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險的傾向 By [ 許知遠 ] 2008-6-16 |
現在，沒人談論西藏獨立，或是奧運火炬傳遞所引起的中國與西方的對抗了。
後現代的政治生活如此眩目，像是不斷更換的舞台劇，沒人知道下一幕誰將出場，劇情如何。
突然到來的汶川地震，摧毀了城市與鄉村，帶走了數以萬計的生命，也催生了無數眼淚、同情與動人故事——這些柔軟、美好的情感在這個不斷變化、過分功利的時代中，曾經被普遍的忽略。地震也消除了過去幾個月彌漫在中國周圍的孤立氣氛，在西方世界，對災民的同情壓過了之前對中國的不信任，而中國政府的大規模與快速反應，更受到了廣泛的稱讚——似乎這個“沉浸在悲痛中的中國”，已完全不是“那個咄咄逼人的中國”。
讓我們暫時擱置一下眼淚與悲痛，暫停感慨人在自然麵前的脆弱，稍後再讚揚中國政府與公眾的團結一心的表現……讓我們正視中國社會內部正在興起的一種愈來愈顯著、卻經常被忽略的趨勢——不受製約的政府權力和難以自控的公眾情緒，正日益緊密的結合成一體，它們反對任何獨立的、不同的聲音與力量，它們共同的洪流，可能摧垮經過30年發展所緩慢生長起來、力量微弱的公民社會。它們都聲稱自己的“愛國主義”，卻可能將中國建設成一片繁華的沙漠。
自從今年3月起，這種感覺就開始強烈的攫住我。先是拉薩的騷亂，然後是火炬的傳遞，國家的宣傳機器依舊一如既往的工作，它用單調的語言、粗暴的語氣，傳遞出片麵的、經過嚴格選擇的信息。我以為它們不再會奏效，人們早已習慣於將各種官方的宣傳，當作可以嘲笑的謊言，一種嘲諷一切的情緒早已在社會中蔓延——除去自己的利益，人們似乎什麽也不相信。但是，我卻看到了公眾的讚同與憤怒，人們或許在私下謾罵政府的腐敗與欺騙，但一旦涉及到“國家與民族”問題時，人們的聲音就突然開始變得驚人一致——它不容任何質疑。我尚不能清晰的分析出這種傾向的原因，它或許與人們對身份的認同有關。自人類開始以來，歸屬於一個確認的群體的需要就是一種自然的需求，它是家庭、氏族、部落、社會階級、宗教組織、政黨，民族國家……昔日的中國人曾經在家族、地域與地方宗教中找到歸屬感，到了20世紀，民族國家則提供了另一種強大的歸屬感——我們強烈的意識到自己與別的國家的不同，並且感覺到屈辱。而到了1949年之後，民族國家的歸屬感愈發強烈，並且它和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政府、與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混合在一起，它們變得不分彼此。同時，可能給個人提供的歸屬感的係統都被都蕩平了——宗族祠堂、舊文化傳統被破了，宗教則是精神上的鴉片，社會階級中隻有一種值得保留，其他則被改造……1978年開始了新時代，但是毛澤東時代留下的遺產卻如此是持久。中國人或許在對物質的占有中，獲取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我消費什麽，我就是什麽人，但是那種內心深處的更深刻的歸屬感卻仍未得到滿足，它似乎隻能和民族國家聯係起來。但很可惜，經由多年的宣傳與教育，政黨、國家機器與民族國家，仍經常被混為一談。所以，那些在街頭抗議CNN與家樂福的年輕人，不僅獲得了一種公共表達的機會，他們也在那一刻感受到一種更崇高的歸屬感——看，我在為一種更偉大的目標而呐喊，而不僅僅是我自己。
當汶川的地震發生後，那駭人的災難引發了巨大同情，激起每個人內心的脆弱性，人們與政府最初表現出一致的態度，值得理解。但是當事態繼續向前發展，一場巨大災難所避難出現的複雜性都已突顯出來時，政府仍不願意麵對真實的困境，隻用一個個的感人畫麵和解放軍的無私英勇，來搪塞對深層事實要求時。而公眾似乎仍對此並無怨言，他們輕易的將對生命的崇高讚美，替換成了愛國主義，同時不願意承認麵對悲傷每個人都該有不同的表達方式，認定此刻對於政府的任何質疑都是“動機不良”或是“時機不對”，他們自覺的將自己的身份和整個國家機器，聯係在一起。當這種一致性發生時，他們覺得自己不再孤單，而且擁有一種道德上優越感。
於是，在這種眾誌成城的民意下，國家的權力可以繼續不受製約的擴張。我們不是看到了，不管是以奧運會的名義，還是以災難的名義，政權的任何行為不都獲得了新的合法性嗎？中國的改革曾經是政治權力退出社會的過程，因為全能性的政府導致災難，但現在，它似乎再次證明了隻有政府與軍隊能夠解決問題，它們的力量值得尊敬而不是警惕。同時，公眾也在以崇高和愛國的名義，為自己的無知獲得了某種權力。當這兩者相互匹配與利用時，這個社會的獨立的、清醒的聲音，可能出現的多元化力量，都將受到嚴重的挑戰。在世界曆史上的一些時刻，不是充滿這樣的例證嗎，它們或許可以在短期內給人以強大的印象，但長期來看，它們則扼殺了一個社會的想象力、豐富性，並最終導向一個令人憂慮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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