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黨和國家領導人照相

同黨和國家領導人照相

老武



國家領導人同中國地質應屆畢業生和“五七”界畢業生代表合影 1987年5月16日
第一排中為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往左依次為國家副主席烏蘭夫，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喬石，國家教委副主任朱開軒，往右依次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王兆國， 地質礦產部部長朱訓
點擊 這裏 可以下載 大尺寸的照片


   1987年5月，我離碩士研究生畢業早已進入倒計時了。大約在5月10號後的一天， 我們突然接到通知要選出代表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 接見。 我們那屆共有29名同學，有4個代表的名額。 大家 當時都不太清楚這是一次什麽性質的接見，估計除了和領導人合影外，還可能 有宴會和座談會。大家都覺得我敢提意見、敢說話，就把我選為代表之一。這次接見是為紀念劉少奇接見北京地質學院應屆畢業生20周 年而安排的，頗有重溫曆史的意味。

   1957年5月17日，當時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在中南海的一個會議室接見了北京地質學院應屆畢業生代表。 原北 京地質學院一直以劉少奇在中南海接見了畢業生代表引以為豪，津津樂道。那次接見也是劉少奇一生中的重要活動之一， 王光美在采 訪錄裏對這一事件也以專門的篇幅做了詳細的介紹；中共中央也將這次接見作為劉少奇在1957年的重大活動。關於那次接見的原因，王 光美的說法是，當時學生們給劉少奇寫信抱怨自己生不逢時，說要是早生幾十年也會像老一輩一樣轟轟烈烈地大幹一番事業， 可惜現在 隻能鑽山溝，希望少奇能見見他們。 王光美說她接到信後就轉給了劉少奇，劉少奇看後就欣然答應了接見北京地質勘探學院的畢業生代 表。 民間的說法是，當時北京地質學院的應屆畢業生即將離開學校，要奔赴工作崗位為國家尋找急需的礦產資源。 當時主管地質部工 作的副部長何長工（部長李四光）覺得應該有高級領導人為同學們打打氣，就直接給劉少奇打了個電話要求他接見一下畢業生代表， 劉 少奇就滿口答應了。 要知道何長工雖然職位不高，但在共產黨內資曆很老，威望很高，要不是因為當年在遵義會議上隻舉了半隻手， 後來受毛澤東的冷落，他當時的職位不會隻是個副部長。不管怎樣，何長工稱“偉大領袖”為“老毛”，劉少奇為“小劉”。 50多名應屆畢業 生代表在劉少奇的安排下被接進了中南海的一個會議室。劉少奇不但和他們合了影， 還一口氣講了三個多小時的話， 那個講話後來被 收入劉少奇文選。

   20年後物是人非， 當年的劉主席已在文革中被老大毛澤東發動的運動迫害致死，被釘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永遠開除黨籍， 撤銷其黨內外一切工作和職務。毛澤東死後，追隨他的人被自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一網打盡， 劉少奇才得以平反。北京地質學院在文 革中先是因為有著名的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和造反派頭目王大兵而蜚聲神州大地。 後來學校被逐出京城，幾經流浪， 最後在武漢落腳； 留在北京的大院被各單位瓜分， 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大雜院， 隻有教學大樓前用大理石做的毛澤東雕像寂寞地站在那裏， 和對麵北京 鋼鐵學院的另一個毛澤東雕像隔著學院路相望。 院裏不但有地質係統的單位，也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的一部分人。後來社科院 雖然在建國門修建了很氣派的辦公大樓，還是不肯搬出在地質大院內占據的房子。 我們上研究生的時候，大家都把學院路29號稱為地質 大院，而不叫地質學院。四人幫倒台後，開始恢複招生考試，一直不願意去武漢的前地質學院教師們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們給鄧小 平寫了一份信，請求在北京設立武漢地質學院北京研究生部。鄧小平大筆一揮就同意了，教師們對鄧小平做的這件事心存感激。我讀研 究生的時候， 院子裏的教育機構有三家， 除了武漢地質學院北京研究生部外， 還有地質礦產部幹部管理學院和中國地質科學院研究生 部。86年，地質礦產部為了整合大院裏的教育機構， 將三家合並， 成立了地質礦產部北京地質教育中心， 和武漢地質學院正式分開， 我就讀的中國地質科學院研究生部被改編為第八係。我們這次能夠分配到4個名額完全是巧合，和自己的成績和表現沒有什麽直接關係， 一來我們也是名正言順的地質教育中心學員，二來我們正好在87年應屆畢業。

   1957年劉少奇接見的隻是北京地質學院的應屆畢業生代表，而且這些都是本科生。1987年那次，籌劃這次活動的人將學生代表擴大為整 個地質院校的應屆畢業生代表，因此參加接見的除了以北京地質教育中心為主體外，還有武漢、長春、成都、西安和河北地質學院的應 屆畢業生代表。我們北京地質教育中心沒有本科畢業生，代表們基本上都是研究生，其餘學校的畢業生代表全為本科生，各學校的領導 也都來了陪同接見。大約是5月15日晚上， 我們這些將要參見接見的代表們在一個禮堂裏集中。進去一看， 竟然黑壓壓的一片人，其中 學生代表大約有80名，其中有幾個是非應屆畢業的研究生會學生幹部， 加上各學校的領導們總共有月100 人。大家先聽了注意事項，然 後領取了參加接見的請柬，之後就按身高安排座位，進行入座的演練。

   我們5月16日淩晨5點多就起床了，大約6點鍾在停車場集合，等大轎車送我們去人民大會堂，到達大會堂的時候剛過7點。 我們在大門口 出示了請柬，就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糊裏糊塗地來到了一個大廳。 這個大廳是什麽名字我當時也沒有在意，後來也記不清，它的大小和 一般大學裏的食堂差不多。我們到的時候， 大廳的兩端都擺上了凳子，我們的凳子在靠門的一端，第一排的椅子上都有標簽， 上麵寫 著領導人的姓名， 我們的位子和排演時的布局基本上一樣。我們到了大廳後，抓緊時間又做了一次實地的入座演練。 當時離接見的時 間（約9點）還遠， 組織者就叫我們在附近活動。 此時的人民大會堂非常空曠和寂靜，除了幾個工作人員和記者外，見不到黨和國家領 導人的影子。在大庭外，有休息的桌子和椅子， 一個年輕人和我們聊起了天。 通過交談才知道，他是一位新華社的記者，一、兩年前 剛從大學畢業，是被派來采訪這次接見活動的。他的任務是專門做文字記錄的， 還有別的同事專門做攝影的，各幹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他說，他這幾年就專門在人民大會堂采訪， 像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高校畢業生代表的還是第一次見到。

   大約9點鍾， 我們被叫去站好位子，領導人馬上就要來了。當我們找到自己的位子站好後， 放眼望去， 對麵也有一波人已經排好了， 也和我們一樣在等待受接見。 不一會，一群領導人不知從什麽地方鑽了出來，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迅速地在對麵方陣的第一排就坐，那 個方陣裏就傳來了熱烈的掌聲。那些記者們手腳也很利索， 閃光燈劈裏啪啦，三下五除二，很快就結束了照相。 就在我還雲裏霧裏的 時候，那些領導人在我們地質礦產部部長朱訓的陪同下已經來到了我們的方陣前，並迅速地在各自的位置上就坐， 我們也就本能地鼓起 掌來了，很快我們這個方陣也被搞定。領導人在照相結束後，就順著門往外走，絲毫沒有和我們交談的意思， 我們也沒有看清楚都來了 那些領導人。朱訓部長乘機趕緊追上鄧穎超、烏蘭夫、習仲勳等向他們介紹這些代表的來曆和20年前劉少奇接見北京地質學院的應屆畢 業生代表的事，這些人隨口就說了幾句話， 我們都沒有聽見， 後來被學校領導們和記者們說成什麽親切關懷和勉勵之類的官樣文字。 後來才知道， 我們對麵的那個方陣是台聯的， 領導人和我們照完相後就去和他們座談去了。我們照完相後就離開了大會堂， 乘大客車 去了位於西四的地礦部，在那裏我們聽部長朱訓講了兩個小時的話。 回到學校的時候，吃中午飯的時間已經過了， 我們隻好自己在小 灶裏買飯來吃。晚上的《新聞聯播》裏播出了早上我們受接見的文字和畫麵，也就不到半分鍾的時間。 我那天晚上沒有看電視，同學們 在轉瞬即逝的畫麵裏看到了我。

   我對這次接見活動比較失望，總有一些意猶未盡的感覺，既沒有被宴請，又沒有和黨和國家領導人麵對麵地交流，折騰了半天就拍了 個合影照。這些所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夠無聊的了，恐怕事先還不知道和什麽人照相，就稀裏糊塗地被安排來了，事後也不知道一天 都幹了那些革命工作。當然，代表們不能白白地和黨和國家領導人照相，照完後應該有所表示。 當天下午，我們參加接見的代表們被召 集在一起開座談會， 讓大家談感想，還要起草一個倡議書，號召全國大學畢業生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80年代初 ，清華大學的同學們提出了一個“從我做起， 從現在做起” 的口號，在全國高校出了一陣風頭。 由於我們這次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 親切接見，更應該有所表示，有人寄希望於我們提出更洪亮的口號，向全國大學生們發出更具鼓動性的倡議。 問題在於，這次參加接見 的學生代表以研究生居多，畢竟他們比本科生多吃過幾年飯，見多識廣， 不會因為和領導人和了個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麽了。 在座談 會上，本科生們多認為受接見是一種光榮，多傾向於使用慷慨激昂的詞匯，而研究生們則是冷眼旁觀，對這次接見表示出不夠盡興的態 度。對於在《光明日報》 上向全國大學生們發出倡議書，研究生們態度冷淡， 覺得有些滑稽。 後來由武漢地質學院的幾個本科生牽頭 寫了一個倡議書， 發表在《中國地質報》上，造成的影響小多了。

   雖然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對我們人沒有什麽得失，但對當時的地質教育中心無疑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當時， 領導們正在向國家教 育委員會申請“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的校名，在畢業生代表們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後，這個申請很快就被批準了。我畢業的時候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這一招牌正式掛在了學院路29號的大門口。

(老武在照片中的位置位於第四排，左起第五， 穿深灰色西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