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地說，這裏說的中國人指的是漢人，中國文化相應地特指漢文化。我們用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來指稱漢人和漢文化，是為了順應大眾的閱讀習慣，使閱讀來得輕鬆自然些。
人都有說假話的時候。說假話的原因和目的很多，未必都是負麵的。說假話有的是出於信仰的原因，為了保護組織和同伴，在敵人麵前寧死也不說真話，那叫英雄氣概；有的是出於人道的考慮，始終不向當事人說真話，是為了避免當事人的痛苦；有的是為了取悅對方，創造一個輕鬆愉快的氣氛，這是聰明伶俐的表現。說假話更多的時候是為了保護自己不被受到傷害。說假話不難，難的是麵對真相還能淡定從容的堅持說假話；難的是毫無目的性的習慣性說假話。
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製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製度。（總綱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製。社會主義公有製消滅人剝削人的製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總綱第六條）”。“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總綱第十條）”。“ 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總綱第十二條）”。中國政府一貫聲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然而中國的現實狀況是：財富和資源迅速的掌握在一少數社會精英手裏，大量的工人下崗，無數的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工農大眾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社會精英們房產無數，普通百姓則過著蝸居的生活。富人房產無數卻不必繳納地稅，這真是咄咄怪事，有房產者必須繳納房地產稅，這是世界慣例。如果說不繳地稅是因為沒有土地所有權，那就應該繳納土地租賃費。這種損不足益有餘的做法明顯違憲。
堅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是20世紀初意大利學者科拉多·堅尼根據勞倫茨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堅尼係數乘100倍作百分比，若低於0.2表示收入平均；0.2-0.3表示相對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在2009年6月份舉行的中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會議上，蔡繼明委員說：“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 2012年12月，西南財大的統計報告估計中國大陸的堅尼係數已突破0.6，達到了0.61，為世界罕見。即便是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2年中國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0.474來看，也是居於非洲國家烏幹達和盧旺達之後，位居世界第93位。 一個號稱有近65年曆史的社會主義國家，其貧富懸殊竟到了如此地步，我們的所謂的人民公仆們難道不應該汗顏嗎？
中國的政府官員們絕大多數為中共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中共黨員必須“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克己奉公，多做貢獻”。中國共產黨章程裏的說辭，在大眾眼裏不過是一些令人噴飯的笑談。對於“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人民公仆們，坊間流傳著有這樣一種說法：把科級以上的幹部統統抓起來按貪官處置，如果用機槍掃射的話，肯定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個斃一個的話，肯定有漏網的。
據說，英國西北部一個小鎮每年的11月份舉行一個業餘國際 “吹牛大王”比賽。因為是業餘比賽，所以禁止政客和律師參賽，因為他們是專業撒謊者。如果中國人的撒謊僅限於政客和律師，倒也罷了。實際上中國人，上到中央領導，下到平民百姓，從知識分子到下裏巴人都有說假話的習慣。無論何時何地，不管任何人，隻要需要，我們都有理直氣壯說假話的勇氣。說謊成為了中國人生存的一部分，成了升官晉級，賴以生存一種“文化”。
2012年，一個名叫傅蘋的華裔美國人出版了一本名為《彎而不折》（Bend, Not Break）的回憶錄，講述了她從中國勞改隊到美國創新企業家的人生曆程。書中說，她在文革10年沒有上過學而是被勞動改造；她目睹了老師被紅衛兵四馬分屍；她在10歲時被10～12個紅衛兵輪奸；還說在蘇州上大學期間全體女生每月被學校官員用手指檢查月經；她還親眼看到幾百名女嬰一生下來就被殺死。整本回憶錄就像是一部為了蒙騙西方讀者而編纂的一本聳人聽聞的恐怖小說。被譽為中國第一職業經理人的唐駿，在《我的成功可以複製》的書中明確地寫道唐駿取得了加州理工大學計算機博士學位，後經打假鬥士方舟子查實，唐駿不過是花了2595美元，從一所名叫西太平洋大學的野雞學校買了一個“博士”。2011年,天安門事件學生領袖柴玲出版了名為《 一心一意向自由》的回憶錄，全書共193頁，除去序文，附錄，童年回憶及傳教部分，正文141頁。就在這141頁的正文中，柴玲的前夫，同為民運領袖的封從德發現與事實不符的地方就有一百多處。為了達到傳教的目的，柴玲不顧基本事實，把北京大學說成是 1898 年由美國傳道士建立的。柴玲是北京大學心理學係1983年入學的，為了表明她是文革後第一批考入北大心理學係的學生，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將她之前的五屆師兄師姐全部抹殺掉。在書中的第24頁中寫道“在 1983 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七年以後，北大的心理學部門開設了一些小班，每班隻有二十個學生”（電子版）。事實上，北大心理學係在1978年10月就麵向全國招收了第一屆本科生20名。此後四年，每年招生人數均保持在20—30名左右。著名藝人英達就是1979年考入北大心理學係的。柴玲，一個北京大學畢業生，可以對自己的母校說出如此不負責任的假話，為己之私，還有什麽謊言會忌諱不說呢？這讓我想起據說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軍事家林彪的一句話：不說假話，無以成大事。這些所謂代表著中國人良知的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們都可以在公之於眾的書籍中置誠信而不顧，毫不忌諱的編故事說假話，在這個社會上還有誰的話可信呢？
世上沒有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國人習慣於說假話，源於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在《論語·子路》中有一段記錄孔子和他的子貢討論“士”的對話。孔子說：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硜硜：是錘子鑿擊的聲音。這句話的大意是，說話非要可信， 承若非要兌現的人不過是一個固執的小人罷了。充其量是個等而下之的“士”。古人所說的“士”，泛指具有一定學養的人。在《論語·為政》中，雖然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的話，其表達的意思與“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是不同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意思是：為人處世要給人一種誠實可靠的印象，否則難以成事。孟子擔心後人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幹脆從正麵告訴我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離婁上》”。後世的道德學家們避重就輕，對“惟義所在”大做文章，熟不知在國人眼裏，仁義者，不過是仁者見仁，義者見義的玩意。古往今來，多少有學養的士大夫們正是打著“仁義”這高尚而空泛，莊嚴而隨意的旗號，完成了一次一次的殺戮；實施了一個一個的陰謀。眾所周知，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儒家學說是中國人道德規範的基石。正是在這塊基石上，清楚無誤的刻有八個大字：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中國文化崇尚水。老子的《道德經》有：“上善若水”的說法。進而又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以其無以易 之 。”。一九九三年秋，在湖北沙洋縣紀山鎮發掘出來的郭店一號楚墓，墓中發現了道家的另一典籍《太一生水》，其中，更為明確的指出“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太一，是以地”。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的《管子·水地》中有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還說，“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楊泉在他的《物理論》中寫道：“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氣，發日月，經星辰，皆由水而興。”。古人崇尚水，是因為“水”（H2O）這種物質在不同的環境裏可以以不同的形態出現，遇熱可化為氣體，逃遁得無影無蹤；遇冷則聚為堅冰，銳利得無堅不摧。水可以“以天下之至柔 ，克天下之堅”，滴水可以穿石，水汽可以使得無堅不摧的鋼鐵成為廢物。水，既可柔情似水，靜如明鏡；也可排山倒海，一瀉千裏。從中，古人悟出了“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道理，日複一日這便成了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座右銘。每一個中國人與生俱來就明白適者生存的道理，他們在生活中，相互學習，彼此交流如何用變通的方式迎合這個世界，滲入這個世界，如何能不拘一格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由於中國文化中崇尚靈活變通，所以造就了中國人習慣於作假的傳統，說假話，大話和空話不過是作假的一種表現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