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這個,升華一下靈魂
(2011-01-17 05: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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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高伐林
文貫中在接受我采訪時,動情地說:我父親是社會名人,但是對我真正有養育之恩,並對我的成長有更深刻啟發的卻是阿婆——最偉大的人是阿婆。
文貫中所說的“阿婆”,是他母親的奶媽,名叫應瑞林。她年輕時的經曆和魯迅筆下祥林嫂十分相象:丈夫是農民,結婚不久便過於勞累而死,留下一個剛滿一月的小孩,不久也夭折了。生活對她是極不公的,然而,淒慘身世卻使她充滿慈愛和關懷。文強夫婦抗戰勝利後將她從寧波接到上海,視為長輩,幫助管家。
1955年文貫中的母親絕望自殺,留下遺囑,要求把家中三個孩子都送孤兒院,讓阿婆盡管拿走家中細軟,回寧波養老。文貫中回憶說:父母給阿婆作了一年四季綢的、棉的、皮的衣服,又在寧波老家給她買了地蓋了房,壽衣壽棺都準備好了,阿婆在寧波老家還有個養女,所以,阿婆如果回寧波,日子不會差到哪裏去。
不滿九歲的小貫中,在突然失去母親後,心中最怕的是阿婆棄他們而去。“阿婆雖目不識丁,卻有自己的是非好惡。這種是非好惡是基於她的偉大的人性和傳統道德,不是共產黨階級仇恨的宣傳可以輕易抹去的。她堅決不接受母親的安排,堅決不同意送我們進孤兒院,自己回寧波鄉下享福。當時阿婆已六十多歲,卻提出來由她撫養我們。”
街道幹部一心想將文家人趕走,決定送他們全家去甘肅落戶。阿婆毅然決定同往。很多人勸阿婆不要和孩子一起去,將甘肅和上海的天壤之別告訴她,認為她是自討苦吃,此去凶多吉少。阿婆常常在弄堂裏麵哭訴,說這幾個小孩有什麽罪呢?她如果不跟著幾個小孩同往,不是眼睜睜看著這些小孩去送死嗎?
有個好鄰居出主意,要她等在徐匯區委大門口附近攔車申訴。阿婆便依計而行,攔車大哭。車上首長說這件事要再商量商量。幾天之後,警察改變了態度,不再催他們走,逼他們讓房,對阿婆說,小孩交給你了,你們全都可以留下。派出所將文家財產編了號。文強喜歡收藏古董、字畫,妻子也有些首飾、衣服等,他們一一編號,每個月阿婆可以賣一件作為生活費。
但是,漸漸坐吃山空,生活越來越困難。阿婆便去各鄰居家帶小孩、洗菜、燒飯、做家務,並將一年四季打掃弄堂包下來。1960年代政府又發一些救濟金,得以勉強度日。
“我們的衣服總是打著許多補丁,但阿婆永遠洗得幹幹淨淨。”心力交瘁的阿婆希望貫中小學畢業後念技校,可以早點幫助養家糊口。鄰居也這麽認為。貫中答應了,但他又實在舍不得放棄求學之夢,哭著哀求阿婆讓他去考上海最好的中學之一、五年製的51中學。“阿婆的內心其實也一直在鬥爭。她看到連常向我請教功課的同學也都說要去上中學,以後要上大學,也為我感到歉意。她也知道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以及父母親都是知書達禮的人。最後長歎一口氣說,那麽你就不上技校吧。”
他們哪裏知道,51中學怎麽會對他敞開大門?
文貫中在“文革”中到吉林插隊後,1971年底回上海過春節。阿婆已80多歲,勉強行走,搖搖晃晃,讓人覺得隨時要倒地。文貫中焦慮萬分。照理說,她風燭殘年,該和親人一起生活。但是自己靠掙工分度日,沒有穩定生活來源。東北農村的嚴峻條件也不適合她。其他弟兄經濟條件都很差,接濟十分有限。前思後想,心如刀割。不料春節過後不久,“阿婆說要和我講話,非要我好好坐下,問我到底有什麽打算”,永遠插隊呢,還是象其他人那樣爭取上調到學校或工礦?文貫中說想不管戶口、前程,留在上海照顧她。“她聽了掉下很大的淚珠說:你千萬不要讓我拖住你的後腿,你每年都回來看我,可你戶口早已遷走,又不能常住;你的收入又那麽微薄,那麽不穩定。你要先追求自己的前程,盡快找到你還滿意的工作。阿婆說,看來我在世上的日子已經不會太長。可是我總要看到你安家立業,才能放得下心。”
聽了她出自肺腑一席話,文貫中痛恨自己沒出息,告訴她,馬上回吉林鄉下去,一定加倍努力,盡快在城裏找到一個工作,把她接去養老。
半年後,文貫中突然收到電報,得知阿婆病危,他如五雷轟頂,花了三天輾轉回到家裏,看到阿婆高燒昏迷,半身癱瘓,雙目失明。原來她早已病成這樣,卻再三地求所有人絕對不要告訴貫中,怕他匆匆趕回。她知道,象文貫中這樣的出身,又沒有錢賄賂公社知青辦幹部,如果再三天兩頭回上海,鑒定怕好不了,就更沒有上調工廠的指望了。
文貫中在眾人幫助下,將阿婆送醫。他趕緊搶學醫療護理基本知識,學會了打青黴素和鏈黴素,按摩,清理體膚的方法。阿婆脆弱的生命雖飄忽不定,卻頑強地延續了三年。文貫中說,“這三年是我一生中除了關進牛棚之外另一段最為黑暗、最為淒慘的時期,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唯一動力,是我陪阿婆走完她生命最後、也是最艱難路程的強烈願望。許多摯友在這段時期中給我的幫助也使我在徹骨寒冷中感到一絲溫暖。”阿婆不斷自責自己耽誤了貫中的前程,有一天他外出回來,隻見她躺在地上,頭上流血,起了腫塊。原來她拚命用頭撞鐵床床頭,想要自殺,好讓貫中卸下自己這個負擔,用力過猛,滾下床來再也無力爬起……
噩夢在1975年春文強被“特赦”才結束。文強趕來上海,“阿婆一下子聽出了父親的聲音,露出難得的笑容。朋友、鄰居向阿婆恭賀,認為她是把這個家維持下來的最大功臣,她隨時可能熄滅的生命之火竟能頑強等來大團圓的一天,是真正的當代奇跡。”
文強對阿婆充滿感激,在全國政協幫助下,將阿婆和文貫中的戶口調進北京,1975年秋天貫中和阿婆離開了上海。文貫中回憶說:“我們那個弄堂很大,住了幾百口人,許多人得到過阿婆的無私幫助和照顧,看到過她麵對困苦如何自尊自強地生活。他們都說,從來沒有見過這麽善良的老人!能最後幫阿婆的忙,是他們一生中最最有福氣的事,並要我休息一天。那天許多居民都自發地出來送行。一大早幾位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將阿婆扶上藤椅安坐,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分頭負責幫阿婆洗腳、梳頭、換衣,又讓年輕人將她抬到弄堂口,後邊上百個鄰居跟隨相送。他們小心地將她安放進汽車,車緩緩開行了,男女老少都齊聲祝阿婆平安,一路走好。車開出老遠了,回頭看,他們還站在巷口不舍地揮手……”
阿婆盼到了文強自由,對文家幾兄弟的牽掛也從此放下。“她在冬至的夜晚悄悄地離開了我們。她一臉安祥,永遠離開了曾經如此不公正地對待她的人間。那年她89歲。每當我回憶起阿婆麵對人生苦難不屈不撓的頑強,她崇高的為人,常常暗自淚下。我也決心不虛度此生,要為這個充滿不公正的世界變得美好盡自己的微薄力量。”
(寫於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