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赴蘇進修外交人員今安在&憤怒！城管搶討飯的錢（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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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初期，周恩來總理領導下的外交部工作人員，多是來自解放區具有豐富革命鬥爭經驗的老幹部，以及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的知識分子，還有極少數國民黨外交部的留用人員。不言而喻，新中國急需培養自己的外交人才，可當時全國隻中國人民大學設有外交係，遠不能滿足外交工作的需要。於是從1950年代初起，政府每年向蘇聯派遣一批青年學習外交專業。後來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以及個人的因素，這些早期的外交專業留學生回國後多曆經人生坎坷。

　　赴蘇學習，6年寒窗苦讀 http://www.9999cn.org/blog/content.php?fid=DBXW&id=2710756

　　由於西方國家的封鎖，當時中國政府隻能向蘇聯派遣留學生。自1951年起，中國外交部每年向蘇聯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又稱外交學院）保送留學生10多人，由教育部負責派遣和管理，至1957年暫時中止，在校留學生人數最多時達70多人。筆者為其中之一。

　　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直屬蘇聯外交部，是蘇聯唯一一所培養外交幹部的高等院校，蘇聯主要的外交官均出自該校。學院學製六年，學習科目廣泛，幾乎涵蓋社會科學所有領域。另外，除俄語外，還要學一到兩門其他外語。

　　建國初政府對派出的留學生要求很高，特別外交專業，政治審查極嚴，家庭出身、社會關係、個人曆史和各個時期的表現，不能有任何汙點。文化水準要求也很高，均須經過考試，至少高中畢業，大多數具有大學一二年級程度，其中有些是解放前教會學校的地下黨員，有一定的外語基礎。可以說，這幾批送到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留學生都是當時出類拔萃之輩。

　　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被公認為蘇聯最難進入的高等學府，錄取標準遠遠高於當時著名的莫斯科大學。入學後還要經過每年的篩選淘汰，自二年級起校方便把不適合做外交工作的學生強製轉學。當然，蘇聯學生中也不乏高幹子弟，例如蘇聯元帥朱可夫、前外交部長葛羅米柯的女兒都與筆者同班。學校的師資和設備也較優越，教授中不乏知名學者，還有幾名蘇聯科學院院士，外語教師是從國外聘請的。外語口語課則使用“靈格風”教學，這在1950年代初算是很先進的了。

　　學校注重理論和實踐結合，經常組織學生參加蘇聯官方的外事活動。中國留學生則參加中國大使館的有關活動，如1950年代我國政府和人大代表團訪蘇，不少同學擔任翻譯和接待工作。1957年毛澤東主席率代表團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很多同學奉派在幕後協助工作，女同學胡均曾任代表團中宋慶齡女士的貼身翻譯。周恩來總理在此期間兩次訪蘇，都有我校同學參與文書和翻譯等工作。

　　這批留學生經曆了6年寒窗的鍛煉，克服了語言、環境、思鄉等種種困難，初步掌握了外交專業知識和外語，先後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國。按理說，他們受到黨和政府多年的培養，是國家的一筆財富，學成回國後應貢獻自己專長。但由於當時國內政治環境及國際形勢的變化，這些留學生除了最後幾屆的一些人，多被卷入冤假錯案受到迫害，失去從事外交工作的機會。這不能不說是曆史的遺憾。

　　回國報效，打入政治冷宮

　　讓我們看看這幾屆留學生的遭遇。第一屆約14人於1951年派出，大多是原中國人民大學外交係的調幹生，另一部分來自部隊係統。他們到蘇後先學一年俄語，1952年正式入學（以後各屆均先在北京留蘇預備部學一年俄語再來蘇）。這一屆學生年齡較大，有工作經驗，學習努力，很多人以全優成績畢業，於1958年回國，除原由總參謀部派出的4人回到原單位，其餘均分配到外交部。當時國內正值反右鬥爭和“大躍進”，政治氣氛嚴峻。他們一回國便被下放農村勞動鍛煉一至兩年，有的甚至更長。盡管這批學生早就參加革命工作，但經過長達6年的留學經曆，錯過了國內多次的提級機會，回國後僅能擔任低級職務，從科員幹起。直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才有3人慢慢升至司局級和大使級，如何理良（黃華夫人）曾任國際司司長、駐聯合國代表團代表；馬敘生曾任蘇聯東歐司司長，參與和主持過中蘇邊境問題談判，後任駐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國大使，退下後任外交學會副會長，業餘時間筆耕不懈撰寫外交生涯回憶錄，可惜幾年前罹患癌症去世；杜寬怡長期從事軍事外交，曾任駐英國、瑞士、蘇聯、羅馬尼亞等國武官及中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官拜少將。其他同窗則沒有這麽順遂，有的因家庭問題被調離外事部門，有的因病過早凋零，最悲慘的是在總參謀部工作的女同學胡均，解放前曾係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花，不幸在“文革”中自殺身亡。

　　第二屆留學生8～9人於1953年入學，全部是調幹生，原在北京和地方外事係統工作或學習，1959年畢業後分配外交部。但其中兩人不聽勸告，在學期間同蘇聯姑娘戀愛結婚，這在當時是大忌，當然不能進入外交部門工作。另一些人也由於種種原因不甚順利。

　　第三屆留學生約10人左右，於1960年畢業回國。這是最不幸的一屆。國內反右和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剛剛結束，政治氣氛肅殺緊張，加上中蘇關係破裂，國內開始了反修鬥爭。這批剛剛從“修正主義國家”留學回來的學生首當其衝，成為極左路線的犧牲品。一位楊姓同學出身於革命家庭，日、俄、英文都很好，但因在國外出生，言行有時不太符合國內潮流，遂被內定為“修正主義思想嚴重”，“不適宜做外交工作”，“文革”中更被逮捕入獄。這一屆學生中除一人進入外交部外，其他都發配到北京和外地單位。這些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同學並沒有就此罷休，在以後的漫長歲月中不斷上訪和申訴，終獲逐步平反，但仍留有“尾巴”。直到粉碎“四人幫”後，外交部黨委正式發文徹底平反此類冤假錯案，也算是“遲來的正義”吧。

　　之後的第四、第五屆留學生約三四十人分別於1961和1962年回國。這時國內經曆了“三年災害”，各行各業都在休養生息，政治氣候相對寬鬆。經過幾年內耗，各部門均感人材缺乏，外交幹部出現斷層。於是這兩屆畢業生比較幸運，大多能學以致用，發揮所長，成為外交部的中層骨幹。其中一些被委以重任，如攻讀拉美專業熟悉西班牙語的朱祥忠，先後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駐秘魯和智利等國大使，是國內著名的拉美問題專家；懂法語的楊永瑞先後擔任過駐吉布提和乍得大使；攻讀印度專業精通印地文的周剛擔任過駐巴基斯坦和印度大使，參與和見證了中印關係中許多重大事件，後又任駐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大使；還有一位在駐前南斯拉夫使館工作多年的李文祥，曾被授予 “優秀外交戰士”稱號，因積勞成疾英年早逝，錢其琛部長親自撰文悼念。

　　歲月悠悠，時光流逝。半個多世紀前被派遣蘇聯留學的一批青年，純真而勤奮，充滿理想和激情，在異國燃燒自己的青春歲月。他們哪裏會意識到日後政治的凶險和人生的無常？現在這批人多已進入古稀之年，就連最年輕的、在國內高中畢業直接進入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最後一屆學弟周剛大使，也在前幾年退了下來。2006年秋天，部分同學在北京一位前大使家中舉行聚會，回首往事，不勝感慨。令人欣慰的是，每個人都在不同的崗位上盡了全力，沒有辜負當年黨和國家的培養。

　　（作者原名章嘉琳，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研究室原主任，現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從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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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月，我中午從學校出來吃飯。在經貿大學門口，看到一個城管正在和一個討飯的老奶奶對峙著。

　　

　　當時周圍有很多的人都在圍觀。我走過去看個究竟。

　　

　　走過去才聽明白，原來這個城管走到要飯老奶奶旁邊，把她的兩個討飯飯盒都奪走了，放在自己的自行車筐裏麵。老奶奶問他要回來。

　　然後老奶奶說：“把錢還給我吧！”城管大怒：“你知道你在這裏要飯是犯法的麽？我就不還給你！”
 

　　大家注意看後麵的幾張照片。城管的車筐內，還放著老奶奶的錢盒。一個路人好奇，伸頭向裏麵看。
 

　　

　　

　　最後，城管說了一句：“你以後不許在這裏要飯！”

　　老奶奶繼續哀求：“把錢還給我吧！”城管說:“我就不還！”

　　管完了這個老太太，城管騎上自行車，到下一個乞丐旁邊開始“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