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在一所教堂學英文時認識的。那兒每周有兩個上午免費教英文。教師是些本教派的義務服務者，多是退休的老年人、家庭婦女。學生英文基礎很差，多是住在教堂附近的難民和移民，或者是外國學生的家屬。上課形式很鬆散，常是一個教師對三、四個學生，用的是些極簡單的練習發音的課本。盡管還免費提供一些點心，有教堂的車接送上課、回家，我仍失望。教得太簡單。要不是羅斯當我的老師，我恐怕不會再來。
那次我發現教師中多了個胖胖的白人小夥子，立刻和他結成師徒，他就是羅斯。他雖然屬於這個教堂的教派，住的地方卻很遠。他是從報紙上看到教堂招義務教師的廣告，特意到這個教堂教英文的。
那年羅斯三十一歲，還沒有結婚，出身於得克薩斯州的一個中心教師家庭。他大學讀的是商科，靠自己打工掙錢拿下這個學士學位，通常是在酒巴裏當侍者，最多一次是掙了二百多塊。那是幹了一天一夜！大學畢業後曾經營了家小報館，但兩年後不想幹了。主要是覺得無聊，其實買賣幹得還是成功的。那時他覺得對生活還應有個再認識，便走訪社會。他曾和墨西哥那邊過來的非法移民在葡萄園裏摘過葡萄，當過石油鑽井工人，還幹過一些其他的臨時工作，也有過女朋友，後來不了了之。
羅斯說話的發音不是很清楚，我英語又不好，但這不妨礙我們相互了解。他很耐心，想方設法讓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也反複地詢問，一定要弄懂我講的是什麽，極其認真。我到美國最深的體會就是美國人沒有耐心。一見你說英文結結巴巴，當時就煩，給你一句，“算了，算了！沒關係！”再也不理你。羅斯和他們形成極大的反差。
說起來，我和羅斯還有些共同之處呢。首先我們都是左撇子。不過羅斯當左撇子比我在中國輕鬆。在美國沒人強迫左撇子用右手寫字，相反處處照顧左撇子。大學裏沒有課桌，椅子上專門有個扶手墊板供人寫筆記。每個教室必有幾把椅子是專門為左撇子用的，扶手墊板在左邊。美國甚至還有個專門的左撇子協會。現任美國總統克林頓都是左撇子。第二，我們都很好吃。從而又有了第三個共同點，我們都比較胖。我倆沒有不愛吃的東西，也就是“帶毛的除了雞毛撣子，帶腿的除了板凳”都吃。後來他到中國教英文，大飽口福，我真有些擔心再見到他時，他已胖得走不動。不過美國人都很好吃，體重超標的有得是，羅斯胖的程度隻能算是一般。
為了幫助我提高英文，羅斯常在晚上到我們的住所和我們聊天，訓練我的聽、說能力。我和妻子則做中國飯招待他。他吃起餃子沒命，幾十個下肚後顯然是飽了。坐著聊一會兒天，他猶豫了一下，還是說出口，“我還要再來一些餃子！太好吃了！”羅斯不會做飯，便請我們上中國餐館。我們還在一起野炊。這是美國人特有的嗜好。帶上商店裏專門賣的野炊用的炭，肉、麵包、調料，再帶上個大保溫罐，裏麵裝滿了冰和飲料。那天羅斯興致極高，我們來到郊區的一個大湖邊上，那有個專門野炊的地方，備有烤肉用的爐子。羅斯忙活了一陣，烤出了牛肉夾麵包。我和妻子並不認為這“漢堡包”有多可口。不過我不能讓羅斯掃興，沒命地吃了好幾
個，半死為止，比羅斯吃得都多，“舍命陪君子”。
相識一年後，羅斯告訴我一個重大決定，他要到中國教英文。同時利用這一機會在東亞、南亞旅遊，感受各種不同的文化。這是他向往以久的事情。現在他聯係得有了眉目才告訴我們。“中國曆史悠久，文化源遠流長，擁有五分之一的人類，是東方文明的主體，不去終生遺憾。”兩個月後他成行。去中國前，他賣掉自己所有的家當，包括一條獨木舟。這可不是“破釜沉舟”，美國人搬家前常常賣掉家具，更何況羅斯是去中國。
他的生活費用由聯係此項文化交流的教會組織提供。一年不到一萬美元。按美國的工資標準大概是法定最低工資。在中國，他任教的大學也向他提供生活費，每月幾百人民幣。如果為了錢到國外去教英文，他應該去中東產油國，那兒一年的工資高得嚇人。
羅斯先到香港集訓了兩個月，然後在年底被分在南方沿海一個省級師範。他是第一個到那個學校教英文的外國人。學校所在的小鎮子上很少看到黃頭發、藍眼睛的大鼻子。羅斯在給我們的信中興奮地寫到，他在鎮子裏逛，眾人圍觀，甚至有人過份吃驚，竟忘了自己還騎在自行車上，摔倒在地。風土人情與美國迥然不同，一切都令人難以置信。與美國比，中國太貧困，但仍有希望。他情緒極高，“……晚上時常停電，你能體會在冰冷的浴室裏點上蠟燭，一邊衝冷水澡一邊高歌的勁頭嗎？”我則犯嘀咕：他能堅持多久？
從此我們開始了長期的通信。羅斯總是興趣盎然，心情頗佳。一年後他已能講不少普通話，甚至地方方言。漢字也學了幾百。隻是他這個左撇子寫不好方塊字。他驚呼，“現在我體會到中國左撇子的難處，他們必須用右手寫字！”他也得意，“恐怕我學中國話的進步要超過你學英語！”的確，他孤身一人在中國，逼得他不得不學中文，而我在美國總生活在中國人的圈子裏。我的學習環境不如他。
暑假裏他去了尼泊爾－－美麗的喜馬拉雅山國，專門到鄉村裏轉，回到香港就大病一場，因為喝了尼泊爾農村不潔的河水。他高燒，足足病了一個月。他當然也去了印度和斯力蘭卡。當地印度教壯觀的廟宇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同時，極大的貧富差別讓他觸目驚心，成群的乞丐與富人的豪華車並行的場麵比比皆是。
在中國他也是一有機會就到處旅遊。他愛爬山，隻是沒能如願到西藏看看，雲南跑了兩次。大城市給他的印象極糟，人碰人，且每個人都那麽富有“侵略性”。哪怕是一米四的小老太太，也敢“用胳膊肘作武器，狠狠地在你的肋骨上來一下，搶先上公共汽車！”（這是六、七年以前）特別是上海，“我真難想像你們（中國人）怎麽能在這麽狹小的地方生活？”一方土養一方人，這是事實。讓羅斯自己去體會吧。
他在中國北方不同的地方爬長城，幾大名山都“報到”。從北京輝煌的故宮建築群到江南蘇杭小巧的庭園，他都走馬觀花。但最滿意的地方竟是他剛來中國任教的小鎮！“或許我是在小城鎮長大的吧，我對小地方有感情。人好！”什麽意思？是不是說大城市的人都不好？“別這麽理解！哪都有好人。但在大城市總不如小鎮子有人情味。”
在他教英語的第三個學期，也是他合同期滿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們開始討論兩國間的比較。我請他談對中國最深刻的印象，一定要開誠布公。羅斯寫道，首先他學會了“走後門”的發音和漢字。他周圍的人都抱怨這種壞現象，可就是沒人拒絕它。有些人總向他講些聳人聽聞的腐敗現象。他認為社會陰暗麵哪兒都有，美國也一樣，不足為怪。奇怪的是，為什麽有的中國人一說到這些就認為一切都不可救藥？他疑心講這些話的人不是言不由衷，就是太愛抱怨。其次，他擔心中國的教育。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商業化程度不斷加深。在他任教的小鎮上，就看見失學做小買賣的孩子。“人人想過好日子沒錯，但錢不等同於生活的價值。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往往沒有高的精神追求。”他發現他的學生多有不用心者，光想混水摸魚地撈錢！“他們上學用的可是一個窮國極寶貴的一點錢！”他認為，就國家而論，不抓教育質量是短視。美國近些年沒有把教育質量搞上去吃了大虧，直接影響了勞動生產率。中國用在教育上的錢很有限，更應該考慮教育的質量。
羅斯問我同樣的問題。我說我感受最深的六十年代興起的民權運動有副作用。隨之而來的性解放、吸毒給社會造成危害。另外，我就美國人中下層，特別是西班牙後裔和黑人對亞裔盲目地排斥十分遺憾。他們不自覺地把社會對他們的不公正，發泄到同樣受無形種族歧視的人身上。最後抨擊社會過份商業化，不僅僅指美國。在西方國家，科技的進步總是於社會良好的傳統的道德觀念成反比。
在羅斯返美之前，我希望他好好在中國大吃一番。“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文化很注重吃，你要細心體會，但別吃得太胖！”
那年夏天，羅斯結束了教學，一路旅遊，取道歐洲回到美國，先去了得克薩斯他父母那兒。在約定的時間，我給他去了信，但奇怪的是一直沒有他的回音，僅在聖誕節受到他的賀卡。我疑心他被什麽事搞得情緒低落，再去信還是沒有回音，正在納悶，忽然收到他來自香港的信。信是複印的，顯然是發給所有的朋友們。
“……在中國再一次地向你們問好！奇怪吧？是的！你們的羅斯又到中國來了！我想念中國，想念我在中國的朋友們，雖然我也想念你們！請為我祈禱！！……”羅斯又簽了在中國教一年英文的合同，不日將赴杭州任教。我猜對了。他回到美國後，由於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心情很不好。年底他忽然決定重複中國。看來他這一步走對了。連他自己也覺得驚奇，他一下子興奮起來。生活不就是幹自己愛幹的事嗎？可別讓他人的隨大流壓抑了自己的追求。“寫信來吧！為我祝福吧！我又找到了我自己！”羅斯興高采烈。
不過他對杭州印象不佳。“西湖很美，我常去遊覽。周圍的風景區轉過幾次，甚至還鑽了一次迷宮般的、足有一千米的溶洞。可這兒給我的感覺不佳。人擠人是其次的。總之，我懷念第一次來中國的那個沿海小鎮。”
三十多歲的胖羅斯成為某些中國女孩兒們的目標。“這兒的許多人都說我該找個中國姑娘做終生伴侶，介紹對象的很多。我也覺得該結婚。可麵對比我小十歲左右的中國女孩子們真是拿不定主意。我想聽聽朋友們的意見。”
好吧，讓我直率地說：“我認為你該找一個與你有同樣生活價值觀的人。對生活的共同理解比什麽都重要。你在中國時間太短，不可能深入地了解一個姑娘是愛你，還是向往美國的生活。同床異夢比什麽都可怕！”
羅斯馬上回信，“言之極是！”下麵一段話讓我感慨。“……在中國，圍著我轉的人們好像都想去美國。在這些人眼裏似乎隻有錢！我覺得中國人過去被封閉得太久，一但他們看到日新月異的外部世界，馬上就想擁有高度物質文明的生活。人性有醜陋、貪婪的一麵。……中國對外開放，經濟在發展。伴隨而來的還有腐敗滋生，道德淪喪。我極不願意看到這些事情在我熱愛的國家蔓延。中國有些人把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歸咎於西方的不良影響，他們應該懂得任何事物都有著它的兩重性！”
羅斯再次地從中國回來了，還帶回來個年輕、漂亮的中國姑娘！啊，人就是人。羅斯見到我和我妻子就說：“你看，她（他的新婚妻子）也是基督徒！我那時就和你們說，我要找個基督徒。我還是覺得我該找個中國姑娘！”
是嗎？時間是試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