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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wenxuecity.com/myindex.php?u=maomaochiu ； 一些曆史細節，因年代久遠，可能有所出入。
我們家的故事（一 ）：我的爺爺
和舊上海很多生意人一樣，我的爺爺出生於寧波，其父親是寧波當地小學堂的一名教員。爺爺六歲開始在學堂裏讀了兩年書，但不幸8 歲的時候，我的曾祖父亡故，爺爺隻好進了寧波另外一所初小，又勉強讀了六年書，但因家境窘迫，於14 歲那年（ 1917 年）輟學，隻身一人背井離鄉來到了上海，在浦東洋涇鎮源茂布廠做學徒。學徒學徒聽著蠻斯文的名頭，實際上就是住在老板家打雜的小零工， 幹些上到端茶送水，下到洗尿布倒尿壺之類的勤雜活兒 。 所謂的手藝，都要靠自己用心看慢慢學。 爺爺從小學徒做起，由於態度認真，手腳麻利，兩年以後，被師傅推薦，到了當時日本人在上海開的隆豐洋行裏做學徒，又幹了兩年多。在這期間，他結識了洋行老板的兒子，兩個同在外鄉的年輕人，年齡相仿，說話投緣， 於是就介紹我爺爺去日本做工。 1921 年 7 月， 18 歲的爺爺第一次去了日本，在東京神田區山田染料商店做實習生。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爺爺年輕的時候，日文不錯。
1923 年 8 月爺爺從東京回到了上海，並於同年與同樣來自於寧波的我奶奶完婚。 婚後，爺爺在當時位於九江路的隆豐洋行裏做起了跑街 ( 上海話推銷員 的意思） 。 1920 年代的上海，民族資產階級漸漸抬頭，有了一些初具規模的廠子，爺爺在洋行裏做了兩年跑街後，就轉到了保定路黃增和染廠做了一名技術員。無奈好景不長， 1926 年 3 月，染廠倒閉，爺爺失業。在此後的七年時間裏，爺爺當過油墨廠的跑街，也回到過寧波老家務農，在柴橋廟嶺承辦了全華農場，種桃樹兼養雞。但辦廠的念頭一直沒有在爺爺心中消掉， 1932 年，爺爺回到上海，在德孚洋行實驗室裏做了一名技術員，同年與其他三位朋友集資共1000 元（爺爺從他姑母那裏借了250 元），在閘北區開了一家瑞和坊居所。初創業時，僅雇一名工人，用五倍子提煉丹寧酸（一種印染原料），到 1934 年散夥時，已分得 5000 元 （相比之下，當時工人的平均日工資是幾毛錢）。 從借來的 250 元到兩年後的那 5000 元，爺爺挖到了他生意場上的第一桶金，意義深遠。
有了一點小資本， 1934 年 4 月，爺爺於寧波南門外開恒豐印染廠，做了廠長，時年 31 歲。聽說這個期間，他又去過日本，采購設備機器。 後來又轉到工業基地上海，在虹口天寶路辦了共和印染廠，做廠長。 事業剛剛有一點起色，但，不幸還是降臨了。 當時一個家庭的不幸，是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不幸，密切相關的。 1930 年代的中國，一點點的被日本蠶食，從東北到華北，直至江南。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軍空襲上海虹口 ，爺爺的共和印染廠一夜間被夷為平地 ， 據我奶奶後來回憶說，當時剛從寧波老家運來的一套傢俱也全毀了，好在家裏的人沒有傷亡。爺爺，於是又從廠長再次變為失業者。
爺爺和奶奶這個時候，已經生子育女，有了四個孩子 。我爸爸排行老四 ，上麵有三個姐姐， （後來一個姐姐不幸夭折，我爸晉升為老三， 下麵又增加了 一弟一妹） 。共和印染廠被炸後，爺爺沒了工作，沒了經濟來源，原本的家底也不厚實，還有幾個孩子，爺爺和奶奶無奈，帶著孩子們回到寧波丈母娘家，靠老丈人接濟。我奶奶出身於寧波的一個米商家庭，奶奶的父親經常要 到湖南長沙一帶采購大米，辛苦經營多年，不是大富大貴，但還有一點實力。 在這個最困難的時候， 他們資助了我爺爺，幫著他東山再起， 進行二次創業。 1938 年 5 月，爺爺重回上海，在上海長寧區再次合資開辦印染廠，這次取名 ------ 成大 （ 49 年以後改名為中染公司印染廠）。
我一直為爺爺不屈不撓的開創精神所折服。 爺爺隻有初小文化， 14 歲從寧波隻身到上海做學徒， 18 歲從上海東渡扶桑學技能， 20 歲回國後事業上經曆了一次次的挫折，轉業，失業，回鄉務農，借錢開廠，廠子被炸 ……， 沒有氣餒，堅持不懈，直到東山再起，其勇氣和魄力可見一斑！
爺爺在成大廠任職的時間最長。 一開始的時候，爺爺一家子是借住在他朋友在上海郊區江灣的一棟空關的兩層樓的別墅裏，由於離廠址較遠，又沒有公交 車，爺爺買了輛雪弗蘭 （ Chevrolet ）轎車，雇了名司機，我爸爸他們這群孩子對那輛雪弗蘭印象很深 ，至今還經常提起。 江灣有一個機場， 當時還有一些國民黨的空軍駐紮在那裏。 由於是近鄰， 天天低頭不見抬頭見，爺爺和基地上的官兵關係也不錯。因為當地也沒什麽小學，爸爸他們兄弟姐妹就進了國民黨空軍的子弟學校上學， 有一陣子，家裏也另外請了先生來教課。
爺爺每天早出晚歸往返於江灣和長寧之間，很辛苦， 於是在江灣住了兩年後，一家子就搬到了長寧路廠址的木板房裏居住。這個期間， 廠子一點一點有了起色 ， 一步步的走上正軌， 開始盈利。不過爺爺把賺來的錢全部投入到擴大再生產，廠子也從一個單純染色的染坊發展到可以印花的名副其實的印染廠， 鼎盛時期，大約有兩三百個工人。 工人待遇也有很大改善 ，有專門的工人宿舍，每人有一張床，床頭還有個夜壺箱（上海話床頭櫃的意思）。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純粹白手起家的沒有外資或國資後台的民族企業，在殘酷的競爭中，在國憂外患的生存環境中，能發展到這個地步，個中艱辛，我隻能想象，隻有他們自己最清楚！
隨著日子一點點的好過，爺爺奶奶家裏也有了些積蓄，後來就在長寧路兆豐新村頂了一套三層樓別墅 。爺爺和其他一些生意人還會定期去南京路上有名的 永安公司七重天酒樓喝茶敘談，互通有無 (好像是叫什麽星期二俱樂部 ，很像現在生意場上的 social party ）。 爸爸他們幾個兄弟姐妹也一點點健康快樂地長大，全家上下殷殷實實得迎來了 194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