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五千老幹部評議毛澤東功過(1980年)
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書局在懷仁堂召開幹部會。實際參加的人數大約有5600多人，包括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幹部3000人，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48名學員。共分成35個組，其中，國家機關分了16個組。
據簡報所載，參與這次會的老幹部普遍反映，這是一次暢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討論會。中直機關70歲的老同誌陶白說：“我入黨以來，真正解放思想，這還是第一次。會上我們敢於比較深刻地批評我們黨的領袖，也就是說，敢於摸老虎屁股，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的。”中央黨校的宋振庭同誌也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隻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評了兩個‘上帝’，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李頡伯同誌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這場浩劫實際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會議上就種下了根。這次會上，周總理講話，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陳雲、富春、先念都講了類似的話。在這之前少奇還組織人寫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會上毛主席沒有吭聲。後來乘反右鬥爭勝利和自莫斯科參加第一次會議歸來，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開了南寧會議，在會上就發作了，說你們1956年反冒進，就是反對我。你周恩來同誌說了什麽，陳雲、富春、先念同誌說了什麽，少奇寫了社論，你們把自己拋到了右派的邊緣。誰曉得我身邊有沒有睡著赫魯曉夫？將來有一天他作秘密報告……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有些人就把矛頭指向這些同誌。黃敬同誌在散會後就得了精神病，後來得腦血栓去世了。
房維中同誌在一次插話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計委工作，經過算賬，認為達不到預定鋼鐵翻番的指標，報告中說了些含糊話。毛很不滿，批評富春是“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懸冰之凍。”（國4—18）薄一波同誌發言中也談到這個會上毛主席批評劉、周等人說：“你們反冒進，我要反反冒進！”會議氣氛非常緊張。毛主席拿出柯慶施寫的一篇《乘風破浪，力爭上遊》的文章，問周總理：“總理，你看過沒有？你能寫出來嗎？”總理說：“看過了，我寫不出來。”（國8—27）
李頡伯說，1959年上海會議，毛主席又批評劉、周、朱、彭（德懷），說我是主席，是統帥；副統帥就是總書記——實際上包含了要把劉少奇同誌作為接班人撤下來的意思（劉不是總書記）。1959年的反右傾以後的曆次黨內鬥爭，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國5—21）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同誌談到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主席講話，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分子）。他說：“當時我聽了很吃驚。無產階級領袖怎麽用這種語言呢！主席後來的思想走上唯意誌論，認為個人意誌可以創造一切，可改變客觀經濟規律，改變黨和國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變曆史發展的趨勢，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誌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
胡克實還說，毛主席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團中央起草團章，上麵有“用毛澤東思想教育青年”一語，毛親筆勾掉，還囑咐我們不要再這樣寫；可是在文革中卻把這事說成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我們挨鬥，過不了關，他卻不出來吭聲。又如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要批左，卻變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會，他大講民主；沒幾個月，在十中全會上大批翻案風。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決定下馬，主席並未反對；但情況剛好轉，他又大批下馬風。文革派工作組是主席批準的，後來卻說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1972年剛批林，又批“右傾回潮”。他批別人（對他）搞突然襲擊，他自己就搞。剛批了幾天四人幫，轉過來馬上批鄧。……他這一張一弛，把全黨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說毛主席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予人。譬如1945年8月 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蔣介石連續發出三封措詞強硬的電報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來延安發指示後，毛主席立即改變態度，於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口號，即“和平民主新階段”。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時，他當眾高呼“蔣介石萬歲！” 使在場的民主黨派的頭頭們大吃一驚。章士釗才忙向毛主席遞交了那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紙條。但後來毛主席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想到國民政府去當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又如在黨的七大報告中講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許滌新等從香港到北京，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請示，毛又一再講要讓上海的資本主義有一段發展的時期，還講一定要把榮毅仁、劉鴻生留下來，因為他們比我們懂得管工廠。少奇同誌也講了同樣的話，聲明是中央的決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講過渡時期要消滅資產階級，讓資本主義斷子絕孫。這也就是 “興無滅資”的祖本。後來還批判劉少奇講“剝削有功”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譚震林同誌很激動地談到在蘇區搞“富田事變”反AB團殺了部隊裏許多革命同誌的教訓，詳見郭道暉：《毛澤東發動整風反右的初衷》，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此處不贅。
王光美同誌發言中說，四清時我寫的“桃園經驗”，主席看過，很欣賞，還推薦給江青和身邊工作人員看。他在少奇當選國家主席那天，召開中央擴大會議，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幾天後他提出更“左”的口號。這次會前，小平同誌出於好意說，你身體不好，可不必參加。但主席參加了。另一次會上他講四清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時，少奇插話說，是各種矛盾交叉一起，很複雜，還是有什麽矛盾解決什麽矛盾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發脾氣，說“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說話！”
高饒事件，王光美說，事前毛主席約少奇談話，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說反周對黨不利，周有功績，在國內外有很大威望，不能反；並自己承擔責任。後來高崗就反周、劉，毛默許。有的同誌還以為毛主席支持高崗，他們才跟高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錯誤，是16個字：“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裏藏針。”他說1957年反右時，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羅聯盟，而是怕黨內出赫魯曉夫。1958年毛主席才65歲，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國12—14）
李銳同誌在會上著重回憶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全過程（從略），其中談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同他私下議論毛，談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變化太快，易生反複，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還喜歡別人寫檢討，有時為達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擇手段。李銳還說，在廬山，毛澤東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談話，還較融洽，承認1958年有些事他有責任，如提倡敢想敢幹，也有的是胡思亂想，引起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麵和各部門；否則人們會像蔣幹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談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對立麵，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沒過幾天他就大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國10—14）1957年由鼓勵鳴放突然轉到反右，何嚐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預計和謀劃，不也正是這種翻雲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嗎？
農機部的宋敏之同誌說，毛主席是偉大的革命家，但不是偉大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麵”。
張愛萍同誌說，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主席是言必稱秦始皇。
孫冶方同誌說，毛主席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
朱德同誌的秘書陳友群同誌長篇發言中談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風問題，主要是他同朱總司令不和的過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陳友群還談及，1950年□□部起初擬訂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麵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
田家英講，主席有一次說“現在喊萬歲，誰知百年後如何？”
1959年廬山會議，起初朱老總認為彭德懷意見是善意，還為此做了一首詩：“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並對公社食堂問題提了不少意見。後來毛批彭總時，政治局會上不等朱老總講完，就批評朱是“隔靴抓癢”，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後又組織高幹批朱總，迫他寫檢討，一直發到縣團級。從此以後，實際上剝奪了朱總的工作權利。（中直2—15）
副委員長許德珩同誌說，梁啟超早年是維新派，後來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凱稱帝，寫了篇《異哉帝製》，聲稱“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戰”，即否定其當保皇派的過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戰！”可是他卻是以今日之錯誤否定昨日之正確。（國1—1）
鐵道部的慕純農同誌說，毛主席發動文革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預謀有意識整人，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周總理是累死的，氣死的，整死的。過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總還留下幾個忠良。而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給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到臨終的時候沒有一個戰友在麵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宮裏，這是莫大的悲劇。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後也認識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誌說，他兄弟毛澤覃（在蘇區時）曾同他爭論，他拿起雞毛撣子要打他。毛澤覃反抗說，共產黨又不是“毛家祠堂”！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寫朱元璋隻是“聖德有虧”。
當時大家強調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不能回避，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的評價。可後來經修改通過的正式決議並未完全遵循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而主要決定於當時主持起草的胡喬木和中央領導人的意見。
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一連有九次講話，一再指示：曆史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曆史性的大錯誤。”（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1—310 頁）
1980年10月13日中央秘書局在懷仁堂召開幹部會。實際參加的人數大約有5600多人，包括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幹部3000人，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48名學員。共分成35個組，其中，國家機關分了16個組。
據簡報所載，參與這次會的老幹部普遍反映，這是一次暢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討論會。中直機關70歲的老同誌陶白說：“我入黨以來，真正解放思想，這還是第一次。會上我們敢於比較深刻地批評我們黨的領袖，也就是說，敢於摸老虎屁股，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的。”中央黨校的宋振庭同誌也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隻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評了兩個‘上帝’，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李頡伯同誌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這場浩劫實際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會議上就種下了根。這次會上，周總理講話，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陳雲、富春、先念都講了類似的話。在這之前少奇還組織人寫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會上毛主席沒有吭聲。後來乘反右鬥爭勝利和自莫斯科參加第一次會議歸來，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開了南寧會議，在會上就發作了，說你們1956年反冒進，就是反對我。你周恩來同誌說了什麽，陳雲、富春、先念同誌說了什麽，少奇寫了社論，你們把自己拋到了右派的邊緣。誰曉得我身邊有沒有睡著赫魯曉夫？將來有一天他作秘密報告……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有些人就把矛頭指向這些同誌。黃敬同誌在散會後就得了精神病，後來得腦血栓去世了。
房維中同誌在一次插話中提到，1958年富春主持計委工作，經過算賬，認為達不到預定鋼鐵翻番的指標，報告中說了些含糊話。毛很不滿，批評富春是“靈台如花崗之岩，筆下若懸冰之凍。”（國4—18）薄一波同誌發言中也談到這個會上毛主席批評劉、周等人說：“你們反冒進，我要反反冒進！”會議氣氛非常緊張。毛主席拿出柯慶施寫的一篇《乘風破浪，力爭上遊》的文章，問周總理：“總理，你看過沒有？你能寫出來嗎？”總理說：“看過了，我寫不出來。”（國8—27）
李頡伯說，1959年上海會議，毛主席又批評劉、周、朱、彭（德懷），說我是主席，是統帥；副統帥就是總書記——實際上包含了要把劉少奇同誌作為接班人撤下來的意思（劉不是總書記）。1959年的反右傾以後的曆次黨內鬥爭，就都是通向文革了。（國5—21）
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同誌談到文革前他兩次親耳聽到毛主席講話，一次說要“釣魚”，即搞“陽謀”；一次說要搞“剝筍政策”，在黨內一層層剝掉（異己分子）。他說：“當時我聽了很吃驚。無產階級領袖怎麽用這種語言呢！主席後來的思想走上唯意誌論，認為個人意誌可以創造一切，可改變客觀經濟規律，改變黨和國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變曆史發展的趨勢，走上追求絕對權勢和個人意誌的王國、唯我主義的道路。”
胡克實還說，毛主席出爾反爾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團中央起草團章，上麵有“用毛澤東思想教育青年”一語，毛親筆勾掉，還囑咐我們不要再這樣寫；可是在文革中卻把這事說成是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我們挨鬥，過不了關，他卻不出來吭聲。又如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要批左，卻變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會，他大講民主；沒幾個月，在十中全會上大批翻案風。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決定下馬，主席並未反對；但情況剛好轉，他又大批下馬風。文革派工作組是主席批準的，後來卻說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1972年剛批林，又批“右傾回潮”。他批別人（對他）搞突然襲擊，他自己就搞。剛批了幾天四人幫，轉過來馬上批鄧。……他這一張一弛，把全黨搞得不知所措了。
夏衍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說毛主席有時判斷和決策失誤，卻常諉過予人。譬如1945年8月 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蔣介石連續發出三封措詞強硬的電報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來延安發指示後，毛主席立即改變態度，於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三大口號，即“和平民主新階段”。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時，他當眾高呼“蔣介石萬歲！” 使在場的民主黨派的頭頭們大吃一驚。章士釗才忙向毛主席遞交了那張“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紙條。但後來毛主席卻把搞“和平民主新階段”、“想到國民政府去當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劉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又如在黨的七大報告中講中國資本主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許滌新等從香港到北京，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請示，毛又一再講要讓上海的資本主義有一段發展的時期，還講一定要把榮毅仁、劉鴻生留下來，因為他們比我們懂得管工廠。少奇同誌也講了同樣的話，聲明是中央的決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講過渡時期要消滅資產階級，讓資本主義斷子絕孫。這也就是 “興無滅資”的祖本。後來還批判劉少奇講“剝削有功”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
譚震林同誌很激動地談到在蘇區搞“富田事變”反AB團殺了部隊裏許多革命同誌的教訓，詳見郭道暉：《毛澤東發動整風反右的初衷》，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此處不贅。
王光美同誌發言中說，四清時我寫的“桃園經驗”，主席看過，很欣賞，還推薦給江青和身邊工作人員看。他在少奇當選國家主席那天，召開中央擴大會議，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幾天後他提出更“左”的口號。這次會前，小平同誌出於好意說，你身體不好，可不必參加。但主席參加了。另一次會上他講四清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時，少奇插話說，是各種矛盾交叉一起，很複雜，還是有什麽矛盾解決什麽矛盾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發脾氣，說“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說話！”
高饒事件，王光美說，事前毛主席約少奇談話，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說反周對黨不利，周有功績，在國內外有很大威望，不能反；並自己承擔責任。後來高崗就反周、劉，毛默許。有的同誌還以為毛主席支持高崗，他們才跟高崗。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錯誤，是16個字：“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裏藏針。”他說1957年反右時，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羅聯盟，而是怕黨內出赫魯曉夫。1958年毛主席才65歲，就有“老年性多疑症”。（國12—14）
李銳同誌在會上著重回憶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全過程（從略），其中談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同他私下議論毛，談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變化太快，易生反複，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還喜歡別人寫檢討，有時為達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擇手段。李銳還說，在廬山，毛澤東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談話，還較融洽，承認1958年有些事他有責任，如提倡敢想敢幹，也有的是胡思亂想，引起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麵和各部門；否則人們會像蔣幹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談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對立麵，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沒過幾天他就大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國10—14）1957年由鼓勵鳴放突然轉到反右，何嚐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預計和謀劃，不也正是這種翻雲覆雨、任性生變的“權變”謀略嗎？
農機部的宋敏之同誌說，毛主席是偉大的革命家，但不是偉大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麵”。
張愛萍同誌說，王明是言必稱希臘；毛主席是言必稱秦始皇。
孫冶方同誌說，毛主席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
朱德同誌的秘書陳友群同誌長篇發言中談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風問題，主要是他同朱總司令不和的過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陳友群還談及，1950年□□部起初擬訂的五一口號中，最後兩條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在後麵親自加上“毛主席萬歲！”
田家英講，主席有一次說“現在喊萬歲，誰知百年後如何？”
1959年廬山會議，起初朱老總認為彭德懷意見是善意，還為此做了一首詩：“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並對公社食堂問題提了不少意見。後來毛批彭總時，政治局會上不等朱老總講完，就批評朱是“隔靴抓癢”，批不到要害。回北京後又組織高幹批朱總，迫他寫檢討，一直發到縣團級。從此以後，實際上剝奪了朱總的工作權利。（中直2—15）
副委員長許德珩同誌說，梁啟超早年是維新派，後來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凱稱帝，寫了篇《異哉帝製》，聲稱“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戰”，即否定其當保皇派的過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戰！”可是他卻是以今日之錯誤否定昨日之正確。（國1—1）
鐵道部的慕純農同誌說，毛主席發動文革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預謀有意識整人，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周總理是累死的，氣死的，整死的。過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總還留下幾個忠良。而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給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到臨終的時候沒有一個戰友在麵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宮裏，這是莫大的悲劇。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後也認識到不需要他了。
方毅同誌說，他兄弟毛澤覃（在蘇區時）曾同他爭論，他拿起雞毛撣子要打他。毛澤覃反抗說，共產黨又不是“毛家祠堂”！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連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寫朱元璋隻是“聖德有虧”。
當時大家強調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不能回避，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的評價。可後來經修改通過的正式決議並未完全遵循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而主要決定於當時主持起草的胡喬木和中央領導人的意見。
鄧小平在決議起草過程中一連有九次講話，一再指示：曆史決議要“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曆史性的大錯誤。”（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1—3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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