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毛派的興衰史:中國的主席就是我們的主席!(轉載)

Ganesh Ueike，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West Bastar分部的書記，看起來像一個很有學識的紳士。

在他身上，人們很難看到叢林戰士的影子：沒有迷彩服，也沒有紅頭箍，雖然他在接受采訪的時候，剛剛從恰蒂斯加爾邦的叢林裏走出。


Ueike對記者說：“我們要將印度從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魔爪中解放出來。”

他所在的組織和其它一些信奉毛澤東主義的印度共產黨人一起，被統稱為毛派。他的前輩、前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總書記瑪瞿穆達曾在1968年說過：“中國的主席就是我們的主席。”

那些印度的毛主義者緊跟毛的理論――堅持階級鬥爭、人民戰爭，他們的核心思想就是土地革命。更重要的是，在1960年代中蘇分裂後，這些毛派分子堅定地站在中國的一邊。

真正的毛派革命始於1967年，他們在西孟加拉邦的納薩爾巴裏起義，這被看成印度人民戰爭的一個轉折點。

起義發生後，中共黨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春雷隆隆”(a peal of spring thunder，意譯)，對這一起義給予高度評價。

1969年，以武裝起義為鬥爭手段的印共(馬列)成立，但不到兩年，這個政黨就分裂了。總書記瑪瞿穆達的地位受到了挑戰。

1972年，他死於獄中。在整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印度毛派支離破碎，但是堅持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和人民戰爭理論，仍然是他們的共同點。

1971年的孟加拉戰爭對毛派來說也是一個重大打擊。因為中國和巴基斯坦的良好關係，所以，印度毛派中的一些人在這場戰爭中站在了巴基斯坦一方，這種舉動很難被印度國內民眾的情感所接受，也進一步削弱了毛派的力量。

有意思的是，在整個分裂的過程中，親瑪瞿穆達的毛派還在七十年代年代分裂成了支持林彪和反對林彪的兩股勢力。

分裂後，印度毛派陷於沉寂。直到1993年4月11日，讀者在《印度時報》上又讀到了一段文字：“極左分子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有明顯的回潮趨勢。”

毛派回來了。從1993年至今，印度綿延的貧困山區為毛派提供了舞台，他們的勢力也從原來的4個邦擴展到印度28個邦中的13個邦。

1992年，印度前總理拉奧誠懇地向民眾道歉，認為政府始終沒有解決好土地改革的問題，而相關的承諾其實早在獨立前就已經做出。此後，一個選舉接一個選舉，貧困地區農民的生活並為因此改善。而毛派的核心目標――土地革命正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最大資本。在印度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印度農民的自殺率近年來也扶搖直上，社會分化加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印度的情報人員估計，目前的毛派武裝人員大概有兩萬人之多，僅去年一年就造成了近千人喪生，他們毀壞鐵路，搶銀行，劫獄，讓自己經常出現在印度報紙的頭版。

盡管如此，和Ueike一起呆在恰蒂斯加爾邦叢林裏的Gopanna Markam很難看到報紙上關於他們的報道。他也不是很了解外麵的世界。但他仍然非常堅定地說：“我們要讓人民明白，改變他們的生活，要靠武裝鬥爭，而不是選票。”

Markam是一支小部隊的頭目，他描述著他們的目標：“這是一場人民戰爭，一場曠日持久的人民戰爭。”

印度研究毛派的專家Talik Gupta說，印度媒體總是將毛派稱為毫無群眾基礎的“幼稚恐怖主義組織”，這歪曲了事實。他們一直在為窮人戰鬥，並已經發展出了遊擊戰爭和根據地。當然，對於他們來說，如何突破毛的思想框架，建立符合印度情況的戰略，同樣是一個課題。

在1990年代，毛派內部就有人主張，不要再指責改革開放的中國為修正主義。之前，他們認為，中國的後繼領導人背棄了毛澤東思想。

印度毛派領袖相信，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發展，而他們的理論變化是，不再用上所有的力量去打贏一場戰爭，而是一邊采取偷襲戰術，一邊鞏固自己的根據地，毛澤東的遊擊戰爭思想對他們的影響很深。

短短時間內，從尼泊爾邊境到印度東部，一條紅色走廊已然形成。在這條紅色走廊上，聚集著像比哈爾邦這樣印度最窮的地方，山脈險峻、叢林連綿，遊擊隊在許多地方麵對的都是缺員多達35%的印度警察和他們落後的武器。

在許多地區，毛派遊擊隊已經取代政府來管理當地，並依靠稅收來維持自己的生存。比如恰蒂斯加爾邦的叢林裏盛產竹子，毛派就向往來於叢林的竹子商人收取賦稅，並要求當地的道路建設公司同樣為之。而當政府帶領軍隊來到山區清剿毛派的時候，他們總是能受到當地農民的保護。印度毛派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們建立了嚴密的地下組織，這使得不了解當地情況的軍隊和警察很難對他們有所行動。但是，他們的勢力也僅僅限於農村，隨著印度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無法接受毛派這樣的極端組織，而像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卻可以憑借自己的高效獲得民眾的支持，取得包括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在內的地方執政權。

去年夏天開始，恰蒂斯加爾邦當地政府組織了一場反毛派運動，稱為“和平行動”。政府將民眾從叢林中的村落遷出，讓他們住進官方興建的帳篷，一些被懷疑是毛派同情者的村民紛紛被捕。這些帳篷隨後被警察、民兵和當地武裝起來的青年保衛起來。政府給願意參加保衛工作的青年發放每月35美元的薪水，這在當地已經是非常高的工資了。

“除非你切斷疾病的源頭，否則疾病仍將存在。”當地一個有影響力的土著政治家告訴記者，“疾病的源頭就是人，是村民。”隔離並沒有讓毛派屈服。相反，雙方的拉鋸卻讓村民們備感威脅。Kotrapal村的村民Baman講述了自己的悲慘經曆。去年夏天，“和平行動”組織了一次會議，人們威脅Baman說，如果他不說出毛派分子的名字，就將被毆打。心懷恐懼的Baman隻好說出了一些人的名字。兩天後，毛派又召集村民開會，此前泄密的Baman被痛打一頓。

他指著遠處被毀壞的幾棟房子說，一棟是毛派分子所毀，因為他們懷疑房子的主人是警察的情報員；而另外一座房子被毀則是因為它被懷疑為毛派分子居住。

在這樣的拉鋸之間，印度政府已經切實感覺到了毛派的威脅。在8月15日的國慶日講話中，印度總理辛格將毛派視為國內安全的兩大威脅之一。

2005年，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也公開表示：“我們不清楚這些武裝組織為何盜用中國領袖毛澤東的名字；而且我們也不喜歡這樣。他們要這樣稱呼自己，我們也沒有辦法；但中國與他們從來沒有任何關係，中國境內也沒有任何組織或團體與他們有任何聯係。”

從1976年毛澤東逝世以後，專注於經濟改革的中國就和印度毛派切斷了哪怕情感上的聯係。但這並不影響虔誠的毛主義者對那些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理論頂禮膜拜。

印共(毛)發言人阿薩德在今年7月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任何熟悉印度毛澤東主義運動曆史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我們的運動麵臨巨大的困難和不利於革命的強弱對比時，印度真正的毛澤東主義者從沒有猶豫不決或者離開他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通過人民持久戰奪取政權的路線。他們不僅拒絕議會路線，而且也與那些以策略為名義參與選舉的政黨鬥爭。當然，也有一些假的革命政黨最終墮落為議會黨派，但這暴露了他們是打著馬列毛主義旗幟的修正主義政黨。

Markam當然讚成這樣的表述，他們日複一日地在叢林裏自造粗糙的武器，睡在防水油布上，準備下一階段的革命，雖然他們至今仍然沒有多少實際控製的土地。在Markam身邊站著一個看起來不到12歲的男孩，手裏握著家庭作坊製造的步槍。很少有人相信這支年輕的隊伍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