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那個署名 SAKONSHIMA 是人，是畜牲，說說，下麵文章內容，這是人做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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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圍的河北省，並沒有因為靠近毛澤東而沾光。從北京往北，過了八達嶺長城不遠就是張家口地區。一九六○年春，中共張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到下屬蔚縣調查。在蔚縣西合營村，他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後邊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裏沒辦法，把種籽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種籽照樣被扒出來吃掉，隻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裏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裏……”
　　在那樣嚴重的情況下，河北省委的書記們既不敢向中央開口討糧食，又不敢開放儲備糧倉。他們隻懂得一條：卡農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決定全省農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兩的指標配給糧食。口號是“吃四兩，曬太陽。”因為太陽光裏有熱量，可彌補食物之不足。

　　胡開明跑到省裏找省長：“請你們下來看一看，一天四兩糧食怎麽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沒要到一點糧食。而他手下的蔚縣縣委書記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範，竟決定再壓低農民的口糧，規定全縣農民日吃三兩糧。按胡開明的說法，“這個標準降到了一隻雞所需食物以下。”結果僅僅在實行此標準的頭四個月裏，蔚縣就餓死了百分之二點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兩後，宣化市的死人數也“逐月
猛增”。

　　湖南也沒因是毛澤東的老家而免禍。漵浦縣本是個除了鹽之外什麽都可以自給的好地方，此時人們也沒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樹葉可采，有獮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設法找點東西充饑。四周山上無野果可采的，就沒有多少希望了。向家村周圍都是禿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餓死了一大半，青年、壯年幾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黃姓朋友的同學，一九四九年參軍，當上了軍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村探
親，發現父母都已餓死，村裏沒剩下幾個活人，當即憤而自殺。

　　湖南的另一個縣──寧鄉，是劉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聽說劉要回鄉搞調查，當地幹部怕他發現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機關路旁的梧桐樹的樹皮已被饑民剝了吃掉，趕緊做了手腳：將樹幹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劉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個山坡上看到一堆風幹的人糞，用小棍子撩開，隻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來也聞不到臭味。農民告訴他，很多人已經餓死，枯木衝（村名，劉
的老家叫炭子衝）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劉的姐姐劉少白家中在一個月裏接連死了兩口。她的兒子因用米糠充饑，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統計數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僅八十六萬。但陪同劉少奇去湖南調查的夫人王光美說：當時“基層黨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可見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必定是縮過水的，不可置信。實際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數至少在一百五十萬以上。

　　既然是人禍而不是天災，既然各個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裏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毛指揮的大躍進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曾說：“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一百板屁股。” 為此，以緊跟毛澤東為首務的周恩來專門開過一次會批判他。周惠也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下了台。可是隻過了幾個月，周惠的話就被證實了。所有的省都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看到當時說假話之風盛行，名義上是保證每人每月吃三十稻穀（折糧二十一斤），但實際上沒有做到，大食堂都無米下鍋，吃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帶領工作組到閩西，也發現“大片土地荒蕪，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嚴重。”

　　魚米之鄉普遍餓死人。湖北各縣死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鬆滋縣一九五九年餓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餓死一萬六。宜都縣有一萬四千餘人非正常死亡。

一九六○ 年底，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打電話到北京，對他的紅安縣老鄉、副總理李先念說：“李副總理，你就是砍了我腦殼，也要給我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活了。”可是國庫空虛，李先念也沒有辦法。他沉默了半晌才開口：“你就是砍了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斤糧食……” 李拿不出糧食給故鄉，他的許多湖北鄉親自然沒能熬過那場饑荒。

　　既是人禍，江蘇省富庶的江南水鄉也就逃不脫。溧水縣，近一萬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縣本應“常熟”，卻也死了一萬一千多。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從省會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裏，石臼湖與固城湖之間，有個原本很富庶的高淳縣（淳溪）。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後，寫了報告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開會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了，要反右傾了，你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於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縣委書記劉元撤職了事。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是首務，無人敢為民請命，糧荒不得舒解，形勢日益嚴重。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後，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莊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

　　長江北邊的高郵縣是又一個典型。該縣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萬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縣委第一書記夏雨和第二書記洪堅一並成為反右傾的靶子，被定為“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而撤職。新上任的縣委忙著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不去救人命。結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萬七千多。饑荒持續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郵縣餓死的三萬七千多人中，一萬七千多是兒童。

　　全國二十六省，全都餓死了人，無一例外。前麵未提及的省份，今列舉一二實例：遼寧台安縣，一九五九年就開始餓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糧僅四兩至七兩毛糧。吃七兩的可勉強活下來，吃四兩的便難逃一劫。那兩年間，人口減少了六萬，除去“外流二萬多人”，非正常死亡當在二萬以上。雲南鎮雄縣，一九五九、六○年兩年內有一萬人“非正常死亡”。陝西安康縣，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隊人均口糧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

　　全國兩千餘縣，沒人餓死的很少，有些地方隻是情況稍好、死亡數相對較低而已。如江西寧都縣和豐城縣，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兩千人上下。廣西橫縣，一九六○年“春夏間……因缺糧餓死一千四百人。”連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縣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

　　偉大領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糧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區農民就不行了，他們是被犧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區農村共有三點六萬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鄰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數為三萬五千多。東北重鎮沈陽的情況就更差一些，三年內共有六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萬五左右是歸沈陽市管轄的新民縣的農民，幾千人屬沈陽市管轄的遼中。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營養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顯。若將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則河南南陽市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就每年有幾百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數達一千以上。縣屬小城鎮的居民，凡與農民一樣無“商品糧”可買的，都是被犧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縣武陽鎮，僅一萬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

　　還有一批人是不該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補進網裏的右派，以及因“攻擊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而獲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學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雲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後又因與朋友議論大躍進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監獄裏，“和他關在一起的‘政治犯’們，大多是專家、學者、教授，憂國憂民而因言獲罪。他在那裏拜了許多老師，跟著學文學、學科學。後來，他的老師一個又一個悲慘地死去。二十五個人的大牢裏，隻剩下兩個人，餓得皮包骨……”沙雲青是其中之一。

　　“胡風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與丈夫、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一起入獄，一年後獲釋，被發配青海，旋又因“攻擊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饑饉時，她在牢房裏的任務是搬死屍，每天都有餓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勞改的右派、電影《智取華山》的導演巴鴻，及另外幾位演員的勞動任務稍有不同：挖墳坑，定額每人每天挖三個。男高音歌唱家兼音樂指揮莫桂新（女高音獨唱家張權的丈夫）葬身的墳穴，就是他們幾位電影工作者挖的。勞改犯死得太多，連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夠用了。興凱湖邊埋葬他們的的小丘崗上，所謂墓牌隻是一塊紅磚，用粉筆書寫著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場大雨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就成了無名野鬼。”

　　甘肅酒泉附近有個名叫夾邊溝的地方，“一九六○年……有兩千多名因各種原因挨整的幹部在夾邊溝勞改農場餓死。”該農場由於人犯基本死光而變成了荒涼的丘墟。離北京不遠的河北清河勞改農場死的人更多。僅其中的“五八三”分場就死了三百多。他們大多是北京西郊學院區送去的學生：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航空學院、鋼鐵學院、工業學院……

　　這批死者中，沒有名人。除了筆者的校友、清華大學電機係學生張心濤、劉雪峰外，能追尋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當年稍有名聲、平反後被人提及，在人世間留下了一點痕跡的幾位右派分子：自日本歸來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費明君，死於青海；自台灣赴大陸的美學家呂熒，死於河北清河；自香港歸來的作曲家陳歌辛，死於安徽；自美國歸來的化學家、蘭州大學副校長陳時偉，死於甘肅武威黃羊河勞改農場。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一個如今青年學子們所不知詳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