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愛夫婦把林副主席玩死了
(2011-12-21 20:23:30)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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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江青是夫妻,他們二人經常互相利用(在這裏, “ 利用 ” 不是作為貶義詞),那是很自然的,人們不必說什麽。至於在文革中他們的關係主要和基本是政治關係,江青無疑有利用毛澤東的時候和地方,她經常自稱代表毛澤東問候群眾,在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時,她一天不知說幾次: “ 我代表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 據江青的護士長馬曉先說,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幾天,江青到小靳莊還跟群眾說: “ 我是代表毛主席來的,代表主席向你們問好!主席身體很好,我是主席批準才來的,你們想想主席不批準我能來嗎? ”
江青說 “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 ,這話雖不雅,卻是江青和毛澤東關係的真實寫照。毛澤東對這條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並且很是愛惜 ── 惺惺相惜。而江青作為毛澤東的 “ 狗 ” ,她一方麵常常 “ 狗仗人勢 ” ,同時,她也是始終忠誠於其 “ 主人 ” 的,直到她 1991 年自殺都沒有說過一句不利於毛澤東的話。
下麵,我們再來說說林彪和毛澤東的關係。在文革中他們二人究竟誰利用誰?當然,說林彪一點沒有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對。從 1958 年開始,毛澤東明確提出希望有個人崇拜,林彪投其所好,屢屢極力吹捧毛澤東,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向極端,把毛澤東送上神壇,其中有沒有提高和鞏固自己地位的動機呢?林彪當了國防部長,特別是 “ 接班人 ” 之後,壓製、排斥和打擊自己不滿和看著不順眼的幹部,對別的派係(或曰山頭)的人更是如此,他在毛澤東的同意和認可下,把軍委辦事組這個軍隊的最高領導機構搞成主要成員都是紅 “ 雙一 ” (指紅一方麵軍紅一軍團)的人(葉群不是紅 “ 雙一 ” ,但是他妻子),等等,但從總體上和根本上講,說林彪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我們舉幾件事實。
關於打倒羅瑞卿。這是文革還未正式開始時的事情。羅瑞卿是被拿來為文革祭旗的第一個高級幹部。他是怎樣被打倒的?為什麽被打倒?到現在為止,我們黨史書上還是這樣說:是林彪的誣陷和誣告。他們說, 1965 年 12 月 8 日至 16 日在上海召開的處理羅瑞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的妻子葉群說什麽羅反對 “ 突出政治 ” 、 “ 反對毛澤東思想 ” 、 “ 搶林彪的班 ” 、 “ 篡軍奪權 ” 等等;這樣說來羅瑞卿是林彪非常痛恨的人,也就是說,林彪要毛澤東除掉羅瑞卿。毛澤東 “ 仿佛 ” 答應和滿足了林彪的要求。在有些人,特別是起草《決議》的人看來這就是林彪對毛澤東的利用。
其實,這個問題得從 1959 年的廬山會議說起。廬山會議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林彪本來沒有出席會議,是毛澤東要求林彪上山出席會議,並安排林彪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旨意上山,投入對已經遭到 “ 群起而攻之 ” 的彭德懷的大批判。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對林彪的利用。林彪擔任國防部長後,提名羅瑞卿擔任了解放軍總參謀長。本來毛澤東有些猶疑,但林彪堅持,又經過周恩來做工作,毛澤東才同意了(《邱會作回憶錄》上卷 367 頁)。從 1963 年起,林彪因身體不好需要休養,毛澤東指定賀龍主持軍委工作,羅瑞卿與賀龍的關係就親近、密切了,加上羅瑞卿作風 “ 霸道 ” ,和其他元帥、大將的關係很緊張,他們紛紛向林彪報告(也向毛澤東報告),林彪對羅瑞卿確有不滿,批評過羅瑞卿,但羅瑞卿是他的手下愛將,是他提名擔任總參謀長的,同時他也知道羅瑞卿是毛澤東信任和重用的人,人稱是毛的 “ 大警衛員 ” ,因此林彪不會提出打倒羅瑞卿。要打倒羅瑞卿,隻能是毛澤東的決策。在所謂葉群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的狀之前,葉劍英就已經按毛澤東的授意向一些軍隊高級幹部 “ 打招呼 ” ,談到羅瑞卿的問題了(《邱會作回憶錄》 377 ~ 381 頁,《心靈的對話 ── 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 11 頁)。
“ 9 . 13” 事件後為掩人耳目,毛澤東把他打倒羅瑞卿說成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是林彪誣陷和誣告羅瑞卿等等,實際上,打倒羅瑞卿是他利用軍隊的派係(或曰 “ 山頭 ” )矛盾,以及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老帥和羅瑞卿的矛盾,而作為打倒劉少奇的一個前哨戰。很顯然,打倒羅瑞卿不是林彪對毛澤東的利用,而是毛澤東對林彪的利用,文革中的第一次利用。
關於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及其《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到現在我們黨史書上還在說,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在林彪的 “ 完全支持 ” 下召開的,最後形成了一個座談會《紀要》。這個座談會及其《紀要》是 “ 江青與林彪相互勾結、相互利用 ” 的產物。所謂 “ 相互勾結 ” ,姑且不論,隻說 “ 相互利用 ” ;而隻要討論清楚 “ 相互利用 ” , “ 相互勾結 ” 也就不言自明了。事情果真是他們 “ 相互利用 ” 嗎?
如上所說,這個會議的召開是毛澤東指示江青去找林彪 “ 請尊神 ” 。 “ 尊神 ” 者,軍隊也。為什麽要請 “ 尊神 ” ?江青 1967 年 4 月 12 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 去年 2 月,林彪同誌委托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請了你們 ‘ 尊神 ’ ,無產階級專政的 ‘ 尊神 ’ 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 ‘ 權威 ’ ,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為什麽這麽有威力呢?就是因為有軍隊支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 ” 江青這段講話很值得注意。
是 “ 林彪同誌委托 ” 和 “ 完全支持 ” 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嗎?非也。 “ 完全支持 ” 是一句虛語,而 “ 林彪同誌委托 ” 則是毛澤東在修改《紀要》時加上的。對這一點,當時總政副主任劉誌堅,作為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參加者和《紀要》的起草者之一,在文革後寫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產生前後》;在這篇文章中,他雖然重複著 “ 林彪、江青互相勾結、互相利用 ” 的話頭,但他還是揭明了 “ 林彪同誌委托 ” 是毛澤東所加的真相。他說題目原叫《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又說:本來稿子修改結束時,江青說稿子經張春橋、陳亞丁修改後,她就 “ 不管了 ” ,可以 “ 傳達了 ” 。但事後,她又在不征求我們意見的情況下,把稿子鉛印了送毛澤東審閱。江青在 1966 年 3 月 19 日給林彪的信中,開頭就說: “ 根據你的委托,我於 2 月 2 日至 20 日,邀請劉誌堅等四位同誌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了座談。 ” 又說,毛澤東 “ 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並指示請伯達同誌參加,再作補充和修改。我於 3 月 10 日至 15 日,請伯達、誌堅、春橋、亞丁四同誌一起討論修改後,又送主席審閱,主席再次作了修改,並於 17 日批示: ‘ 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同誌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各同誌的意見 ’ 。 ” 劉誌堅說,毛澤東第一次審閱時,修改共 11 處,其中( 1 )在標題上加了 “ 林彪同誌委托 ” 六個字。標題成了 “ 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按:這也就是江青在 3 月 19 日給林彪信中所說 “ 根據你的委托 ” 的來源 ── 筆者) ” 。( 2 )把稿子第一部分中 “ 江青同誌在上海召集劉誌堅 ……” 改成 “ 江青同誌根據林彪同誌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 (《回首文革》上,中央黨史出版社 2003 年第二版第 328 、 333 ~ 334 頁)
明明是毛澤東指示江青到蘇州去找林彪,是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求林彪支持。在那種情況下,江青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林彪不能不支持。 1966 年 3 月 22 日林彪在給軍委常委的信中,巧妙而又十分明確地說: “ 送去江青同誌 3 月 19 日的信和她(按:請注意這個 “ 她 ” 字 ── 筆者)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 ” 林彪對毛澤東在標題上添加的 “ 林彪同誌委托 ” ,不置可否,淡然處之;他這種態度令人玩味,充分表明了他的精明和政治智慧。
毛澤東為什麽指示江青去請 “ 尊神 ” ,正如江青所說,隻有請了 “ 尊神 ” , “ 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 ” , “ 他們怕人民解放軍 ” 。這是什麽意思?其潛在的意思是說,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沒有打響,沒有象毛澤東所想象的那樣 “ 一呼百應 ” ,而是受到許多學者的非議,特別是受到一些中央領導人(如彭真、陸定一等)的頑強抵製,北京沒有報紙及時轉載,毛澤東很生氣,在上海出小冊子,北京也不訂, ── 作為獨具軍事天才的毛澤東,在指揮打仗時,非常 “ 慎重初戰 ” , “ 首戰必勝 ” ,初戰失利,他是很難接受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要江青去找林彪,要把林彪及其代表的軍隊拉上文革的戰車。毛澤東並沒有征求林彪的意見,就自作主張地把《紀要》的標題加上 “ 林彪同誌委托 ” 六個字。加上這六個字,意義非同小可。其一,不僅使江青名正言順,而且顯著地提高了江青的地位,《紀要》是江青在大躍進失敗後的 20 世紀 60 年代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標誌和界碑;其二,表明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要倚重林彪,拉林彪支持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對《紀要》,毛澤東是改了又改,精心修改有三次,而所謂 “ 委托 ” 江青的林彪則一字未動。在這個意義上,《紀要》與其說是江青的作品,不如說是毛澤東的作品,《紀要》的炮製和出籠,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步驟。
請人們看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召開及其《紀要》的產生過程,究竟是毛澤東利用林彪,還是林彪利用毛澤東?這個問題難道還需要什麽大智慧才能弄明白嗎?!
關於 “ 借助鍾馗 ” 。對這個問題,要弄清到底誰是 “ 鍾馗 ” (古代民間傳說中的 “ 賜福鎮宅聖君 ” )?誰要借助鍾馗打鬼?
在 1966 年 5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發表了 “518 講話 ” ,其中講到政變問題,他說: “ 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 …… 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門、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部門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 ” 並舉了古今中外大量政變的例子。關於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他說: “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主要談他當時的一些想法,還特別提到林彪的 “5 . 18” 講話,說: “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象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 今年 4 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 5 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 20 世紀 60 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
從毛澤東給江青的信看,林彪 5 月 18 日的講話仿佛使他不滿意,而其中的政變問題林彪不正是按照所謂實際情況和他的要求講的嗎?至於林彪講的關於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又違背了他的什麽意願呢?!從毛澤東希望有點個人崇拜講,這也正是他所希望和要求的。林彪在這篇講話中,說什麽 “ 毛主席所經曆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 ” , “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 等等,這些明顯過頭的話,毛澤東可能不夠滿意。但毛澤東在這封信中還是把林彪稱作 “ 我的朋友 ” ,十分清楚,他並沒有什麽否定林彪的意思。 1966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把林彪 “5 . 18” 講話印發全黨,其批語中高度評價這個講話 “ 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 ” , “ 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 ” 。很顯然,若無毛澤東認可,是不可能這樣做的。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自稱 “ 鍾馗 ”──20 世紀 60 年代共產黨的 “ 鍾馗 ” ,說什麽他們(指林彪等人)要借助 “ 鍾馗 ” ,即借助毛澤東打 “ 鬼 ” ; “ 鬼 ” 是誰?這裏沒說 ── 實際上,沒有任何根據證明林彪等人要借助毛澤東打倒誰。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誰早有確定的目標了。這就是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 5 月 16 日通過的《通知》中所說的 “ 正睡在我們身旁 ” 的赫魯曉夫;這 “ 正睡在我們身旁 ” 的赫魯曉夫指誰?當時有人還不清楚,如張春橋 1967 年 5 月 19 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說: “ 運動開始時, …… 對 ‘ 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 這一段,我當時就不太理解,隻想到彭真。 ” 戚本禹 1967 年 4 月 30 日在中直禮堂作報告時說: “ 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正在被培養為接班人,我們很不理解。 ” (轉引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 頁注)僅僅過了兩個多月,即在 8 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 8 月 5 日發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就把謎底揭開了:這 “ 正睡在我們身旁 ” 的赫魯曉夫就是劉少奇。而在這次全會上,形式上經過 “ 選舉 ” ,劉少奇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即不再是接班人了,而林彪上升到第二位,即成了接班人。
我們想想,我們看看,是林彪要打倒劉少奇嗎?不是,絕對不是,沒有,確實沒有;如果說是、說有,誰能拿出證據?十分顯然,在打倒劉少奇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借助林彪 ── 實際上,林彪在這個問題上並沒說什麽話(他是毛澤東寫了打倒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以後才到會的),也就是說 “ 鍾馗 ” 是林彪。
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為什麽要借助林彪,把林彪當做 “ 鍾馗 ” ?這既有曆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
從曆史方麵講,林彪從井岡山時期起就是毛澤東鍾愛的部下,在曆次黨內鬥爭中,林彪經常站在毛澤東一邊,支持毛澤東;林彪又能征善戰, 25 歲就當了軍團長,不論在曆次反圍剿中,還是在長征中,林彪率領的軍隊衝鋒陷陣,斬關奪隘,勇往直前,在抗日戰爭中,林彪指揮的平型關大捷,威震中外,在中國最後的解放戰爭中,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以林彪為主指揮了兩個,他率領軍隊從黑龍江打到海南島,從北到南,其足跡縱貫中國,建國後授軍銜,在十大元帥中,他年紀最輕,卻名列第三;這是認可和表彰他的赫赫戰功。
從現實方麵說,林彪通過 1959 年廬山會議接替彭德懷擔任國防部長後,他把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和在軍隊中大學毛主席著作置於首位,特別是在 1962 年 “ 七千人大會 ” 上,麵對著許多人批評這個錯誤、那個錯誤,在中央領導人中唯獨他 1 月 29 日發表講話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這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麵發生的一些困難是暫時的 …… 造成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特大的自然災害,我們工作上的一些錯誤 ……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依靠和相信黨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 …… 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曆史,就是這麽一個曆史。如此等等,等等。林彪的講話深得毛澤東讚賞,他說: “ 林彪同誌做了一個很好的發言。 ” (《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 548 頁) 1962 年 3 月 20 日,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又做了批示和修改,在批示中說: “ 田家英、羅瑞卿二同誌:此件(指林彪 1962 年 1 月 29 日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修改稿)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 又說: “ 此件沒有什麽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誌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高級幹部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 ”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1996 年版第 62 頁) ── 這個 “ 批示 ” 入木三分、極其深刻地反映了當時毛澤東的心態!此後,毛澤東念念不忘林彪在 “ 七千人大會 ” 上的講話, 1965 年 11 月,羅瑞卿(離被打倒隻剩一個月了,也許還不到一個月!)告訴毛澤東要去蘇州看林彪,毛澤東說: “ 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養,要養得和 ‘ 七千人大會 ’ 時一樣,能夠做三、四個小時的報告。 ” (《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 556 頁) “ 七千人大會 ” 以後,即 1962 年以後,毛澤東對林彪搞的 “ 四個第一 ” 和 “ 突出政治 ” 等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揚,大力號召 “ 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 。與林彪不同,劉少奇在 1962 年的 “ 七千人大會 ” 上提出的 “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 ,不能到處套用 “ 九個指頭、一個指頭 ” 等,使毛澤東很憋氣,特別是在 1964 年底和 1965 年初召開的製定關於 “ 四清 ” 運動進一步開展的措施的中央會議上,劉少奇和毛澤東又公開爭論 “ 四清 ” 運動的性質,毛、劉矛盾進一步激化,這使毛澤東下決心拿下劉少奇換接班人。誰能代替劉少奇做接班人?不論從曆史看還是從現實看,林彪不僅懂軍事,而且懂政治,因而,林彪代替劉少奇做接班人成為必然。
在這種情況下,在這個過程中,是毛澤東主動利用林彪,依靠軍隊打倒劉少奇,而決不是相反。這難道不是十分清楚嗎?
關於林彪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本來是請假沒有出席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毛澤東為什麽一定要林彪到會?無疑也是為了利用林彪。眾所周知,八屆十一中全會於 8 月 1 日召開時,林彪不在北京,在大連休養,毛澤東一定要請林彪到會,讓人一次又一次地打電話,這是為什麽?就是因為毛澤東要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 “ 法定程序 ” 換接班人。既然他已確定要林彪做接班人,而林彪不到會怎麽行呢?這時,毛澤東並不需要林彪做什麽,他隻需要林彪的一票。 “ 聖命難違 ” ,林彪在大連本不想來,但又不能不來。吳法憲回憶說: “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 8 月 8 日(應為 8 月 6 日)一大早,我就派專機赴大連去接林彪。上午 10 點半,從大連返回北京的專機降落在西郊機場。飛機降落時,周恩來已經先期趕到了機場。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飛機滑到機場跑道的北頭停下,沒有象往常那樣進入停機坪。機艙門一打開,周恩來就立即登機去見林彪。我就在飛機下麵等候。就在這個時候,汪東興也匆匆趕到了機場,同我打了聲招呼後也很快進入了機艙。汪東興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代表毛澤東來迎接林彪的。周恩來、汪東興和林彪幾個人在機艙裏談了大約有半個多小時 ……” 後來,汪東興把林彪接到人大會堂浙江廳住下,因為那裏有空調。(《吳法憲回憶錄》下卷 594 ~ 595 頁)李文普在《林彪事件真相》(又名《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也說: “1966 年 7 月林彪住大連,是汪東興奉毛主席之命打電話到大連叫林彪馬上回北京參加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由於天氣熱,汪東興安排他住進有空調設施的人民大會堂浙江廳。他一到人民大會堂,毛主席就趕來看望,和他談事。 ” (載《中華兒女》 1999 年 2 月)林彪剛到,毛澤東就急急忙忙地去看望,這是破例的。如果別的地方顯示著毛澤東的權勢,這一次則表現了毛澤東的謙恭。 ── 毛澤東也有 “ 權變 ” 之時。接著,林彪在 8 月 12 日選舉中央常委時被捧上第二位,成為接班人。其目的,毛澤東就是要讓林彪在這個位置上為他所用。林彪也正是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從積極支持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到消極、到應付以致到準備 “ 九大 ” 時希望迅速結束文化大革命(起草 “ 九大 ” 政治報告的分歧是一個標誌:毛澤東要繼續搞文化大革命,林彪強調要注重生產、發展經濟),再到 1970 年九屆二中全會,林彪講話批評文革的極左代表張春橋(並未點出名字),沒料到會引起大會的震動和轟動, “ 揪人 ” 之風刮得很猛,張春橋等人 “ 四麵楚歌 ” ,江青攜張春橋、姚文元到毛澤東處哭告 “ 禦狀 ” ,毛澤東 “ 龍顏大怒 ” ,認為反對張春橋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在 “ 槍杆子 ” 和 “ 筆杆子 ” 大鬥爭中,毛澤東堅定地站在 “ 筆杆子 ” 一邊,從此林彪和毛澤東分道揚鑣,結果林彪被毛澤東拋棄,最後釀成 ── 或者說 “ 逼出 ” 震驚中外的 “9 . 13” 事件。這就是林彪和毛澤東的關係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的大致情況。
“ 三支兩軍 ” 。這也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林彪的利用。但說明這個問題需要的篇幅較大,需另文專論。
從現在已舉出的事實看,在文革中,主要是毛澤東利用林彪,而不是林彪利用毛澤東,應該說,這是沒有什麽疑問的。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或者說,需要特別指出,這就是,連林彪之死都成了毛澤東利用的對象。邱會作在回憶錄中不止一次說過這個問題(見《邱會作回憶錄》下,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版,第 788 、 786 、 798 頁)。邱會作說: “1971 年 9 月 14 日晚 8 時,當確悉林彪出走的飛機在外蒙溫都爾汗機場機毀人亡,機上九人全部喪生。接著,汪東興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員舉行了慶祝會,毛主席的心情很好,並要汪東興向政治局傳達一句話: ‘ 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 ’” 如果覺得這是孤證,我們還可以提出一個佐證。從軍長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回憶說:在 “9 . 13” 事件發生時,他作為北京軍區司令員被總理派往空軍指揮所坐鎮。 14 日下午,我國駐蒙古大使館給外交部發來電報,說是有我國一架飛機於 13 日淩晨 2 時 30 分,在蒙古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機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李德生報告周恩來,周恩來當即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聽了高興地說: “ 這是最理想的結果! ” (參見李德生《林彪叛逃的那幾十小時》, 2003 年 10 月《縱橫》)毛澤東對林彪出逃摔死的這種心態和反應,我們過去沒聽說過。隻知道毛澤東在 “9 . 13” 事件後,其性格變得歇斯底裏,大病一場,甚至休克過去 ── 這件事情對他確實打擊太大了。順便說一下,據江青身邊工作人員講, “9 . 13” 事件後一段時間,江青經常做惡夢,夢到林彪、葉群兩個死鬼向她索命,嚇得她睡不著覺, ── 毛澤東是否也有這種情況,不得而知。從很多事實,特別是毛澤東對林彪事件的兩種反應看,他確實是一個很複雜的人,對他的認識和評論一定要避免 “ 平麵思維 ” 和 “ 直線思維 ” 。
李德生回憶,對林彪出逃摔死,毛澤東說: “ 這是最理想的結果! ” 和邱會作回憶毛澤東所說: “ 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 ” 是同一個意思。邱會作在評論這句話時,說: “ 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對 ‘ 林彪問題 ’ 可以隨心所欲放手處理了 ” ,又說: “ 這句話實際上就是一錘定音,也就是對林彪可以按需要任意處理了 ” (見《邱會作回憶錄》第 788 、 786 頁)。應該說,邱會作對這句話的評論很深刻,很精彩。確實如此,毛澤東對林彪(及其所謂集團的人)真是 “ 隨心所欲放手 ” 而 “ 按需要任意處理 ” 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黨中央,除了說林彪組織 “ 反黨集團 ” (後又改稱 “ 反革命集團 ” ),要 “ 搞政變 ” , “ 搶班奪權 ” , “ 暗殺毛主席 ” 等等,十惡不赦,事跡敗露,又 “ 叛國投敵 ” ,葬身荒漠,死有餘辜。
“ 林彪事件 ” 的發生從理論到實踐都證明和標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荒唐和破產,毛澤東要推脫責任,林彪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不折不扣的 “ 替罪羊 ” (確切地說是: “ 替死鬼 ” ,因為林彪確已成 “ 鬼 ” 了),就迫害幹部講,如前麵說過的打倒羅瑞卿,還有打倒賀龍以及打倒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等等都說成是林彪搞的,都是毛澤東聽了林彪的誣陷和一麵之詞,還說什麽上海 “ 1 月奪權 ” (或者說: “1 月革命 ” ) “ 是林彪、陳伯達和 ‘ 四人幫 ’ 精心策劃的一個大陰謀 ” ,甚至把林彪說成 “5 . 16 ” 反革命集團的 “ 總頭子 ” ,如此等等,總之,一句話,林彪在文革中壞事做絕,是文革的最大罪人,他要被永遠地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 根據在哪裏?官方文書、官修黨史所說的很多很多,從過去到現在都不能令人信服。
且看,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林彪從生到死的利用到了何等地步?!還說林彪 “ 利用 ”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如何,對這種不實之詞人們能說什麽?縱觀從文革開始(毛澤東說文革從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開始,我們姑依此說)到林彪折戟沉沙的 “9 . 13” 事件,一樁樁驚心動魄的曆史事件(包括 “9 . 13” 事件),哪一樁不在毛澤東的掌控之中,而林彪隻不過是他所利用的工具罷了。 “ 文革定義 ” 說林彪利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沒有什麽根據;而所以要這樣做,顯然是一種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