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8-8-24
對毛_澤_東的評價，在他生前當然是無比崇高。一曲《東方紅》唱遍了全國城鄉。林彪更給他上了“四個偉大”的尊號。“文革”十年中對他的崇拜已如宗教聖主。可是，他辭世剛四年，即已全黨四千高層幹部討論後，通過了黨的第二個《曆史問題決議》。盡管《決議》說：“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但總是以黨的決議形式，正式提出人犯有嚴重錯誤這一問題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過“我生平做了兩件大事”的遺言，就是擔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說過，這個《決議》是研究毛晚年錯誤的開始。近二十年來，國內外有關毛_澤東研究已獲得豐碩成果。比較地說，因未受監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數量少而質量高。如美國的施拉姆、史華茲、……諸位學者的著作，以及中國的高華、單少傑、王若水等人近作，還有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中有關毛的論述。境外有將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相提並論，稱為20世紀三大獨裁者，還有幹脆名為“混世魔王”的。我認為曆史學者應當做好並不是道德的譴責，而是弄清曆史事實的真相，進而從中總結經驗教訓。
關於毛的一生功罪，我說過三句話：
“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
還說過：
“功勞蓋世，罪惡滔天。
前者指革命，後者指執政。
這當然是很籠統的說法。對於中國共_產_黨來說，毛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據老中宣部長陸定一的說法，毛做前一件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做後一件事，三分成績，七分錯誤。我可以補充一句中國古人忌諱之言：“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即以暴力奪得革命的勝利，仍以暴力（階級鬥爭）執掌政權是決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問題，毛是決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無所謂。內戰時期肅反，從打AB團起，自己殺自己人死了十萬。不總結教訓，延安繼續搞“搶救運動”，總算提出“一個不殺”的方針。不怕打核大戰，說中國死了幾億，還有幾億。“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曆次政治運動傷害了幾千萬人，被迫致死幾百萬人。葉劍英說過：
“‘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
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麽，我們弄清楚了嗎？
毛青年時代就信奉鬥爭哲學，留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名言，認為所行隻對自己負責。從事革命後，他接受了中國農民革命傳統中的痞子精神（這種精神貫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發動紅衛兵運動）。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師合一”，既當秦始皇，又做孔聖人。他的《沁園春》詞道出其中的深意：“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1945年到重慶和談時，這首詩風靡大後方，征服了許多人。他的文章、風度、談吐，他的博古通今，無所畏懼，確實獨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風。戰爭年代，在“三座大山”壓迫之下，他審時度勢，基本做到了實事求是，《新民主主義論》是他的理論高峰。延安整風使他成為黨的絕對權威。執掌全國政權之後，“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_澤東思想”來征服天下。1950年頒布的“五一節口號”，最後一個“毛_主席萬歲”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於是天下歸心，君師合一，唯我獨尊，一言九鼎。尤其是斯大林問題出來之後，更是無所顧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與天地鬥的“大躍進”，明知出了錯誤，但皇帝絕不能下“罪己詔”，還在會議上正式提出：“要一點個人崇拜的。”林彪迎奉投好：大講“四個第一”，隻讀“老三篇”，身上掛像章，手搖小紅書，“一句頂一萬句”，高呼萬歲、萬萬歲。
毛_澤東非常相信統一意誌在兩軍廝殺中的作用，沒有服從就沒有軍隊。他不熟悉西方文明發展的曆史。對民主的理解也隻認為是一種手段，“要讓人家說話”，不過是恩賜而已。他需要人人都聽命於自己，都做馴服工具；可說並不懂得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扼殺不同意見必導致思想停滯和僵化。他晚年愛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是對左右和掌權者說的，殊不知正好諷刺了自己；過去受三座大山壓迫時最聰明，一朝君臨天下便愚蠢了。他覺得知識分子有點知識，有思考的習慣，難免遇事多嘴多舌，影響了號令施行。於是延安整風得以發展，從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一直折騰到“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說道：“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於是，青年學生統統被趕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風行。終於使得人不成其為人，曆史倒退下去，經濟到達崩潰邊緣。還記得毛澤東當年說過：“大學還是要辦的”，卻明白宣稱僅僅限於理工大學。其意即在堅船利炮的器物層麵得抓緊，研究兩彈一星的技術人員還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養人文知識的文科大學了。
由此可見，不實行民主法治，權力不受製約，文采武功不亞於曆代雄主明君的毛澤東，讓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種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這相同意義的詞語：個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說過：毛_澤東的陰影還籠罩著我們。這就是說，我們過去的彎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體製的原因。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問題之後，毛說過：如果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英美民主政治的國家，任何人不能違憲，政治家都必須遵從選民的意誌，也沒有不受製約的權力，當然不可能發生斯大林式的獨裁暴政。毛對此是有所認識的。可是他擺脫不了“馬克思加秦始皇”這雙重權威，尤認為“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也就是擺脫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見。他最後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達到他的理想（實為幻想），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個專權執政者都做不到的。隻有自許為“馬加秦”的，即接受並發展了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且繼續了中國自古專製的毛_澤東才能做到。因此，毛_澤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一生，關係曆史太大，值得我們弄清楚全部事實，仔細加以研究。
鄧_小平曾是毛_澤東的愛將。他比毛高明，堅決走市場經濟的道路；當他作為純理性思考時，也能認識到沒有政治體製的同步改革，經濟的改革開放也是難以成功的。可是在實際運作之中，仍離不開獨掌權力的慣性。他沒能實踐自己的這一認識，反而發生198_9年的“六/四風波”。這裏，我們看到毛澤東的陰影還是何等的頑強。
人類曆史發展的遺憾太多了。曆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將曆史及其有關人物的事實，尤其是長期不為人知的事實，一一清理出來，公之於世。從而使後代人徹底清醒過來，接受教訓，以史為鑒，更理性地前進。我們要學習司馬遷的春秋史筆，決不要再遮遮掩掩過日子。
2003年12月，美國哈佛大學開毛_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請我參加，未能前去，特寄去上麵這篇書麵發言。祝世華同誌曆時15年，寫出的這部120萬字的《反思錄》，是“從當代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實的毛澤東”。這是極有意義的事情。毛_澤東對當代中國的影響太大了，其人其事不一一徹底弄清楚，我們國家的事情是辦不好的。祝世華同誌讓我為他這部大著寫“序言”，上麵的發言稿（注：題為《如何看待毛_澤東》），我覺得還是合適的。
2008-8-24
對毛_澤_東的評價，在他生前當然是無比崇高。一曲《東方紅》唱遍了全國城鄉。林彪更給他上了“四個偉大”的尊號。“文革”十年中對他的崇拜已如宗教聖主。可是，他辭世剛四年，即已全黨四千高層幹部討論後，通過了黨的第二個《曆史問題決議》。盡管《決議》說：“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但總是以黨的決議形式，正式提出人犯有嚴重錯誤這一問題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過“我生平做了兩件大事”的遺言，就是擔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說過，這個《決議》是研究毛晚年錯誤的開始。近二十年來，國內外有關毛_澤東研究已獲得豐碩成果。比較地說，因未受監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數量少而質量高。如美國的施拉姆、史華茲、……諸位學者的著作，以及中國的高華、單少傑、王若水等人近作，還有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中有關毛的論述。境外有將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相提並論，稱為20世紀三大獨裁者，還有幹脆名為“混世魔王”的。我認為曆史學者應當做好並不是道德的譴責，而是弄清曆史事實的真相，進而從中總結經驗教訓。
關於毛的一生功罪，我說過三句話：
“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
還說過：
“功勞蓋世，罪惡滔天。
前者指革命，後者指執政。
這當然是很籠統的說法。對於中國共_產_黨來說，毛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據老中宣部長陸定一的說法，毛做前一件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做後一件事，三分成績，七分錯誤。我可以補充一句中國古人忌諱之言：“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即以暴力奪得革命的勝利，仍以暴力（階級鬥爭）執掌政權是決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問題，毛是決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無所謂。內戰時期肅反，從打AB團起，自己殺自己人死了十萬。不總結教訓，延安繼續搞“搶救運動”，總算提出“一個不殺”的方針。不怕打核大戰，說中國死了幾億，還有幾億。“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曆次政治運動傷害了幾千萬人，被迫致死幾百萬人。葉劍英說過：
“‘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
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麽，我們弄清楚了嗎？
毛青年時代就信奉鬥爭哲學，留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名言，認為所行隻對自己負責。從事革命後，他接受了中國農民革命傳統中的痞子精神（這種精神貫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發動紅衛兵運動）。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師合一”，既當秦始皇，又做孔聖人。他的《沁園春》詞道出其中的深意：“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1945年到重慶和談時，這首詩風靡大後方，征服了許多人。他的文章、風度、談吐，他的博古通今，無所畏懼，確實獨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風。戰爭年代，在“三座大山”壓迫之下，他審時度勢，基本做到了實事求是，《新民主主義論》是他的理論高峰。延安整風使他成為黨的絕對權威。執掌全國政權之後，“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_澤東思想”來征服天下。1950年頒布的“五一節口號”，最後一個“毛_主席萬歲”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於是天下歸心，君師合一，唯我獨尊，一言九鼎。尤其是斯大林問題出來之後，更是無所顧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與天地鬥的“大躍進”，明知出了錯誤，但皇帝絕不能下“罪己詔”，還在會議上正式提出：“要一點個人崇拜的。”林彪迎奉投好：大講“四個第一”，隻讀“老三篇”，身上掛像章，手搖小紅書，“一句頂一萬句”，高呼萬歲、萬萬歲。
毛_澤東非常相信統一意誌在兩軍廝殺中的作用，沒有服從就沒有軍隊。他不熟悉西方文明發展的曆史。對民主的理解也隻認為是一種手段，“要讓人家說話”，不過是恩賜而已。他需要人人都聽命於自己，都做馴服工具；可說並不懂得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扼殺不同意見必導致思想停滯和僵化。他晚年愛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是對左右和掌權者說的，殊不知正好諷刺了自己；過去受三座大山壓迫時最聰明，一朝君臨天下便愚蠢了。他覺得知識分子有點知識，有思考的習慣，難免遇事多嘴多舌，影響了號令施行。於是延安整風得以發展，從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一直折騰到“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說道：“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於是，青年學生統統被趕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風行。終於使得人不成其為人，曆史倒退下去，經濟到達崩潰邊緣。還記得毛澤東當年說過：“大學還是要辦的”，卻明白宣稱僅僅限於理工大學。其意即在堅船利炮的器物層麵得抓緊，研究兩彈一星的技術人員還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養人文知識的文科大學了。
由此可見，不實行民主法治，權力不受製約，文采武功不亞於曆代雄主明君的毛澤東，讓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種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這相同意義的詞語：個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說過：毛_澤東的陰影還籠罩著我們。這就是說，我們過去的彎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體製的原因。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問題之後，毛說過：如果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英美民主政治的國家，任何人不能違憲，政治家都必須遵從選民的意誌，也沒有不受製約的權力，當然不可能發生斯大林式的獨裁暴政。毛對此是有所認識的。可是他擺脫不了“馬克思加秦始皇”這雙重權威，尤認為“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也就是擺脫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見。他最後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達到他的理想（實為幻想），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個專權執政者都做不到的。隻有自許為“馬加秦”的，即接受並發展了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且繼續了中國自古專製的毛_澤東才能做到。因此，毛_澤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一生，關係曆史太大，值得我們弄清楚全部事實，仔細加以研究。
鄧_小平曾是毛_澤東的愛將。他比毛高明，堅決走市場經濟的道路；當他作為純理性思考時，也能認識到沒有政治體製的同步改革，經濟的改革開放也是難以成功的。可是在實際運作之中，仍離不開獨掌權力的慣性。他沒能實踐自己的這一認識，反而發生198_9年的“六/四風波”。這裏，我們看到毛澤東的陰影還是何等的頑強。
人類曆史發展的遺憾太多了。曆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將曆史及其有關人物的事實，尤其是長期不為人知的事實，一一清理出來，公之於世。從而使後代人徹底清醒過來，接受教訓，以史為鑒，更理性地前進。我們要學習司馬遷的春秋史筆，決不要再遮遮掩掩過日子。
2003年12月，美國哈佛大學開毛_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請我參加，未能前去，特寄去上麵這篇書麵發言。祝世華同誌曆時15年，寫出的這部120萬字的《反思錄》，是“從當代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實的毛澤東”。這是極有意義的事情。毛_澤東對當代中國的影響太大了，其人其事不一一徹底弄清楚，我們國家的事情是辦不好的。祝世華同誌讓我為他這部大著寫“序言”，上麵的發言稿（注：題為《如何看待毛_澤東》），我覺得還是合適的。
2008-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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