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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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6年“文革”前夕，校長暫缺，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就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了。
6月1日中午，3個師大女附中學生也在校園裏貼出大字報，對學校領導進行攻擊。6月3日，工作組進駐師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來“造反”的學生，斥令校領導全部“靠邊站”，全校師生主要以開批判會、寫大字報等方式開展“革命”。教師的尊嚴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了，學生可以對老師直呼其名，學校裏很快貼滿了攻擊學校負責人和教師的大字報。
一些附中女學生將大字報貼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門上。大字報充滿了粗俗的謾罵。其中貼到卞仲耘臥室門上的大字報寫著：“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後人難以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出自中學女生之手，而且這樣的粗俗野蠻僅僅是更大罪惡的開端。
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女附中全校批判揭發大會，卞仲耘被推上批鬥台，其他4位校領導站在台下。上台發言的女學生呈氣憤填膺狀，不時揮拳呼喊口號。批判發言時，突然有學生手持軍事訓練用的刺殺木槍上台，幾下將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剛剛倒地，又有人拽著頭發將她拖起來。當時情形已非常殘忍，但是無人製止。
批判會後，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級寫了一份請求保護的報告。她寫道，自己擁護“文革”，但請求不要對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說：“在群情激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和下肢呈90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捅脊梁，用地上的汙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1938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曆。
紅衛兵運動帶著“紅色恐怖”呼嘯而來。8月4日，師大女附中出現了紅衛兵們批鬥“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情況，她們強迫那些不幸的學生交代“反動思想”，最後還必須連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同一天下午，紅衛兵闖進幾位校負責人辦公室，用皮帶抽打了他們。
卞仲耘感到，巨大的災難迫在眉睫了。就在這天晚上，她對丈夫王晶垚說，按這個勢頭，學生打死她這樣的人，就像打死一條狗，現在她的處境非常危險。她和丈夫商量：是否向相識的中央領導人寫信求救？
王晶垚主張妻子立即離開北京，回安徽老家暫避一時。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認為天南地北都是中國，天羅地網無處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認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會被認為是有問題的。“為了人的尊嚴，我決不能逃走”。王晶?又勸說了幾句。卞仲耘外柔內剛的性格此時顯現得格外鮮明，她最後對丈夫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對卞仲耘說：“別去學校了。”但是忠於職守的卞仲耘還是走向了學校——那是她的崗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鬥爭了學校的5位負責人。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首當其衝。下午2時左右，女附中一個班的“紅衛兵”突然聚集起來“鬥爭黑幫”，衝到正在打掃廁所的副校長胡誌濤跟前。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不由分說朝她頭上倒下來，胡誌濤全身頓時就被墨水染黑了。
紅衛兵將學校5個負責人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了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套上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字樣的牌子。接下來，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大批判”會立即開始了。
成群的學生湧來，聚集在台下。在狂熱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結果即有女學生跑向學校木工房，拿來了待修的破課桌木腿，那上麵還有沒拔除的釘子。更有人跑向開水房去取熱水，打算澆燙這些“黑幫”——當代教育史上殘忍的一幕就這樣開始了。
紅衛兵們草草“批判”了幾句，就將被鬥者從高台上拉下來“遊街”，強迫他們一邊走一邊敲打被硬塞到手裏的鐵簸箕，反複地說：“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師被趕到小操場，要他們停下來勞動，挑走那裏的一堆沙子。紅衛兵自己動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裏裝滿沙子，用鐵鍬拍了又拍。經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裏挑得起來。紅衛兵一擁而上將她打倒，拳腳亂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師們嚇得縮在辦公室裏不敢出來。5名校領導孤立無援地迎受狂熱女生的毆打，完全失去了自衛能力，被學生們一路廝打扯向宿舍樓。
一路上亂棍如雨，毆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帶有釘子的桌腿。宿舍樓走廊的白牆上留下了斑斑血跡。
這場狂熱語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續兩個多小時，被批判和毆打的教師完全沒有抗辯可能。大約到下午5時，受毆打最重的卞仲耘終於失去知覺，倒在了學生宿舍的台階上。仍有一群女紅衛兵圍住她，用腳猛踢這位不久前還受學生尊敬的副校長，大聲喊：“裝死！”
畢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關，結果叫來一個校工和語文教師林莽，將她搬上平時推垃圾的手推車。紅衛兵們繼續批鬥神誌還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長胡誌濤看到躺在手推車上的卞仲耘胳膊紅腫，布滿傷痕，眼睛微張，瞳孔沒有了反應。胡誌濤掙紮著對身邊的紅衛兵說，她有生命危險，要馬上送醫院！
紅衛兵卻對胡誌濤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接著將她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殘酷的批鬥會終於進入尾聲。有校工將載著卞仲耘身軀的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附近，因為馬路對麵就是郵電部醫院。那時天色還很亮，有紅衛兵說就這樣把卞仲耘推出學校“影響不好”，於是就將大字報覆蓋了她，還在上麵壓了一把掃帚。
這時，紅衛兵漸漸散去，有人到郵電部醫院請來醫生急救。醫生在晚上7時左右趕來，見狀即將卞仲耘抬往醫院搶救，但這時的卞仲耘已經死亡多時了。她的生命在50歲時突然結束，甚至來不及發出抗爭的呐喊，來不及留下遺言。
這天，另外4位校領導均受重傷。胡誌濤遭受帶著釘子的桌腿毆打，渾身血水，一度昏迷，後來發現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學校教導主任梅樹民是50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來校任教的，他身穿的襯衣被打出許多小洞，布絲深深嵌入肌肉。
時間長河默默流淌，如果到2006年卞仲耘還活著的話，她將度過90歲生日。作為京城名校校長，她會迎來無數學生的鮮花和祝福。
現在，作為“文革”開端紅衛兵運動最初的殉難者，她留在曆史照片上，以溫柔清澈的目光注視今天的生活。
到1966年“文革”前夕，校長暫缺，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就是學校的最高領導了。
6月1日中午，3個師大女附中學生也在校園裏貼出大字報，對學校領導進行攻擊。6月3日，工作組進駐師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來“造反”的學生，斥令校領導全部“靠邊站”，全校師生主要以開批判會、寫大字報等方式開展“革命”。教師的尊嚴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了，學生可以對老師直呼其名，學校裏很快貼滿了攻擊學校負責人和教師的大字報。
一些附中女學生將大字報貼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門上。大字報充滿了粗俗的謾罵。其中貼到卞仲耘臥室門上的大字報寫著：“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後人難以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出自中學女生之手，而且這樣的粗俗野蠻僅僅是更大罪惡的開端。
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女附中全校批判揭發大會，卞仲耘被推上批鬥台，其他4位校領導站在台下。上台發言的女學生呈氣憤填膺狀，不時揮拳呼喊口號。批判發言時，突然有學生手持軍事訓練用的刺殺木槍上台，幾下將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剛剛倒地，又有人拽著頭發將她拖起來。當時情形已非常殘忍，但是無人製止。
批判會後，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級寫了一份請求保護的報告。她寫道，自己擁護“文革”，但請求不要對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說：“在群情激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和下肢呈90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捅脊梁，用地上的汙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1938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曆。
紅衛兵運動帶著“紅色恐怖”呼嘯而來。8月4日，師大女附中出現了紅衛兵們批鬥“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情況，她們強迫那些不幸的學生交代“反動思想”，最後還必須連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同一天下午，紅衛兵闖進幾位校負責人辦公室，用皮帶抽打了他們。
卞仲耘感到，巨大的災難迫在眉睫了。就在這天晚上，她對丈夫王晶垚說，按這個勢頭，學生打死她這樣的人，就像打死一條狗，現在她的處境非常危險。她和丈夫商量：是否向相識的中央領導人寫信求救？
王晶垚主張妻子立即離開北京，回安徽老家暫避一時。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認為天南地北都是中國，天羅地網無處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認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會被認為是有問題的。“為了人的尊嚴，我決不能逃走”。王晶?又勸說了幾句。卞仲耘外柔內剛的性格此時顯現得格外鮮明，她最後對丈夫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對卞仲耘說：“別去學校了。”但是忠於職守的卞仲耘還是走向了學校——那是她的崗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鬥爭了學校的5位負責人。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首當其衝。下午2時左右，女附中一個班的“紅衛兵”突然聚集起來“鬥爭黑幫”，衝到正在打掃廁所的副校長胡誌濤跟前。一個紅衛兵拿來一大瓶墨汁，不由分說朝她頭上倒下來，胡誌濤全身頓時就被墨水染黑了。
紅衛兵將學校5個負責人揪到大操場上，給他們戴上了用廢紙簍糊成的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套上寫有“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字樣的牌子。接下來，強迫他們一字排開跪下。“大批判”會立即開始了。
成群的學生湧來，聚集在台下。在狂熱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結果即有女學生跑向學校木工房，拿來了待修的破課桌木腿，那上麵還有沒拔除的釘子。更有人跑向開水房去取熱水，打算澆燙這些“黑幫”——當代教育史上殘忍的一幕就這樣開始了。
紅衛兵們草草“批判”了幾句，就將被鬥者從高台上拉下來“遊街”，強迫他們一邊走一邊敲打被硬塞到手裏的鐵簸箕，反複地說：“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師被趕到小操場，要他們停下來勞動，挑走那裏的一堆沙子。紅衛兵自己動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裏裝滿沙子，用鐵鍬拍了又拍。經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裏挑得起來。紅衛兵一擁而上將她打倒，拳腳亂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師們嚇得縮在辦公室裏不敢出來。5名校領導孤立無援地迎受狂熱女生的毆打，完全失去了自衛能力，被學生們一路廝打扯向宿舍樓。
一路上亂棍如雨，毆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帶有釘子的桌腿。宿舍樓走廊的白牆上留下了斑斑血跡。
這場狂熱語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續兩個多小時，被批判和毆打的教師完全沒有抗辯可能。大約到下午5時，受毆打最重的卞仲耘終於失去知覺，倒在了學生宿舍的台階上。仍有一群女紅衛兵圍住她，用腳猛踢這位不久前還受學生尊敬的副校長，大聲喊：“裝死！”
畢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關，結果叫來一個校工和語文教師林莽，將她搬上平時推垃圾的手推車。紅衛兵們繼續批鬥神誌還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長胡誌濤看到躺在手推車上的卞仲耘胳膊紅腫，布滿傷痕，眼睛微張，瞳孔沒有了反應。胡誌濤掙紮著對身邊的紅衛兵說，她有生命危險，要馬上送醫院！
紅衛兵卻對胡誌濤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接著將她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殘酷的批鬥會終於進入尾聲。有校工將載著卞仲耘身軀的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附近，因為馬路對麵就是郵電部醫院。那時天色還很亮，有紅衛兵說就這樣把卞仲耘推出學校“影響不好”，於是就將大字報覆蓋了她，還在上麵壓了一把掃帚。
這時，紅衛兵漸漸散去，有人到郵電部醫院請來醫生急救。醫生在晚上7時左右趕來，見狀即將卞仲耘抬往醫院搶救，但這時的卞仲耘已經死亡多時了。她的生命在50歲時突然結束，甚至來不及發出抗爭的呐喊，來不及留下遺言。
這天，另外4位校領導均受重傷。胡誌濤遭受帶著釘子的桌腿毆打，渾身血水，一度昏迷，後來發現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學校教導主任梅樹民是50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來校任教的，他身穿的襯衣被打出許多小洞，布絲深深嵌入肌肉。
時間長河默默流淌，如果到2006年卞仲耘還活著的話，她將度過90歲生日。作為京城名校校長，她會迎來無數學生的鮮花和祝福。
現在，作為“文革”開端紅衛兵運動最初的殉難者，她留在曆史照片上，以溫柔清澈的目光注視今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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