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中共曆史上的洛川會議

這是一次為期四天、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共曆史上並不像對遵義會議那樣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將它翻檢出來細細審視，實在因為我們中國再度麵臨國共兩大黨談判合作的局麵，不得不將過去被雙方或掩蓋、或改寫的史實一一剝出，分清是非曲直，作為今後的借鑒。

1937年的洛川會議，是以張聞天的報告開場的。

由於為人的清正和後來所遭受的磨難，張聞天今天已被奉為偉大的“革命家”、“理論家”等等。惟獨這份報告，不見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編者認為無關緊要，還是有意為賢者諱。

在他的形勢報告裏，不乏對於蔣介石在過去的十年如何仇視共黨、如何背信棄義的指斥； 以及“自己同誌”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評說——這都是我們在日後的史書裏讀過無數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後提出的一個的議案。他建議，在這樣的局麵下，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學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雕”：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具體到中國麽，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後勝利歸人民。

毛澤東接著發言，支持張聞天見解，提出“實際策略”； 強調一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 要“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麵衝突，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通過這樣的辦法“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根據地”。至於政府方麵一再催促的開赴前線 的命令，雖然不可以完全不理會，但要“維持絕對獨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報告延安聽候處置。凡不利於八路軍的， 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時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麵抗戰剛剛爆發的當口，到會的22個人，多不同意這兩位領袖的意見。特別是周恩來，他當時不但依舊是最高“軍事三人組”成員之一，更是共產黨派到南京、處理種種與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後對毛澤東唯唯諾諾、奉若神明不同，周恩來當時明白表示：既然已經合作，並同意了接受改編，就不可以公開違抗命令；也不可專打避實就虛的遊擊戰。有利時可打規模較大的運動戰——即使因此而蒙受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在人民 麵前證明了我們努力抗戰。

即使在黨內，毛澤東“偉大戰略家高瞻遠矚”的意圖也隻能意會，如果大家在會上公開擺道理，對“自保中求發展而自保第一”派顯然不利。毛於是建議休會三天。 在這三天一裏，周恩來被請到一旁“休息”，毛則堅守崗位，親自對帶兵打仗的將領們苦勸——想來，彭德懷就是在那時候發表他“與中央不同”的意見的。工作做通之後，正式發布了很看得過去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共產黨的軍隊接受改編。

會後，新當選的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安排八路軍的三個師循不同路線先後開往前線。他當時最擔心的是周恩來（他這回當選為軍委副主席），擔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動作；以及將領們一不小心去充當抗日英雄。還好大家黨性都很強，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個師都穩在遊擊狀態。

周恩來沒有返回南京——以洛川會議的精神，他是無法回去麵對的——他去了山西。丟下一句話：“去前線看看，幫八路軍幹部辦點外交”，實際一呆三個月。對此，毛很不滿意，一再催他，周隻借故不動，還在9月底主持策劃了平型關大捷。這場簡直成了日後共產黨抗日金字招牌的“ 大捷”也不能讓意誌堅定的毛改主意。他當時的評價是“以後要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並正式向周恩來、劉少奇發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後世共產黨人對毛澤東的頌揚中，有一條“在危機的時刻挽救了黨”。正是洛川會議策略，使共產黨的軍隊在八年抗戰期間，從三萬人發展到了近一百萬，使得毛澤東的理想：“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