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1959年-1962年沒有餓死人完全是瞎扯！
近年來，不斷有人聲稱1959年-1962年根本沒有餓死人，認為被廣泛接受的餓死人的說法是為了汙蔑毛澤東所創造出的謠言。持這種觀點的人完全不尊重最基本的史實。如果說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後的資料都不可信的話，那麽，當年當事人的材料足以說明他們的觀點完全錯誤。
胡喬木明確向毛澤東報告：韶山附近的公社餓死人了
1961年4月14日，毛澤東秘書胡喬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關於公社食堂問題的調查材料》，經毛批閱並轉發劉少奇等人，在這份材料中胡喬木明確說明了湖南存在餓死人的現象：
“送上調查組關於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一份，請審閱。……昨天我和王力同誌、毛華初同誌、省農業辦公室賀炳賢同誌等人去了一趟湘鄉縣委。我們原聽說鄰近韶山的原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情況嚴重（從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個大隊死七百零七人，占現有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為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賡公社的楠香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香和石匠兩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達百分之二十左右。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死三萬人，去年約死二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湘鄉原被認為一類縣，從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問題說來，其嚴重不下於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這一點上還有過之。”（《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一胡喬木關於公社食堂問題的調查材料》《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
如果說現在的人出於某種目的有可能詆毀毛澤東的話，那麽當年身為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不可能直接當著毛澤東的麵造謠，而毛本人又把這種謠言通過中共中央轉發劉少奇等人。
安徽省農業廳長1961年的報告說鳳陽全縣死亡情況更是驚人
不僅中共中央的材料中有提及，當時各地方的報告中隨處可見餓死人的情況，當時的安徽省農業廳長陳振亞在1961年2月在《關於鳳陽縣問題的報告》中也明確說明當時鳳陽縣因饑荒大量死人的情況：
“全縣人口死亡現象更是驚人。據統計，1959和1960兩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嚴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轉引自《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
淮陽縣檔案局當年的檔案明確標注了饑荒引發的死亡人數
在淮陽縣的檔案局中也保存著一份當年的關於死亡狀況的檔案，其中明確標注了由於饑荒引發的浮腫等引起死亡的具體人數：
淮陽縣共13個公社，273個大隊，2,842個生產隊，635,517人，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10日，共死亡11,967人，占總人口的2.5%。其中因浮腫病死的1,455人，占死亡人數的12.2%，因幹部作風死亡的371人，占死亡人數的3.1%，其他疾病死亡的9,011人，占死亡人數的75%，中毒死的14人，占死亡人數的0.12%，因其他方麵死亡的1,116人，占死亡人數的9.3%。從死亡年齡來看：老年3,474人，占死亡人數的70.7%；青壯年2,366人，占死亡人數的19%；小孩1,227人，占死亡人數的10.2%。從死亡時間上看：屬於1959年冬死亡的2,867人，占死亡人數的24%；屬於1960年春死亡的5,575人，占死亡人數的29.4%。（《中共淮陽縣委監察委員會關於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十月十號各種疾病和死亡情況的檢查報告》，淮陽縣檔案局檔案縣委卷，檔案案宗號419。轉引自李學峰《淮陽縣“大躍進”運動研究》）
所以說，從當時的檔案資料來看，說當時不存在餓死人的情況純粹是胡扯！
二、為何不同地方人們對饑荒的認知差異極大
瀏覽一下網上對於大饑荒的發言就會發現，人們對於1959年-1961年大饑荒的記憶和認知差異極大，有人對大饑荒餓死人有刻骨銘心的痛，但也有很多人像林治波微博中所說的那樣，雖然對饑荒記憶很深，但是並不記得有餓死人的現象。這個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
人口死亡的地區差異
雖然當時出現了全國性的饑荒，但是各地災情不同，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甚至縣與縣之間都有很大的差異。有些地方（比如安徽、河南、四川、甘肅等）饑荒相當嚴重，餓死的人也非常多，而大部分地區雖然也有餓死人的情況，但並不普遍。例如，據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教授曹樹基統計的數據顯示：在華東地區，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18.4%，江蘇占2.9%，而浙江隻占0.5%，江西略高，也隻占1.1%，區域內的差異相當大。在華中地區，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的6.8%，湖北隻占2.2%。在華南地區，廣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災前人口總數的4.7%，廣東隻占1.7%。在西南地區，四川高達13.1%，貴州10.5%，雲南隻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肅占6.5%，陝西隻有1%。在華北、河南高達6.1%，山東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隻有1.1‰，山西更低至0.4%。（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第14-28頁。）
在人口死亡嚴重的省份和地區，人們對餓死人的情況當然印象就極深，而在其他省份，人們則較少會留下什麽印象。所以，曹樹基教授認為：“在一個資訊完全封閉的時代，以個人經曆來描述這場災荒，或以一個地區的災情描述來推論全國，很難說是準確的。”（曹樹基《盲人摸象：有關大饑荒的不同回憶》）
人口死亡的城鄉差異
由於當時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而在政策上又優先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所以大饑荒中餓死的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所以當時的城鎮居民就很少會有什麽深刻的記憶。比如說，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國家糧食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北京、天津隻有4天存糧，上海隻有兩天存糧，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資運輸讓路，幾個大城市出了問題，影響是很不好的。” 經過權衡，中央決定犧牲四川，讓四川省書記李井泉火速向外調糧，這也加重了四川的饑荒。（《青山無言——回憶父親李井泉》原載《黨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以安徽鳳陽為例：餓死的都是普通群眾，幹部受饑荒影響很小
在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的體製下，幹部們幾乎掌握了普通群眾的所有生存權力，老百姓對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約束能力。這就強化了某些幹部的特權意識，在大饑荒的情況下，他們不顧百姓死活，隻管自己享樂。仍以安徽鳳陽為例，三年饑荒期間部分幹部的所作所為實在讓人憤慨：
在今年春天群眾生活非常困難的時刻，卻有相當大一部分幹部生活特殊化，不關心群眾疾苦。（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從大隊書記到小組幹部以及炊事員，幾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據初步統計，光大隊的幾個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發給病人的白米、洋麵，絕大部分被他們吃掉。大隊書記陳榮付，煮牛肉沒有柴草，就把社員任光衡的房子扒掉。今年5月，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副縣長兼公社黨委書記繆堅，一次到山河大隊檢查工作，對於食堂斷炊和群眾非正常死亡的現象，充耳不聞，竟與梅樹岩在大趙小學吃肉吃酒。社員盛長英的弟弟看見後，端了他們一碗飯，繆竟把飯奪過來，指責支部書記說:“你們是怎麽教育社員的”！繆到喬山檢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隊殺豬。他外出檢查工作，經常有人跟在後麵提肉拿酒。在山河大隊檢查工作，5天吃了5斤香油。公社開了1個小吃部，專供公社幾個幹部吃喝。喬山大隊長張永家1天3頓喝酒，50天喝掉燒酒70斤，並以每月45元工資專門雇生人捕魚給他吃。喬山大隊書記梅樹華、會計梅如山等，為了達到他們的獸欲，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了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8人，隨意任他們奸汙的有了人，僅有1名因嫌醜未奸，公社黨委常委兼長塘大隊總支書記梅德興，夏天在外乘涼，要3個婦女給他扇扇。（《中共鳳陽縣委向地委的報告》，1960年11月24日，轉引自《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
不僅基層幹部如此，鳳陽的縣委書記和副縣長等人更是作威作福，據陳振亞遞交的報告稱：
趙玉書（原鳳陽縣委書記）去春到武店公社趙樓大隊檢查工作，有謝學蘭等幾個社員哭訴，在他麵前要求處理壞人壞事，他無動於衷，走開不理。去年4月份，趙玉書居然在一次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麽了不起。”去春棄嬰很多，他責令下邊不準收抬，如果收拾，誰收誰養，並說：“凡是丟小孩的都是環人，要追查處理。”相反，去年趙家不見了1隻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3天破案。群眾說：趙家1隻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趙家一年到頭精米白麵，魚肉不斷，……縣委書記楊華龍，去年春天群眾生活都那樣困苦，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像，借以取樂。公社副書記石玉萍，生活極為奢侈，派人到無錫買米，到南京買白麵，到廣州買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時，一個病人要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一頓。（陳振亞：《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1961年2月1日，轉引自《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949-1983）》）
正因為幹部們有權有勢，而且多數沒有受到大饑荒的影響，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得了便宜當然也不願意給自己抹黑，他們對大饑荒的解釋與回憶必然與普通百姓的回憶差別極大。
此外，還有部分受災特別嚴重的地區的確存在一家人或者一村人死絕的現象，他們關於大饑荒的慘痛記憶也就永遠無法描述了。另外還有大批人因為大饑荒被迫外逃到的人，即便他們後來返回原籍，恐怕對當地餓死人時的慘狀了解不深，沒有慘痛的記憶。
三、這三年到底餓死了多少人？
《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中的數據完全不可信
吳法天在微博中引述江蘇師範大學教授孫經先的說法，認為持“餓死三千萬人”主張的人“既然相信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那麽為何無視：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版，《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第267頁，1959非正常死亡17853人；1960非正常死亡374890人；1961非正常死亡647010人。三年災害期間合計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詳細]那麽，這本書中的數據是否可信呢？
經考證，這本書中非正常死亡的數據顯然遠低於實際數據，比如說，該書第267顯示的春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確是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但在第273-273頁各省的春荒非正常死亡人數中明顯可以看出嚴重的漏報情況，以河南為例，本書中顯示1959年河南春荒非正常死亡7289人，1960年為71658人，總計近8萬人。但1960年信陽地委呈交給河南省委和中央的關於信陽受災情況的報告中卻顯示：
“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一萬八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八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在增加到近十萬人。過去認為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也很嚴重。西平縣原來隻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在全縣十三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餘十二個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楂岈山人民公社，過去隻報死六百餘人，現在揭發死人近四千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隊人口死亡達百分之三十左右。”（《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30頁。）
另外，中央和河南省委調查組在1960年10月9日寫的關於息縣的報告中說：“據縣委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縣共死亡104，523人，占全縣原有人口的14％，實際上死亡人數不隻此數。這是因為，第一，時間上卡頭去尾，實際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還在餓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數界限定得過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納入了正常死亡。我們估計息縣死亡人口在12萬到14萬之間。縣公安局統計數是13萬。人死了，就合並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莊5489個，現在隻有4805個，減少了639個。”（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關於息縣情況的調查》，1960年10月9日，1960－3017）
也就是說，正陽、新蔡、息縣三縣僅僅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的死亡人口就有30萬人（注意，這裏明確說的是死亡人數，排除了人口遷移因素），姑且認為這裏邊包含正常死亡的人數，那麽即便按照孫經先在書中確認的全國平均死亡率14.19‰計算正常死亡人數，全信陽八百多萬人中全年的正常死亡人數為11.35萬人，將此人數全部從這三個縣的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死亡人數中扣除，剩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有將近18萬人，比《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1959、1960兩年河南省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之和還要多10萬人，其數據漏報之嚴重可見一斑。由於這屬於災情報告，不可能用於邀功，所以不存在信陽地委和中央調查組多報人數的情況。即便按照孫經先在網上發布《關於我國20 世紀60 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報告》一書中分析得出的“信陽事件”中“可信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8萬的結論，也要比《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兩年河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總數多20萬，孫先生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 年第6 期發表的同題文章中談到總人數時又稱這本書的數據可信，豈不是自相矛盾？此外，《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1959年沒有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數據，1960年的數據僅為14人，而上引1960年陳振亞報告中僅鳳陽縣就有60245人非正常死亡。
由此可見，《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中的各省數據嚴重失實，完全不靠譜，那麽總數據就更不可信了。
人口大規模減少是因為戶口漏報而非饑荒餓死人？
江蘇師範大學教授孫經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 年第6 期上發表的文章《關於我國 20 世紀60 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中認為現有的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的統計年鑒和縣誌等人口資料得出的餓死上千萬人的結論不成立，他認為造成統計資料中60年代初減少1000多萬人的主要原因是“1956－1959年期間出現的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大遷移中有1144萬人重報了戶籍；這些重報的戶籍在1960－1964年期間被注銷。我國1960－1964年期間出現的從城市到農村的人口大遷移中有1510萬人漏報了戶籍。由於上述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減少2654萬人。這是這一期間我國戶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減少的根本原因。”由此他得出結論認為1959年－1961年“我國有一千萬至數千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並認為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應該為104 萬。
其實早在1995年，楊子慧在其主編的《中國曆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中就將1959年－1961年人口異常減少的原因歸結為戶口漏報的問題（詳見《中國曆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P1521-1523），從而認為不存在大規模餓死人的情況。
這種為人口統計數據找的一種合理性解釋並非沒有可能，但即便這種說法成立，也不能否定人口大規模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同樣的，如果認為改革開放後的資料不可信的話，我們可以從當時各省的報告中找到餓死人的直接數據，這些數據都是從村到公社再到省市直接上報的，而不是楊子慧和孫經先所說的國家統計局從戶籍統計得出的數據。這方麵的資料有很多，比如：
1958年11月18日，雲南省委就關於發生腫病死人情況向中央、毛澤東呈報書麵檢查報告。報告說：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計發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腫病而死者約占半數。以曲靖專區最為嚴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數的48%。……大理州在大躍進3年中，發生腫病160280人，死亡14141人。[詳細]
“通渭縣這三年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了2168戶，1221人孩子失去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1965年7月5日下發的《通渭縣關於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轉引自《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考》）
1960年底青海湟中縣委書記劉擇西的揭發：“全縣163個隊中有112個隊大量死人，屍體成堆，有的隊死亡達40％。漢東公社小磨石溝的一個水田內就放了100多具屍首，黃鼠灣隊有一天一個馬車就拉出30多個死人。上新莊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隊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縣餓死15230人，占總人口的12．87％，死絕達1000多戶。”（1961年7月1日青海省《小組會議簡報》，農業區第14號。此件藏青海檔案館。轉引自《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考》）
中央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稱：“據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河南省委1960年11月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中寫的則是“據今年10月分統計，信陽全區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區總人口840萬人的6.54％。”（中共河南省委：《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1960年11月1日）這個數據後來隨著調查工作的深入仍有大幅增加。
趙繼士從西和縣檔案館館藏檔案察知，1960年前後，甘肅西禮縣發生了現代曆史上空前的大饑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僅1960年全縣死亡人口就達44608人（省統計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勢頭仍在發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詳細]（趙繼士《一九六O年前後西禮縣大饑荒》）
江蘇省高淳縣“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 發生了浮腫病、消瘦病、婦女子宮下垂病患者114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嚴重事件”。（《中央轉發江蘇省委關於高淳事件的通報》, 中發( 60)309號文件, 1959年1月22日。蔡天新《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烹調增量法”的曆史反思》）
……
從這些直接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確確實實存在饑荒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人口的急劇減少並非僅僅是因為戶口漏報（如果真的有這種情況的話）。
當時的官員和記者關於饑荒情況的回憶
近年來，關於1959-1961年大饑荒各地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有很多當時的省市一把手或者負責人、新華社記者在回憶錄或者采訪中給出了一些死亡數據，盡管這些數據的準確性眾說紛紜，一時難以證實，但是在權威資料尚未公開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從這些回憶的數據中略略看到當時饑荒的慘狀。
關於河南信陽，據當時在信陽行署辦公室擔任秘書的餘德鴻回憶：“國務院內務部曾於1960年春派郭處長（編者注：具體姓名不詳）來信陽了解情況。……他們花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逐縣進行了調查訪問，在調查報告中，寫上了餓死人105萬的數字。”（餘德鴻《痛憶“信陽事件”全程》）
關於四川梁平的情況，原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明朗回憶說：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數字。我專門問過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實實給我說，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說是八萬。那時粱平的人口是五十萬左右，這個數字我是一直記住的。……我那時是縣委的一把手，這個數字應該是比較確實的。”（明朗《“大躍進”中在梁平》，《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一輯5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關於安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原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回憶，大概為500萬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誌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張凱帆回憶錄》，第344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據安徽阜陽地委宣傳部長介紹，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就餓死200餘萬人。當年向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餓死150萬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的數字是餓死了240萬人。（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關於山東的情況，原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在回憶中說：“1960年山東省召開的全省五級幹部（省、地、縣、公社、大隊）大會，我們大家都作為出席五級幹部會議的一員，參加了這次會議。……分組會討論和向我們介紹情況時，又講了許多重要‘機密’。我這裏僅是摘錄當年我的日記本中追記的幾個有關片段：‘山東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時間)非正常死亡達69萬多人，這是張新村在大會檢查時談到的。多慘！’大會的一位領導說：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1961年惠民縣召開了縣、區、社、隊四級幹部大會，會議通報：餓死人的情況過去不準說，更沒有人敢統計。這次在揭批‘五風’時的4000人大會上，做了個初步統計：去年(1960年)一年的時間(實際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時間)，惠民全縣非正常死亡人口3萬多，現有的浮腫、幹瘦病人10多萬。”（《農民日報》原總編輯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
……
關於餓死人總數的爭議
1959-1961這三年總共餓死的多少人，由於資料的限製，至今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現在的學者專家們多是根據1953、1964、1982年等年份的人口資料以及一些縣誌、檔案等材料加以推算。
比較官方的說法來自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首次確認了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詳細]
學術界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曹樹基根據80年代以來出版的人口資料和各地的縣誌，采用了人口學和曆史地理學的方法，推算出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推算出的數據約為1700萬。上海大學教授金輝以國家統計局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認為“中國大陸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 低限值也在4000萬之巨。”他還認為總計損失人口數為6000萬-7000萬，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5：2。199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煜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則認為這三年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葛劍雄認為，“三年的大饑荒造成的人口過量死亡至少要超過1530萬”。另外還有國外的學者測算出從890萬到3300萬不等。（李成瑞、尚長風《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研究述評》）
除了完全否認有餓死人現象者，關於總人數最少的說法來自孫經先，他根據其人口減少主要是因為戶籍錯報的說法，相信《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我國1959－1961 年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04 萬，其中1959 年1.8 萬人，1960 年37.5 萬，1961 年64.7 萬”的說法是可靠的。事實上，前文我們已經分析了，《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的統計數據完全不可信。
結語
首先，我們絕對可以肯定的是，1959-1961年發生了建國後最嚴重的大饑荒，在這場饑荒中有成千上萬的人由於政策失誤被餓死。
其次，關於這三年中國一共有多少人餓死，尚未有最權威的資料出現。關於人數的問題大家眾說紛紜，在關鍵史料解密之前，真正的數據依然隻能靠各種推算和猜測。但我們有權呼籲官方公開史料，給死去的千百萬人一個說法；我們有權要求將遇難人數精確到個位數……
最後，在探討具體的遇難人數的同時，需要真正認清那個時代的悲劇，如此才能讓讓這樣的慘劇不再發生。
http://view.news.qq.com/zt2012/snjh/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