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讀阿紮爾·納菲西（Azar Nafisi）寫的《在德黑蘭讀洛麗塔》一書。手頭的這本書是由朱孟勳譯，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的。
作者阿紮爾·納菲西有著非常不同尋常的經曆
朱孟勳的譯文非常生動，更使得這本書非常引人入勝，讀不釋手。
騰訊讀書的網頁這樣介紹這本書：
伊朗女學者阿紮爾·納菲西從海外歸來到祖國伊朗的大學中任教西方文學課程，卻正好遇到伊斯蘭革命，她所選用的《洛麗塔》等經典西方文學作品均為政府明令禁止的篇目；而在生活上，她也不滿於政府對於女性穿著與行為的種種限製。就在革命最激烈的時期，作者還是堅持自己的自由思想，並在秘密組織的晨間與晚間的秘密讀書會上引導她的學生們體會這些經典作品。在政府的高壓下，甚至是警報聲的伴隨下，這些對於作品中人物與命運的討論讓她的學生們愈發領悟到自由與自我的意義。她和她的學生們秘密而堅持的反抗，在政府強製要求女性戴麵紗著黑袍的時候，私下悄悄地化妝、塗指甲油，她們有自己的夢想和追求，期盼著美好的未來。在麵紗和黑袍的束縛下，卻藏著她們五彩繽紛的夢。而閱讀，則是她們作為個體的最後也是最不能放棄的堅持抗爭、追求自由的方式。
書中有下麵這樣一段描寫，雖然似乎很可笑，但使人回想起所體驗過的類似經曆：
我反複思量，有一則秘聞軼事，應該最能詮釋這種自我否定和自相矛盾的煉獄，這則秘聞和類似的軼事一樣，挑激虛構的情節成為它自己的暗喻。
到1994 年為止，伊朗的電影審查主官是瞎的，或說幾乎是瞎的。擔任電檢官之前，他是戲劇審查官。有位編劇朋友曾描述給我聽，說他坐在劇場裏，臉上戴的厚鏡片似乎擋住的東西比顯現的還多。坐一旁的助理將舞台上的演出解說給他聽，他則口述哪幾段需要砍掉。
1994年以後，這位審查官成為新電視台的主管，他在電視台的作法更上一層樓，要求編劇將劇本製作成錄音帶給他，編劇們不得以任何方式美化或誇大其劇本，他再根據錄音帶評判腳本。但更有意思的是，後來接替他的人並沒有瞎，至少生理上沒有，卻依然承襲他的作法。
盲目的審查官透過無色彩的鏡片，塑造出我們在神學士統治下的世界。蒙上這層古怪色彩的不隻是我們的現實，還包括我們的想象，這世界的電檢官重新排列組合現實的功力，足堪與騷人墨客匹敵，因此我們既是想象中的自己，也是別人編造的假象。
我們所處的文化否認文學作品的價值，認為文學作品唯有能為另一種看似更急迫的議題（也就是意識形態）服務時，才算重要。這個國家把一切動作姿態，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全都泛政治化。我頭巾或父親領帶的顏色，是西方腐敗與帝國主義思想的象征。不蓄胡、與異性握手、在公眾集會中拍手或吹口哨，同樣被視為西化的作風，因此也是墮落的，是帝國主義者企圖顛覆本土文化的陰謀之一。
前幾年有些伊朗國會議員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審查國家電視台的播出內容。該委員會發表了一篇繁冗的報告，譴責《比利·巴德》（Billy Budd，編按： 美國１９世紀小說家、《白鯨記》作者梅爾維爾的中篇小說，描寫一個受虐船員在衝動之下將施暴的紀律官殺死，最後受絞刑結束其悲慘的一生。這裏應為眾多改編的電影或影集之一）的播出，據委員會的說辭，是因為該故事倡導男同性戀。諷刺的是，伊朗電視台的節目製作人選那部片子的主要原因是劇中沒有女性角色。卡通版的《環遊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也遭糾舉，因為劇中的要角獅子來自英國，而且影片結束於帝國主義的大本營，倫敦。
我們這一班就在如此環境下形成，企圖每周偷幾小時避開盲眼審查官的監視。在那間起居室裏，我們重新發現我們仍活著，是活生生的人；不論局勢多麽惡劣，不論我們遭到多大的脅迫與驚嚇，我們和洛麗塔一樣，仍設法逃脫，以爭取屬於自己的有限自由空間。和洛麗塔一樣，我們把握每個機會去誇耀自己的不服從，例如從頭巾底下露出些許發絲，偷機取巧，在我們單調劃一的打扮中摻入少許色彩，留長指甲，談戀愛，聽禁歌。
荒謬的虛構本質宰製著我們的生活。我們設法活在開闊的空間，活在已成為我們保護殼的起居室和屋外審查官的妖魔世界之間所形成的漏洞。這兩個世界何者較真實，我們又究竟屬於何者？我們再也不知道答案。或許要找出真相，隻有努力發揮想象力，清晰道出這兩個世界的模樣，並在這過程中，賦予我們的夢想和身分一個具體的形式。（網上有書的全文：http://book.qq.com/s/book/0/23/23303/index.shtml）
作者在書的開始提到她常掛在嘴邊的叮嚀：“無論是什麽情況，千萬別把小說當成現實人生的翻版，而小看了它；我們在小說中探求的並非現實，而是真相的頓悟。”
政府審查官，無論是古代，近代，西方，東方的，包括新聞，書籍，或是文藝作品的審查官，無論他們是生理上的視力有缺陷，或是透過無色彩的鏡片，有特定色彩的鏡片，來進行審查，其結果都幾乎是一樣的，憑官方的意誌來限製人民大眾, 對“通不過”的內容進行刪除，禁止。有時候甚至采取極端的手段，比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至少在中國讀書識字的人中恐怕都銘記在心。
值得慶幸的是，這種官方的審查具有很強的時代性，為人民喜愛的好的文字，作品終究會超越任何時代的當政者的初衷，流傳下來。盡管不斷有這種官方的審查，但“被禁”的好作品仍源源不斷出現的另一個原因，歸功於世間總有猶如林語堂所下定義的執著文人：
作文人而不準備作文妓，就隻有一途：就是帶點丈夫氣，說自己胸中的話，不要取媚於世，這樣身分自會高點。要有膽量，獨抒己見，不隨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見的話，所見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寫是優美動人之文，獨來獨往，存真保誠，有骨氣，有識見，有操守，這樣的文人是做得的。
這段話摘自其女林太乙所著《林語堂傳》【念如斯】一文。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省龍溪人，名玉堂，後改為語堂。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德國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英文係主任、廈門大學文學院院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術與文學主任、國際筆會副會長等職。1940年和1950年兩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逝世，葬於台北陽明山仰德大道林語堂故居。
抱歉，錯了。改過來了。謝謝。