她來上課時不再戲弄她了，可她也再沒來我所在的班上課。
現在我也不知道當年的馬老師在哪兒，連個道歉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學校裏有個老師曾教訓了我一頓。他姓陳，妻子在外地，所以就住在學校裏。陳老師有些神經質，敢和男學生動手打架。調皮的男孩子們尤其願意拿他開心。比如他不在時悄悄鑽到他宿舍裏，把上生物課用的人骨頭架子塞到他被窩裏，在他背上悄悄貼取笑他的紙條，在他吃飯的飯盒裏放毛毛蟲，把他燒火取暖的爐子煙囪堵上等等。
陳老師最惱怒的是被稱為“神經病”。“神經病”和他的名字的發音接近。所以他發現有男同學叫他“神經病”，惡狠狠地撲過去時，人家就說是在叫他真正的名字。我當然也總幹這把戲。
可有一天，我在背後叫“神經病”，他猛地轉身，撥開眾人死死地卡我的脖子！我一下子都透不過氣來，可又掙紮不得。好在周圍人多，男孩子們衝上來又推又搡，大家都滾倒在地上，我才有機會在塵土飛揚中逃脫。以後我再也不敢叫他“神經病”。看來真要碰上玩兒命的，我也就老實了。但陳老師成天和學生打鬥又哪還像個老師？
這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一晃就快四十年了。那個人性扭曲的時代。
１９６６年初夏“文革”開始時，我是北京市六年級小學生。後來學校都在“天下大亂”中停了課，我們都成了街道上的“野孩子”。大概是１９６７年底或者１９６８年初吧，搞“文革”的人們才想起該“複課鬧革命”了。
當時北京所有１９６６年五、六年級的小學生都就近上了中學。六年級進校算初二，五年級算初一。我家附近是地安門中學，當時改名叫“東方紅一中”。新進校的初二學生組成“三連”，初一是“四連”。“全國學習解放軍”嘛，所以就這麽稱呼。
孩子們在社會上野了一年半，又趕上那會兒的“革命形勢”，校園裏的混亂可想而知。那時校園裏天天都是男孩子們相互毆鬥。簡單地說就是根本無法正常上課。我記得每天的第一堂課是“天天讀”－－讀當時的報紙和毛澤東選集，或者“大批判”什麽的。在上課前得“早請示”－－“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的形式，高唱“東方紅”。然後是政治課和專業課，內容看情況而定。中午最後一堂課後要全體起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上午有課間操，就是跳“忠字舞”。
記得那時總是開全校批判大會。每次都把學校的“牛鬼蛇神”示眾一遍。難以想像的是，一所中學裏，竟有好幾十“牛鬼蛇神”，其中“走資派”到“地富反壞右”應有盡有。老師什麽地位不難想像。
我所在班的班主任姓田，是位三、四十歲的中年婦女。她最初給我的印象是很“左”，挺厲害，也有心計。根據學校“革命委員會”的要求，她先在班上組織“班文革”－－相當於過去的班幹部，依靠他們維持班上很有限的秩序。平日她覺得可以管，並且能有效果的事情她就管；如果管了沒人聽，她也就裝沒看見，免得下不來台。
那時我們這些所謂中學生要下鄉勞動，夏天、秋天都要去，為期半個月左右。去的地方往往是遠郊區，到那裏無非是幫助割麥子、稻子，或者在場院上幹活等等。
我們這些學生是分配在老鄉家裏住的，一般是住人家的倉房裏，地上鋪來稻草，把行李鋪在上麵就行了。一個房間裏要睡十幾個人。做為班主任，田老師是要負責管理學生們的日常生活的，責任不小。她最怕的就是我們這些男孩子偷著跑出去遊泳，淹死人可不得了，而這也正是我們最想幹的事情。在我們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偷偷跑到河裏戲鬧了兩次後，她來個“突然襲擊”。剛吃過午飯（窩頭和棒子麵粥），我們這個屋子的男孩子們都跑回房間換遊泳褲衩，正要興高采烈地跑出去，有人大喊：“田老師來了！”這時她已經在門外了。
我們跟著大叫“哎呀，我們都沒穿衣服，別進來”，她一挑簾子就進了門。見我們都隻穿著遊泳褲衩站在地上，大喝一聲：“都給我脫了（遊泳褲衩）！”
“田老師，你得出去一下。”有人道。
“我兒子都和你們差不多大！我現在代表你父母要你們把遊泳褲衩脫了！不然我就報告學校革委會，讓你們都受批判。”
大家麵麵相覷，隻得轉身換下遊泳褲衩。有個家夥還在磨蹭，她過去就說“還要我給你脫嗎”。
等大家都換好衣服，她說：“就這一次。今天就當我什麽也沒看見。現在你們給我老老實實地躺下睡午覺。”說著，繃著臉轉身走了。
我那時“出身”不好，她總讓“班文革”的來“幫助”我，常要我寫“思想匯報”。對此我對她印象不佳。轉眼１９６９年夏天到了，我們這些所謂初中畢業生都得“上山下鄉”。我“出身”不好，黑龍江“軍墾”（農場）不接受我。我就報了雲南“軍墾”。
那天我去學校，因為大部份同學都已經走去了黑龍江“軍墾”，“三連”的那些教室裏冷冷清清。正想著到哪兒去探聽一下自己“上山下鄉”的消息，迎麵碰上田老師。她說“我正要找你”，把我拉到一邊說：“我給你報名去雲南‘軍墾’的申請撤了，給你報了黑龍江山河農場。”
我有些意外，好像還有點不樂意。因為“軍墾”聽起來比農場要光彩些。田老師想想說：“雲南太遠了，條件也不夠好……我打聽了一下，黑龍江還近些，生活條件也相對好……你不會不同意吧？”
就這樣我去了“北大荒”山河農場。
１９８０年我考上大學，特地去找田老師。她還在地安門中學任教，知道我上了大學非常高興。並說要告訴她的學生們，“當年學習條件那麽不好，我的學生後來下鄉九年多，回來照樣考上大學。你們（她的學生）都得向他學習，給你們自己爭氣。”
楊老師是經常給我們上專業課的老師。具體什麽專業我記不清了，這不能怪我記性不好，是因為那時候上學很少上數理化。他是條相貌堂堂的漢子，三十多歲，是印度尼西亞歸國華僑，１９６０年代初印尼排華時回國的。在印尼，中國人都會打羽毛球。他怎麽樣？不但會打，而且是健將級水平呢。有時我們會看到他在學校體育館裏練羽毛球，那劈殺動作真漂亮。
我們在學校幾次下鄉勞動他都是在田頭組織學生們幹活的。楊老師幹活相當認真，拿著學生們挑剩下最破的鐮刀割麥子，渾身都是汗，手上打著泡，氣喘籲籲。有人開玩笑，說“割麥子顯然沒有打羽毛球能提高競技狀態”。他趕緊說“別這麽講，別這麽講”。
１９６９年他們全家又返回了印尼。楊老師和學校的同事道別的時候，和一位校革委會成員半開玩笑：“……今後我們可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了（“革命樣板戲”台詞）。”
當年他給我的印象是那麽的溫文爾雅。一位在印尼飽受歧視、迫害的華僑青年舉家回到祖國，卻又不得已重新回到排斥他們的地方，那是什麽樣到一種心境啊。他現在在哪裏？
馬老師是教我們語文的，“文革”剛開始時，剛剛從師範學院分配到地安門中學一年，是個四川姑娘。她個子比較矮小，但很漂亮，有雙特別好看的大眼睛，班上的男孩子們都叫她“馬麗小姐”。
“馬麗小姐”毫無教學經驗，可又非常的認真，這讓她飽受學生們的戲弄，尤其是我。每當她來上課，我就要繪聲繪色地用四川口音重複她的話。班上哄堂大笑不止，我也格外快活。她來上課的課堂紀律是最亂的，教室裏像開了鍋。
說老實話，我總盼著她來上課，那樣我可以出風頭。有時她會怒視著我，有時又好像裝沒看見。不管怎樣，你都會一眼看出她非常在乎自己的教學質量。可那個時候……
一天她來上課，我學她說話又惹得全班同學笑得東倒西歪。我則一臉嚴肅地裝傻。忽然，“馬麗小姐”徑直朝我走來，並一屁股坐在邊上（我邊上的位子總是空著），看著我說：“你對我有什麽意見可以說，你為什麽要對我這樣，為什麽？”說著就哭起來，並且是嚎啕。
一下子班上就安靜下來。我不再裝傻，而是真的有點傻了。正在尷尬，馬老師站起來走出教室，大哭的聲音在很遠都能聽到。
是啊，是啊，我怎麽會這樣？我母親就是位中學教師嘛。後來我想她來上課時不再戲弄她了，可她也再沒來我所在的班上課。
現在我也不知道當年的馬老師在哪兒，連個道歉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學校裏有個老師曾教訓了我一頓。他姓陳，妻子在外地，所以就住在學校裏。陳老師有些神經質，敢和男學生動手打架。調皮的男孩子們尤其願意拿他開心。比如他不在時悄悄鑽到他宿舍裏，把上生物課用的人骨頭架子塞到他被窩裏，在他背上悄悄貼取笑他的紙條，在他吃飯的飯盒裏放毛毛蟲，把他燒火取暖的爐子煙囪堵上等等。
陳老師最惱怒的是被稱為“神經病”。“神經病”和他的名字的發音接近。所以他發現有男同學叫他“神經病”，惡狠狠地撲過去時，人家就說是在叫他真正的名字。我當然也總幹這把戲。
可有一天，我在背後叫“神經病”，他猛地轉身，撥開眾人死死地卡我的脖子！我一下子都透不過氣來，可又掙紮不得。好在周圍人多，男孩子們衝上來又推又搡，大家都滾倒在地上，我才有機會在塵土飛揚中逃脫。以後我再也不敢叫他“神經病”。看來真要碰上玩兒命的，我也就老實了。但陳老師成天和學生打鬥又哪還像個老師？
這些啼笑皆非的事情一晃就快四十年了。那個人性扭曲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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