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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清的第一秘書回憶江清

(2009-11-14 19:17:55) 下一個
閻長貴(口述) 羅雪揮(采訪整理)


【采訪前記】閻長貴,文革中江青首任秘書。1968年,被江青以“坐探”罪名投入秦城監獄,囚禁7年半,又被流放到湖南西洞庭農場5年。1979年平反後,調回《紅旗》雜誌社做編輯工作,1997年底從《求是》雜誌社編審崗位退休,目前專事“文革”史研究。

1991年,我當時正參加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一書的寫作,在《人民日報》的一個小角落裏,發現江青自殺了。我沒什麽特別的反應,沒什麽高興,也沒什麽悲傷。說不上對她恨不恨,畢竟她死的時候也77歲了。當然,我在監獄裏七、八年,也沒少罵她,但這都是曆史造成的。

我出生在貧困的魯西北,解放前叫堂邑縣,因為出了個武訓,也曾改名“武訓縣”。家裏很窮,幾代都是農民,中學起我就依靠助學金。我們村十裏方圓之內,我是在新中國讀大學的第一個人。1961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畢業,分配到了人稱最高黨刊的《紅旗》雜誌社,先師從關鋒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史,他的文章和觀點曾受到過毛主席賞識,“文革”開始前,我調到戚本禹手下工作,關鋒和戚本禹後來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戚本禹比較看重我,他告訴我,毛主席表揚你的文章。人有個出生逢不逢時的問題,文章也是。1962年9月,我依據華君武老人的一幅漫畫發表了一篇小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中心意思是在工作和前進的過程中不要怕犯錯誤,毛主席批示印發給參加八屆十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們研究,批示上說:“犯了錯誤,隻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我覺得當時毛主席之所以看中我那篇短文,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為了堵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錯誤的人們的嘴;在某種程度上說,毛主席有“諱疾忌醫”的意思。“文革”後,戚本禹講,你這篇文章有“救駕”的作用。這是我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想到的。後來戚本禹向江青推薦我做秘書,大概會提到這一點。

1967年1月9日,我成為別人眼裏可以“通天”的江青秘書。1968年,也是1月9日,我又一夜之間變成“政治要犯”,恰好是365天。

痛恨“兩個女人”

我給江青當秘書的那年,江青53歲,比我生母還大一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頭發很好,還很黑。江青畢竟是演員,穿著講究,比較會打扮,但不奢侈。江青的幾個護士如周淑英、趙柳恩等都講,她從來不擦脂抹粉,衣服也不是很多。

我覺得江青還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沒能力搞陰謀也搞不了。那篇給她帶來了很大榮譽的講話——《為人民立新功》就沒有講稿,而她的講話一般還是比較得體的。我當了一年江青秘書,沒有給她起草過講話稿,一次也沒有,她不需要。

我感覺江青痛恨“兩個女人”,王光美和宋慶齡。都是“第一夫人”,但是江青並沒有這麽風光過。清華大學造反派批鬥王光美那天,讓她穿旗袍、戴項鏈,那是江青的主意。那天她還跟我們工作人員講,你們去看看嘛!意思是王光美也有今天!我沒去,去了幾個人也看不到什麽,批鬥現場有30萬人,擠得水泄不通。

宋慶齡地位當時比江青高多了。1966年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時,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慶齡文集》,書名是周總理題的。戚本禹跟我說,應該找人去出版社造反,質問紀念孫中山為什麽要出《宋慶齡文集》。這肯定也是江青的主意。不過他沒去做,我也沒去做。這要做了肯定是大事。後來很多材料裏講,江青把《宋慶齡文集》從書架上拿下來,扔到地上,用腳踩,還對總理題寫書名不滿,這都反映了她對宋慶齡的態度。


“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

我當時是很崇拜江青的,因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崇拜毛主席也擴展到崇拜江青。江青出去講話張口就是“我是代表毛主席來看你們的,我代表毛主席向你們問好”等等 。毛主席身邊有位名叫趙鴻安的服務人員,管理毛主席衣服什麽的,我們是老鄉,有一次在一起聊天,他告訴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邊工作的人員講:“為江青服務,就是為我服務!”我聽了這話,心裏熱乎乎的。心想:在數億人中,能有幾人能直接為毛主席服務?

有人寫文章,說“文革”開始不久,毛主席就厭惡見到江青,這是瞎編。我認為毛主席和江青的關係還是相當好的。江青當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就算是別人提名,毛澤東不批準也不行。當時江青住在釣魚台國賓館,毛主席住在中南海遊泳池,每天下午隻要不開會,江青都要去看毛主席。和別人看毛主席不同,江青這是回家啊!我聽謝靜宜講,毛主席雖然不斷批評江青,敲打江青,但是他總把她看作是人民內部矛盾。謝靜宜曾經在毛主席身邊工作,是“文革”當紅人物。

毛澤東在政治上對江青是相當愛護的。毛澤東是文章大家,不止一次幫江青改文章,凡是江青吹捧過火,或江青自吹自擂的地方,毛澤東都做了必要的糾正。比如《為人民立新功》講話,原稿中,江青說到“華東局、上海市委裏頭,可微妙哪。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也不聽。”毛澤東把“我的話也不聽”中的“也”字改成“更”字。當時看到這裏,我心裏暗暗發笑,心想毛主席真厲害,真細心,也是對江青的真愛護,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符合江青的身份了。至今想到毛主席的這個改動,我還是感慨萬千!

毛遠新告訴我,1975年,江青叫他幫助整理保險櫃裏的文件,每份文件都做內容提要,這很費時間,很難做,毛遠新沒有答應。江青為此事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對毛遠新說:“你幫幫她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江青這一生來講,是忠於毛澤東的。她沒有背叛毛澤東,一直到生命最後。江青在政治上很敏銳,這是毛澤東的評價,也是他說過多次的話。在“文革”中,政治上跟毛主席最緊密的是江青,毛主席怎麽說就怎麽做,不僅沒有折扣,而且走得更遠。


“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
有人說,“文革”一開始,江青就要打倒周總理,把周總理視為眼中釘,我認為這個看法不正確,沒有體現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江青和周總理的關係一開始還是相當友好的。江青在解放後的工作都是周總理安排,周總理提名的,包括她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周總理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江青反對周總理,恐怕主要是在林彪倒台以後。

我問過戚本禹,江青和周總理的關係咋樣?戚本禹說,她敢在總理麵前發脾氣,耍態度,這是他們關係好的一種表現。試看她怎麽不敢在劉少奇麵前發脾氣、耍態度?我也問過汪東興,汪東興說,江青和總理的關係非同一般。

1967年,我任江青秘書的時候,周總理經常去釣魚台看望江青。一般先給我打電話,問江青同誌是在工作還是在休息?那一年,我沒有發現一次江青不允許周總理來,或者找借口不允許周總理來。周總理對江青是很遷就的。這是總理的風度吧,看在毛主席麵子上。江青的第二任秘書楊銀錄講,江青要求對她和葉群之間的電話要記錄,因為葉群這個人心計很多,怕將來說不清楚。但是周總理和汪東興打來的電話不用做記錄。這也說明當時她對周總理還是比較信任的。

江青在1967年說過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我當時大概拿了一個什麽批判周總理的材料請她看,她說,“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所以當我一個同學(某大學的青年教師)要寫周總理的大字報的時候,我告訴他,絕對不能寫。


官升脾氣漲

現在似乎有個公式,人一犯錯誤了,出事了,推論他(她)從娘肚子裏一出來就壞,這不是科學的觀點。說江青看黃色電影、找麵首等等,都是瞎扯,都不是一般政治鬥爭的語言。江青在文革當中,做了很多壞事、惡事,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但這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如果她嫁的不是毛澤東?如果她不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不這樣參與政治,她也不一定是這樣的結局。“文革”以後,對江青的宣傳都是負麵的宣傳,好像她30年代就很糟糕。應該說,從政治上來講,她當時走的道路和一般革命青年走的道路是一樣的,沒有什麽特殊。30年代,江青是愛國的,是爭取婦女解放的。她寫了不少文章,還是有點才氣的,不過現在這些文章我們能看到的很少了。江青到延安,對延安文藝生活的開展,也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江青的變化是從建國後開始的,特別是“文革”。我給江青當秘書的那一年,工作中處得還可以,她到後來整我是另一回事。後來聽說江青張口罵人甚至親手打人,但那一年我見得不多。可能是1967年形勢比較緊張,也正是她向上攀的一年,對待工作人員並不像後來那樣心狠手辣。好多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進監獄都是她一句話的事情,包括我,包括護士周淑英,江青說她是林彪派來的,其實這些人都是挑了又挑,也都是盡心盡力為她服務的。

“權力腐蝕人。”江青也是權力腐蝕掉的一個典型。江青“起來”是20世紀60年代,大躍進失敗之後,毛主席已經不相信別人了。江青進入九大政治局以後,比較瘋狂,她為一件小事就可以驚動政治局。比如她對一個護士用藥不滿意,她可以把政治局委員全都叫來處理這個問題。

江青身邊有的工作人員有這種說法,江青是難伺候,但是又有哪個首長的夫人不難伺候呢?有了地位以後,人真是很難做到自律。有句話不是說嘛,“官升脾氣漲!”

現在有一種觀點,就是想極力把毛澤東和江青分開,實際上是很難分開的。毛澤東對中國有大功,又有大過,“文革”給中國造成很大的災難,對人民造成很大的災難,而江青是“文革”的急先鋒,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第一號盟友。當然她幹的事情,毛澤東不一定都知道。但是“文革”中大的事情,大的決策,又有哪一件是江青決定的?


曆史的遺留物

1976年,已經出獄的我回到單位,碰到一個熟人,她說,“你還活著?”在七、八年的時間內,即我被囚禁的時候,我的親屬以及很多熟人,連我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不過,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幸運的,“文革”當中死了多少人啊!一次我跟毛遠新說,文化大革命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你們自己家也家破人亡啊!

回原單位《紅旗》雜誌社是我提出的要求。湖南有朋友勸我,說你從湖南回北京本身就是平反。這段文革的經曆對我還是有影響的。在1983年開始的整黨中我被定性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因我寫過批判翦伯讚的文章,支持過貼陶鑄的大字報等,我應該為此承擔責任。沒有被劃為“三種人”,單位的領導對我還是很好的,保護了我,並按時評定了業務職稱:副編審和編審。我在《紅旗》和《求是》(《求是》是《紅旗》改名而來的)工作一直到退休,還算順利,挺滿足。

退休以後,有搞曆史的同誌勸我,你應該寫點回憶文字。我以前一個字也沒有寫過,也不想寫,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後來覺得這還是曆史責任吧,想對“文革”研究做一點工作,活得明白一點,不要糊裏糊塗最後都帶走了。我最近和王廣宇合作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問史求信集》,所收錄的都是我們回憶和研究“文革”的文章。

出獄後,我再沒和江青有任何聯係,也不可能有任何聯係了。聽說江青有遺言,想死後葬回老家諸城。1996年,諸城市委書記曾托我給李訥帶信,說如果她願意把江青葬在老家,我們可以接受,她有什麽困難,或者需要配車,諸城都可以提供幫助。我給李訥打了電話,她感謝諸城領導的好意,她說骨灰確實在她家裏放著,但是現在恨媽媽的人還很多,如果葬在諸城,我又不能去守墓,墓被砸了,我不是更不孝了嗎?以後再說吧。後來江青還是葬在了北京一家公墓。

說我為江青辯護,這個話我聽到過好多次了。鳳凰衛視采訪我,我有個大學同學看到了,說江青把你關了七、八年,你都沒有說江青的什麽壞話。我說這個壞話不能亂編,我說了你們也沒有注意,比如我說她在文革中以整人為樂,整和整死了那麽多人。但我覺得曆史就是曆史,應該實事求是,對江青也如此,還她一個本來麵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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