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官員造假行為

李若建：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

　　原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3期

　　[內容提要]論文從高指標、高壓出發，分析了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官員造假基礎，指出指標考核讓造假成為官場的一種遊戲規則，趨利避害是官員的正常行為。論文分析了幾類造假動機和幾種官員的造假，最後指出指標考核弊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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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假行為普遍存在於各個人群當中，比如企業主、商人、學者、學生，甚至於普通老百姓，然而，最可怕的是官員造假行為。官員造假是中國官場的沉屙，其中以“大躍進”時期為甚。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躍進”與困難時期官員造假行為，導致了數以千萬計的平民百姓死於饑餓及其相關疾病，應該是人類曆史上造假行為危害最大的一次。雖然不能把大規模的人口損失簡單歸因於官員的造假，但是糧食產量的造假帶來的高征購，是農村缺糧的直接原因。所以，研究當年官員為什麽要造假、如何造假、假的東西為什麽能夠暢通無阻，對了解曆史，特別是了解當年中國獨特的行政體係有一定的學術價值。關於當年造假與浮誇，已經有不少論述，多把浮誇作為笑料，但是在發笑背後隱藏的是辛酸，從學理上反思當年的荒唐，目的是讓“誠實”在今天不會短缺。

　　“大躍進”的造假是各種因素的綜合結果，不過本文並不想全麵分析，隻是想從一個角度來反思，就是指標管理模式。

　　至少是從土地改革開始，中國的高層領導人就迷戀上了指標管理的模式。在土地改革中，不分各地具體情況，用比例劃分地主富農人數，因此一些貧困地區被劃為地主富農者，實際上隻是相對富裕的農民而已。在反右運動中，不顧基層單位的實際，按比例劃右派，導致數十萬人受到株連。在對待各級官員方麵，除了要求他們政治上正確之外，指標考核成為一個重要的方式。

　　有兩個因素決定了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不可避免地陷入指標考核的困境。第一是經濟體製因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采取了計劃經濟模式，而計劃經濟就是一種高度依賴指標進行管理的經濟製度，沒有指標來引導和控製經濟，這一體製就無法運行。第二是政治因素。最可靠的評價官員的方法就是民眾的態度，然而改革開放之前是一個高度人治的社會，上級對下級的評價不是依靠民眾的評價，往往是靠上級個人的喜好，而上級為了強調自己是客觀的，隻能是依賴所謂“客觀”的指標。通過對“大躍進”時期的官員造假行為進行探討，可得出一點啟示，就是告別用指標考核官員。

　　一、造假的平台

　　毫無疑問，官員造假與官員的任命方式有關，由上級任命，並且隻對上級負責的官員，很難指望其非常誠實。不過這種官員任命方式，在中國已經存在著幾千年，為何官員的不誠實程度到“大躍進”時期會登峰造極，這是本文所要重點研究的地方。“大躍進”時官員大規模造假有幾個特殊的原因，分別是高指標、高壓和試驗田。

　　（一）高指標

　　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是導致官員造假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高指標的始作俑者是中央。中央提出搞所謂的兩本賬。第一本的指標是公開的，必須完成的。第二本的指標比第一本高，但不公開，要爭取完成。中央有兩本賬，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賬，地方的第二本賬的指標比第一本要高，這樣層層加碼，導致不切合實際的指標高得嚇人。中國民謠說：“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層層加碼”，可以說是當年高指標的真實寫照。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指標，表1是幾個主要指標，從中可見，要求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年（1962年）比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年（1957年），許多指標都翻倍，甚至是幾倍。除了公開的指標之外，還有一個內部掌握的更加高的期望數。

　　指標高，層層加碼還不夠，還要伴隨著浮誇的升級而自己給自己加碼。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舉行。這次會議正式公布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6000～7000億斤，比1957年增產60%～90%.1958年底，又把預計產量誇大到8500億斤。①1958年10月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廖魯言在甘肅聲稱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9000億斤②（後來官方公布1958年實際產量4000億斤）。表2是山東省1958年糧食計劃指標變動過程。1958年初的指標已經是不切合實際了，指標比1949年後曆史最高值1956年的274億斤增長了16.79%（1958年實際產量是245億斤），③但是到同年10月就翻了幾倍。

　　如此誇張的高指標，其實大多數官員內心明白是完不成的，同時麵臨著完不成任務要受到處分的壓力，造假也就成為必然的。當年完全沒有造假的基層官員恐怕不多，至少在農村的基層官員是如此。有差別的隻是造假的程度而已。

　　（二）高壓

　　當年從中央到地方，一級給一級施加壓力。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對完不成指標的官員要執行紀律，一警告，二記過，三撤職留用，四留黨查看，五撤職，六開除黨籍④。毛澤東甚至說：完不成生產或調撥計劃，要按紀律辦事，要鐵的紀律不要豆腐紀律，馬克思要與秦始皇結合起來。⑤

　　毛澤東給省級官員壓力，省級官員就給地級官員壓力，地級官員自然而然要把壓力下移。例如，廣東對大煉鋼鐵不那麽積極，中央有人打電話催問陶鑄：“為什麽廣東大煉鋼鐵放不出衛星”，於是廣東宣布1958年11月1日一天廣東煉出生鐵878噸，煉出燒結鐵、海綿鐵1169噸。後來驗證，廣東1958年動員全省一半的勞動力，實際合格鋼鐵產量隻有4.2萬噸。⑥雲南省委農村部多次打電話、電報催促昆明市，於是昆明郊區也仿效外地移苗並秧的辦法，放畝產萬斤的“衛星”。⑦

　　一些省級領導浮誇少了也不行，1958年11月中央在廣州召開會議，湖南省委向中央上報全年糧食產量隻增產兩成。會上批評了湖南省委，並成為第一個被插白旗的省份。⑧四川省宣漢縣幹部群眾抵觸1959年糧食生產指標和萬斤畝運動，地委負責人指示宣漢，“對頑抗消極的，實行上邊壓，下邊擠，內外夾攻，互相呼應，田頭院壩開展大辯論”，“實行火線整風”。⑨1958年7月雲南蒙自縣被上級送來一麵白旗，因此蒙自縣委提出，“用鮮血染紅白旗的決心，送走白旗。”⑩鋪天蓋地的浮誇宣傳給基層官員的心理壓力不小。據說湖北有一位縣委書記，平日天不怕、地不怕，“大躍進”時期卻怕看報。因為報紙上的宣傳讓他心慌，擔心怎麽趕得上。{11}

　　高壓的最終承受者是基層幹部。安徽亳縣一位生產隊會計因報不出領導要求和產量而被鬥爭，報出高產後，又因此無法完成糧食征購任務被認為是瞞產被鬥，從而被迫自殺。死後還被宣布為畏罪自殺。{12}1958年廣東省的兩陽縣（今陽江與陽春）一些參觀的幹部發現所謂高產的穀倉下麵是空的，但是因為縣委和該公社負責人是北方幹部，怕捅破後被戴上“地方主義”或者“反黨”帽子，不敢說穿。1959年兩陽縣招開了包括公社幹部、生產隊長、會計、保管員共10143人，曆時18天的反瞞產大會，直到一位生產隊長受不了壓力自殺後才停止。{13}

　　顯然，不能把造假簡單歸因於官員的個人品質問題，在上級層層重壓之下，而自己的命運又掌握在上級手中，這時要各級官員以民眾利益為重，已經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剩下的問題是如何造假，造假的程度如何。

　　（三）試驗田問題

　　當年官員造假，多出自糧食和鋼鐵產量。而糧食產量造假，多出於試驗田。1957年10月湖北省在農村推廣紅安縣的幹部、技術人員和農民群眾實行三結合種試驗田的經驗。湖北省委將這一經驗報告中共中央，得到賞識。1958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向全國推廣湖北種試驗田的經驗。{14}湖北省在大躍進時期放出第一顆水稻高產“衛星”，也是出自所謂的試驗田。這種試驗田很快遍及全國各地，如當年浙江省龍泉縣全縣1451名縣、區、鄉幹部有95.2%參加體力勞動，種試驗田135.6畝。{15}

　　其實試驗田並不是為了試驗，許多試驗田事先就規定了指標任務。雲南省昆明市委在1958年7月甚至下文件，要求各區委及各鄉基層黨支部都必須搞一塊麵積最少一畝的水稻高額豐產田，畝產要超萬斤。要種植有包穀或薯類的高額豐產地（包穀畝產5千斤以上，甘薯畝產10萬斤以上，洋芋畝產5萬斤以上）。{16}1958年信陽地委要求各級幹部包種小麥試驗田，畝產1～3萬斤。{17}這種試驗田，其實是逼基層公開造假。

　　試驗田是落實到具體人頭上，因此官員自己的試驗田產量涉及麵子問題，難免要作假。例如原信陽地委常委兼秘書長，1958年夏季在一個生產隊搞小麥實驗田，實際畝產30公斤，報為618.5公斤。{18}1958年10月長子縣委第一書記種的3.4畝試驗田放出高產“衛星”。其中玉米畝產2427.8斤；紅薯畝產8340斤，並稱之為“帶頭田”。先後有4300多人前往參觀、學習。{19}

　　要求官員參加種試驗田，就是要求官員造假。最初讓官員種試驗田的目的，可能是讓官員了解勞動者的疾苦，讓官員知道農業的實際情況，可是最終演變成逼官員造假的工具。這類異化現象，在當代中國似乎屢見不鮮。

　　二、指標考核讓造假成為官場遊戲規則

　　造假過了頭，也就沒有人相信了，問題是明知是假，為何從上到下還在自欺欺人，因為造假已經成為官場的遊戲規則。

　　“大躍進”時期的指標管理有兩個特點，一是高不可及，二是荒唐。“大躍進”時期的許多指標荒唐之極，如河北蔚縣統計捉虱子、臭蟲的斤數，懷安縣統計現有老鼠多少{20}.讓官員去做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麽結果隻有兩個，一是造假，二是摘掉烏紗帽。而幾乎沒有人願意丟掉烏紗帽，因此官員們不約而同選擇了造假。一般來說造假是不會受到懲罰，而且還可能得到好處，這樣一來，難得有官員不造假。

　　當年高高在上的毛澤東有時也表示出對某些浮誇的懷疑，1958年11月14日，毛澤東在湖北接見勞模時，對一個公社書記說，對某個萬斤田不相信。1989年此人回憶說，當時他沒有勇氣向毛澤東說實話，隻盼毛澤東不再追問。{21}

　　對範縣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劃，毛澤東要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人“前去看一看”。這幾人從範縣回來後，毛澤東聽了他們的匯報後說：“加一個0（即20年）也不行。”毛澤東後來說：“山東範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22}

　　1959年春毛澤東已經比較清醒了，他到湖北省孝感縣，有人向他匯報“畝產萬斤”時，毛澤東聽了一笑說，派軍隊站崗放哨，一畝一畝的劃下來，我親自看過秤，我才相信你這個“畝產萬斤”。當一些地區向毛澤東匯報農民瞞產，正在進行反瞞產，這時毛說：“要是農民手裏真正有瞞產，我高興，我怕農民手裏是沒產可瞞呀”。{23}

　　可是為什麽毛澤東不懲罰明目張膽的造假者，這個疑問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回答。也許他心裏也明白，對於高指標，官員隻能造假。對於造假，絕大部分各級官員是清楚的，隻是誰也不願意捅破“皇帝的新衣”而已，這樣的事例很多。當然，今天不能責怪他們，因為他們說真話的後果是相當可怕的。

　　有一些高層領導人，實際上覺察到指標的虛假，但是在公開場合並沒有揭穿。1958年鄧小平在廣西視察時，對廣西的“衛星”隻字不提，隻是說“大家辛苦了”。{24}

　　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對畝產紅薯56.8萬斤的“特大衛星”連連搖頭說“吹牛皮”，省委派出調查組核實，結論是豐收是實，產量嚴重浮誇。{25}周小舟在當年屬於比較冷靜的官員，不過1959年廬山會議就受到清算撤職。廣東連縣放出畝產30218公斤的“特大衛星”後，省委書記陶鑄對身邊的秘書說：“我有生之年，就這麽一次，今後再也不能這樣了”。{26}1958年6月河南省一位副省長到洛陽市洛南區關林附近幾個村去調查，基層說畝產600～1000公，其內心懷疑而沒有發表意見。後來找參加麥收的幹部查問，每畝最高也不超過400公斤。{27}麵對福建漳浦的一個花生“衛星”，農業部的一位副部長問農村幹部一些具體和有關技術的問題，幹部都答不出來，副部長已知道花生“衛星”是假的，不再說什麽就回到縣城。縣領導陪他吃午飯時，並不談花生的情況，吃午飯之後，不休息就離開了。{28}

　　其實，有一些知假不報者也與造假有扯不清的關聯，因此也不能指望他們揭穿真相。昆明市委第一書記參加晉寧區的畝產萬斤現場會，看到所謂的萬斤稻穀，就是把幾畝田地的穀穗移到一畝田裏來，他憂慮地說：“這叫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然而也正是昆明市出台了要基層官員種畝產要超萬斤的試驗田，因此很難理解這位書記當時真實的內心感受。{29}

　　有個別官員敢於揭發造假，大多數沒有好下場。1958年山東菏澤地區將實際畝產300斤的鄆城縣上報為“全國畝產雙千斤縣”。鄆城縣縣長魯成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寫信6封，如實反映情況，信件居然被退回地委。結果魯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並先後兩次召開萬人大會批判。許多為魯鳴冤的學生、幹部、群眾遭到開除、撤職或批鬥。1959年4月，根據省委指示，魯出獄，改定為右派。1964年甄別，恢複黨籍，改為黨內警告處分。直到1984年才徹底平反。其妻也受株連，被開除黨籍，勞改3年，1962年甄別，1984年徹底平反。{30}

　　也有些官員則采取兩麵對付的辦法。當年有一些省的統計局長對國家統計局局長薛暮橋說省委要統計局報假賬，不報就要受處分，如照省委的意圖報，又違反統計紀律，怎麽辦？薛暮橋說：現在隻能聽省委的話，將來總有一天中央會問你們真實數字，你們仍要做好準備。隨時可以把實際數字拿出來。{31}

　　還有一批知假不說者，就是形形色色的驗收專家。如果說官員知假不說是因為有切身利益，專家原本是可以相對獨立的，可是能夠挺身而出揭發造假的專家是鳳毛麟角。1958年9月廣西環江縣放出水稻畝產13萬斤的“大衛星”，參加驗收的有自治區領導、教授、水稻專家、技師、技術人員，大多數人員都把自己的名字寫在了參加驗收的名單裏。{32}1958年安徽省委組織的早稻高產衛星驗收中，參加者除了各級官員、一般的專家學者、新聞記者，甚至有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民主黨派人士，未見有人對造假提出異議。{33}

　　當年幾乎所有媒體也投入到造假之中，媒體對造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完全怪媒體也不公平，因為他們不參加造假就會倒黴。有一位縣委書記對《河北日報》記者吹牛說他的試驗田畝產10萬斤，記者不相信，要等秋後過秤，以證虛實，結果被批判為秋後算帳派。因此一些編輯記者就抱著上麵讓報道什麽就報道什麽的態度。把一些剪貼作假的照片刊登出來，引發了更多的造假。

　　有意思的是很少看到官員因為造假而受到懲罰。“大躍進”和困難時期受到懲罰的官員，主要是因為餓死人。筆者看到的因浮誇而處分的例子極少，如山西省新絳縣東方紅公社1958年11月浮誇一畝紅薯55萬斤，參觀者絡繹不絕。據縣誌記載，事敗後有關人員受處分。{34}陝西橫山縣放出了玉米畝產4千斤的“衛星”，成為陝西第一顆“衛星”，敗露後隻是給駐隊幹部紀律處分。{35}

　　由於絕大部分造假沒有受到懲罰，因此當年的造假已經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陝西寧強縣有一大隊幹部，對測產組遠遠指著荒蕪田地說，那是種的燕麥，勸阻測產組靠近。待測產組近前一看，真相大白，而這位幹部處之泰然，並沒有感到有什麽過意不去。{36}

　　“大躍進”初期的造假還搞點形式，如把許多塊地的莊稼弄到一起算作一塊地的，上級還要派員檢查、驗收，盡管這種檢查、驗收是形式主義的，但總要有一些掩人耳目的做法。後來發展到任意瞎報。這種辦法什麽表麵文章也不做{37}.這已經是造假的最高境界了。

　　三、形形色色的造假原因

　　造假的最根本的動力是趨利避害，趨利就是希望通過造假來取得政績，避害就是通過造假來應付上級的指標。不過當年的造假還有一些比較具體的原因，下麵是比較常見的幾種：

　　（一）“無知”而造假

　　當年不少基層官員對許多事物是無知的，最典型的就是煉鋼，絕大部分官員從來沒有見到過鋼鐵是如何煉出來的，因此在大煉鋼鐵中荒唐是層出不窮。同樣，在當年不少基層官員根本不知道高等教育為何物，因此形形色色的“大學”應運而生。

　　“大躍進”中一些地方將樹林與礦石放在山溝中，燃燒數日而煉出所謂鋼鐵。湘南湘西州某村寨的苗民要創造人間奇跡，把一個高約百米、底麵積達一二畝的漏鬥型天然衝穀當作煉鋼爐，全村老少齊動員，把廢鋼鐵運至穀中，覆蓋上厚厚的木材。煉鋼開始，穀中火起，人們居高臨下，不時把堆積如山的木材拋入“煉鋼爐”中，熊熊大火持續了整整的一天，附近的山林被砍伐殆盡。烈焰騰空，山歌響遏行雲，圍觀的老人稚童齊聲呐喊助威。{38}陝西寧強縣利用一個三麵靠岩，一麵臨溝的天然地形煉鋼，裝礦石4500噸，木柴1.4萬餘噸，煤300餘噸。點火後濃煙籠罩了附近的溝壑山巒，半月多未燃完，看起來好似火山爆發一般，令人觸目驚心。{39}這種事在不少地方都發生過，如甘肅省的徽縣{40}、廣西的鹿寨縣。鹿寨縣甚至吹噓說一座這種窯一天煉出了8000多噸好鐵及1300多噸燒結鐵，全縣日產20萬噸生鐵。{41}

　　四川省新津縣城關鎮蔬菜社掛牌“紅專大學蔬菜係”，製造牙刷的小工廠掛牌“紅專大學牙刷係”，綜合廠作掃帚的掛牌“紅專大學掃帚係”，做豆芽的掛牌“紅專大學豆芽係”，一個公社的財糧辦公室掛牌“紅專大學財會係”、豬圈門口掛牌“紅專大學養豬係”，公社幹部說這是為了應付上麵的檢查。{42}來檢查的官員大體上水平也有限，有個牌子就可以算作大學了。

　　（二）視察的壓力

　　由於毛澤東帶頭，當年各位領導人熱衷於視察，各級官員喜歡參觀，給一些所謂先進單位帶來巨大壓力，為了維護一個謊言，就必須製造出更多的假話，一直到造假暴露為止。

　　1958年是毛澤東外出視察最多的一年，在這一年他隻有兩個月在北京，其他時間在外地開會和視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毛澤東，在“大躍進”的視察中並沒有調查到真相。在誕生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河南信陽地區的遂平縣，毛澤東在專列上聽取縣官員的匯報，對於官員的吹牛，毛澤東多少有點將信將疑，{43}但是這種調查方式是無法得到真相的。就是這個全國第一的人民公社，將畝產140斤吹成3821斤，在1959年就因為缺糧而餓死許多人。

　　毛澤東的視察，往往效果適得其反，沒有起到真正促進發展的作用，而是讓浮誇造假愈演愈烈。天津市新立村是“大躍進”的榜樣，1958年8月毛澤東視察過新立村之後，他們把若幹畝成熟的水稻“移栽”到一塊田地裏，並用大型鼓風機為稻穀“通風、透氣”，用探照燈為稻穀補充“日光照”，然後號稱創造出畝產12萬斤的“豐產田”。{44}

　　河北省徐水縣是名噪一時的“共產主義”典型，當時門庭若市。1958年到河北徐水視察的有高層領導人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譚振林、譚政、劉瀾濤、胡喬木、楊尚昆、李先念、薄一波、鄧子恢、劉伯承、賀龍、葉劍英、羅榮桓、聶榮臻等等，還有一大批部長級高官。從1957年冬到1958年10月來參觀訪問的，據不完全統計達13.2萬多人，來自全國幾乎所有省市和很多地縣等共3560多個單位。從1958年7月到10月來徐水參觀訪問的共有44個國家的850多人。{45}

　　一位縣委副書記問縣委書記張國忠：“你說畝產幾萬斤，能達到嗎？”張國忠說：“是達不到。”“那你為什麽還這麽喊？”他說：“這麽喊就能減出大家的幹勁來，我們不能泄氣，不喊幾萬斤連600斤也搞不到。”副書記說：“你得實事求是啊！”他說：“那不行，那樣就泄氣了，要緊跟形勢，不跟形勢就完蛋了。”{46}怕完蛋的心態，讓這些官員一路造假。

　　不少造假就是專門對付視察的。當年四川綿陽的一個公社為對付上級乘火車檢查工作，讓領導在列車上看到熱火朝天的勞動風景，專門組織了2500人，安排1500人每人挑一擔水準備在靠鐵路邊的地裏澆小麥，另1000人，共堆積200個幹草堆。工地還安上電話，當列車將到時，命令一齊點燃幹草堆，挑水的人來來往往穿梭不斷，等列車一過就叫休息。下午火車返回時又重複一次，參加者從天不亮就集中，到天黑才回家，每人掙到一大碗稀飯。{47}

　　一位在中國工作過的蘇聯專家觀察到1960年5月的一次視察情況：

　　傳說來了個大領導，公社書記親自布置安排；特地撥了些白麵要發白麵饅頭，當檢查團在縣委領導的簇擁下隱約出現在拐角處，饅頭每人一個，迅速分發到社員手中。幹部要求社員“別急，等檢查團走到跟前再吃”。檢查團終於過來了。“開始吃”命令下達了，但接著又補充一句，慢慢吃，不許一口兩口就吃完。

　　“熱烈歡迎首長來我縣檢查指導工作！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口號聲此起彼伏。突然，一個粗喉大嗓的聲音冒了出來：歡迎檢查團，一天來三遍。如果檢查團真能—天來三次，他們每天就都能吃上一次饅頭了。{48}

　　（三）攀比而造假

　　廣東省在“大躍進”初期還是比較冷靜的，1958年7月在中南五省農業協作會議上，各省相互攀比糧食增產指標，廣東省的領導坐不住了。7月底提出1958年全省晚造平均畝產要達到1200斤、糧食總產600億斤的任務。8月1日，陶鑄在《紅旗》雜誌上刊發《駁糧食增產有限論》，認為廣東水稻畝產1萬斤也應當是可能的。廣東省委於10月31日決定，要求全省各地早稻畝產超萬斤。{49}

　　山東省範縣（現屬於河南）是“大躍進”的一個典型，其1960年要進入共產主義的規劃特別受到毛澤東賞識，可是在大躍進初期，其領導並不太開竅。1958年7月下旬，在範縣所屬的山東聊城地委在壽張縣召開的會議上，壽張縣因預報畝產5000斤以上而受到表揚，並且被樹為地區（後省裏）的“紅旗”。範縣因產量報得比較低（1000～2000斤），在會上受到地委書記的點名批評。這對範縣縣委觸動很大，他們認為範縣不比壽張差，有的地塊的穀子、玉米，長得比壽張的還要好，因此對壽張報那麽高的產量不服氣，認為既然壽張能報那麽高，範縣的產量也可以往高裏估，發誓要趕上和超過壽張縣，{50}於是造假之風在範縣迅速泛濫。所報1958年糧食畝產超過實產15倍以上，把許多大塊紅薯用鐵絲串起來作為一棵秧上結的果實，把大玉米粒粘在用泥作的玉米蕊上製成大玉米棒子，把多墩花生秧捆在一起當作一株花生結的果等。為了讓參觀的人看到好莊稼，就把參觀路線兩旁長得不太好的莊稼鏟平、毀掉，{51}甚至於炮製出荒唐的1960年進入共產主義的規劃。

　　廣東省四會的一位公社幹部在布置造假時，說得直截了當：“現在的大好形勢，誰都知道是吹出來的，現在到了如此地步，一不做，二不休，這次我們要豁出去了，為縣社領導爭光，這不是幹不幹的問題，而是如何幹。”{52}

　　福建省的情況更加有意思，因為中央對福建要求不高，可是在全國一片浮誇中，有關官員也坐不住了。省委書記葉飛後來說：“實際上，那時我們可以不完成。因為中央講過，你們福建是前線，可量力而行，我們沒有量力而行，那時是強迫命令。”{53}1958年福建實際糧食總產量89億斤，1958年11月最高的浮誇數字是220～250億斤。{54}

　　（四）避禍

　　有些官員並不想造假，但是麵臨著不說假話就要遭殃的命運，也就隨波逐流。河北玉田縣1958年實際糧食產量2.1億斤，基層上報2.2億斤，一些縣級官員估計3.5億斤，縣委書記認為是4.1億斤。結果是估計3.5億斤以“右傾反黨”的罪名受揭發批判。{55}一位公社幹部告訴河南沈丘縣委辦公室主任小麥畝產隻有180斤，主任怕報得少不過關，回縣委報了360斤，結果還被打成“右傾”。後來別人報到4000斤。{56}由於大部分官員不同程度卷入了造假，因此法不責眾，極少有官員因造假而受到處分。

　　（五）造假的收益

　　造假可以直接得到物質獎勵。廣東省在表揚先進的“群英大會”上規定，凡是達到畝產千斤的縣，都獎給拖拉機、載重汽車。有的縣領導老實一點，不敢瞎報，也有的縣瞎報產量，先把拖拉機、載重汽車拿來再說。{57}雲南尋甸有一“發明”者，用一二公尺長的木耙由一二人從稻田中拉過就算除草完成中耕，因此在全縣三級幹部大會上得到縣委最高物質獎：一輛自行車和一台收音機。{58}

　　有個故事可以說明點問題。雲南大理有一公社在1958年7月間，工作組給縣委報喜，主要內容是該村兩個女青年一天鋤了460畝田，在水稻中耕中放出了“衛星”。其實報喜那天，兩個姑娘原本不想來，她們說光是在這麽多田的埂子上走一走都走不完，哪能鋤那麽多，可是工作組讓她們鼓起勇氣來報喜。殊不知到縣委後竟得到表揚，還得到物質獎勵，每人得獎大瓷盆1個、手巾1塊、口缸1個、香皂肥皂等洗臉用具1套。她們提心吊膽地進來報喜，卻春風滿麵地出了縣委大門。{59}

　　造假可以得到榮耀。當年的模範中間，不乏造假者。湖南臨湘在1958年間，一大隊黨支部書記虛報芝麻試驗田畝產1220公斤，實際25公斤，出席全國勞模大會。{60}“大躍進”時武漢市有位72歲的老太太號稱3年消滅了240萬隻蒼蠅，平均每天消滅近2200隻蒼蠅，連續5年被評為市、區愛國衛生模範。安徽有一先進，平均每天消滅7隻耗子、13隻麻雀、6兩蒼蠅和蛆蛹。當時一些地區一隻屍身齊全的死耗子賣5分錢，一隻耗子尾巴賣3分錢。{61}到底當年有多少先進分子和勞模是假的，或者說是部分造假的，可能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四、造假者

　　“大躍進”時期的造假，其規模之大，內容之荒謬，至今人類社會還沒有一個時期可以超過。如此水平的造假，不是平民百姓可以做到的，隻有掌握權力的官員才能做出來。事實上，在筆者收集到的資料中，絕大部分造假案例均是在官員直接，或者間接指揮下做出的。造假者中有三類人值得深入研究：

　　（一）高層官員

　　盡管大部分造假是縣級以下的官員搞的，不過有一些事實表明，高層官員有參與，至少是縱容基層官員造假。

　　1958年安徽省樅陽縣的水稻衛星就是在省委檢查組暗示下，基層幹部心領神會，製造出來的。省委檢查組也大力宣傳早稻豐收在望的景象，為其大放高產“衛星”作輿論準備。同時邀請和組織省內外有關人員前來參觀。為了便於參觀人員的通行，當地連夜修了一條長達10公裏的公路。{62}當湖北省農村工作部部長反映高產田造假問題時，省委對這個問題隻是批示：“所提問題請各地注意”。{63}

　　（二）基層官員

　　絕大多數造假與基層官員分不開。基層官員造假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是按上級指示或者暗示造假，如在“大躍進”時期，廣西的宜山縣就接到放黃豆產量“衛星”的任務。{64}自然要完成任務就要造假。二是主動造假，安徽亳縣的一位副書記就和一個公社書記一起放了個水稻畝產4萬斤的“衛星”，結果這個公社成為全縣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公社。{65}

　　（三）下放幹部

　　從社會學的角度上看，如果出現了所謂的“社會地位不一致”情況，這些不一致者的心裏頭是比較不舒服的，而在“大躍進”前正好製造出一大批這種人，就是下放幹部。估計1957年到1958年初的下放幹部規模至少在100萬人以上，相當一部分下放幹部被安排在農村{66}，有的地方下放幹部比重高得驚人，1958年春浙江桐鄉縣共下放幹部1260名，占幹部總數的33.2％。{67}

　　在當代中國的下放，其實是一種有特色的向下社會流動。被下放者有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有官場中的失敗者，當然也有少數希望通過下放取得政績的人。至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被下放的人在原來的工作單位中不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他的工作可以被輕易替代。因此在被下放的人中，有人心灰意冷，也有人試圖東山再起，“大躍進”正好給他們提供了表演的一個大舞台。

　　“大躍進”時創建出的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河南省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就是在該地指導工作的縣委農工部長導演下產生，這位部長親自擔任公社黨委書記{68}.1959年該公社的一個小麥高產衛星就是在縣委工作組長的壓力下產生{69}.湖北省麻城建國一社在1958年放的水稻畝產3.7萬斤的“特大衛星”是由區宣傳委員下放到該社當社長的一個幹部吹出來的{70}.安徽省繁昌縣東方紅三社柯衝生產隊在1958年放的水稻畝產4.3萬斤的“特大衛星”是3位地委進駐的工作組成員泡製的{71}.

　　因為現在有關“大躍進”的資料還非常殘缺，無法對當年的種種浮誇作全麵的研究，但是在筆者看到的文獻資料中，還沒有發現大躍進時期哪個“衛星”與下放幹部或者下基層的官員無關。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農民比較樸實，想不出那麽些鬼點子；第二是一些下放幹部急於建功立業表現自己，爭取盡早回到自己原來的官位上。可以認為有一部分下放幹部對“大躍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五、造假的代價

　　造假對於高級官員似乎沒有什麽大的損害。湖北在“大躍進”時期是一個比較能造假的地區，省委書記王任重在1961年12月說，“過去幾年我們辦了一些可笑的事情，真是可以編一本《笑話大全》了”。{72}對高官來說是笑話，對老百姓來說是生命的代價。下麵隻是眾多事例中比較突出的幾個，由此可見一斑。

　　最嚴重的是糧食產量造假。四川省豐都縣是一個典型。該縣1959年糧食總產11.51萬噸，上報地委42萬噸，地區下達征購任務11萬噸。結果為了從農民手中逼糧，縣、區鄉紛紛召開反糧食瞞產現場會，縣的現場會上當場吊打7人、打死1人。區鄉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73}由於高征購，引發大饑荒，1959年和1960年豐都縣人口死亡率分別為137.07‰和82.11‰，{74}當年的豐都縣，成為名符其實的“鬼城”。

　　1958年9月廣西環江縣放出水稻畝產13萬斤的“大衛星”，後來居上，成為水稻畝產之最。浮誇的結果是1959年上級分配給環江縣的糧食總產量任務是9.6億斤（1958年的實際的產量不足1.05億斤）。{75}在高征購下，就是這個縣1960年人口死亡率為107.64‰，環江縣餓死1.9萬人。{76}

　　“大躍進”與困難時期，新疆可以稱得上天堂，餓死人的記錄雖然有，但是相對其他省份來說是非常少的，不過拜城縣是例外之一。1959年拜城縣糧食產量不足2500萬公斤，據實上報，肯定不過關。最後上報的糧食變成了5650萬公斤，據此確定的征購任務為1200萬公斤。由於購糧過度，引發饑荒。拜城縣在1960年1～3月間先後死亡5000多人，6000餘人程度不同地患了浮腫病，10000多人外出逃荒。{77}

　　六、讓指標考核成為曆史

　　在中國曆史上，吏治問題始終沒有真正解決。吏治應該包括兩方麵，一是獎勵有政績者，二是懲罰有過失和犯罪者。然而在專製的社會中，這兩個問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吏治問題導致了憤怒的民眾揭竿而起，有時加上外族趁虛而入，因此整個中國曆史不斷上演著王朝更替的悲喜劇。為了避免前車之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政府試圖在否定傳統吏治方式的基礎上，找到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其中用指標管理社會，用指標考核官員，就是一種嚐試。這種思路在“大躍進”時期達到一個新的高潮。指標考核這種管理手段在“大躍進”期間被廣泛應用，也因此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惡果。

　　指標考核辦法本身無可厚非，但是這種方法的應用應該有一定的條件，否則適得其反。對於企業來說，指標管理與指標考核有一定的價值，也得到廣泛應用。然而對官員來說，指標考核是沒有多少實際作用的。

　　首先是指標考核的最根本問題是指標是否能夠真實反映政績，其實政績在民心，而不是指標。如果對官員的任免不是依靠民意，而是依靠指標，沒有人能夠保證官員不會犧牲民眾的利益去追求指標的漂亮。當官員以在上級領導麵前能夠匯報出一大串喜人的數據為榮時，有多少官員會以了解民間疾苦為己任？

　　其次是許多指標根本沒有可操作性。簡單地說，雖然一個指標是有價值的，但是沒有辦法能夠準確得到，這個指標也就沒有可操作性。比如說在糧食收割入庫之前，糧食產量的準確計算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當年官員對糧食產量都是估計，把糧食產量作為政績，自然無法防止基層官員作假高估。從理論上說，當糧食收割入庫後，可以統計出真實的糧食產量，但是麵對千家萬戶的小農，有誰能夠知道真實情況？所以當年不少官員懷疑農民瞞產。當然，建立一個大規模科學抽樣調查可能得到比較真實的糧食產量，但是在沒有一個獨立的抽樣調查機構之前，糧食產量指標就是一個糊塗數字。用糊塗數字考核官員，隻能有利於敢於造假者，也讓開始不造假的官員，最終跟著造假。

　　第三是指標本身的科學性，許多指標完全是上級官員坐在辦公室想像出來的，對於實際情況來說，顯得非常荒唐，指標荒唐就隻有用造假應付。這種管理模式，對高層來說顯得輕鬆，然而對基層官員而言，苦不堪言。上級糊塗，下級自然瞎胡鬧。

　　第四是指標的可達到性，“大躍進”時期許多指標高得驚人，正常狀態無法完成，自然用造假完成。前麵提到的民謠，“上級壓下級，一級壓一級，層層加碼”，還有一個下聯，就是“下級騙上級，一級騙一級，級級浮誇”。這也許是官場上大家心知肚明，而又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

　　用指標管理社會，用指標考核官員，最根本的原因是體製問題。體製是以民意為本，還是以枯燥抽象的數據為本，決定了選擇的管理模式。通過“大躍進”時期官員造假行為的分析，不難得出結論，就是用指標管理社會、用指標考核官員是一種危害性很大的管理模式，因此這種模式是不足取的，筆者期望今後能夠告別這種管理模式。

　　注釋：

　　①趙發生（主編）：《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頁。

　　②甘肅省農業合作史編寫辦公室、甘肅省檔案館：《甘肅省農業合作製重要文獻匯編（1）》，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頁。

　　③國家統計局：《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曆史統計資料匯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頁。

　　④樊天順（編）：《國史通鑒》，北京：紅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頁。

　　⑤晉夫（編著）：《“文革”前十年的中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頁。

　　⑥鄭笑楓、舒玲：《陶鑄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頁。

　　⑦厲忠教（主編）：《“大躍進”運動（昆明卷）》，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

　　⑧中共湖南省委黨史委：《中共湖南黨史大事年表》，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頁。

　　⑨宣漢縣誌編纂委員會（編）：《宣漢縣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頁。

　　⑩蒙自縣誌編纂委員會（編）：《蒙自縣誌》，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23頁。

　　{11}王崇文等（編）：《湖北省農業合作經濟史料》，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頁。

　　{12}梁誌遠：《亳縣統購統銷反右傾的嚴重後果》，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

　　{13}鍾萬全：《浮誇風導致大饑荒紀實》，載《廣東黨史》2003年第5期。

　　{14}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湖北曆史大事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193頁。

　　{15}林世榮（主編）：《龍泉縣誌》，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頁。

　　{16}厲忠教（主編）：《“大躍進”運動（昆明卷）》，第303頁。

　　{17}信陽地區誌編纂委員會（編）：《信陽地區誌》，北京：三聯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頁。

　　{18}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頁。

　　{19}中共長子縣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長子縣曆史紀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頁。

　　{20}張家口地區檔案館（編）：《張家口地區大事記（1948—1983）》，北京：檔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頁。

　　{21}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頁。

　　{22}中共聊城市委黨史研究室：《黨史專題文集》，山東省聊城市新聞出版局2001年版，第437、467頁。

　　{23}鄭笑楓、舒玲：《陶鑄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頁。

　　{24}蘇茵：《春風化雨：一個女縣長自述（3）》，載《廣西黨史》1996年第3期。

　　{25}劉正（主編）：《當代中國的湖南（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頁。

　　{26}鄭笑楓、舒玲：《陶鑄傳》，第261～262頁。

　　{27}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第484頁。

　　{28}柯永麟：《世紀回眸：回顧漳浦解放五十年》，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頁。

　　{29}厲忠教（主編）：《“大躍進”運動（昆明卷）》，第5頁。

　　{30}鄆城縣史誌編纂委員會（編）：《鄆城縣誌》，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版，第22頁。

　　{31}《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頁。

　　{32}蕭克、李銳、龔育之等：《我親曆過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頁。

　　{33}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大躍進”運動和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安徽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頁。

　　{34}新絳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新絳縣誌》，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頁。

　　{35}張思銓：《橫山第一顆高產衛星見報回憶》，載《橫山文史資料（8）》，2006年，第86頁。

　　{36}郭鵬（主編）：《漢中地區誌（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7頁。

　　{37}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第154頁。

　　{38}呂養正：《毛澤東時代苗族社會至大神崇拜的衍化與形成》，載《船山學刊》2002年第2期。

　　{39}郭鵬（主編）：《漢中地區誌（4）》，第2268頁。

　　{40}梁曉明（主編）：《徽縣誌》，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0頁。

　　{41}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大躍進”運動（廣西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頁。

　　{42}新宇：《大躍進時期城鄉風聞錄》，載《新津文史資料（6）》，1997年，第32頁。

　　{43}吳曉梅：《毛澤東走出紅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頁、265頁。

　　{44}中國共產黨天津誌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誌中國共產黨天津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頁。

　　{45}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徐水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北黨史資料（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專輯）》第15輯，1994年，第214～215頁。

　　{46}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徐水縣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北黨史資料（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專輯）》第15輯，第339頁。

　　{47}謝廷傑：《農村公共食堂紀實》，載《朝天區文史資料（4）》，1999年。

　　{48}呂廷煜：《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北京：紅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頁。

　　{49}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20世紀60年代國民經濟的調整與發展》，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

　　{50}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第376頁。

　　{51}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河南“大躍進”運動》，第382頁。

　　{52}梁連發：《江穀水稻產量放衛星的前前後後》，載《四會文史（22）》，2006年，第47～48頁。

　　{53}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大躍進”運動（福建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頁。

　　{54}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大躍進運動？福建卷》，第23頁。

　　{55}夏慶明、吳爾亮（主編）：《玉田縣誌》，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頁。

　　{56}沈丘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沈丘縣誌》，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85頁。

　　{57}張湛彬等（主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頁。

　　{58}厲忠教（主編）：《“大躍進”運動（昆明卷）》，第180頁。

　　{59}中共大理州委黨史研究室（編）：《大理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274頁。

　　{60}臨湘市誌編纂委員會（編）：《臨湘市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頁。

　　{61}鄭光路：《1958年圍剿麻雀的“人民戰爭”》，載《黨史文苑》2003年第5期。

　　{62}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大躍進”運動和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安徽卷）》，第118頁。

　　{63}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大躍進”運動（湖北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64}蘇茵：《春風化雨：一個女縣長自述（3）》。

　　{65}梁誌遠：《亳縣統購統銷反右傾的嚴重後果》，載《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

　　{66}李若建：《社會流動模式的改變與大躍進》，載《中山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67}馬新正（主編）：《桐鄉縣誌》，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頁。

　　{68}楊洪濤：《天堂實驗紀事（一）》，載《中州統戰》1998年第5期。

　　{69}楊洪濤：《天堂實驗紀事（三）》，載《中州統戰》1998年第7期。

　　{70}章躍兵：《圖虛名招實禍的“天下第一田”》，載《炎黃春秋》1995年第3期。

　　{71}安徽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安徽省誌（附錄）》，北京：方誌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頁。

　　{72}王崇文等（編）：《湖北省農業合作經濟史料》，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頁。

　　{73}四川省豐都縣誌編纂委員會（編纂）：《豐都縣誌》，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頁。

　　{74}四川省統計局：《四川人口年鑒（1950—1987）》，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90頁。

　　{75}蕭克、李銳、龔育之等：《我親曆過的政治運動》，第212頁。

　　{76}韋純束（主編）：《當代中國的廣西（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頁。

　　{77}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當代新疆風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1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