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九十有一，在同輩人中算是非常高壽的。正因如此，同時代的親朋好友都在他前邊走得差不多了。前二年他在來信中講要自費出文集。因為我在國外，幫不上什麽忙，便沒怎麽當回事（很是不孝）。今年初，在老爸的朋友們幫助下文集終於出了。我拿到一本一看有些意外。原以為是以他過去寫的科普文章為主。解放初期到１９５７年他在報刊上發表過一、兩百篇（後來當了“右派”，嘴巴封上了）。老爸是個筆頭子很快的人，據稱在各種刊物發表文章幾百篇之多。那些文章湊一本書富富有餘。可文集拿到手裏一看，發現大部份竟是“人物傳記”－－基本上都是當年浙江大學的師生，當然都是倍受尊重的學者和同學中誌同道合者。這些人絕大多數已作古，所以這些“傳記”看起來頗有“悼辭”的味道。老爸不是不想出當年的科普文章，隻是因為“文革”動蕩，底稿和報樣都無影無蹤了。他在自己的傳記中有報怨我的意思，說是他被關押期間，家那邊被“掃地出門”，我和妹妹當時十幾歲，胡亂搬家中把他的文稿都弄丟了。哎喲，我是“罪魁禍首”！抱歉，抱歉。
“人物傳記”中的那些人我都認識，甚至很熟悉。老爸寫他們當年的故事，主要是浙江大學的生活。當時正值抗日戰爭期間，老爸１９４０年畢業，後又在浙大任助教，一直待到抗戰勝利前夕。此後老爸和他的戰友們（中國地下黨）到上海“鬧騰”，辦了個很大的中共外圍組織－－《科學時代》雜誌社，社員最多時達四百人。老爸還為最敬佩的學者，浙大校長竺可楨先生，和教授羅宗洛先生等寫了較詳盡的生平；對一些摯友都描述了他們的內心獨白。
看著這些“人物傳記”，我想到一個電視連續劇的名字“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個劇是通過一個軍隊幹部家庭生活來表現時代的。那個戲當時很轟動，我還真看了不少集。看後總覺得頭幾集還有“激情燃燒”的勁頭，後來就成了夫妻之間、兩代人之間的思想差異引起的矛盾了。不管怎麽說吧，就算表現了“激情”，也是一個老軍人典型的思想情感。你說說，一個放牛娃，跟著部隊打仗，命大後來當了高級軍官，他的激情到底是什麽？大概是農民造反奪天下的心態吧？“老子打天下，老子坐”。梟雄毛澤東領導著造反的農民奪取了江山。其實就是這麽回事，大體上是封建王朝改朝換代。不，這麽說不妥。１９１１年腐朽沒落的滿清王朝被推翻後，被列強大炮轟開國門的古老中國社會就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此也產生了社會轉型的“生產陣痛”，今天這“胎兒”仍在難產之中。看到世界在不斷進步，中國卻淪為被宰割的境地，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國外帶進來各種各樣的主義。在“主義”的競爭中，中共領導的暴力革命的成功。你可以說“（前蘇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確實如此，不過這場革命畢竟有著“封建王朝改朝換代”的味道。
可以說１９１１年中華民國建立後是中華民族充滿激情的歲月。災難深重的中國在破碎和沉淪中掙紮。魯迅先生詩曰“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便是當時中華民族的真實寫照。抗日戰爭的八年是國家生死存亡的年代，我父親和他的很多大學同學們大都是在那時“走上革命道路”的。我相信，在當時中國各個大學中活躍著大批左翼青年學生，後來都基本“參加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組成部份。
在仔細地閱讀他們那時思想脈絡的時候，我發現了共同點：做為當時中國眼界開闊的大學生，他們普遍地苦悶，對國家極端落後，人民思想處於蒙昧狀態，同時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異常痛苦。他們看到世界列強是如何的強大，也深知，如果中國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必須有完善的民主製度，且完整統一。然而，中國軍隊在戰場上不堪一擊，常常一潰千裏；偏安四川的國民黨獨裁政府又是如此腐敗。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變本加厲，內戰連連失利，至此，左翼知識分子徹底拋棄了國民黨政府，不由自主地把民族的希望完全寄托於戰場上節節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並自願成為同路人。１９４８年初，父親在《科學時代》寫的一篇政論文有這樣一句話可以代表左翼青年知識分子的心聲。“如果沒有一個民主的社會，就將永遠無法超越封建社會的本質，就是說，無法掙脫帝國主義所加諸中國人民的枷鎖，中國的經濟建設也就無法振興”。
中國共產黨人能建立他們所希望的“民主社會”嗎？當時左翼青年知識分子是堅信不移地相信，或寧願相信，並從內心深處發出呐喊：“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其實作為“舶來品”的馬列主義隻是毛澤東們的“外衣”。這些造反者的並不怎麽懂，也不想懂什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們內心深處要的就是“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言外之意就是中共專政政府要永遠做中國的統治者。
同是充滿激情的人，並在當時看起來是誌同道合者，可中共的將領們和左翼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心態可不一樣。造反得天下的農民們是“老子打下的天下老子坐”。所謂的“民主意識”就是“均貧富”，落實在實處便“打土豪，分田地”。可左翼知識分子則要求在“建設新中國”的進程中體現民主，要有人的尊嚴。他們可以對資本主義民主的認識很朦朧，甚至反感（１８４０年以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殘酷侵略太令有民族感情的人們痛心），可並不認為自己該是人民的統治者。
這在“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的共產黨人看來，是“知識分子尾巴翹到天上去了”。於是毛澤東們便開始一次次的思想“運動”，借一切機會整“臭知識分子”，“三反”、“五反”、“反右”等等，一直到後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這些左翼知識分子整得一個個灰溜溜，甚至人格變態。現在看起來，左翼知識分子真是糊塗到家。人家中共要的是你們沒人格，成為“馴服工具”，誰讓你們對著“父母官”說東道西？你們從來也不能有這個權利。
中共之所以能肆無忌憚，就是中國最廣大的農民階層沒有民主意識，這也正是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悲劇所在。在中國當時的政治舞台上，左翼知識分子的民主意識是孤立的，然而帶有濃厚封建意識的中共統治者對他們還是不容。因此１９５７年“反右”並非即興之作。他們早晚要整肅左翼知識分子，讓他們扁扁地趴在地上。
可讓人想不透的是，幾十萬“右派”竟逆來順受了。民眾一邊倒地責怪他們。而“右派”們也變態地承認自己確實犯了“罪”，然後就“苦行僧”似地貶低自己，“改造”自己。為什麽呢？或許是因為他們太愛自己的祖國而寧願犧牲自己吧，因為他們始終認為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因為舊中國太不堪了，太令人痛苦。這是怎樣的一種激情，也確確實實是悲情。他們的激情就在那病態般的歲月中燃燒，直至熄滅。
當時不但是像父親這樣的知識分子，就連當時德高望重的老知識分子也認為“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老人家１８９０年生人，１９１０年留學美國，八年後取得博士學位義無反顧地回國。照老爸的說法，竺老先生“本來是美國式的民主主義者”，隻是因為強烈的民族感情才回到貧弱的祖國。對蔣介石腐敗的獨裁統治他一直不滿，所以在國民黨人戰敗後沒有跟隨去台灣。當他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在民眾中的威望，並能迅速統一國家後，轉而相信了中共，並視之為“國家的希望”。１９５７年的“反右”他是有看法的，當時他的大兒子被打成“右派”，並在“改造思想”的三年後病逝。竺老在日記中記述自己的悲痛。但這些並沒有改變他跟隨中共的初衷。１９６２年他７２歲高齡加入中共，並聲稱“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我在另一篇隨筆中對此有如下描述：“……我並不認為這位曾留學美國的老夫子真的會相信共產主義，但他確信隻有毛澤東和他把持的中共才能‘拯救中國’。為什麽有強烈民族感情的竺可楨老先生寧願相信呢？因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一直在遭受世界列強的無情的欺侮，長達１００多年，因為中國人一直被世人所輕蔑，被稱為‘東亞病夫’；而自從中共奪取大陸政權後，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中國社會在中共的專製統治下體現出從未有過的凝聚力。當年有多少知識分子因此心甘情願地聽命於中共的啊！”
情結，人往往陷入一種情結中使自己的思想有了局限。比方說我下鄉九年多就不由自主地有“知青”情結。舊中國過來的知識分子必定會有倍受列強欺侮的情結。我沒經曆過那個年代，“國破山河在”的刺激太強烈了。在看到老爸寫的這些“人物傳記”，在美國生活了將近二十年後，我漸漸懂了，懂了他們為什麽要當“苦行僧”。我雖然再也不會相信“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但我會對老爸這代左翼知識分子充滿敬意。您們是有理想的人。啊，在那激情燃燒的歲月中……
父親的這些充滿激情的好友們到了晚年，很多都對自己跟隨共產黨人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懷疑，中共統治下的社會太多的腐敗讓他們非常悲觀。有一位老爸的摯友臨死前要單獨和父親談談。他當時已身居高位，卻流著眼淚說自己人生道路完全錯了，沒想到執政黨如此的腐敗。早知如此，他應該專心搞學術，弄出點對人民真正有用的東西（他在１９８０年代初去世，要看到當今大陸的腐敗又不知該如何想）。另一位是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文革”後也被委以重任。當父親和他談到抗日戰爭時期，他們站在山峰之巔豪邁地引吭高歌時，他竟淡然，滿腹牢騷地說那時一廂情願的想像太多了。那些叔叔、伯伯們的音容笑貌又浮現在我麵前，心中有著感慨，不過畢竟他們曾有過激情燃燒的歲月。想起某首詩當中的一句，“父母忠貞為國籌”。
每一代人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情結，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激情。讓我們彼此尊重吧。
07、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