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喜愛魯迅什麽？

by 張緒山 節選

魯迅之子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書提到的一個重要政治情節：1957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接見文藝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參與其中。談話之間，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對這個大膽的設問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吃驚之餘，不敢再做聲。
　　羅稷南提出的這一命題，涉及中國現代史上兩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執權柄的時代，魯迅的處境有兩個，且隻有兩個：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沒有其他選擇。但不管怎樣——沉默或坐牢——那個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魯迅都是本色不再。這意味著，原來被認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兩位旗手——一個被認為代表著正確的政治方向，一個代表著正確的文化方向——在建國以後宿命般地走到對立的兩極。
　　然而，通觀毛澤東畢生著述中涉及魯迅的文字，人們看到的卻是他對魯迅的推崇和喜愛，以毛個人的說法：“魯迅的心是與我相通的”。
　　1933年，有人告訴毛，魯迅稱毛的詩詞充滿“山大王氣”，毛聽後哈哈大笑，不以為忤，反以得意，是毛以魯迅得其心的證據。1949年1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時，在應付緊張的外交活動的空餘，還在閱讀隨身攜帶的魯迅著作，並對工作人員說：“我就愛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讀魯迅的書，常常忘了睡覺。”1966年7月8日毛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並說，“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就在生命接近倒計時的1975年11月，毛還就周海嬰提出的魯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議做出批示，“請將周（海嬰）信印發政治局，並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魯迅全集》因毛的指示而獲得迅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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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打動毛澤東，使他引為同道的，是魯迅的性格特征。魯迅一生嫉惡如仇，對舊勢力毫不妥協，尤其是他那“打落水狗”的鬥爭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對於自己的論敵“一個都不寬恕”的決絕，都非常符合毛澤東的脾胃，與其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毛似乎從魯迅那裏借鑒到了榜樣的力量，為他從馬克思那裏學來並加以中國式地運用、終生視為法寶的“鬥爭哲學”找到了同盟。....
　　如果說在建國前重視魯迅的“鬥爭精神”是奪權的客觀需要，那麽在建立政權以後，毛澤東也沒有放棄之，相反，更將這種“鬥爭精神”推陳出新，創造性地發揚光大，靈活地加以運用。60年代初，在一次談話中他再次提到魯迅的性格，認為“魯迅的戰鬥方法很值得學習”：“魯迅戰鬥方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人家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南腔北調集》。梁實秋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說他的文章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花邊文學》。《申報》的‘自由談’的編者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發牢騷說，《自由談》不要談政治，隻準談風月，他就出了《準風月談》。國民黨罵他是墮落文人，他的筆名就用墮落文。他臨死時還說，別人死前要懺悔，寬恕自己的敵人，但他對自己的‘怨敵’，‘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都不寬恕’。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戰鬥精神和方法。”即使是與他生死與共的戰友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一旦被他認為是“向他射的箭”，他便“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彭德懷、劉少奇的慘死，鄧小平的屢遭打擊，都是明證。
　　但與魯迅不同的是，毛澤東還是新政權的建立者，他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柄後，習慣性地以“鬥爭哲學”和“鬥爭精神”維護自己的政權，不僅將“鬥爭哲學”磨礪的銳利矛頭指向了對新政權構成威脅的敵人，同時也無情地指向了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昔日與之出生入死、並肩作戰的戰友，於是，彭德懷、賀龍、劉少奇、鄧小平等都成了他“鬥爭哲學”的犧牲品，死的死，傷的傷，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當他感覺需要調動全體國民參加鬥爭、維護其政權時，則不惜發動“文革”這樣摧毀國計民生的內亂，終至導演了一場陷整個中華民族於水火的千古浩劫，而為這一切進行辯護的，是他那套以“鬥爭哲學”為核心的冠冕堂皇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的起點是毛對馬克思主義的獨到“領悟”：“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一言蔽之，曰造反有理。”“馬克思主義千言萬語，一句話，階級鬥爭。”這樣的理論又被他掌握的輿論工具鼓吹為“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
　　對鬥爭的喜愛或曰嗜好，貫穿於毛的一生，至生命之火即將熄滅的時刻。1976年的一天，毛澤東在書房裏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尼克鬆·艾森豪威爾和女婿戴維·艾森豪威爾。毛澤東說:“我們這裏有階級鬥爭，classstruggle!在人民內部也有鬥爭。共產黨內部也有鬥爭。”他似乎在宣告他用畢生精力發現的一個真理:“不鬥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朱莉、戴維注意到，精力顯然已消耗殆盡的毛澤東觸及“鬥爭”話題時，“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如果魯迅地下有知，該怎樣評價這位將他視為知己的“鬥爭論”英雄呢？
　　
　　毛澤東的“聖人”理想與魯迅地位的演變

　　一個人有醒著的時候，也有睡覺的時候；要了解一個人，固然要聽他醒著說的話，但夢囈也有用處，它能使人們知道他潛意識中的欲念，讓人知道他清醒狀態不願告人的想法；透過他在非常狀態下的表現，人們可以看到他潛意識的真實內容。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間，毛澤東震怒於劉少奇的冒犯，當著眾人對劉說：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見劉源、何家棟：《劉少奇、毛澤東和四清運動》，《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劉在毛心中的地位於此“失態”之語中真實地顯現出來。
　　1957年夏天毛對“假如魯迅還活著”提問的回答，不經意間流露出新環境下其內心深處的秘密：事過境遷，毛對魯迅已經形成居高臨下的支配心態。這種情形很類似於唐太宗擊敗突厥，躊躇得意之際，隨口說出“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雲雲，透露了李淵曾稱臣突厥的天大秘密。
　　毛澤東終其一生都為其英雄主義的理想所激蕩。他在年輕時代就立下“自信人生二百年，奮當擊水三千裏”的豪言壯語，誌存高遠，指點江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但是，毛的理想決並不止此。在他那氣吞山河，雄視百代的“言誌”詩中，明言“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言下之意，這些神武聖王都不過是武功差強人意而已，至於“文采”、“風騷”則不足道哉。“略輸”、“稍遜”貌似謙恭，實則是高傲的自負。對於號稱一代天驕的成吉思汗，一句“隻識挽弓射大雕”，將這位功略蓋天地的世界征服者變成了一介赳赳武夫。“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讓人看到了一種氣勢如虹的雄心，一種“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的使命感：毛不僅要建立超越千古帝王的武功，而且還要實現流芳百世的“聖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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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毛澤東理想事業的一個階段的完成。他以雄辯的曆史事實將掃清六合，席卷八荒，混一宇內的赫赫武功，明白無疑地擺在了世人麵前。然而，這隻是他事業的新起點，他要在這個更廣闊的舞台上，以思想征服寰宇，成為孔子那樣的“聖人”，完成他“君師合一，惟我獨尊”的新功業。
　　為了這新的事業目標，他一次次掀起思想改造的駭濤巨浪，不惜毀掉中國社會極為需要的數十萬、上百萬最發達的頭腦。他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便是從50年代初拉開序幕的對知識分子的大規模改造，與此相配合的是對大學的改造，將大學中的人文學科這個創造獨立思想的機關解散。毛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學。其意甚明。繼此之後，1957年，以所謂“舊文人”為對象的反右運動全麵展開，原來被共產黨視為盟友的其他黨派的知識人受到徹底清算，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自由主義文化人，如聲稱“無產階級小知識分子專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政”的羅隆基之輩大部被肅清；及至1966年開始的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毛的打擊之下已經元氣殆盡——或噤若寒蟬，或氣息奄奄，於是矛頭轉向曾為其出力掃蕩黨外知識分子的黨內知識分子。黨內黨外知識分子全被肅清之後，毛個人的“聖人”地位，以“全麵專政”的方式在表麵上確立起來。
　　在這個過程中，以“羅稷南設問”為標誌，毛對知識分子——魯迅不過是其典型代表——的態度已經十分明確，那就是：要麽閉嘴，要麽做囚徒，在他的“聖人”事業麵前，一切阻力都必須徹底清除，即使他從前推崇備至的魯迅也不例外。196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日，毛親自掌控的《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發表了紀念社論。《紅旗》雜誌社論以《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為標題，寫道：“魯迅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在於他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無比崇敬和熱愛。……他始終堅定地跟著毛主席走，勇敢地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人民日報》則在《學習魯迅的硬骨頭精神》的社論中寫道：“我們學習魯迅，就要像他那樣，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迎著鬥爭的暴風雨奮勇前進！”這兩篇社論精神高度一致。這些看似簡單的文字將魯迅與毛澤東在曆史上的關係完全改變了，魯迅不再是開一代風氣的先覺者，不再是毛澤東的精神先驅，而成了熱愛領袖，活學活用領袖著作的先進典型，成了毛澤東麾下“俯首甘為孺子牛”，時刻聽從領袖召喚，領袖指向哪裏就戰鬥到哪裏的文藝小卒。
　　這個格局的形成受到兩個關鍵人物的推動。一是郭沫若。郭沫若發表題為《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的文章，說：“魯迅願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引為同誌’而能‘自以為光榮’，在我看來，這可以認為是魯迅臨死前不久的申請入黨書。”一個提交申請，一個批準申請，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在這位大才子筆下已經清晰地出現了。最後，郭氏以設想的形式巧妙地將魯迅置於毛澤東麾下：“魯迅如果活在今天，他會多麽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沒有攀的高峰。”
　　另一位是魯迅的遺孀許廣平。對許廣平來說，她在建國以後顯然已從毛對以往思想文化權威的攻勢中體會到一種趨勢。保護魯迅的最好辦法，就是主動地、知趣地讓曾經被毛譽為“聖人”的魯迅甘拜下風，以免遭遇被貶黜的尷尬。所以，1966年10月她在題為《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的文章中寫到：“毛主席稱讚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但魯迅總是以黨的一名小兵自命……魯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黨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誌製定的黨的方針政策……”，“魯迅對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是無限地崇敬和無限熱愛……魯迅的心，向往著毛主席，跟隨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在當時就是魯迅和一切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最高指導原則。而魯迅則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在文化戰線衝鋒陷陣的一名最勇敢的戰士，一名偉大的旗手。……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指引和鼓舞著魯迅成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林彪出事，孔夫子被無辜地與林彪捆綁在一起，成為“批林批孔”運動的批判對象，似乎向人們說明，在毛澤東麵前，任何人都不要稱“聖”，就是孔子也不例外；魯迅的“聖人”地位雖是毛澤東本人“封”的，但其現代“聖人”的稱號隻能出自毛澤東之口，而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出自他人之口，就意味著對魯迅“聖人”地位的公開承認，構成對毛的威望的威脅。可為佐證的是，直到文革末期的1976年，魯迅的胞弟周建人還不得不繼續放低姿態，貶抑魯迅，稱：“魯迅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共產主義無限向往，這正是魯迅“韌”戰精神的思想基礎。”（《學習魯迅“韌”戰的革命精神——紀念魯迅逝世四十周年》）可以說，從建國之始以至毛故去，魯迅始終是領袖政治棋盤上的魯迅，一個被現實政治作為棋子使用的魯迅。
　
活在毛澤東時代的魯迅必然成為囚徒

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可是據長期追隨毛、曾做過他的秘書的李銳研究，毛從馬克思那裏隻學到四個字：階級鬥爭；對民主的理解隻是“要讓人家說話”，對別人的恩賜而已；他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說明他無法律觀念。（李銳：《開放言論，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炎黃春秋》2006年第10期）另一方麵又嗜權如命，公開對人講，“我是不讓權的”，直到生命終結的最後一刻都不曾放手；同時迷信自我，認為自己一貫正確，明言“我是不做自我批評的”。（郭宇寬：《胡耀邦，生前辦過〈理論動態〉》《炎黃春秋》2007年第9期）

毛在建國之初麵對的文人力量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原來追隨他打天下的文人，如郭沫若、鄧拓等，二是天下紛爭過程中處於遊離、超然狀態的中間文人，如梁漱溟、陳寅恪等，三是敵對陣營中倒戈的文人。這三部分人中，第一部分文人經由延安整風，對毛的謀略和手段早有領教，已成馴服之物，是毛推行其文化策略的依靠力量；第二部分人數最多，這些人多數飽讀中國典籍，同時又多接受現代西方文化的洗禮，是這個時代中國最大的文化承載體。由於這些人接受的自由主義傳統教育，與毛的“聖人”理想相左，所以成為毛的思想改造事業的主要對象。第三部分力量相對較小。
　　毛對這三部分力量進行打擊的次序有先後，但態度和策略則是一致的，即：或者俯首稱臣為我所用，或者自我消失。前一種類型以郭沫若、馮友蘭為代表。郭沫若在建國不久的國慶慶典上，代表黨外人士向毛獻禮致辭中，已有“您是我們的導師，我們永遠跟您走”之類的稱臣之語，後來更多次以“我是毛主席的一名老學生”之類的謙卑之詞表示臣服。馮友蘭之卑躬屈膝，更是世人皆知。後一類型，一部分人選擇可殺不可辱的自戕，如老舍、鄧拓等，一部分則選擇沉默失語，忍辱含垢、苟全性命，如小說家沈從文改行研究中國服裝史，史學家陳寅恪三歎“自由共道文人筆，最是文人不自由”之後，選擇“頌紅裝”——撰寫《柳如是別傳》——的“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年”。
　　不過，由於這些書生在政權易手之前已經成就大名，在讀書人中有著廣泛的影響，這一部分人中即使少數人對毛的意誌明確表示不服，也沒有遭到殺戮。最典型的例子是梁漱溟。1953年9月，梁漱溟與毛發生爭論，遭到毛聲色俱厲的痛罵，被毛罵作“用筆杆子殺人的殺人不見血的殺人犯”，與蔣介石的用槍炮殺人相提並論，但仍然能苟全性命，最後壽終正寢。由此看來，魯迅如能活到當時，大概也不過如此。但以魯迅慣有的與當局不合作的性格，他必定做出屢屢抗上的舉動，甚至寫出類似“好個國民黨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麽東西”那樣痛快淋漓的罵人文字來。如此說來，他活著的話，大概隻有進監獄做囚徒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