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電棋局：巨頭齊聚中國 力推電力新“主角”

2005-03-14 中國經濟周刊 全國範圍的拉閘限電，著實為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帶來了不小的掣肘，“煤用完了怎麽辦”成為不少省長們共同的擔憂；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積極推進核電”的指示，預示著中國電力結構調整正式啟動。 在全國多達16個省份的核電站建設熱潮之下，也有一係列問題需要解決和厘清：政府監管“多龍治水”、專業技術人才匱乏、待建的30多個核電機組如何才能合理布局、如何妥善解決核廢料帶來的環保問題等等。 40年前，中國因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而震驚全世界；現在，中國核事業再次吸引全球目光。但不同的是，中國這次是和平利用核能、大力發展民用核電站。 2月28日，世界三大核電巨頭齊聚中國北京，向國家核電技術公司籌備組遞交了核島投標文件； 3月2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作重要指示：“調整電源結構，……積極推進核電”； 3月3日、5日分別開幕的全國政協、全國人大“兩會”，包括電力在內的能源緊張問題，成為各地、各行業代表共同關注的焦點之一。電力已成為製約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瓶頸因素，煤電油運更被列為今年中國麵臨的十大挑戰之一。 《中國經濟周刊》獲悉，在國家級的核電站建設正式開始海內外招標的同時，自2004年以來，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的核電發展計劃也已付諸實施。據了解，中國計劃在2020年之前，將建設約40座核電機組。 麵對國內電力緊張和國際核電業高達30%的高盈利率，目前全國約一半省市自治區都製定了自己的核電計劃。但《中國經濟周刊》采訪的多位核領域專家和學者普遍擔心，4000億的投資額、僅一個技術人員培訓費用就要10萬以及核廢料帶來的環保等現實問題，可能導致相當一部分的地方核計劃半途流產。 核電巨頭齊聚中國 2005年2月28號下午，北京天氣一改多日的陰霾，晴空萬裏。 應邀參加中國第三代核電自主化依托項目競標的三大外國公司，即俄羅斯核電建設出口股份有限公司（Atomstroyexport）、法國法馬通公司（Framatome）、美國西屋（Weatinghouse）投標聯合體三家核電供應商代表，齊聚北京通用技術大廈，向國家核電技術公司籌備組遞交了核島投標文件。 這標誌著，上述三家世界主要的核電供應商，在浙江三門核電項目一期工程和廣東陽江核電項目一期工程上展開的激烈競爭，已經正式拉開序幕，海內外關注的中國核電已進入實際操作階段。 中國核事業的發展已有近半個世紀。早在1955年的1月15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製定了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此為中國核事業的開端。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裝置，震驚全世界。 當今世界已進入和平年代，核事業也由最初的單純的軍事用途，更多轉向民用目標。早在1983年，中國在浙江海鹽縣興建運營了自行設計、製造的30萬千瓦的中國第一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後來又引進法國、加拿大等國核電設備，分別在廣東、浙江興建了大亞灣核電站和秦山核電三期工程；目前正在施工之中的江蘇連雲港田灣核電站的新型核電站，引進和采用的是俄羅斯技術。 據統計，迄今為止，中國已經建成的核電機組有8套，另有3套正在建設之中。文章開頭提及的浙江三門核電項目一期工程和廣東陽江核電項目一期工程招標，則是中國百萬千瓦核電站建設項目的最新動態。 但中國計劃中的核電站遠不止11個發電機組。國內核能源專家、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總經理康日新近日透露，“按照現在國務院和有關部委提出的計劃，我們希望到2020年能夠有四千萬千瓦核電，到時核電占總電量的比例將由目前的2%上升到4%；從核電機組上講，可能到時大約有40個核電機組。現在的核電機組僅有11個，所以我們希望在2020年以前能夠建成另外30個。” 國家計劃中的幾十個核電機組的核電規劃，大大刺激了各省發展核電的熱情。《中國經濟周刊》獲悉，全國目前至少有16個省市自治區已經開始或正計劃開始大力發展核電站，這一數字比2004年下半年增加了4個。 1月28日，重慶常務副市長黃奇帆稱，籌備長達4年、2003年上報國家發改委卻未納入“十一五”規劃的重慶核電站建設項目，在春節後將再次上報，力爭在“十一五”內開工。 此前，甘肅、吉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紛紛對外宣稱將爭取成為第一個擁有核電站的內地省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萬億的四大省份廣東、浙江、江蘇、山東，其核電計劃除了目前已經開始商業運營的核電站外，也正在計劃興建更大規模的核電項目。山東省甚至稱將新建3個核電站，其中包括一個新型核電站。 來自清華大學的消息稱，由該校提供技術、華能集團等投資的世界首個實驗式高溫氣冷堆式電站，將在山東榮成興建。這項能大幅提高核能利用效率的新興技術，盡管仍屬於第二代核電技術範疇，但仍引起業內高度重視。據清華大學有關人士介紹，從技術角度來講，該核電站其實已經在向第四代核電站技術邁進。 核電站技術，根據冷卻劑的不同，有輕水堆、重水堆、氣冷堆之分。輕水堆又叫普通水堆，分為壓水堆和沸水堆。輕水堆對天然鈾的利用率低；重水堆可以直接用天然鈾作燃料，最有效地利用天然鈾。正在興建中的山東榮成核電站屬於高溫氣冷堆式核電站，其特色之一是使用氣而非水進行冷卻，此前中國的核電站基本利用水冷卻方式，如浙江的秦山三期核電站項目為重水堆型，其餘投產的核電站大多為輕水堆中的壓水堆。 核電為何要成電力新“主角” 這場全國範圍內的核電站發展熱，必將帶來中國能源戰略的相應調整，中國目前的電力結構更因此發生根本性變化，即在傳統的煤電、水電等主力電源基礎上，更大規模的發展核電、天然氣電等新型電源。而這一巨變的根本原因在於目前越來越嚴重的電力緊張。 “調整電源結構，大力開發水電，優化發展煤電，積極推進核電，適度發展天然氣發電，鼓勵新能源發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3月2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作了如此指示。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主題就是分析當前電力供求形勢，研究電力工業發展問題。 外界認為，溫總理此番講話既表明中國現有的電力結構麵臨大的調整，核電將在中國未來電力結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同時，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的中國核電，也更為清晰地走入人們的視野。 近兩年來，電力緊張帶來的“拉閘限電”幾乎遍及全國，電力已成為製約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瓶頸因素。據了解，目前正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兩會（政協和人大），來自不同地區和領域的代表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提交了有關解決電力緊張的議案，電力成為兩會現場的焦點話題之一。有代表提供的數字表明，2005年全國最大電力缺口在2500萬千瓦左右；煤電油運更被列為今年中國麵臨的十大挑戰之一。 國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核專家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介紹說，他本人作為核專家組成員之一，曾與山東、安徽等省份的領導就電力問題多次交流，這些領導對“煤用完了怎麽辦”，表示了強烈憂慮，並因此認為發展核電站是長遠考慮的必然選擇。 從實際情況看，電煤供應短缺也的確是核電站興建的重要初衷。以江西為例，江西是一個能源缺乏省，可開發的水能資源僅占全國的1.5％，水電資源發展空間有限；江西煤炭儲量隻占全國的0.137％，發展火電主要依賴大量調入外省煤炭。按照江西省2020年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預計2011至2020年全省GDP年增長10％左右。為此，江西初步預計2020年較2002年需增加1200萬千瓦的發電裝機，但如果全部采用火電機組，年需新增電煤3600萬噸左右，從煤源和運輸能力考慮，其難度之大難以想象。為此，江西早在1982年就組織了核電站址的勘察，並在1992年委托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編製了《江西核電廠初步可行性研究報告》。 電煤供應帶來的火電難題，目前已經成為全國性問題。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高級工程師沙亦強介紹說，中國可用煤炭總儲量接近1900億噸，如果維持2004年預計的19億噸年開采量，未來可以開采100年。但是如果再除以目前不到40%的資源回收率，實際上每年將耗用50億噸煤炭，如此計算，1900億噸煤炭隻能維持40年左右的使用期限。 除煤炭儲量和生產量的限製因素外，煤炭運輸環節成本過高，因此導致電煤成本高，也是中國改變依賴火電投資，大力發展核電和水電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如山西的每噸電煤出廠價為200多元，經過鐵路和海運到達廣東後，每噸價格達到700元左右，流通成本高於開采成本。 對此，兩院院士、核專家何祚庥對《中國經濟周刊》說，興建核電站直接的原因是解決北煤南運的問題，因此沿海電煤供應緊張的省份，可能會先上核電項目。 但是，西安交通大學核能與熱能工程研究所專家賈鬥南介紹說，核電站建設的長期性，以前是7年，隨著技術的提高，現在周期縮短了，但仍需5－7。因此，正在啟動的核電計劃仍解不了目前的用電之渴，即短期內核電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電荒。 核電戰略：從遲緩到積極 煤炭短缺、煤電成本高和電力緊張，直接促成了中國核電發展的新機遇。但也有業內人士指出，按照國際經驗看，大力發展核電站也是國家戰略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 兩院院士何祚庥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指出，在上世紀60年代，中國重視核武器，但是對於核電站建設的戰略重視不夠。據了解，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核電”發展到底是先以“核”為主，還是先“以電”為主，一直存有較大爭論。核工業部門，主張以核為主，電力部門則主張以電為主。這種爭論幾乎持續了30多年。“核電已成為一門強大的新興產業時，我們關於核電的決策，仍然舉棋不定，徘徊不前，致使我國的核潛艇成功下水以後的20年間，核電仍為零紀錄，這導致了中國核電事業發展的緩慢。”中國科普博覽網站對此如此評價。 1991年4月《國際核工程》資料顯示，當時世界運行的核電站有415個反應堆，裝機總容量為3.26億千瓦（截止1990年底），此時中國運行的核電站記錄為零（1983年開始興建的秦山核電站，於1991年12月15日才開始運行發電）。 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總公司網站曾對此“失誤”總結說，“由於發展核電的技術路線長期搖擺不定，對重大的基本的技術政策問題長期爭論不休，不作決斷，貽誤了寶貴的時間，這也是我國核電事業發展非常遲緩的另一個原因。”其三點教訓是“一是核能在軍轉民的過程中，我國核電起步太遲。這是能源領域決策失誤之一；二是核電起步後，行動踟躕徘徊，選擇技術路線猶豫不決，缺乏領導的正確集中和決策；三是缺乏核電的戰略和規劃。” 為此，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曾向中央高層遞交報告，指出中國核電站建設存在多重問題，首當其衝是戰略重視不夠。據說中央高層領導對該報告高度重視，江澤民、胡錦濤、黃菊、曾培炎等分別做出重要批示。此後不久，國家核電領導小組成立。 目前中國與發達國家在核電領域的差距很大。從核電占整個電力的比例看，根據世界核能機構1月14日報道，法國2004年核發電量比上一年增加1.7％，占總發電量的78.1％；目前世界核電的發電量占世界總電力的16%，有442座核電站在30個國家運行。但中國目前核發電量不足總發電量的1.6％。 2005年1月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考察大亞灣核電站時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核電發展，要按照國家發展能源的決策和部署，積極推進核電建設。現在是中國核電建設的關鍵時期。他表示，發展核電是優化能源結構，調整能源布局，發展清潔能源，保護生態環境，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需求的有效選擇。 溫總理3月2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積極推進核電”的表態，可以認為是近一年來國務院高層領導，對發展中國核電不斷遞進的積極態度和說法的最新和最高認定。 如早在2004年年初“紀念我國核工業創建50周年大會”上，國務院副總理黃菊就強調，要“高度重視”核工業的戰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充分認識發展核工業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發展核電是加快我國能源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發展核科技是推動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重要途徑；隨後，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對媒體透露，中國正在製定的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已經適度調整了能源發展戰略，用“積極發展核電”代替了過去的“適度發展核電”政策。 據悉，中國“十一五”核電發展計劃，已經成為整個“十一五”能源規劃的子規劃。 核電利潤大 企業熱情高 與煤電和水電相比，核電站的投資規模和所需資金更為龐大。 上海交通大學核科學與係統工程係專家曹學武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一般來說，每100萬千瓦的核電機組電站的投資額約為100億元人民幣，按照2020年中國要達到4000萬千瓦的裝機容量計算，總投資額可能在4000億元以上。 但業內人士認為，4000萬千瓦也不一定就是最終數字，因為目前中國核電站的發展目標一直在不斷提升。 如2002年底，國家計委給國務院遞交報告，說至2020年全國預計總發電裝機容量8億千瓦，核電占4%，為3200萬千瓦；2004年9月1日，中國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副主任、國家原子能機構主任張華祝稱，到2020年中國核電裝機容量將有望達到3600萬千瓦；2004年11月６日，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視察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時指出，“到2020年，我國核電要達到4000萬千瓦裝機容量。” 據了解，4000萬千瓦核電裝機容量，這一數字與2002年國家電力公司的規劃一致：2020年總裝機容量9.5億千瓦，核電規劃4000萬千瓦，占4.2%；按裝機3200—4000萬千瓦，核發電量為2100—2600億千瓦小時，占5％—6%。 國家電力公司作為當時最大的非核電電力企業，2002年時並未獲得發展核電的資格，但其2020年的整個電力規劃中仍設計了核電內容，這似為未來的核電發展埋下了伏筆。最早擁有發展核電資格身份的電力公司隻有兩家，即中核（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和廣核(中國廣東核電集團有限公司），它們已分別作為投資主體建設了國內大部分的核電機組。 2002年12月國家電力公司分拆為包括5家發電公司在內的11家公司分別掛牌成立。此後5家發電企業—中國華能集團公司、中國大唐集團公司、中國華電集團公司、中國國電集團公司和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紛紛加快了其涉足核電的步伐，其中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簡稱中電投集團）尤為突出。該公司成立之初就明確把核電作為企業發展戰略，堅持水、火、核並舉的發展思路。目前國內各個省份的核電發展項目，幾乎都有其身影。 2004年12月20日，中電投集團的專業核電投資公司—中電投核電有限公司成立。中電投集團公司總經理王炳華在掛牌儀式上透露，國務院及有關部門明確表示將中電投集團作為國內進行核電建設開發的第三家企業集團。 不過專家指出，中電投集團獲得的隻是核電投資主體資格，至於具體投資項目，仍需獲得審批。中電投集團自己的網站披露說，作為核電投資主體，它們投資的山東海陽核電和遼寧紅沿河核電項目，已經列入“十一五”開工建設計劃。 目前，核電站建設項目的項目規劃和審批權限，都歸於發改委。但業內人士透露說，在實際操作上，最終的定奪權還是要通過國務院辦公會議，原因在於核電安全的特殊性。 從國家電力公司分拆出的另外4大發電企業，也紛紛涉足核電領域。最典型的是華能集團，它自稱已經擁有山東海陽核電站項目5％的投資股份，同時由其占投資比例50%的榮成核電項目，也在加緊興建中。 上海交通大學核科學與係統工程係專家曹學武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目前中國核電站建設的投資主體和資金來源似乎沒有什麽太大問題，比如沿海一帶資金很多，2020年核電投資所需要的4000億資金，應該說基本上有保障。但關鍵問題是，核電是否允許私營資本進入。目前國家政策層麵上已在鬆動，但具體操作方麵情況仍不明朗。 曹學武說得政策是指國務院2005年2月29日發布的《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該意見規定，“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本進入，並放寬股權比例限製等方麵的條件。”“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 事實上，核電資金來源從一開始就已實行對外資開放。1987年8月7日開工的大亞灣兩台核電機組項目，投資總額高達40億美元，外資公司香港核電投資有限公司就持有25%股權。兩台機組自1994年開始投入商業運營後，目前其賣電收入已經順利還貸45億多美元，占到全部應還本息的87％以上。 2004年9月1日，國防科工委副主任、國家原子能機構主任張華祝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從‘九五’期間開工建設的核電站來看，用中外合作的方式，在利用國內資金的同時，利用國外的資金來建設核電站，是一條非常有效的途徑。 至於核電投資是否能收回的盈利問題，專家認為不必擔憂。兩院院士、核專家何祚庥說，建一個核電站需要投資上百億，投資能否收回，主要取決於上網電價。2004年6月底，秦山二期核電站上網電價為0.414元/千瓦時，創目前國內核電行業價格新低，已具備了與脫硫火電價格（0.40元/千瓦時）競爭的能力。 西安交通大學核能與熱能工程研究所賈鬥南認為，從國際經驗看，核電價格普遍低於火電價格，主要是因為核電站的規模效應。所以中國未來核電價格極有可能低於火電價格。 據悉，目前法國的煤電成本是核電的1.75倍，德國為1.64倍，意大利為1.57倍，日本為1.51倍，韓國為1.7倍，美國的核電成本早在1962年就低於煤電了。因此核電站的利潤率很高。西南電力設計院工程師李恩和認為，核電站的回報十分驚人，毛利潤率一般都維持在30％以上，遠遠高於電力行業的平均盈利水平。 多“龍”治核也尷尬 核電的高盈利率確實具有難以抵擋的商業魅力，目前多達16個省份紛紛上馬核電站，但最終能否實現各自的核電之夢，目前還是個未知數。 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專家顧忠茂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中國核電事業存在核戰略、規劃、管理體係、核基礎研究和人才等問題。其中核戰略、規劃等問題正在逐步解決，但是人才等問題較為嚴重。 據了解，大亞灣核電站僅僅一個技術人員的培訓費用就花費10萬。中國過去長期輕視核電站的戰略，導致大批的人才流失和青黃不接，高等院校的核專業不僅少，專業教育和培訓也跟不上。因此，從人才角度看，地方政府認為核電項目說上就能上的想法，顯然不現實。 上海交通大學核科學與係統工程係專家曹學武對《中國經濟周刊》說，每個核電站核反應堆工程的技術人員，一般占核電站專業人員的10％－20％，其他的則為電力、控製等技術人員。按照一個百萬千瓦核電機組400人計算，到2020年40個機組，總共需要5000－6000個核專業技術人員。但目前培養的人才，除去出國、淘汰、考研後的人才，顯然遠遠不夠用。 據悉，目前隻有四個高校設有核動力相關專業，即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 除人才匱乏等問題外，監管體製的“多龍治水”局麵，也是中國未來核電站建設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據《中國經濟周刊》了解，中國核工業過去一直處於多部門管轄狀況。在機構改革前，先是由核工業部（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和電力部共同主管，後又由電力部、工業部和機械工業部等聯合主管。 隨著政府機構改革，原有一些部委被撤並，但核工業仍由科技部、國防科工委、國家發改委、國家核安全局等多部門管轄。其中國防科工委負責行業主管（其中國家原子能機構作為對外的另一塊牌子）；國家核安全局（與國家環保總局對外是一塊牌子，對內是後者的一個部門）負責安全監督；機械部撤銷後變成的協會負責其機械製造；科技部負責基礎研究（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也負責一部分研究）；國家發改委負責規劃；電監會則負責發電後的電力監管。 專家指出，這些部門之間的關係亟需進一步厘清。比如中央搞核電項目，地方也在上核電項目，一些大型發電企業也有核電投資的需求和衝動，那麽應該由誰負責統一審批？ 另有專家指出，核電站在核反應領域（核島部分，即反應堆部分的廠房和設備）歸核安全局監管，進入輸電階段歸電監會管，但是兩者之間（常規島，發電機部分的廠房和設備）的機組發電階段，歸誰管，管轄權仍不清楚。 回憶上世紀中國核電起步時，各政府部門之間圍繞重核還是重電爭論30多年的事實看，“從核電起步的問題上，充分說明我國決策程序上存在嚴重問題。曠日持久的爭論，不僅在專家之間，也發生在政府的職能部門和領導層內。核電決策遲疑不定的教訓，要求我國科技管理體製的上層必須進行改革，使技術決策與權力決策能有效結合。”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網站的信息如是評述。 西安交通大學核能與熱能工程研究所賈鬥南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除了體製關係，技術關係也要理順。比如現在有發展重水堆的，有發展壓水堆的，也有高溫氣冷壓堆的，都說好，中央和地方不同的部門，不同單位的意見也不統一。從國家製定標準化角度說，對於不同技術的評價和認定仍存在難度。 目前的秦山三期核電站項目屬重水堆式核電站，山東榮成核電站將是高溫氣冷堆式電站，其餘為壓水堆式核電站。世界成熟技術為壓水堆式電站。中國核電站技術的前沿技術仍在加快研究，其中壓水堆技術、快堆技術、高溫氣冷堆技術開發，分別以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清華核能技術研究院為主。 至於中國未來核電規劃的地域設置，也需亟待解決。中核集團公司科技委主任潘自強和副主任沈文權在《2020年前核能發展目標研究》中指出，中國核電項目安排的原則應該是沿海地區首先發展，因為這裏有較好的技術和經濟基礎；同時實行群堆建設，有利於提高經濟性：包括同一廠址采用統一堆型和“一次批準規模,逐一批準立項，連續建設安裝”。 16個省市盡管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發展計劃，但是30多組未建核電機組的繡球到底會花落誰家，仍是懸念。兩院院士、核專家何祚庥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內地省份，除了內蒙古缺水不便建核電站外，建設本身都沒有問題。按照國家現有規劃，在2020年之前，平均每年上1到2個核電站項目，但最終落實到哪個省份，誰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