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來信說：“姑姑去世了，表哥一家人都鬆口氣，再也不用擔心老年癡呆症的母親會上街走失。臨去世的那幾個月，她已很少講話，說了別人也不明白，最後一個星期始終在床上躺著，終於在一天早上發現她走了，默默地走了，算是壽終正寢吧。……咱們小的時候，姑姑對你最好。現在該記起很多往事吧？……”
是的，很多、很多的往事，心裏不單單是傷感。眼前又顯現出她的身影，矮小、單薄，臉上有得過天花留下的疤痕，幸而不是非常顯眼。姑姑比父親年長三歲，去世的時候有八十七歲了。她那時還會記得我嗎？
姑姑的家庭生活是很不幸的。姑姑和我父親是庶出，在典型的沒落封建大家庭裏，象姑姑這樣的女孩兒的地位可想而知，到了婚嫁的年齡便被很草率地許配給一個浪蕩公子，沒兩年就離了婚，實際上是被“休”了。她回了娘家，自己生的唯一的男孩當然屬於男方。那些年她孤苦伶仃一個人也不知道是怎麽過來的？
解放後，在北京工作的爸爸把姑姑接到家裏住，還把姑姑的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哥，接到北京上學，重新和自己的母親團聚。這算是姑姑變成我們家的一個成員的開始。姑姑先去一家幼兒園工作，由於脾氣不好，打了調皮的孩子，結果被調去洗衣服。可她有灰指甲病（指甲遭到黴菌的侵襲），最後隻好辭工在我們家裏幹些家務，燒飯、買菜等等，應該算是保姆的工作。她和我們家一起吃、穿、住，爸爸每月給她十五塊零花錢。我記事起就把她當成家庭成員。我們家住在古色古香的大四合院的一套西房裏，她住的房間是接在西房後牆的一間廚房。老人們講，這個院子和接著院子的巨大四合院原是清朝一個大官的宅第，解放前曾是美國駐國民黨中國大使司徒雷登的別墅。姑姑住的那間廚房大概是為司徒雷登先生一日三餐準備的。廚房很大，半邊用布簾隔開算是姑姑的臥室，另外半邊有個巨大的櫃廚，有洗涮用的水池子，靠牆還放著個很大的餐桌。大概也是司徒雷登先生留下來的吧？印象中，姑姑總在忙碌一日三餐。廚房有門通到後院，那兒在屋邊開了各六、七平方米的兩塊地，長滿絲瓜、扁豆，我和姑姑有時間就去鬆土、澆水、施肥，再不然就是整理這些藤科植物的架子，夏秋的星期日便可收獲些嫩嫩的做湯、炒菜。那些日子牢牢地印在記憶裏，真讓我懷舊。
“坐正！手要捧著碗！”一到吃飯時，姑姑就不斷地對我們兄妹三人嚷，嘮叨個不停。她規矩很大，小孩子吃飯一定要坐直，不許翹二郎腿；要先吃一口飯，才能夾菜吃，而且隻能吃靠自己最近的，不能伸長胳膊夾遠處的；在菜碗裏夾著什麽就吃什麽，絕對不許挑；菜要少吃，飯要多吃；在飯桌上小孩子不許說話，更不許嘴裏發出“吧、吧”的聲音，喉嚨裏不許發出“咕隆、咕隆”的聲音；飯粒不許掉在桌麵上，如果掉了就得趕緊撿起來吃了；飯碗裏的飯要吃得一粒米都不剩才能去添飯，吃多少添多少，不可以剩飯；等等、等等。總之，得完全象個小媳婦。
兄妹三人中，哥哥年長我五歲，身體有病，父母愛憐。他不太理會姑姑；老太太知趣也不太說他。妹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兒，且極聽話，吃飯小心翼翼，姑姑也挑不出刺兒。於是他集中火力教訓我，何況我偏偏嘴饞得很。看到飯桌上有魚，我伸出筷子就要夾，早就盯著我的姑姑手急眼快，用筷子一擋，“這是給你爸爸吃的！”看見另一盤菜有些炒肉，我看準機會一筷子過去，糟糕！肉沒夾著！再來一下。姑姑又用筷子一橫，“誰讓你夾兩次的？！饞！”
可父親為什麽可以吃魚的中段？他夾菜裏的肉簡直就是一心一意地挑！姑姑那邊馬上看出我的念頭，一聲斷喝：“你爸爸掙錢養家！他該這麽吃！”姑姑怎麽吃飯？當然是我們小孩子的楷模。教訓我們得遵守的“條例”她都能做到。真不知她幼年的時候是受的怎樣一種“訓練”。吃飯過份地講究規矩，實在是有些小題大做，不過我還是可以忍受，但“掙錢養家”者就更有權利享受真讓我想不通。這不等於說國家是皇帝的，所以他就可以為所欲為？封建！可在姑姑看來這是天經地義的。大人們調教孩子是為了使之有良好的生活態度和習慣。可我從姑姑的管教中得到的潛意識是，人在不同的等級就該有不同的表現。小時候我隻能吃魚頭、魚尾巴，等我成為一家之主就吃魚的中段。姑姑特別勤儉，節省是她最大的享受。象一位普通的中國老年婦女一樣，整天喋喋不休地說別人是敗家子。寫到這兒，忽然想到一件往事。六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的經濟剛剛從“三年自然災害”中恢複，城市中的物質生活很低。那時，一戶人家一個月才能購到兩斤雞蛋。忽一日，我想到要吃一次雞蛋炒飯，要吃那種蔥花熗鍋的炒雞蛋飯。這個要求馬上被姑姑認為很無理！“敗家子！”姑姑朝我喝一聲。“一個月才兩斤，怎麽能這樣炒了給你們孩子們吃？你爸爸還沒吃上呢！”
我應該啞口無言，可饞的感覺是這樣難以忍受，於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姑姑央告。終於有一天早上她被說動了，動手為我們兄妹三人來一次蛋炒飯。鍋裏先放了油，那是一小勺菜籽油。跟著一大把蔥花放下鍋去。接下去便是大半鍋米飯。“還沒炒雞蛋呢！米飯放得太多了！”我忍不住喊起來。姑姑白了我一眼，並不理睬，等到飯炒熱了後，打了個生雞蛋和在飯裏。怎麽？這哪是炒雞蛋飯？而且還是這麽一大鍋米飯。我真有些掃興，很不滿地看著那稍稍被雞蛋黃染上了色的“蛋炒飯”。可事實上證明，姑姑是多麽的有先見之明。我是大吃特吃，大清早就幹了三大碗“蛋炒飯”，比哥哥和妹妹吃得多多了。是的，飯裏隻有那麽一點油，雞蛋根本看不見，可我那年頭兒饞呀！我肚子鼓鼓地去上學，姑姑很不滿地數落我是個敗家子。“早晚家裏會被你吃窮！”
如果說姑姑比較偏愛我，那是因為傻呼呼的我對她支派家務活並不反感。應該說訓練孩子們幹家務是對的，可哥哥總是借口功課忙，基本不幹，內心極其不滿的妹妹是用最快的速度幹，幹得一塌糊塗。無非就是掃地、擦桌子、洗碗、倒垃圾等等，為什麽哥哥、妹妹都極不情願？這或多或少得歸結到姑姑平日的等級觀念教育。對此姑姑隻能又嘮叨，指責我哥哥、妹妹，“少爺！小姐！少爺！小姐！”
我幹家務確實相對認真。並非我比哥哥、妹妹高尚，而是我天性好動，幹點兒活一點不煩。於是姑姑就總讓我幫著她做飯。我正樂得，做飯時還可以“近水樓台”，先偷偷地吃點什麽。姑姑看見了會小聲道：“看我撕你的嘴！”其實也就是嚇唬一下。當然，從小就跟姑姑學會了做飯受益極大。“上山下鄉”時，同伴們偷來雞鴨後，咱常充當“大師傅”；結婚後，我又為最煩做飯的妻子準備三餐，頗得好評。此是後話。
姑姑愛帶著我買菜，這我卻很不情願。因為老太太在櫃台前總挑挑撿撿的沒完沒了，還高聲地支使著售貨員。姑姑的浙江話口音太重了！賣菜的小夥子又總惡作劇般的裝聽不懂，還學她說話，我在邊上站著很是難堪。姑姑見我不願意跟她買菜，便希望我能在她買完菜時接她，因為她太瘦小，提一籃子菜很累。我幹這活不在話下，星期日上午十點多鍾我就去菜場幫姑姑提菜。我們合作得很好。
可有一次出了岔子。那個星期日的上午我去菜場，正看見姑姑和售貨員亂嚷嚷，大概是認為給她拿的土豆不夠好。售貨員都認識這個小老太太了，就有意無意地裝傻，拿過來更糟糕的土豆。於是姑姑就更大聲地喊著亂比劃，惹得旁觀的人都樂。我馬上有了一種無地自容的感覺，看見姑姑身邊裝好菜的菜籃子，低頭過去拎起就走，徑直回了家。沒想到到家許久也不見姑姑回來。大家正納悶，老太太垂頭喪氣地回來，說上午買的菜都丟了！整個菜籃子都丟了。她還到菜場辦公室報了案，詛咒那個大膽偷菜的小偷。“小偷”正是我！可我怎麽也不明白，我把菜籃子提走的時候怎麽就沒有人看見？怎麽姑姑就沒想到外甥會來拿菜籃子？
“你這個財（賊）！你這個財（賊）！”姑姑氣急敗壞。
家裏人雖然和姑姑朝夕相處，可對她糟糕的普通話還是難於理解。她把“賊”說成了“財”。她還把“磚頭”說成“撅頭”，把“大街”說成“大該”。有一次她“三線”工廠工作的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哥從外地回來探親。她想讓她兒子看場足球，要我去弄張足球票。這沒問題，但不知是我傻，還是她的口音，我把“足球票”聽成了“豬油票”。當時是個什麽都要票證的年代，副食店裏賣豬油忽然要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竟然跑到附近的副食店，問售貨員怎樣才能領到“豬油票”。弄得人家不知所雲。
啊，老姑姑，讓我在想想為什麽家人都認為你對我好？對了，我們總在一起種園子。春天來臨，在清明節的那天，我們從抽屜的角落裏拿出頭年精心留下的絲瓜子、扁豆子，沒準還有些窩瓜子，把它們泡在水裏一天，然後細心地種在早以翻好的那兩塊地裏，以後就天天澆點水，盼著它們發芽。小苗破土而出了，越長越快了，我們趕緊給絲瓜和扁豆搭上架子，拉上繩子，讓它們爬高。“都長蟲子啦！”姑姑發現植物上的蚜蟲，我們立刻找來噴霧器，一天到晚地噴敵敵畏殺蟲劑。我們給絲瓜、扁豆施肥，清洗魚剩下的魚腸子、魚鱗，耗子夾子打死的老鼠，各種各樣的樹葉，等等，都埋在植物的根旁邊。收獲可吃的絲瓜、扁豆時我們真滿意，盡管也就是幾根、幾小把。秋天到來時，我們每天看著絲瓜藤和扁豆藤，算計著該留多少種子。秋天的晴空是那麽的藍，陽光是那麽的燦爛，把房上幾個老窩瓜曬得黃裏透紅。
我們一起去糧食店買糧食、買白薯；收破爛的來了，我們把家裏的舊報紙等抱出去賣。我和姑姑的房子外邊還精心地搭了個棚子，天熱時就把煤爐挪到外邊燒飯。那個棚子費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所有的原材料都是附近工地上的下腳料。我那時喜歡打彈弓，姑姑還和我一起用膠泥揉泥球，那都是我打麻雀的“子彈”。我們還一起養雞、鴨、兔子……人們都有意無意地忽視她的存在，而我總和她親近，雖然是不自覺的。
然而後來她離開了我們，搬到外地“三線”工廠的兒子那兒。“文革”中家裏被抄，她的東西也被翻個底朝天，姑姑嚇壞了，覺得受了牽連。跟著我們又被“掃地出門”，搬到了一個大雜院裏。接下來，姑姑就逼著表哥來把她接走，那時我爸爸、媽媽都在“牛棚”裏。事後街道居委會的老太太告訴我，姑姑曾在街道“鬥私批修”會上批判過我父親的“資產階級思想”。
這些往事真令人不堪回首。別過份地譴責她吧，那是個病態的年代。或許這種口吻故自清高。那是否可以這樣講：自私是人的本性，何況象姑姑這樣隻能逆來順受的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