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之通

  縱目於我華夏千載文明之中，風颯颯，雨瀟瀟，在那狼煙四起、群雄逐鹿的時代，一群天縱之聖款款而至。正是他們，締造了我璀璨而經久不衰的中華文化。九流百家，爭鳴於亂世而治於治世。《易》雲：“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書》又曰：“為善不同，同歸於治。”儒家雲入仕，不可懷寶迷邦，講究修齊治平；道家講出仕，不為冠冕肆誌，崇尚清靜無為。墨家兼愛非攻，承禹舜之德；法家賞罰明分，成霸王之道。由此觀之，似有雲泥之分，天淵之別，請略陳固陋，不勝惶恐。

  蘇子曰：“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我又何羨呼？”這是典型的道家思想，南華子雲：“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亦如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視之，則萬物皆也。”蘇軾，眾所周知，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作品可謂是婦孺皆知了，典型的知識分子。蘇東坡也做過抱關擊柝之類的小官，曾經也將自己的一片熱忱撒在大宋社稷之上，即使在被貶謫之後，仍為再次晉升而努力過，可謂是積極入仕者也。但“萬物皆也”的思想卻是極其消極的，萬物之間既然沒有分別，為何還要為軒冕肆誌，為貧約趨俗呢？貧賤亦可驕人，這就是出仕心理。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裏，長久以來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積極入仕還是消極出仕，有些人把這種矛盾心理解釋為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衝突，而在下卻不以為然，相反，我卻認為這正是儒道完美結合的體現。人皆有私心，如若一個人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能愛惜的話，何談去愛惜他人？入仕固然好，可以在人前顯貴，亦能光宗耀祖，讀書學古的同時，能有此獲，何樂不為哉？所以在做學問之初，儒家的入仕思想可以鞭策人們加以力索。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所謂高步急癲，有居廟堂之日，亦有淪落江湖之時，及已至是，身處貧賤，則富貴榮寵之事皆為剌繆之辭，動力已成阻力，而出仕思想則能於此時給人以安慰，荀子曰：“誌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無輕矣。”莊子雲：“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人應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在厄境中，藐視富貴則是最有效的治心良藥，如此看來，原本消極的出仕思想，也有積極的一麵。這兩種思想相反相成，而又相輔相形，描繪出了獨具特色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形象。

  古人總是願意以“天”來說明自己的思想，就像西方人的“God”；咱們有天子，他們有“Jesus”。文化與文化之間，總能存在這樣一些相通之處。在中國文化中有一個永久的論題就是，集大成者荀子所提出的“天人合一”，老子中常有“天之道”“人之道”一類的說法，譬如“天之道，損有餘而益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金庸先生也用這句話作為射雕三部曲中最高深的秘籍《九陰真經》的開篇之語。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莊子說：“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人崇拜天，正是因為天有神的外表而又不失人的品質，它有大美而不言，有明法而不議，成萬物之理而不說。古人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也就是說人要知天命，墨子運用這一點引出了兼愛，他說人要聽從上蒼的安排，天要人去做什麽，人就應當照辦，而天必然希望人相愛相親，不希望人相互賊害，所以世人要兼愛以順天命。但如何做到“兼愛”呢？曰：愛人如己也。這不正是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嗎？孔子的學說是複周公之禮，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之謂也，而墨子的學說乃承禹舜之德，《書》曰：“舜之盛德，罪疑唯輕，功疑唯重，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禹之盛德，克勤於邦，克儉與家。其唯不恰，天下莫能與爭能；其唯不伐，天下莫能與爭功。”是故墨子崇尚的是舜的謙和與禹的節儉。曾子曰：“夫子之道以一貫之。”曰：“忠恕而已。”這“恕”字便是聯結儒墨兩家關鍵了。

  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小子鬥膽以五行相擬：道家如水，它可高可低，可尊可賤，高而不矜，卑而不怨，不惡汙而能潔物，欲得而不可持於手，無為則常隨於身，吉光片羽，一鱗半爪則足以使人心曠，此聖人之相也；儒家似風，風與木同，皆以巽相，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風，必偃。”，故儒墨之德如春風拂麵，和緩而悠揚，無所不至，所到之處，必風行而草堰；法家烈如火，嚴如金，鐵麵無私，心腸似鋼，令行禁止，賞如春雨降臨，罰似暴風雷震，神聖亦不可解；我佛慈悲，相如土築，總是菩薩低眉般地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當作如是觀。”

  《大學》雲：“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天下間沒有絕對的東西，諸子百家的個性不一定是我文化中的精華，例如莊子之狂，孟子之倔，韓非之狠，孫子之詭，老子之逸與孔子之泥。但其共通之處必是精華所在。去其偏激之末，則見中庸之本，君子之道中庸也。中庸，我中華之道也。竊以不遜，托於無能之辭，芻言繁雜，不勝惶恐。

　　　　　　　　　　　　　　　　　孤鶴　於亞特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